法律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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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近读党史，觉得在中国语境中，不理清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实在难以有学问上的精进，否则，这种书斋里的想像只是自娱自乐，仿佛自行在挑战一个数学题上的解题技巧，如同郎咸平所讲，解题技巧只是一个匠或器的层次，不能登堂入室，深得个中奥妙之处，追寻其原理。在那本当今很火的江平先生八十自述的序言中，转述李慎之先生的话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精辟之至，想一想，政治制度上的反宪政化导致宪法文本化，因此，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刑诉法以及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民商或许偏安一隅，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体制上的问题不解决，司法就不会有独立的地位，那么，任何的裁判或决定都可能在干预中扭曲。再联系到法学教育，其没落之速让人惊讶，师德败坏，贩卖学历，交易论文，让一切的学问贬值，其实，这不过是整个文化教育或文化管理体制的一个部分、一个缩影。其根本也与政治不无关系。江平先生从一个民法学者侧重于“关心宪政，关系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是很有远见的，虽然，实际个人的努力成效甚微，但没有无数个体的声音，如何形成思潮，继而被社会认同？如果没有个体的自觉和自省，何以有团体或社团的结合？法律不能无限沉溺于技术细节，而在干预面前低眉顺眼，成为婢女。但真要解开这个千年文化之结，恐怕还要有无数法律人自觉的努力。读书，思考，思考，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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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错不错，是这个理。但是想想辛亥革命、袁、孙、蒋、毛……直到今天，一路下来，还有很多纠结，难以解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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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如果说每一个学科以至于每一个部门法都有其精深之处，沉溺于其中能得到若干智识上的乐趣，但是，仅有这种狭隘的自娱自乐，恐怕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要把一个法律命题解开，弄清其结果、关系、因果，难道技术真是中立的吗？法学技术能“杯葛”价值吗？难道探讨价值能无关乎政治吗？没有社会的正义，也不会有法的正义，君不见，在当前的法学教育中，我们砍削了法哲学，让法理学变成了意识形态读本，同时，我们也不能保证学了的刑法、刑诉法或者民法能保证什么，有人来咨询法律纠纷，而我们却往往要劝他们息诉罢访，做个缩头乌龟，让他们远离司法的是非圈，通过私力来私了。法不能提供给我们稳定的预期，扭曲了正常社会所要求的正常行为，那么，我们法律人的存在价值还有多少？难道只是随着经济变革的深入，让法学的技术成为愚弄民众的手段，而让法的灵魂熄灭？
    所谓绕不开的，就要去面对，寻求哪怕微薄的破解之道。一部分法律人顺应时世，成为经济利益的弄潮儿，一些相对不那么时兴的学科在坠落，在边缘化，虽然有个别的偶然因素的刺激，如检察理论研究刺激了宪政的研究，但总体而言，法律人也处在分裂之中，如同整个社会阶层。一些人攫取了话语权，摇头摆尾，贩卖一些劣质的、很快就会被遗忘的学问，其实，仔细看来，这些不过是应景之作，以为附和和符合了某些时代的要求，但其从属性却是注定了的。主导的意识形态调整了，他们就得随时准备好变换立场，自命为学者，其实在别人看来不过是一个棒槌。如果不能及时攫取到足够的资源，升高自己的阶层，同样不免边缘化的命运。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当你以为上岸时，其实半截还在水里呢。人生在世，不能像动物那样只知道生理上的需求，难道做人不要发挥点社会价值吗？消费了那么多宝贵的资源，难道不要为社会奉献点什么？那么正在抱怨道德败坏的学人，能将批判的眼光转让自己吗？看看自己的嘴脸，然后哪怕干一点好事，为社会正面的付出一点，恐怕更有意义一些。
    你的心灵超不过一座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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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昨看到冯象先生在《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其中一段专讲法律的话很好，下面摘引：
  “法学的根基，不在法条学理、办案审判等“经世致用”技术性知识。这些知识当然有用，……但是不出十年二十年，今天我们阅读参考的那些立法原理、司法学说、案例分析，甚至大部头多卷本的权威著作，无一例外，都会过时，被后人重写或遗忘。……所以无论中外，称得上法学的传世之作，历来只有两类：一类有点勉强，就是选入课本逼着学生啃的那些哲人的片段论述……)；另一类研究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演变，则属于广义的史学，即优秀的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著作。而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恰是新法治的开端，其寄生之曲折、影响之复杂、掩饰的策略、面临的困境，连同职业道德伦理责任的崩溃和腐败化为权利之崛起，正是一流法史的素材与课题。”
    法学教育错误地将学生塑造为纯粹的知识型的材料，以为学问就是书斋里的求索，但是，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如果在封闭中研究学理，以及那些很快就会被淘汰的法条注疏，这该是多大的精神浪费，该是多大的悲哀。一个许霆案可以震动整个刑法学界，一个赵作海案就让整个司法蒙羞，这些不胜数的个案大大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如果当初不那么……该多么好！为什么不能本着基本的正义谨慎地作出裁判？掩蔽了对社会的神经观感，以为就此是一个可以挺直腰杆的法律人，且让我们假设这种正当性吧，但是，这就够了吗？我们把无辜的人送进监狱，毁了他的人生，毁了他的家庭，毁了一部分对司法的信仰，瞧瞧我们都干些了什么！我们的后人该怎样评价我们，怎样评价我们所处的社会，然后质问我们，当初，那些在当场的你们到哪儿去了，起了什么作用？
    正义需要民主的养分，需要把裁判放到社会的天平上去衡量，放到个人良心上去掂量。难道良心不需要一个制度的保障？说什么“虽然应该怎样怎样，但是……”，启蒙了九十年，为什么反而越来越蒙昧和愚昧呢？
   下面依旧摘引冯象先生的话：
  “中国法学和法律教育须具备起码的史识，才能走出新法治话语的寄生领地，抗拒“灭人之史”；才能使受教育者如自由的雅典人那样，获得为有效履行公民义务、投身公共政治而必需的美德和智慧。否则，当“文明”建成异化之日，凡自称其公民者，必再一次受到立法者梭伦的谴责(《残篇》之十一)：

将来你们感到悲伤，做错了事，
不要把责任推给众神；
是你们自己把力量交给了[僭主]......
人人跟随这狐狸的脚印，
大家脑子空空，
只晓得听他摇舌，花言巧语，
从来不看他实际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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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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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昨天参加一个神仙会，聆得一席高见，有一点感想。
  当前司法所承受的社会压力真可谓有目共睹，分析其中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体制上的，一个体制决定一种文化（或者说二者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命题），法制要求规则之制，但举世滔滔，皆无所畏惧，不讲规则和秩序，所以，宝贵的法治资源本应面向少数严重的事件或群体，如今却不得不面向诉讼狂潮，几近崩溃，但可悲的是，即便法律人付出了这么多，司法权威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让一些个案搞的灰头土脸。
  一种说法是，传统文化的糟粕依然存在，在官与民之间缺乏一个足够强大的利益群体，并以其专业性取得社会公认，得享一定的自治或管辖的权威，大而化之，司法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文化，但终归是政治，是我们的政治是否能容忍产生一个体制外的利益群体。这不但是肚量，也是远见卓识的问题。在统一制国家，如果不放开一条口子，让政府之外的力量有一定的生长，这种利益群体是无法产生出来的。重要的不是及时将体制外的力量纳入到体制内，而是培育多元化的利益群体，让其与利益诉求结合起来，民主的基础是力量的制衡，一级化的体制只有威权。
  我们越来越多地承认普世价值，承认中国特色建构在普世价值基础之上，甚至普世价值要占多数，特色的东西只占少数。如果共识如此，恐怕在多年强调对抗基础上的中国特色，要多让位于追寻特色底下的普世价值，因为不单是和谐的中国，也要是和谐的世界。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是解放全人类吗？把特色转化为普世的东西，不若在尊重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强调一下特色，在万绿的底色上点一抹红，红的耀眼，红的自然，这样人与自然，中国与世界会更和谐了吧？

广文馆博士

楼主能否介绍下德国法律与政治的经典著作？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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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的法治进程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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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转化成法律问题，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转化为政治问题，

为何？有何区别？


法律问题的解决靠的是说理，

政治问题的解决靠的是强权，
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家必与专制与压榨为伴，

一个泛法律化的国家必和民主与自由为邻，

一个国家的文明化程度就是把政治问题转化法律问题的程度！

这也是法治与假法治真独裁的区别！

注：人民政治上的专制，决不能保障他们的免于经济上的奴役。———普列汉诺夫

     没有民主的法制与法律，就像列宁说过：宪法就是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张而已！而在中国法律就是连一张纸也不如，充其量是某些人的卫生纸而已，屁股上有屎了，才会用着，其他时候视为具文！

  政治是通往奴役之道。法律之治才能踏上自由之途！

orientsir

民主与法制不是改革所能承担的课题。

心馨文墨

法律总是政治的法律，因为法律总体现政治上层的意愿
政治应是法律的政治，这样才符合民主政治的时代趋势

pinggu

这两个是肯定的密切相关的，尤其是法律的地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