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海外药物临床试验兴盛 监管体系存致命漏洞

amdeigo

核心提示：越来越多的西方制药公司代表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他们去往不同的城市进行药物临床试验，参加试验的城市越来越多，战线拉得越来越长。等到药品上市之后，随着销量的上升，副作用的报告也随之激增。原本是治病救人的药物，缘何成了患者的催命符？

文_Donald L. Barlett、James B. Steele  编译_凌奥幸


80%

仅在2008年，美国FDA收到的新药物申请中就有80%拥有海外临床试验数据。海外临床试验成为了当今的潮流，美国排名前20的制药公司将它们1/3的临床试验放在了其他国家。

0.7%

对于这些海外试验，美国FDA很少去做独立调查，而是完全依赖制药公司的数据。2008年，美国FDA只对本土试验1.9%的案例进行了调查，而对于那些海外项目，抽查比例则只有少得可怜的0.7%。

罗马尼亚东北部城市雅西，突尼斯北部小镇Megrine，爱沙尼亚最古老的城市塔尔图，中国东北部工业中心沈阳……这几个城市排列在一起，你一定看不出它们有任何相关之处。

事实上，它们不是什么旅游胜地，而是药品行业内部热门的“试验点”——美国各大制药公司纷纷向上述几个城市派出药探子，寻找愿意参与临床药物试验的病人，之后说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它们的药物在美国合法上市。对于药品制造业来说，这是所谓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噩耗。

过往，美国治疗慢性病、传染病、精神病以及提高床事效率的药品，多数都在美国本土或欧洲进行临床试验。1990年，仅有271例临床试验在海外进行；而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激增到6485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统计显示，自2000年以来，一共有58788例临床试验在美国以外的173个国家进行。仅在2008年，美国FDA收到的新药物申请中就有80%拥有海外临床试验数据。海外临床试验成为了当今的潮流，美国排名前20的制药公司将它们1/3的临床试验放在了其他国家。

海外小白鼠

对于制药公司来说，海外临床试验的好处显而易见：在那些人均收入水平只有每天几美元的国家进行试验，可以大大缩减成本和开销，而且在这些地区更容易招募试验者，他们往往不认为自己是试验的小白鼠，而是相信自己在真正地治病。此外，在这些地区更容易发现一些“新鲜”的病人，在那些从来没有治过病、吃过药的人身上进行药物试验，往往能够取得最佳效果。最关键的是，很多海外国家在医药监管方面有漏洞，美国FDA对海外临床试验也没有做太多监管，所以制药公司大可说它们想说的，做它们想做的。

现在，虽然仍有一些临床试验在发达国家进行，但更多的则集中在贫穷国家，试验参与者很多根本不识字，只会按个手印或画个叉便签署了自己的卖身契。摊开世界地图你会发现，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药公司进行海外临床药物试验的地点大都集中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76项试验在孟加拉国、马拉维有61项、俄罗斯有1513项、罗马尼亚有876项、秘鲁有494项……其中，最为集中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印度，分别进行过1861和1457项临床药物试验。

当美国人对国外那些稀奇古怪的地名仍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殊不知自己药箱里的小药丸都曾在那些城市进行过试验，辉瑞公司的抗炎药西乐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曾对290项有关西乐葆的临床试验进行统计，其中183项在美国进行，这意味着剩下的107项是在海外进行的。但事实上，根据《名利场》的一项非正式调查，不少于207项相关试验是在至少36个国家进行的。

后来，西乐葆被证实容易引起中风和心脏病，虽然辉瑞制药一度宣扬此药可以减慢老年痴呆症的进程，但很快英国皇家医学会又在西乐葆上发现了更多副作用。这个曾经在2004年全年销量达到33亿美元的药物，从此在市场上迅速走低。

FDA与“救星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制药公司进行大规模海外药物临床试验是钻了美国FDA监管的空子。一种新研发出的药物，如果在美国本土的试验中没有得出有益结果，那么制药公司便会寻求国外试验来帮助该药物通过FDA审核。对于制药公司来说，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啻为救星一般，所以它们也将之昵称为“救星国”。

泰利霉素是一个被“救星国”拯救的典型例子。这种针对呼吸道病菌的抗生素药物，由法国的安万特公司（后来重组更名为“赛诺菲-安万特”公司）于20世纪90年代研制出来。2004年愚人节，美国FDA基于制药公司在匈牙利、摩洛哥、突尼斯以及土耳其的试验结果，批准泰利霉素安全合法。而就在审核结果公布前的一个月，阿拉巴马州一位名叫安妮·柯克曼的医生便因替安万特虚假填报药物试验者名单而被判入狱57个月。即便如此，这种药物还是顺利拿到了美国FDA的许可。

随着时间的推移，服用泰利霉素的病人越来越多，美国FDA开始接获此药副作用的报告。当时，制药公司正在数个海外国家的4000名婴儿身上对泰利霉素在治疗耳朵感染以及扁桃体发炎方面的疗效进行试验，有些试验幼儿甚至不到6个月大，这引起了美国FDA内部研究人员的极大担忧。一名审核员说，在没有任何明显药效证据的情况下，将儿童作为试验者并暴露在药物环境下，于情于理都是不正确的。

2006年，在国会的干涉之下，美国FDA终于下令赛诺菲-安万特停止该项试验。不到一年之后，国会对“泰利霉素审核通过”一事举行听证会。此前一天，美国FDA突然要求对该类药物标记“黑框”警告。至此，美国FDA已经接获93份关于该药品副作用的报告，其中导致12名病人死亡。在国会听证会上，曾在FDA供职十年的药品主审官戴维·罗斯详细阐述了在药品审核和监管方面的过失：“FDA违反了自己制定的原则，使得病人无辜死去，并在内部人员反对的情况下让儿童参与药物临床试验。FDA无视制药公司的鬼把戏，在明知数据不可靠的情况下向大众承诺此例药物的安全性。”

承包商的利益链

拥有一个有效的监管体系，首先必须有一个明确而强有力的领导，以及自上而下的运作流程。但是在美国现代药物检验中，这一体系并不存在。20世纪90年代，在制药公司开始大举将药物临床试验搬到海外的同时，它们也渐渐地将这些试验以及所有药物研发流程外包给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

过去，这些临床试验一般由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医疗人员进行，虽不尽完美，但至少能遵循基本医疗准则。而自由的市场则改变了一切，现在临床试验往往由独立的承包商进行，他们从美国及海外国家雇佣潜在的病人，自己制定准则，并独立操作试验完成报告，找人代笔写相关研究论文并发表在医学期刊上，进而创造出一整套的市场宣传计划。有时为了试验项目，在前线工作的技术人员（而不是科学家）甚至还会将试验者隔离供养起来，然后投食药片，收集试验者的尿样、血样。整个流程，看起来和畜牧业没什么两样。

这些“药物研究承包商”一年的营收加起来大约有200亿美元，他们的身影遍及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承包商是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昆泰跨国公司，其在60个国家拥有23000名雇员。该公司宣称，在全世界卖得最好的前30种药物的研发和上市过程中，他们都贡献了汗马功劳。

不仅仅是私人承包商，那些夸夸其谈某种药品“完全安全”的医生，也往往已经从制药公司那里拿了上万美元的回扣。根据一家非营利新闻机构的调查，2009年以来有17000名医生确认从制药公司收取费用，以帮助宣传它们的药品。这些公司给予的经济回报，迎来了贫穷国家医生的一致喝彩。一名药物试验承包公司的管理人员说：“在俄罗斯，一名医生的月薪只有200美元，但为制药公司每申请一名参与试验的老年痴呆症患者，便可以给他带来5000美元的报酬。”

对于这些海外试验，美国FDA很少去做独立调查，而是完全依赖制药公司的数据。2008年，美国FDA只对本土试验1.9%的案例进行了调查，而对于那些海外项目，抽查比例则只有少得可怜的0.7%。这直接导致了信息不共享——当一家公司在海外试验中发现某种药品副作用强大并导致病人死亡后，它们往往会将此结果秘密封存；而另外一家公司则完全有可能在几年之后重蹈其覆辙。

2007到2008年，上百名美国病人因为服用一种血液稀释肝素而导致强烈过敏反应，后怀疑药物是在中国常州的厂房生产时受到了污染。从事件发生到搜寻到污染源，美国FDA花费了数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因为服用此药而致死的病人数目已经达到了200例。最无厘头的事情发生在最后：美国FDA确实对生产此药品的中国工厂进行了检查，但是他们弄错了名字，监测了另外一家毫不相关的工厂。

这个例子还算好的，至少FDA还知道药品是在哪个国家制造的。而在多数情况下，美国FDA根本不知晓药品来源于何处，更不知道它们在哪里接受临床试验。

一个孩子=350美元

海外药物试验并未受到人们的关注，而那些在儿童身上所进行的试验则更鲜为人知。阿根廷的圣地亚哥埃特省是这个国家最贫穷的地区之一。2008年，该地区共有14名参加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肝炎疫苗临床试验的婴儿在试验中死亡。他们的父母有些是文盲，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在参加临床试验。而那些当地的医生，据称每成功注册一名婴儿就能得到350美元的回报。

阿根廷政府对葛兰素史克及其雇佣的两家药物试验承包商做出了罚款。但是这家英国公司仍然声称，14名儿童的死亡率并没有超过该项试验在其他国家的数字。最终，这起事件不了了之，没有一家独立机构对事情做出调查，或者对孩子们进行尸检。

在新德里，49名婴儿在一次长达三个月的药物试验中死亡。在全印度医学研究中心进行的这项试验中，孩子们服用了高血压药、慢性脑炎药等各种不同的药物。此前，高血压药物从没有在18岁以下儿童身上试用过。印度医疗杂志的一名编辑称，西方制药公司为了延长药品专卖权，使印度儿童悲惨地成为试验的小白鼠，他们的生命没有得到尊敬和重视。一共有4142名儿童参与试验，其中2/3不到1岁。在惨痛事实的面前，该中心的小儿科负责人仍然声称：“这些儿童的死亡与药物试验无关。”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为了鼓励制药公司研发儿童用药，美国国会在1997年颁布了“儿科专卖权”条款，规定如果公司进行美国FDA规定的儿科药物研究，该条款将延长药品的专利保护并给其额外6个月的市场专卖权。这项条款实施得十分顺利，制药公司得以为儿童生产出更多不同的药物。但一项研究表明，174项在“儿科专卖权”条款下进行的试验中，有9%没有明确说明试验进行的地点以及试验者人数；而在那些有明确说明的试验中，有2/3至少在1个海外国家进行试验过，11%完全在国外进行；在79项超过100名试验者的项目中，87%是美国以外的儿童。如同那些海外成人试验一样，很多参加试验的儿童并没有出现在美国政府文献或数据库里，无人知晓他们最终是死还是活。

最好的治疗？

如今，越来越多具有争议性的新药品进入市场，美国FDA也越来越频繁地给市面上的药品贴上警告标签。在这些有问题的药物中，很多都是在国外进行的临床试验，这只是巧合？

我们能够看见的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制药公司代表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他们去往不同的城市进行药物临床试验，参加试验的城市越来越多，战线拉得越来越长。等到药品上市之后，随着销量的上升，副作用的报告也随之激增。

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美国司法部不得不依据海外反行贿法案，对这些在国外进行的临床药物试验进行调查。以葛兰素史克为例，这家公司因为违反海外反行贿法，不得不支付10亿美元用以达成法庭和解。根据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计算，自2004年5月以来，有7家制药公司共支付了70多亿美元为它们的违法药品交易行为埋单，其中以辉瑞支付的最多，数额达到23亿美元。

最关心海外药物临床试验的，是那些医学伦理家。去年，一群来自杜克大学的医药学研究人员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海外药物临床试验现象的兴盛，为医疗研究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到底是谁在药物试验全球化的过程中受益？不断开发课题的潜力何在？这些试验结果是否确凿可信？换一个试验地点是否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这篇文章认为，海外试验能给当地的医生带来经济上的补贴，从而刺激当地医院及医生们热衷于此项工作，而参与试验的人们往往意味着他们正在接受治疗，事实上这也可能是他们唯一能够接触药物治疗的机会。但试验并不等于治疗，很多试验者死在了试验台上。在这一过程中，美国FDA扮演着监督者的角色，但是在市场经济面前，这一监管作用越来越被遗忘。

大制药公司依旧道貌岸然地坚称，自己的临床试验给那些参与的人带来了最好的治疗。或许在短期内，这么说是正确的。但是很不幸，这种“最好的治疗”仅仅维持在试验期内，等试验期一过，便无人过问他们的死活。事实上，海外药物临床试验之所以如此兴盛，可能有其可行之处。但这正如包着糖衣的砒霜一般，舔着很甜，咽下去才知道是危险的。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

http://discover.news.163.com/10/1229/10/6P2L5KT3000125LI.html
说的好啊，但有些国家连监管都没有。要整治一下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