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罪状》与陶成章之死［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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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罪状》与陶成章之死

   村 学 究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早年在家乡设馆任塾师。此后接触新学书籍，遂萌反满革命思想。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曾赴北京，图谋趁机刺杀慈禧太后，未果；后赴奉天及东蒙观察形势1902年赴日留学，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在留日学生中倡言革命。1904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活动，并于同年10月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在此期间，积极奔走于江浙间，联络会党、策划革命不遗余力。曾与黄兴等谋于11月16日（慈禧太后生日）在湘、鄂、浙同时举义，未能实现。1905年9月，与徐锡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以体育专修科名义，召集浙江金州、处州、绍兴各府会党首领进行军事训练，培养革命骨干。同年冬再度赴日，欲学习军事，以图打入清廷军事系统，因驻日公使刁难，未成。1906年回国继续从事武装革命活动，曾参加秋瑾发起的光复军活动，被推为五省大都督，计划在杭州举事，事泄后逃亡日本。1907年1月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任留日会员浙江分会长，在浙江留学生中发展会员。同年夏回国，在芜湖中学堂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徐锡麟、秋瑾在安庆、绍兴举事失败后，亦被清廷通缉，遂被迫出国，先赴南洋，1908年3月到东京主编《民报》。同年秋赴南洋各地筹集革命经费，先后任新加坡《中兴日报》、仰光《光华日报》记者。此时因与孙中山意见不恰，乃于1909年初在爪哇创办光复会分会，负气不以同盟会名义活动。同年9月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即所谓《孙文罪行》），诬指孙中山吞蚀华侨巨款，要求罢免孙的总理职务。1910年2月更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推章炳麟为会长，自任副会长，“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从事分裂活动。1911年在南洋各地发动华侨捐款支持国内革命。武昌起义后，回国发动江浙旧部起义响应。浙江军政府成立后被举为参议会参议员。1912年1月继汤寿潜任浙江都督。因与沪军都督陈其美政见殊异，被陈指派蒋介石收买的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枪杀于上海广慈医院。
这是官方出版的《中国历史人物大辞典》(黄河出版社1992年6月）辞典对陶成章的简介。从这个与国民党一脉相承的正统史观中，我们是无法知其历史真相的。事实上陶成章之《孙文罪状》，与辛亥革命一样是纷乱如麻、错综复杂的事件。
陶成章是抱定光复会的誓言“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参加革命的，光复会的多数党人也是这么履行的。例如湘籍元老李燮和功成身退后，在政坛息影，至今也鲜有人知其史迹和贡献。相形之下，同盟会许多党人之人格是十分卑劣的。若以正统史观言之，陶成章则是反对领袖的“罪人”。
陶成章与孙中山的关系，首先由于潮惠起义失败，继之孙中山分配日本政府及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金一事而骤然恶化。
同盟会成立前，各革命团体大都以所在的地域作为武装起义的中心，如兴中会在华南地区，华兴会在湘赣地区，光复会在江浙皖赣闽地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在湖北地区。同盟会成立以后，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组织，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长江流域的革命浪潮也风起云涌，而作为同盟会的领导人孙中山应集思广益，审时度势，跳出原先地域性的小圈子，从全国革命的高度来确定军事重心。毫无疑问，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发起的武装起义，都推动了全国性的反清形势的发展。但是，很难肯定，究竟是孙中山的“华南中心论”正确，还是陶成章的“中央革命论”正确。从辛亥革命首义不是在华南的广州，而是在长江流域中部的武昌来看，不能不说孙中山屡次在华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是有浓厚的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想的。而中华民国得以最后成立，主要是得益于光复会和中部的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即联合后的中部同盟会。孙中山把兴趣放在南方，也是不能不令人匪夷所思的。1907年由孙中山领导的南方起义失败，引发许多革命党人的不满，从而导致了第一次“倒孙风潮”。
1908年，《民报》因经费问题陷于困境，连房租和印刷费都支付不起，主编章太炎有时只能靠啃几块麦饼充饥。章太炎也曾给南洋的孙中山拍过几封电报，写过几封信，吁请接济，然而，要么如泥牛人海，杳无音信；要么以南洋经济困难，无法筹钱予以“搪塞”；有时又声称到时将带五六千元到东京来，届时又不了了之。《民报》社前前后后加起来只收到孙中山寄来的300元左右。章太炎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派陶成章赴南洋筹款。孙中山闻讯后，予以劝阻，以南洋同志甚少，而且大都不是资本家，肯定不会有什么效果，不如在东京自筹经费。但章太炎和陶成章没有采纳孙中山的意见，陶成章化名唐继高，又名开泰，毅然赴南洋群岛，筹划经费。
关于《民报》，它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于1905年11月创办的机关报，先后担任《民报》编辑兼发行人的有张继、章炳麟、陶成章等人。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就革命与改良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章太炎和陶成章等光复会领导人以其深厚的国学基础，弘扬华夏民族的辉煌历史，明夷夏之辨，否定清王朝的合法统治。
《民报》始终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宗旨，所起的革命鼓动作用无可替代，许多留日学生转变了对革命的看法，皆得益于《民报》的宣传。《民报》传人国内，在新军的中下级军官中传阅，瓦解了清政府的统治支柱。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新军响应，迅速成功，《民报》功不可没。当年鲁迅也是《民报》的忠实读者之一。他晚年回忆说：“我爱看这《民报》”，尤其爱读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撰写的战斗檄文，感到“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1908年秋冬，陶成章带着章太炎所印《民报》股票数百张赴南洋筹款。陶成章抵新加坡后，不仅身无分文，连携带的炒米也吃完了。陶成章找到华侨总会投宿，并打听孙中山、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的行踪。华侨总会介绍陶成章到《中兴日报》社与孙中山见了面。
陶成章住在《中兴日报》社，参加了南洋革命党人对保皇派控制的报纸《南洋总汇新报》的论战。但南洋之行的主要目的是筹款，陶成章要求孙中山给经济窘迫的《民报》拨款3000元作为印刷费，并增加股款和维持费。孙中山“四处张罗，无法筹措，乃出其手表等物，嘱往变款，以救燃眉之急”，此举无异于是给陶成章难堪，孙中山没有满足陶成章的要求，也未说明不资助《民报》的原因。陶成章当然不会不知孙中山的潜台词是什么。
  陶成章还要求孙中山为即将筹建的五省革命协会“筹款5万元，回浙办事”。孙中山“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陶成章的筹款要求被孙中山断然拒绝。陶成章极为失望，陶成章知孙文难与共事，遂决计独自经营、自行筹款。然而，孙中山在南洋的影响较大，而光复会对于南洋华侨还比较陌生。陶成章不得不请孙中山介绍同志，分赴各地筹款。孙中山对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在东京掀起第一次“倒孙风潮”还记忆犹新，对陶成章不听劝阻执意要来南洋筹款更是怀有戒心。孙中山对于陶成章要求写介绍信的要求，起初并不答应，思忖良久，最后才勉强应允。
陶成章旋即离新加坡去缅甸，并出任缅甸《光华日报》记者。《光华日报》出版后，“即大倡革命排满，尤抨击康梁不遗余力。”缅甸华侨的思想为之一新。陶成章的《浙案纪略》在《光华日报》连载和日本再版后，宣传了光复会在国内艰苦卓绝的革命业绩，介绍了徐锡麟和秋瑾组织皖浙起义和英勇献身的过程，此前南洋华界尚不知徐锡麟和秋瑾为何许人，由此也可推定：孙中山在南洋只宣介南方的革命，让世外之人只知秦汉、不知魏晋。陶成章的宣传使光复会在南洋华侨中赢得了更多的支持，陶成章的名字为海外华人，特别是南洋华侨所熟悉，其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也为海外华人所钦佩。陶成章在南洋宣传光复会的革命光辉业绩，却遭到孙中山的“忌恨”。
陶成章转至槟榔屿，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及布置决行团名义进行筹款，并向捐款者颁发凭单。凭单正面盖有浙江同盟会分会印，背面印有浙江同盟会分会的章程——《信禾简章》，共有8条，最后一条是还款信约。迄今当下，我们还未见过孙中山筹款凭单的“文物”面世，如果真有“借”款凭单，迟早会公之于众的。
陶成章在槟榔屿的筹款也受到当地同盟会员的阻挠。槟榔屿同盟会会员提出：“按照同盟会章程规定，只有孙中山派来的人才能筹款。”然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任职于《中兴日报》的同盟会会员邓慕韩，竟然跟踪陶成章的行迹。
陶成章在槟榔屿因所筹款过少，所到之处遭受的冷漠，陶成章其时并不知与“孙文、胡汉民皆作函阻止之”有关，但他又不得不怀疑孙中山表面上对其筹款不便反对，却在暗中进行破坏。
  陶成章在南洋的筹款之举，有人四出散布谣言，诬其为保皇党，并险遭人暗杀。幸得李燮和等力为辩解和援手方得免于难。孙中山先是对陶成章的筹款设置重重阻力，继而“指控”陶成章是“保皇党”，最后发展到像对付革命敌人一样，要“暗杀”陶成章，是不是孙中山所为，这应该不是个历史“悬案”。
  在南洋期间，陶成章与李燮和谈到同盟会党务、人事和经济上的许多问题，对孙中山的专断极为不满。陶成章与李燮和、沈钧业、王文庆等光复会会员再三商议，觉得非重组光复会不可。于是，陶成章在浙人王文庆等的支持下，重建光复会，与同盟会南洋支部公开对立。而李燮和“亦屡忿孙文以诈术待人，遂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办事人，罗列孙文罪状十二条，善后办法九条，并将孙文往来信札，交先生（陶成章）手，托其带至日本东京同盟会总会，不欲戴孙文为会长”。陶成章与李燮和决定“整顿会务，上书东京总部论孙文，请易黄兴为会长”。酿成了第二次“倒孙风潮”。
陶成章认为南洋筹款受挫，是因为孙中山的破坏与阻挠。1909年9月，陶成章联合李燮和、柳聘农、沈钧业、陈方度、胡国梁、易本羲等南洋革命党人，以川、粤、湘、鄂、江、浙、闽等七省同盟会员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又称《孙文罪状》），同时向东京同盟会总部提交了《孙文罪状》，揭露孙中山在南洋的部分“罪状”，共三种十二条。孙中山于1909年10月29日在《致吴稚晖述历来革命经费收支实情以辨诬函》中，也竭力为自已洗刷其诬（祥见附件）。然而，这个“辨诬”也没能把那笔糊涂帐说清白。陶成章和章太炎等人还以传单的形式，向南洋和美洲的华侨和华人报纸散发“传单”，公开了革命党人的内部分歧。黄兴和孙中山利用所掌握的同盟会报纸，组织系列文章进行反驳，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愈演愈烈。事实上，以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光复会领导人，和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是革命党人内部不同的政见分歧，双方属于政友而不是政敌。
陶成章离开槟港返回日本时，李燮和担心陶成章遭暗杀，便托人护送其至新加坡。汪精卫也奉孙中山之命，尾随陶成章来到日本。陶成章抵达日本后，谭人凤曾与黄兴一起劝说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顾全大局，但也认为陶成章等人谴责孙中山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陶成章认为“恶莠不除，则嘉禾不长”。要求同盟会总会开除孙中山并改选总理。黄兴对此是极力抵制的。陶成章称与孙中山“已不两立”，他真的着手自己去革命了，不跟同盟会扯在一起。1910年1月，他成立了光复会东京总会，以章炳麟为会长、他自己任副会长，大力展开了革命运动。陶成章称与孙中山“已不两立”，还有一个历史背景：他的好友徐锡麟早在光复会与同盟会合并时候，就拒绝加入同盟会，因为他看不起孙中山。后来徐锡麟自己去革命了，以一死做宣传，完成了伟大的殉道。这一不合作主义，深深的影响了陶成章。陶成章在徐锡麟殉道后拒绝同徐锡麟看不起的人合作，不是没有由来的。
其间，刘揆一以党内纠纷日甚，乃移书冯自由、胡汉民，请就近劝告先生，向东京本部引咎罪己，以平众愤，引“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之古语为譬。冯、胡亦颇以为然，联名函请孙中山采纳。孙中山得书后断然拒绝，谓“绝无引咎之理由可言”。黄兴亦致书东京同志，谓宜倾心拥护孙中山，万勿举己为总理，而陷于不义云云。
这一段时间，《民报》因被清政府禁止进入国内，销数减半，印刷、房饭之费，不足自资，仅靠留日学生自愿捐助。为使《民报》免遭停刊之厄，章太炎只得变卖家产筹措办报资金，自己也常以烧饼充饥度日，搞得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以致卧病数月。这时内田良平送钱来了，颇似大旱之望云霓。章太炎接过钱数了数，仅2000日元，这无异于是杯水车薪!
外务省和股票大王铃木久五郎共捐赠15000日元给孙中山，孙中山从中抽出2000日元补贴办报，余款径自带走了。此事更加重了孙陶双方的对立情绪。
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孙中山愤而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这样，两人间沉淀已久的猜嫌再度搅起。
  武昌起义后，陶成章在南洋筹集巨款，接济军需，上海李燮和、镇江章梓的军费多是来源于他。东南光复和他多年的奔走、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为攻克金陵，举兵北伐，他在上海设立筹饷局，募集款饷，殚精竭虑，寝食不安，以致旧病加剧。他在医院仍念念不忘国事，曾对人说：“现时对异族革命虽渐成功，但政治革命当甚艰巨，北方未定，北伐尤急。”他特别对袁世凯、北洋军阀有清醒的认识。
1912年1月7日，他在((民立报》发表致浙江旧部的声明，称南京破后，东南大局粗定，“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改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被任命为交通总长，浙江要陶成章出任都督的呼声很高，多次派人迎接他，沪杭之间“代表络绎于道”。1月12日，他发表致各报馆转浙江各界电，坚决谢绝，并推荐了蒋尊簋。在民国初年的舞台上，像他这样不争权力、光明磊落的人真是太少了。他真正实现了光复会的誓言“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民立报》对此发表过一个编者按，称“益见陶先生功成不伐。不独全国钦敬陶先生，即浙人亦当共体陶先生之谦德也”。
陈其美为何要杀陶成章？原因大致是：
1．陶成章拒绝陈其美的“协饷”要求。据章天觉回忆，陈其美为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曾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25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当时，陶成章在浙江军政府任总参议，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陶表示容“缓商”，汤寿潜即复电拒绝。后来，陈其美当面质问汤寿潜，汤答以陶成章“不允”。其他记载也说，陈其美曾因军需，向陶成章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陶回答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2．陶成章对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为不满。樊光回忆说：“时陈其美在沪督任上，声名恶劣，(陶成章)当然是大不满意，间有讥评。”
  3．陶成章在上海练兵，并号召旧部。据《民立报》记载，1911年11月下旬，为了进攻为清军盘踞的南京，陶成章曾电饬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又电告南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同时又在上海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镇一带练兵。这一举动，自然更易引起陈其美的警惕，认为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的。1912年初，章太炎曾劝告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所谓“与人争权”，自然是指陈其美等。
陈其美本是上海滩青帮头目，他除了崇拜权利和金钱，是没有理想和信念的。他之革命只能说是风云际会、大浪淘沙，投机于斯而已。上海光复之际，陈其美因冒进而被关在江南制造局，光复会的李燮和率军攻打制造局救了他。救他出来后，他趁李燮和等人不备时．窃取了上海都督之位。陈其美不仅不感救命之恩，居然派刺客去刺杀他的救命恩人李燮和、居然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葆。其流氓本性暴露无遗。
1912年1月14日凌晨，广慈医院的悲剧一幕就发生了，此时离中华民国成立不到半个月。这位十多年奔走革命，备尝艰苦，颠旆流离，对光复东南贡献巨大，却力辞浙督的革命元勋没有死在清王朝的手里，却在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刻被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子弹击中了。如此民国，可想而知。章太炎说“成章死，光复会亦暗不章”。 此后，光复会即烟消云散，原成员和同盟会更加离心离德了。
然而，颇为巧合的是，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曾写信给他，“诘问从前宣布罪状之理由”，他收到这封信仅三天，便惨遭蒋介石、王竹卿的毒手。
陶案发生后，舆论哗然，蒋介石不得不避走日本；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竹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员雇人杀死。蒋介石在其自述《中正自述事略》中说：“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又说：“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可见后来蒋介石对于剌陶案是供认不讳的。
陶成章被暗杀后，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并即刻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然而问题是：陶成章多年批孙的事，当然为孙中山的死党陈其美所深知，陈其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岂不正是意料中事？孙中山焉有不知之理？
蒋介石和陶成章并无私人恩怨，他是以他大哥的恩怨为恩怨．当其时，陈其美已享有上海光复的革命果实，而跃居上海帮领头地位，基于派系心理，遂视陶成章为不可共存之政敌，代替大哥夺权，执行行刺任务，蒋的任务显然是这么来的。至于蒋介石二十多年后才宣布陶成章罪状，当然这是蒋介石的历史大污，也是与事实大相迳庭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陶成章死后不久，国民党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讨袁罪状之一就是说这位中华民国袁大总统“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宋教仁)”，试问比起陶成章的被暗杀，袁世凯不会称彼此为“同道”吗？
  掌权后的国民党，对陶成章是十分不公正的。如国民党编纂出版的《革命先烈先进传》、《先烈先进图像文物集珍》、《先烈先进文物大展图录》等书，根本不列陶成章，好像历史上没有这个人似的。创建中华民国的大功臣陶成章，却以35岁韶华之年，死于黑枪之下，下场竟然如此，那些“革命元勋”之后裔，那些为国捐躯的志士仁人，该当作何感想？会不会寒心得潸然泪下！辛亥革命已然100年了，与改元革命遥遥相望的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以后的人们，该是如何纪念辛亥革命？怎样纪念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的什么呢？  

［参考资料］：
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
载李新、任一民编《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
马巽伯《追怀陶成章先生》，载《团结报》1984年4月28日，
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载《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l期
陶永铭《祖父陶成章被害的前前后后》，均载《绍兴师专学报》1987年第l期，
杨天石《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自白》，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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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致吴稚晖述历来革命经费收支实情以辨诬函
(1909年10月29日)


吴先生鉴：
  昨日先生之意，以为宜将此事和盘托出，以解第三者之惑，而表世界之公道。弟再思之，先生之言甚是。而世人之所见疑人者，多以用钱一事着眼，故将弟所发起之三次革命⑧所得于外助之财，开列清楚。然此适表出以前助者之寡，殊令吾人气短。然由前三次推之，则一次多一次矣。若明明白白表示于人前，使新得革命思想者无此疑惑，安知下次不更得多助乎?前二次助者无几，无甚可对人报销之事。前年第三次之款多由外助，而出款之人如南洋各埠，则零星合集数万金，当为千数百人之所出也，弟此处未有详细数目。然各款收入与支出，弟在安南时多自经手，弟离安南后则汉民经手。而受款分给各处用者，则河内之五家字号经手，以用于钦廉、广西、云南三地；其潮、惠之款，则由香港同志经手；日本办械、租船之款，则由日本殷实商人经手；皆有数目列明。除所人各款，尚支长万余元(即河内之欠债)。弟所开各处之人款是大约之数，因不记详细，所报皆过多面[而]从无报少也。收款多由精卫，支款则我与汉民也。此事弄清，则可破疑惑矣。除三人经手之外，知各款之来路去路者尚有多数共事之同志，即今巴黎之张骥先（张翼枢，字骥先）亦其一也。请先生为长文一编，加以公道之评判，则各地新开通之人心自然释疑，而弟从事于运动乃有成效也。所言事实皆当作第三者之言，则较弟自言者更为有力也。留此以作面谈，今晚有暇请到寓～叙为望。

                              弟文字

  
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为言，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而乙未广州之事失败，则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辞也!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然我之初意只在赴大义、行宗旨，而与共事之同志亦无不如此。不期今日乃有以名而始谈革命者，此故固属风气之开，而亦道德之退化也!
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胡哉?且当时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孙眉）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元，所得助者只香港李君（李幻蚩）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自此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是从事革命十余年以来，所费资财多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国人及EI本人之助者前后统共不过四五万元耳。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问，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之资，耳。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问，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之资，则我前此以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此固港粤人人所共知共见也，而其他之事业投机取利者犹过于此也。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桓[恒]产耶!(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桓[恒]产作按，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买[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乃陶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夫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者，非我从事革命以耗折之，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此庚子以前，我从事革命事业关于一人得失之结果也。
  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忽而萍乡之事起，人心大为欢迎。时我在日本，财力甚窘，运掉[调]不灵，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许助五万金，始从事派人通达湖湘消息，丽萍乡军已以无械而散矣(此事不过乘一时矿工之变而起，初未谋定而动，故动，他方同志多不及助，是以不支也)。惟有此刺激，人心已不可止，故定计南行，得港人资万四千元及前述所许五万元，以谋起义。初从事潮惠，潮黄冈以未期而动，事遂不成；惠七女湖怆悴[仓卒]应之，亦属无功。吾人遂转向钦廉，与该处军队相约，遂破防城，围灵山。惟此时所有之资以买械而尽，而安南同志虽陆续集款以助军需，精卫又亲往南洋筹资，惟所得不多；钦军统领终以资少不肯如约反正，钦事遂不成。吾人转破镇南关炮台，以促钦军之动，事又不成。我遂出关而人安南，过镇南关炮台，以促钦军之动，事又不成。我遂出关而人安南，过文渊，为清侦探所悉。广西官吏托龙州法领事到安南查我踪迹，知我寓某街洋楼，密告清政府，与法政府交涉，逼我退出安南。我遂往星加坡。我到星加坡后则河口之事起，占据四炮台，诛彼边防督办，收降清兵陆[绿]营。本可进取，据有全滇，惜当时指挥无人，粮食不继遂退。自潮州、惠州、钦廉、镇南、河口五役及办械、运动各费，统共所用将近二十万元。此款则半为南洋各地同志所出，为革命军初次向南洋筹款者。今计开：由精卫向荷属所筹者约三万余元，向英属所筹者万余元，共约四万元；向安南、东京及暹罗所筹者约五六万元。我手得于上述之同志五万元，得于日本人万四千元，河内欠责[债]万余元。此各项之开支，皆有数目，皆有经手。除梁秀春自行谝去五千及累去船械费数万，又一人谝去千余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钱皆无甚枉费。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人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
  又以东京同志以官费折作按贷钱，责我不代筹，此诚我罪矣。然家兄亦因以家产作按而致今日之破产，亦我罪也。河内五家作保之万余元至今犹未还，亦同为我之罪也。然此时则无如之何之际，闻陶现在南洋托革命之名以捡[敛]钱亦为不少，当有还此等债之责也，何不为之?
又谓在南洋有出保护票之事，此乃荷属一隅同志所发起行之，本属自由行动，至成效如何我全未闻之，亦无从代受责任也。而陶成章亦在南印发票布，四处捡[敛]钱，且有冒托我名为彼核数，其不为棍谝乎?其无流弊乎?向陶成章当自知之，今乃责人而不自责。
（据《致吴稚晖缄第五函》亲笔原件影印，载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四集，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三0年二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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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里说，孙有一件事非常实际：积累和控制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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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女儿信：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
＜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与令娴女士等书

　　（1927年5月5日） 近来连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趋到激烈，而且对于党军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这也难怪。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

　　所以你们这种变化，我绝不以为怪，但是这种希望，只怕还是落空。 我说话很容易发生误会，因为我向来和国民党有那些历史在前头。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对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平心而论，这回初出来的一部分党军，的确是好的——但也只是一部分，可惜在江西把好的军队损伤不少，现在好的计不过二三万人——但行军以外的一切事情，都被极坏的党人把持，所以党军所至之地，弄得民不聊生。孟子有几句话说:“……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这几句话真可以写尽现在两湖、江浙人的心理了。


　　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于非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这种实例，举不胜举，我也没有恁么闲工夫来列举他。“党军可爱，党人可杀”这两句，早已成为南方极流行的格言，连最近吴稚晖弹劾G党的呈文上都已引及。但近来党人可杀的怨声虽日日增加，而党军可爱的颂声却日日减少，因为附和日多，军队素质远不如前了。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 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游xing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全都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

　　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今日见着一位湖南人，说他们家乡有两句极通行话说道:“今年湖南人没有饭吃，只怕明年湖南便没有人吃饭。这句真一点不错。）其他各省受害程度，虽有浅深，然这种现象实日日有蔓延之势。本来军事时代，未遑建设，我们原可以予相当的原谅，但他们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简直是认作恶为天经地义，所以一切关于国计民生的建设，他们固然没有怀抱，也并没有往这条路上着想。 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G党主动，但G党早已成了国民党附骨之疽——或者还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灵魂——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恶之海了。原来在第三国际指挥之下的G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饿国人当然以此为得计，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却是对于中国太辣手了。近来南北两方同时破获G党机关——即饿使馆及领馆发现出那些文件（现在发表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二），真正可怕，真正可恨。现在国内各种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国际的预定计画，中国人简直是他们的机械。

　　即如这回南京事件，思永来信痛恨美国报纸造谣。不借，欧美人免不了有些夸大其词（（把事情格外放大些。）然而抢领事馆等等，类似义和团的举动谁也不能否认。（据说被奸淫的外国妇女至少有两起，还有些男人被鸡奸，说起来真是中国人的耻辱。）这种事的确是预定计画，由正式军队发命令干的。为什么如此呢？就是因G党和蒋介石过不去，要开他顽笑，毁他信用。G党中央执行会的议决，要在反对派势力范围内起极端排外运动，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手段，一切皆可应用。这个议案近来在饿使馆发现，已经全文影印出来了。（俄人阴谋本来大家都猜着许多分，这回破获的文件其狠毒却意想不到，大家从前所猜还不到十分之二、三哩。）他们本来要在北方这样闹，但一时未能下手，蒋介石当然也是他们的“反对派”，所以在南京先试一下。他们最盼望帝国主义者高压中国，愈高压则他们的运动愈顺利.


自五卅惨案以来，英国完全上了他们的当，简直是替他们做工作，他们的战略真周密极了，巧妙极了，但到他们计画全部实现时，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部人民变成饿殍罢了。 G党如此，国民党又怎么样呢？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G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

　　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自黄埔军官［校］成立以来，只有G党的活动，那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那一役不是靠苏俄人指挥而成功者！ （说来真可耻，简直是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

　　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所以从国民党中把G党剔去，（这几天五一节、五四节等，不惟北京销声匿迹，即党军所在地，也奄奄无生气，可以窥见此中消息。）国民党简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了。近来蒋介石们不堪G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利害多少倍。同时G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 （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

　　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 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并以来，各各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唐生智勾吴佩孚（都是千真万真的事实），双方又都勾张作霖。北军阀固然不要腰［脸］，南党阀还象个人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现在揭开假面孔，其形毕露了。现在军事上形势蒋派似颇有利，其实他们党的内部，早已是G党做了主人翁。共党也断不敢抛弃“国党”这件外套，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共党也不能得真的胜利——不全象俄国那样，但是这种毒菌深入社会，把全国搅到一塌糊涂，人民死一大半，土地变成沙漠，便算完事。现在南方大多数人都天天盼望外国人来收拾，这种卑劣心理之可耻可痛，自无待言。其实外国人又何能收拾，只有增加扰乱的成分，把垂死的国命民命，更加上些痛苦罢了。

　　这种状态之下，于是乎我个人的去处进退发生极大问题。近一个月以来，我天天被人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简单说，许多部分人（却没有奉派军阀在内）太息痛恨于共党，而对于国党又绝望，觉得非有别的团体出来收拾不可，而这种团体不能不求首领，于是乎都想到我身上。其中进行最猛烈者，当然是所谓“国家主义”者那许多团体，次则国党右派的一部分人，次则所谓“实业界”的人。（次则无数骑墙或已经投降党军而实在是假的那些南方二、三等军阀。）这些人想在我的统率之下，成一种大同盟。他们因为团结不起来，以为我肯挺身而出，便团结了，所以对于我用全力运动。除直接找我外，对于我的朋友门生都进行不遗余力。（研究院学生也在他们运动之列，因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多半是学生。）我的朋友门生对这问题也分两派，张君劢、陈博生、胡石青等是极端赞成的，丁在君、林宰平是极端反对的，他们双方的理由，我也不必详细列举。




总之，赞成派认为这回事情比洪宪更重大万倍，断断不能旁观；反对派也承认这是一种理由，其所以反对，专就我本人身上说，第一是身体支持不了这种劳苦，第二是性格不宜于政党活动。 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 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却是白天的学校功课没有一天旷废，精神依然十分健旺。）但现在我已决定自己的立场了。我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片断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确信的主张。（我已经有两三个礼拜在储才馆、清华两处讲演我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所以我打算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是团体组织我绝对不加入，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最近几天，季尚从南方回来，很赞成我这个态度，（丁在君们是主张我全不谈政治，专做我几年来所做的工作，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我再过两礼拜，本学年功课便已结束，我便离开清华，用两个月做成我这项新的工作。（煜生听见高兴极了，今将他的信寄上，谅你们都同此感想吧

　　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G党，实在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yao，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G党还利［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 我倒有个方子，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等我的方子出来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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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灵柩奉安之日，章太炎先生寄联挽之，联曰：

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章疯子此联在当时是颇为骇人的，也颇令人玩味.....！

陶成章死于内部争斗，而非敌人之枪弹，不被作为“烈士”看待，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臆测什么陶成章会“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无疑是一种可笑的造神思维。

很明显，楼主之所以在孙、陶之争中，不执中立而直接站在陶的一边，原因恐怕就是据说孙中山搞了“赤化”，成了“傀儡”。

有些人或吃饱了没事干，或拿了五毛钱，非要重写历史……这股“流行”风，大家都比较熟悉，见怪不怪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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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bade ：有些人或吃饱了没事干，或拿了五毛钱，非要重写历史……这股“流行”风，大家都比较熟悉，见怪不怪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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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能看看汤化龙之死、孙中山组中华革命党之党纲、孙文越飞宣言等。说别人是“五毛党”，这在时下也是很流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