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译《天演论》初稿及味经售书处版《天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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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5月12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刊载的《严译＜天演论＞究竟始于何年》一文中，黄忠廉先生分析了清末国运时势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又以封面题为“光绪乙未春三月重刊”的陕西味经售书处版《天演论》为据，指出严复可能在1894年冬或1895年早春开始翻译《天演论》，并于1895年春完成初稿。对于他的这一看法，笔者不敢苟同。
我们知道，严译《天演论》所据源文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两篇论文Evolution and Ethics: Prolegomena（现通译为《进化与伦理导论》）与Evolution and Ethics（现通译为《进化与伦理》），前者即为《天演论》之上卷“导言”，后者则为《天演论》下卷“论”。虽然汉译“导言”放在“论”前面，但两篇英文原文发表之先后恰恰相反。对于这点，不少学者常有误述，或者所论极其简略，未能说清两篇英文原文的具体发表情况。事实上，《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是赫胥黎于1893年5月18日在牛津大学的薛尔登剧院(Sheldonian Theatre, Oxford University)发表的一场演讲，也算是他在罗曼尼斯讲座(The Romanes Lecture)的上课内容。赫胥黎在演讲中大力宣传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思想，在听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同月，英国老牌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MacMillan and CO.)立即就推出了该演讲内容的单行本，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购者颇众。因此，该书初版没几天，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在5月底就不得不重印，而且在其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又重印了4次，时间分别是在6月、7月、9月、12月，由此颇可见其“洛阳纸贵”的声势。但对于一般人来说，《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一文显得比较晦涩难懂，因此到了1894年，赫胥黎又给它加了一篇较为简单易懂的《导论》(Prolegomena)。1894年7月，这两篇文章连同赫胥黎写于1886年的Science and Morals、写于1890年的Capital: The Mother of Labour及写于1891年Social Diseases and Worse Remedies一起结集为《赫胥黎文集　第九卷》(Collected Essays by Thomas Henry Huxley, Volume IX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由英国理查德•克莱兄弟出版公司(Richard Clay and Sons, Limited)初版，后又转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在1895、1896、1901、1903、1906年多次重印，1896年又授权美国纽约阿普尔顿出版公司(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出版。此后该书又多次再版或重印，流传广泛。《赫胥黎文集　第九卷》原书并未注明其具体出版月份，但因该书卷首有一篇赫胥黎于1894年7月在英国港口城市伊斯特本(Eastbourne)专为该卷所写的Preface (《序言》)，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赫胥黎文集　第九卷》应当是在1894年7月。
由于严译《天演论》收译了《进化与伦理导论》(Evolution and Ethics: Prolegomena)与《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两篇文章，因此严复所据必定是英文版《赫胥黎文集　第九卷》。我们尚不清楚，严复是在得知英文版《赫胥黎文集　第九卷》已经出版之后，设法请在英之人寄回国内，还是有英国人携带该书来华，为严复所得。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清末中西交通较为不便，乘轮船从英国到中国所往往需要花上数月时间。据罗耀九所著《严复年谱新编》，严复等人于1877年3月31日由福州出发，搭乘“济安”号军舰去英国留学，于同年5月11日抵达英国伦敦。“济安”号军舰速度较快，中途少有停泊休息，尚要40天左右才能从中国福州驶达英国伦敦，更何况常需到众多港口停泊休息的一般客轮或货轮，花上两三个月时间极为寻常。从英文版《赫胥黎文集　第九卷》出版的时间1894年7月算起，经过三个月左右，该书至少得到1894年10月之后才能流传到中国。从这点来看，严复是有可能在1894年冬或1895年早春开始翻译《天演论》。
但严复长子严璩(号伯玉、乳名阿璋，1874-1942年)所撰《侯官严先生年谱》有如下记载：“乙未(1895) 府君四十三岁。自去年夏间中东搆衅，海军既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次失守。至是年，和议始成，府君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先从事于赫胥黎T. 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未数月而脱稿。桐城吴丈汝纶，时为保定莲池书院掌教，过津来访，读而奇之。为序，劝付剞厥行世。是年复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诸文，均刊于天津之《直报》。”可见，严复是在中日和议之后受到了巨大刺激才开始翻译《天演论》。由于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是在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因此，严复只能是在1895年4月17日之后才可有可能开始翻译《天演论》。不过严璩所说“未数月而脱稿”里的“未数月”是个概数，这导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或者将其理解为“不超过半年”，或者将其理解为“不超过一年”。这样，如果不能找到更具体有力的证据，那么我们可以说，严复在1895年4月后开始翻译《天演论》，到1895年底或至迟1896年春天才译就初稿。
严译《天演论》稿本既有正本，亦有副本。稿本正本是一切严译《天演论》版本的基础，但长期以来一直秘而不宣，不为人所知。严复逝世后，正本及其他严复著作与藏书先由严复夫人保管，后则由严复第五子严玷（字稚骞,又名佛烈；1910-?）保管。严玷先是将其带在身上去英国留学，抗战期间又带往印尼躲避战乱，后因病要去国时才托友人保管。后来严玷在英国病逝，其友将严复文稿送交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由后者送回国内，分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其中严译《天演论》原稿正本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于严译《天演论》稿本的副本，严复在其写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二十六日的《与五弟书》如是写道：“《天演论》索观者有数处，副本被人久留不还。其原稿经吴莲池圈点者正取修饰增案，事毕拟付梓。”可见，严译《天演论》除了正本之外另有若干副本，而这些被人借阅不还的稿本副本就是后来严译《天演论》正式出版之前出现的私刻本所据之源。
陕西味经售书处版《天演论》即是以严译《天演论》初稿为基础刻印的。这一版本的《天演论》封面题为“光绪乙未春三月重刊”，从这点推断，它应当是在公元1895年4月刊行的。但矛盾的是，该版《天演论》下卷中却有严复写的案语：“释迦生卒年月......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共二千八百六十四年，先耶稣生九百六十八年矣。”此处“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1896年。味经售书处如何可能提前拿到严复约一年后才撰写的案语并刊印？
再者，味经售书处版《天演论》是清末陕西学政叶尔恺送交味经学院印行的。这点可在他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899年1月2日）致汪康年的信札中得到证实：“弟前发味经刻《天演论》一书，所校极可发噱......”。但叶尔恺是渐江仁和县人，光绪十五年中举，光绪十八年又中了进士，而后进入翰林院任职，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才从北京外放到陕西担任学政，“九月廿八自京动身，初四抵三原，初七接篆”。我们很难想像，味经学院是官学，一直顽固保守，而1895年叶尔恺尚未担任陕西学政，如何能够让味经书院售书处印行严译《天演论》这种西学名著？
此外，王天根也曾指出，陕西省图书馆所藏味经售书处版《天演论》扉页所题“光绪乙未春三月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似为后人所伪造，因为当时人们都使用繁体字，若为真，则“绪”应印作“緒”，“经”应印作“經”。
再看味经售书处版《天演论》内容，并无后来通行本《天演论》所收录的严复撰写的“自序”与“译例言”及吴汝纶为严译《天演论》写的序，书中“导言”还译作“卮言”，书中没有篇名。译文跟后来相比也有很大差别，而与未经修改的严译《天演论》手稿相仿，比如，并未删除大量中国古书文字，不少译名仍一如稿本等等。据此来看，该版本极有可能是叶尔恺在北京时从某种途径获得严译《天演论》初稿，待他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即公元1897年11月1日）抵达陕西接任学政后，利用手中权力，将该稿交令味经学院售书处刊行。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陕西味经售书处版《天演论》“光绪乙未春三月重刊”之说大有可疑之处，其印行时间应当不是1895年4月，而应在1897年11月至1899年1月间，或者说，基本上就是在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