吆喝结束，谢谢大家支持！

yu_xin51

今天，阿兔我应助了一本书：《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是我注册五年多来应助的第一本书，也是最后一本。
各位兄弟姐妹、父老乡亲，支持阿兔一把啊，快来买吧！！！


广告贴，请斑斑扣除广告费，谢谢！

秋水小柯

看了一下，韩毓海的，没兴趣了嘿嘿

拉拉

管他好书坏书，教授的书是一定要买的。

教授 你也太兴奋了哈,
邮箱写错了!

偶支持了,你发钱!!!

xuexi2010

呵呵,购买了一本捧捧场

xtepi001

如果成了最后一本不就可惜了吗,有才华还是继续为大家服务吧

wwlwwl

兔兄振臂高呼曰：兔肉兔肉，现割现卖，开张大吉，买一送一！

scdymy

有没有快餐类的书，读了就忘记了，但是有兴趣让人读下去的书

provided

买啦，支持一下

陶梦

清早起来看见人开心，跟着乐一下

emppp

分享幸福和快乐，感觉真好！

ohayo2003

以前我求过啊 已经有了

aann888

为什么是最后一本呢？

wyjlr

好书不厌百回读！

oops1

支持阿兔！

wanghaiping

呵呵，宣传很到位啊，不错，支持！

bulunuo

我求的书呀，呵呵。应助容易上瘾，专家还需谨慎呀

janetan2007

弄了半天,兔兔是存货应助呀~~

五年了！终于百炼成大侠了，恭喜恭喜。

nyxs00306

真是不易，记下来，以后估计园地百问有这个题目

刚才肖馆长介绍了我新出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本书最初是我给研究生上课的讲义。没想到卖得很好，两个星期竟然卖掉一万册，我说这个卖白菜了，呵呵。这个且不管它了。我今天讲的有一部分是与这本书有关系的，但主要的也不一定是与这本书有关系了。我主要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主题：所谓30年呢，就是我们所谓改革开放30年；60年呢，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60年；500年呢，就是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先说3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30年，这个大家已经说得很多了，我呢稍微有点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我们经常说的改革开放，如果从后来的事情看，其实也许“开放”应该放在“改革”的前面，甚至可以说是“开放”引起了我们国家内部的一些改革。去年，哦，前年是改革开放30年。关于改革开放30年呢，出版了不少很重要的著作，其中呢，我自己觉得一本非常重要，而且也写得非常好的一个著作，就是李岚清同志的《突围》。李岚清呢，他原来是主管教育的副总理，等他退下来之后，很偶然，因为他喜欢艺术，喜欢篆刻、音乐，出版了一本书，非常畅销，叫《李岚清音乐笔谈》。这个书呢，就获得刚才肖馆长说的中国作协那个首届郭沫若文学奖，他是获奖者，我也是获奖者，所以在武汉领奖的时候，我代表获奖者去发言，那个时候，我看了岚清同志那个书，发现他的写文章的风格呢，官面文章的口气很少，娓娓道来，确实写得跟散文一样。那个《突围》，是他写的回忆改革开放30年的一本书，体现了他固有的风格，就是很平易，娓娓道来。而且他自己本人是亲自参与了整个的过程，从二汽调到国家进出口委做局长的这段时间，就一直整个地参与了改革开放的过程，所以在《突围》这个书当中，岚清同志是用非常平易的口气，也写得很幽默，相当不错。他说，他在改革开放以前，为了做一件衣服，就几乎跑遍了北京城，就是当时大家说他体型特殊——他有点胖，所以到处都做不了。他就讲的是当时的那个状况。更主要的是，他用了很翔实的材料，来说明他经历的过程，我想是这是岚清同志，这些年以来，很客观地阐述改革开放的过程的一本书著作。在这个著作当中，他提供的一些内容，我们天在座的有的年龄较大的朋友、前辈，他们可能是熟悉的，但是像我这个年龄的，有些可能就不一定知道——就是我们国家开放，最早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叫袁庚。
　　袁庚是什么人呢？他是交通部的一个领导，他是交通部派在香港的，因为香港这个地方特殊，所以他就不能是叫交通部在香港的某某机构，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就像做地下工作一样，当时是70年代，袁庚是香港招商局的董事长。招商局，我们知道，是清末新政的时候，洋务派的官员，包括曾国藩、李鸿章，他们成立了江南制造局，纺织局，轮船招商局，这些后来都不行了。解放以后呢，我们要在香港设置一些机构，这些机构，就像刚才说的，总不能叫我们国内的这些名字——不能比如文化部在香港设个什么图书馆，就叫东城区图书馆——所以就采用招商局的名字，其实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机构。袁庚呢，是这个招商局的董事长，但实际上是我们交通部一个副部级的官员。他在70年代的后期，也就是76年左右，给交通部提了一个设想，就是说，我们这个轮船啊，每天从广州跑到香港去，每天都要跑，香港当局也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这个轮船实际上是我们大陆交通部的船，所以两边都不检查这个船，每天几乎就是信使一样空跑。但袁庚就提出来，说现在香港呢，土地很贵，76年的时候，土地非常贵，仅次于东京，劳动力工资价格也很贵，袁庚说，我们能不能，比如在深圳边上找一小块地，两三平方公里就可以了，我们在这设一个厂，我加工了东西，用我们招商局的船运到香港。第一，我们白跑是跑；第二，因为我们这个土地很便宜，这么一弄，香港哪个资本家能弄得过我们呢！袁庚同志这个想法，绝没想到是要改革开放，只是想着交通部弄点外快。这个船跑了也是白跑嘛，油也是一样消耗。这可不可以呢？他当时这么一说呢，交通部（部交通部属于中央机构）觉得可行。广东省一听，说这个事对我们广东省有好处，所以广东省也很积极，支持这样弄。我们知道，当时周恩来总理手下有几个比较能干的总理，就是，一个是邓小平，小平同志后来因为“四人帮”嘛，所以中间一段又下去了。那么，还有两个能干的副总理，一个是李先念副总理，一个是谷牧副总理。所以谷牧副总理，一直是干得最长的。谷牧呢，非常支持袁庚提的这件事，说，可以这么干！这样，由于袁庚这样一个提议，李先念副总理就在地图上开始画了一块地方，说这一块可不可以，就是现在蛇口这一块。
　　实际上，我们改革开放，真是小平同志讲的，不是谁想好了的。今天，我说我们年纪大的朋友、前辈，还能知道袁庚这个人，更年轻的可能就不知道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由轮船招商局交通部的这么一个在香港的线人（几乎是地下工作者，呵呵）——他提出这么一个设想促成的。这真应了我在书上也说的一句话：“作始也简，其成也巨。”
　　其实，我们现在到上海看我们党在一大的会址，董必武写了一句话，就是：“作始也简，其成也巨。” 因为，现在说党的一大是不是7月1号开的，搞不太清楚，到底哪天开的，想不起来。而打的一个旗号是北京大学师生旅行团，在上海租的房子，开了这个会，后来就变成了党的一大。所以董必武说：“作始也简，其成也巨。”我们改革开放也是这样，一开始确实不是谁想好了。
　　这个事情搞起来之后——岚清同志在《突围》当中，还披露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么我们的中央可以做什么呢？你们广东省、交通部煽乎这个事，可以，是件好事。他们说服中央的办法，不是别的，而是说当时在深圳往香港偷渡的人很多，说我们这么一搞，也许偷渡的人就少了呢！这也是件好事。并没有考虑能给国家赚钱，就是说，当时的考虑是精神文明。所以后来，小平同志关于深圳特区，他给了一个说法，就说你看现在搞起来之后，现在偷渡的人几乎没有了，都往回跑了。所以他认为，这个精神文明也是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当时还是从精神文明角度考虑，没有考虑到会有这么大的效益。他说，你们可以做什么呢？《突围》这个书中讲，首先我们可以搞“三通一平”。“三通一平”，就是我们找一块地——荒地，深圳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地是荒的。“三通”，就是通水，通电，通汽。“平”，就是把地平整好。平整好以后干什么，就是会想盖楼。因为香港的物价很贵，尤其地价、房价很贵，就是要盖楼。当时蛇口区，要盖一个楼呢，中央说没钱给你的。钱没有，那怎么办呢？香港一个莫名其妙的公司，是不是真存在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改革开放最早的和香港合资的公司说，我们盖一个别墅式的楼，这边出地，香港那边公司出资。广东省就跟这个公司谈，一开始他们要求是分成，要分一半，广东省不干，我们要七，你们只能要三。就谈不下来，怎么办，说本来就已经妥协了，一半就一半。我们一分钱不出，就是要“三通一平”。结果没想到，香港这个商人回去商量后说，行，你要八都可以，我们要二。呵呵，还有这种好事，他们全出钱，还只要二。我们就玩命的开始干了。没想到我们这边已 一开工，他们就在香港那边卖楼花，很快把那个钱收回去了。这件事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还可以这么干，当时不知道有卖楼花这个东西！
　　所以，从那个所谓“三通一平”开始，没想到特区就那么快地搞起来了。去年这还是一块荒地啊，今年一看都高楼林立了，厂房都进来了。一开始准备用铁丝网圈一下，后来简直就不行了，一看变化太大了，圈不住，就产生这么大一个效果。
　　后来中央领导就去看，包括小平同志，他去的时间还是比较靠后了。还有谷牧同志，他一直是副总理，他管这个。所以一直到1981年，这个事已经成了气候了，这才翻过头来要做学术论证。1981年的5月到6月，谷牧副总理主持，在北京开了这个广东、福建两省特区工作会议。这是非常重要的会议，一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当时广东和福建两个省的领导，一个是任仲夷（广东省委书记），再一个是广东当时的省长吴南生，他还活着。插几句，最近贵州有一个年轻的老师，一个民办老师，叫什么名字忘了（我教育部还准备宣传他的），就是山里的大人都出去了，他自己留在那里，夫妻两个就教那么一群娃娃。最后这个老师好像是得了白血病，吴南生前段时间还寄十万块钱给他治病。所以吴南生，还活着。当时呢，他是广东的省长。除了广东的领导以外呢，中央专门请了几个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者。这几个经济学家呢，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理论的最早的设计者。今天可以能年纪比较大的前辈也还是记得，可是年轻的，就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不太年轻的人，对于这一些巨匠，可能就知道不多了。（我后边还会再介绍下。）
　　在这次会议过程当中，就形成了后来非常著名的《特区工作会议纪要》，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特区十条”。这些为我们改革开放作出重要的最初的理论构想的专家，有钱俊瑞，还有许涤新，薛暮桥，古念良，打头的是这个专家组组长钱俊瑞。现在知道钱俊瑞的人很少了。钱俊瑞是什么人呢？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所谓世经政所，现在还有。社科院是个非常大的机构，实际上是一个衙门机构，过去还有武警站岗，是国家机关。社科院有很多所，是包罗万象的，但是这些所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所，就是世经政所，现在的所长是张宇燕。张宇燕是男的，他的太太就是李瑞英，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李瑞英总是比张宇燕有名哦。以前呢，是我们国家财经工作小组的副组长余永定，张宇燕前面一届的。早的所长是谁呢，也包括浦山。
　　浦山呢，我们看毛主席的很多的信，其中有毛主席批复政治局信说——浦山同志关于美国情况的介绍，请你们传阅。再一封就是——关于美国的情况，速问浦山同志。浦山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很早的了。他家是三兄弟，一个是浦寿昌，是周恩来总理万融会议的时候的英文翻译。万融会议给总理留的发言时间很少，当时很多国家对我们是怀有偏见和敌意的，所以总理就离开了讲稿，上去以后，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来求同的，不是来求异的。我们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总理讲一句，浦寿昌翻译一句。浦寿昌就是浦山的哥哥。他们兄弟是三个，两个都是哈佛的。浦山上哈佛的时候，我书里也讲过，他是弗里德曼的同班同学，后来得诺贝尔经济学的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很有影响力的，他就说如果这个浦山不回国，那他肯定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中国有人能得，那浦山肯定能得。但是浦山回国以后，除了做经济学研究以外，他是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很长时间担任外事秘书。改革开放以后，浦山是世经政所的所长。浦山之后，是钱俊瑞，就是这个特区工作会议十条的领头的专家组组长钱俊瑞。
　　今天看来，“特区十条”有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最重要的是其中的第四条：即在深圳特区实行劳动合同制。这是1981年，当时全国都是大锅饭，都是铁饭碗。所谓实行劳动合同制，就是企业自主招聘、试用、解雇（这个都写在上边），实行基本工资和浮动工资两块工资，取消所有的补贴。这是很大的改变，实质上是对中国的制度实行一次彻底的重要的改革。这个可不得了！我们后来出现的一些很重要的改革，最早的就是这个“特区十条”的第四条。因为当时在深圳是有特殊情况的，当时劳动力是很少的，需要从周围招募，招募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所谓合同制的用工办法。而且，当时我们企业公司情况就是工资很低，补贴很多。这个合同制，整好倒过来，就是工资很高，而补贴很少。尤其实行基本工资和浮动工资，把所有补贴都取消了。同时，由特区（当时有特区这个说法）来统筹建立社保，既然没有补贴了，那么这个社会福利单位这一块也没有了。那么医疗、教育、养老等，谁来搞呢？是由特区来统筹建立一个社保来搞。
　　我们看，这是我们后来在八十年代在全国都逐步在开始推行的所谓劳动生产方式的变化，特别是所谓招聘制度、合同制度、浮动工资制度，包括今天我们由国家来搞的这个社保，最早就是在深圳市的，也就是在这个特区工作十条当中。
　　还有一条，就是特区工作十条的第六条，这条很特殊的，它明确提出特区的货币当然是以人民币为主的，但是外币是可以用的。这个后来证明，是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个。原来是特区有特殊性的，当然外币可以用了。
　　第七条，就是引进和利用外资。同时提出，深圳特区得到的收入五年不上交。这个也是对中国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别的省都上交，深圳五年不上交，后来广东不上交，福建不上交，但是别的省上交，山东是要上交的，辽宁也要上交，这样，一个爸养大的孩子就不公平了。
　　第八条，也很重要，就是说怎么引进外资。通过搞基础设施，就是“三通一平”。我们把这地通水、通电、通汽，把地平整之后，自然有人来投资。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来引进外资，这个方式对后来也影响很大。
　　特区十条，一共十条，这个是我们今天回顾改革开放要记住的。就是1981年5月到6月，在北京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特区工作会议。这是我们国家开放的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来的一系列的政策，先是推动了深圳和广东的这两个地方的改革，后来这个改革就变成了全国式的，福特式的改革。同时，会议开了一个月，专家是积极地参与到这个会议去提供理论支持的，领头的是钱俊瑞。钱俊瑞在1983年，和世经政所的成员一块出了一本书，叫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这个书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的，现在市面上没有的，这个书非常值得再版。社科院的有不少书，我就觉得值得重新印。一个就是过去他们老院长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写近代史，写鸦片战争，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超过胡绳写的这本。还有一本，就是钱俊瑞他们合写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这本书就像我前面讲的岚清同志的《突围》一样，就是有什么优点呢，没有废话，全是真话，全是干货，没有哼呀哎呀的，没有官样文章，斩钉截铁，栩栩如生。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懂。现在我们出的书，只有学校里的博士以上的人才能看得懂，而博士以上也不一定看得懂，但装作看得懂。钱俊瑞这么大的学者，但写的大家都能看懂。这个书就是分上下两篇，第一篇叫资本主义，第二篇叫社会主义。就是1983年的时候，特别是1981年我们的特区会议，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但是后来小平同志说了，我不要争论什么是姓社，什么是姓资这个问题了。当然核心问题，还是特区姓社还是姓资。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个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所以世经政所就出了这么一个书，今天看来，这本书还是最为准确和完整地回答了什么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今天来看，还是高度的准确、清晰的分析，就是今天不但不过时，而且是最好的。
　　我们那么多经济学家，八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具备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一个是浦山，一个钱俊瑞。这两个是毫无疑问的，不光是中国说，外国人也说，他们的同学们说，他们可以得。因为弗里德曼就是浦山的同学，他说浦山可以得。他笑话浦山，说浦山这个人很怪，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大学的经济学院都请钱俊瑞和浦山去讲课。这个浦山很逗的，和钱俊瑞，那个时候讲课费很高了。浦山是世经政所所长的时候，钱俊瑞是社科院外事局局长。这两个哈佛博士，出国以后，讲课有了很多钱，回来两个人都全部交党费了。最后这两个老头搞得很穷，就是很多美元都交了，最后晚年社科院突然要房改，两个老头都没钱，所以又打报告给院里说，我们交的那个能不能再退出一点来。这个房改，改得两个老头一时都成笑谈了。老局长、老所长都改得没钱了，这个忒没道理了。这两个是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绝对可以得的。可是呢，因为到延安，因为地下工作，等等之类。钱俊瑞很早加入共产党。最后却搞得很穷。所以后来浦山先生、钱俊瑞先生就联系年轻的张宇燕。张宇燕是没跟过他的，余永定，是跟过他的。余永定说，跟浦山先生的时候，天天爱干事，就是拿了办公室两张纸，他也上升为很高的问题。你不能拿公家的纸乱用哪！后来大家就讲，这个浦山是把周恩来的那一套，全部都用在了我们身上。周总理是对于人民群众是很好的，但是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很狠的，非常狠。因为这个浦山，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所以，人们就说，你把总理那边的那一套搬到我们社科院来了。竟敢拿公家两张稿纸，这怎么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