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捐献方式与中国慈善

zazhi

　　股神巴菲特最近又再次来到中国，此行的目的除了参观他持有股份的中国比亚迪汽车和电池生产商以外，更重要的是宣传做慈善的理念。他将在本周三（29日）举办慈善晚宴，邀请50名中国顶级富豪出席，股神主办活动的搭档，是名声与家产比他还更胜一筹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不过，自从消息传出以后，中国富豪对这次邀约的反应并不踊跃。事缘中国媒体已经广泛报道，盖茨夫妇与巴菲特订立共同目标：号召《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全美最富400人”共同宣誓在有生之年或临死之际，为慈善事业捐出至少一半家产。中国舆论与网民猜测中国富豪们都是担心“被慈善”而拒绝出席晚宴，结果两名主办者不得不降低调子，并在上周发出公开信澄清，他们来华不是要“施压劝捐”，而是来交流了解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

　　与此同时，中国舆论界出现的对本国富豪的质疑，也都很容易可以想象。典型的评语包括：中国富人为富不仁，公益心不如美国人，也有人讥讽现代巨富们的财富皆来路不明，因此有财不敢露，不肯捐。

　　思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窘境，人们容易感到困惑。根据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司司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的王振耀最近在央视节目里介绍的数据，目前中国人均每年捐款还不及50元人民币（约10新元），美国人均捐款每年八九百美元（1058至1190新元），两者差距远远超越了两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所以中国社会要更多地鼓励慈善行为。

　　不过，我们也知道乐善好施的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中国文化并不乏共济天下的美德，尤其作为东南亚的华人，我们对此感受很深。新加坡的传统华文学校、无一不是早年来新的富商集资筹办的。南洋一带白手起家的华人富豪里头，有一个毁家兴学的陈嘉庚，他在新加坡支持了大量慈善事业，之后回到他的故乡福建，继续捐资兴建厦门大学与集美学村。

　　然而，贫穷、社会制度的改变以及近年社会信任感流失，让乐善好施的传统这些年来在中国社会变得淡薄，所以出现了中国慈善募款数额在西方社会面前相形见绌的情况。贫穷是部分原因，因为当基本温饱都成问题时，即使要从收入中1%拿出来捐献都是困难的（但是2008年中国四川地震时，连乞丐都捐钱），而中国目前还有1亿5000万人日均生活费不到1美元。此外，在政府包揽一切的计划经济环境下，每个人成为接受“公平分配”的一个小单元，虽然说主流舆论可以大力提倡互助友爱，但是小单元捐献的力量有限，也缺少额外捐献的动力与意识。

　　当政府试图取代所有民间组织的作用时，民间集资的动力与空间都会受到挤压。慈善事业应该是民间自发的力量，或者由官办再由民间监督，需要政府允许民间有更大自主权与监督权。但在中国的环境下，政府对慈善活动的严格管理，成了社会捐献积极性的制约因素，对此媒体已分析过不少了。

　　但是此时讨论这个话题，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调整。在告别计划经济时代不算很远，一些体制性制约仍存在的今天，中国已经出现热心捐献的富豪与民办基金会。尽管人数不多，这说明在13亿人口的庞大群体中，总有些力量不会泯灭。从捐款数额看，2006年中国人年慈善捐款额仅为50亿元人民币左右；到了2009年，数额增长到500亿元人民币。其中2008年四川发生地震当年，中国慈善捐款额一举突破千亿元人民币，说明这个社会保留着捐献他人的明显动力，在适当条件下可能井喷般迸发，虽然平时不大看得出、深藏不露。

　　从这种角度看，中国慈善事业尽管一再引起反思与批评，但它已经在批评中成长。它缺乏的是国家的制度性支持，以及做宣传、对慈善事业进行现代化管理的技巧。这方面，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或许可以与中国富豪分享经验，让他们以中西方结合的方式说服官方进行管理办法的改革，推进中国慈善事业长足发展。

　　西方有经营各种事业的现代技巧，东方则有其文化的底蕴。中国人经常在道德上自我检讨，但我常想他们更缺的不是道德，而是让道德顺畅发展的环境。中国文化也不乏优良传统与道德偶像，这些应该才是具有长期决定性力量的因素。

　　几年前，我在福建遇过一个20多岁的青年，或者应该说是小商人。他家人经商，有点家底，自己又独立创业经营服装生意。受到同乡人陈嘉庚事迹的感召，这个作风低调的年轻人告诉我，他的志愿就是赚很多很多钱，老了以后就全部捐给社会，我不晓得他将是否赚得了那么多钱，志向是否能坚持，但那淳朴的意志，回想起还是让人佩服与感动。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 ... an_jing100927.shtml
社会还是在发展的，再等若干年，会比现在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