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迁语境下公权被“奴化”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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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逐步升级的拆迁事件又提供了一个权力失败的样本。9月10日上午，该县凤冈镇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三人被烧成重伤，引起广泛关注。16日上午，宜黄县委书记被指在机场围堵上访拆迁户，经媒体记者微博曝光，舆论一片哗然。17日，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副县长被免职。18日凌晨，伤者之一因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随后即发生抢尸闹剧。

据媒体报道，此前为了达到既定的拆迁目标，当地政府成立了以副县长为第一副总指挥的强拆工作指挥部，参与人员包括县公安局、县城管局在内的11个单位的185人。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一个地方政府为了一幢房子如此总动员？几天后在现代化的机场，一个正处级的地方大员将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堵在厕所里，“官体”在哪里？疯狂的拆迁秀背后，是公权力失去约束的嚣张，还是地方政府在刻意“自我妖魔化”？

暴力拆迁与高房价有着“狼狈”的关系。高房价是现阶段中国经济模式的真正核心，也是百姓之痛。众所周知，由于传统心理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前几年有一种说法，老百姓手里的大量存款会成为中国经济的定时炸弹，后来高房价的游戏解决了一切问题，客观上高房价成为社会剥夺普通人财富的手段。一个年轻人，走入社会，要安身立命，他就先欠了这个社会几百万。高房价已构成对普通人生活的绑架。

地方政府要房屋涨价，不涨价就没有钱，没有GDP。中央政府要房价稳，因为房价飞涨就会丧失底层民心，房价更不能跌，跌了经济就会崩溃。“稳”成了神秘的语言。就舆论来说也是两分，既得利益者希望房价飞涨，玩一玩心跳，攫取最大的投机利益。而另一方面为了吸引眼球，不少媒体又挑逗民意，制造房价有可能下降的预期。房价跟房屋价值已完全脱节。在中国这种特殊环境中，房价变成了政治筹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在利益集团内部，民意成了遮羞布。

在唯GDP发展模式里，地方政府很容易成为一头经济动物。在房地产利益链条中，地方政府能坐地分享利益的大头凭借的就两点，一是法律规定的土地所有权国有，其次是能够使用行政手段把土地送到开发商手中。地方政府挣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拆迁的钱。在高房价的泡沫中，原土地使用者、地方政府、开发商、建筑商构成了利益链条。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建筑商除了偷工减料很难有其他发言权。原土地使用者作为食物链的源头肯定有参与利益竞争的冲动，而拆与不拆成了唯一砝码。钉子户逻辑顺利成章，拆迁成为角力，成为攻防战，成为预料中的暴力。

在暴力拆迁语境中，谈公民的权利和物权有点奢侈，拆是预设的，其他就是手段和代价。面对各种钉子户，暴力拆迁要付出极大的行政成本，又要面临暴力后果带来的巨大风险，知其不可以为而必须为之，背后是权力的无奈还是无知无畏？有人说不让拆迁就要了地方政府的命，无论如何，当拆迁需要县委书记、县长亲自出马的时候，那么地方权力机关就变成了拆迁公司，能抗得住公权的钉子户毕竟有几人？

被人民赋予权力的公仆本不应该充当开发商的鹰犬。公权充当拆迁的打手，一方父母官不得不为了拆一所不相干的房子悉数赤膊上阵，而另一方无助的百姓又不得不以命相搏的时候，这个游戏规则肯定出了问题。

法律失灵，为了发展必须要用犯罪手段，这是什么发展？在拆迁语境下，地方官事实上也成了高风险行业。是什么将官员和土地开发、拆迁捆绑在一起？如果一个地方大员，上午领导拆迁，下午领人截访，晚上陪房地产老板喝酒，这样的官不当也罢。正因为心知肚明各级地方官员的难处，所以每次恶性拆迁事件之后鲜有人为之承担责任，这也许是一种变相的补偿吧。笔者希望宜黄县一班人拆得不明不白，拦得不明不白，不要再处理得不明不白。

权力过剩是近年来官员的心病。权力在现实压力和诱惑下被奴化，任何暴力都不意外。权力成为开发商的家奴是常态，但县委书记、县长成了家丁，只不过一次意外的出丑。就像无法让高起的房价“出血”，对于暴力拆迁这个行政毒瘤政府也难免有无可奈何之叹。血泪悲情已经发生，唐福珍自焚事件后众所期待且被寄予厚望的新拆迁条例胎死腹中，历史不停重演，此次事件能带来孙志刚式的转机吗？（南方暴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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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和国庆的不和谐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