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启动高校公共政治课再改革 关注现实性与中国性

hujzh2008

《凤凰周刊》2010年26期 孙荣飞 实习记者 陈少远

清华大学教师曹海军给清华学生上公共政治课时，总有一些学生会较真地追问，“《自然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学习有什么实际意义？怎么解释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的目前状况？”

这令曹海军很苦恼：“我不能用否定的方式来回答，若用肯定回答，离实际又很远。所以我通常只能回避。”

不过，从2010年秋季高校开学起，曹海军式困境，或许有了转机。

《凤凰周刊》记者获悉，今年暑假，中宣部、教育部等部委组织数十家高校开会，决定启动新一轮高校公共政治课的大改革。

改革重心侧重在校近150万人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经本刊记者多方求证，现行硕士研究生必修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选读”三门课程，前一者改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后两者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同时，整个课时进行了压缩。

博士生现行公共政治课课程，文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理科为“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此次改革拟将博士生公共政治课程更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时也将作出调整。据了解，在这次拍板会之前，7所综合试点大学和其他单科试点大学已于武汉大学开会讨论了此次课程改革。

目前，教育部尚未下发有关此次高校公共政治课改革的正式文件。但基本确定，全国有7家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在内）为此次改革的综合试点单位，其他多所学校为单科试点单位。在取得综合试点学校的经验后，有关部门计划于明年向全国高校推广。

据悉，各试点高校没有正式教材、大纲，需自行探索教学方案，呈交教育部。这点与2004年那次调整形成很大区别。彼时，中央集中全国最优秀力量，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高水平专家和教师编写，每门课程只编一本教材，实行全国“一本通”。

高校公共政治教育一直是“敏感雷区”，由于此次改革并未公开，多数高校也持缄默态度。本刊记者联系多家重点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对方多数以改革方案未定不便多谈拒绝采访。

记者就改革的推行情况向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求证，其工作人员也没有正面回应。

关注现实性与中国性

据一位参与此次改革精神通报的教授介绍，此次公共政治课改革的精神，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主管部门要求改革后的公共政治课堂涉及更广的社会层面，关注当下，关注中国，联系热点问题。

这个意图在2010年7月16日的教育部社科司[2010]164号函中已可窥见。该函发布了关于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立项的通知。

此外，这次改革对公共政治课教学模式和任课教师也提出了诸多新要求。有试点高校接受采访时表示，将尝试通过建立专家库，举办系列联系时政、分析当下的讲座，来增强学生上公共政治课的兴趣。

公共政治课的关键在于教师的授课，此次改革强调增强课程的感染力、力度，使思想政治课能够让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要求教师更加注重实践教学，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引导学生用理论分析社会热点，而非简单灌输纯理论。对博士生政治课程则要求教师在联系社会热点外更强调“理论深度”。

目前，高校学生对公共政治课的大规模逃避已成为一个客观现实。辽宁渤海大学社科部陈然山老师在学校里算是较有人气的授课者，但他对记者也坦承，课堂上学生大多各干各的：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做英语作业或听着MP4，还有的翻看小说，不时传来吃零食的声音，并且上课几分钟后，学生开始一批一批的逃离。该老师还收到了一名学生的信。信中说：“在我近十年上政治课的感受中，我没有从政治课或政治老师那里得到能鼓舞自己、激励自己的东西。课堂理论对现实问题也不能提供深入、信服的分析。”

而随着学生上课参与度不高，公共政治课教师也处境尴尬，“自我感觉职业社会评价较低。”

对高校公共课研究多年的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师耿国阶表示，公共政治教育课理论说服力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世界范围内科学社会主义的低潮，党本身严重的腐败现象和社会由半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的深刻转变，社会结构本身的转型等。高校公共政治教学中意识形态教育过度和公共价值体系匮乏也是重要原因。要改变困境，必须在马克思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和要求上有所放宽，同时强化公共价值教育。

此次公共政治课改革，在标定宏观框架下，放权由高校自主探索教学内容，显示出让各试点高校“八仙过海”的战略意图，实现政治教育更灵活，更大空间。

同时，前述北京某高校教师表示，这也是对研究生、博士生的知识积累更深厚，对现实问题了解更深的一种体认和尊重。

“渐进式”课改

此次改革是前几次高校公共政治课改革的延续。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中断30年的“文以载道”传统重启，权力与知识之间的生产关系由此循环往复，相互适应。1950年，随着高校开设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为教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政治理论成为必修课，新道统以体系化方式垂落于各教育阶段。

之后30年，普通高校的公共政治课稳定在“形势与任务”、“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4门课。

改革开放后，高校公共政治课依据形势需要，不断做出调整。1995年10月，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此后，“两课”的说法沿用至今。

1998年确立普通高等学校“两课”新的课程设置方案，即分3个层次设置8门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思想道德修养”、“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简称为“九八方案”。高校公共政治课的规模体积就此达到历史高峰。

2004年开始，因学生上书，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关注下，相关部门对高校本科生公共政治课的改革联合开展调研。在2006年，“九八方案”的八门课减少为四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2007年，高校“两课”教学开始使用新教材，并一直至今未变。

2004年开启的课改，涉及对象本科生，对规模越来越大的研究生群体尚未涉及。

此次2010年课改，锁定研究生群体，是为补缺。

在研究生、博士生阶段仍然开设公共政治课，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高校公共政治课与其他课目不同，它是重在使学生对现存政治制度和施行的政策的认可，通过教学，增强服从感。在中国步入转型阶段，自然需要研究生这些知识精英凝聚对执政权力的共识。

但清华大学一位公共政治课教师说，“现在马克思主义离年轻人越来越远，再靠这些原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来论证执政能力，显得力不从心。”

改革后，中共开始不断从意识形态体系回溯向经济绩效和应对危机能力建设的转变，形成了以经济社会建设支援政治运转的特色。但经济绩效与危机应对能力尚不能构成普通国民“承认感或服从感”的全部。特别是高校学生群体。

增加中共的社会统合能力，亟需要发展、更新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容。而据知情人介绍，此次课改，正是力图将以往的理论视野从国际共产主义研究和实践转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单说就是要突出中国自己的模式。”

不过，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并不满足，要求对高校公共政治课进行大的变革。理念的依据来自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韦伯看来，政治或是指导生活实践的艺术，是不属于课堂的。在课堂里或所谓的知识殿堂里只是告诉学生社会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而不应该是说教，或者告诉学生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但据前述参与改革精神通报的教授讲述，在中国取消“两课”并不现实，欧美的大学也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改革要慢慢探索，当下关键的是弱化说教的成分，增强现实回应性。

作为比对，在欧美国家，政治思想教育更多内涵是社会教育和公共教育，这种属于通识教育的政治和思想教育，社会机构、学校、家庭都承担职责，以帮助学生成长为合格公民。在西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常通过开设选修课的形式进行，属于隐性课程。

前述知情教授最后谨慎表示，此次公共政治课改革尚在试点阶段，能否推行尚不可知；可否有所收效，改善当前大学公共政治教育的现状，也未有定论。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9/15/2519370_0.shtml
与时俱进落到实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