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难堪的华袍长满了蚤子,张爱玲第一次近距离检视自己的生命伤痕,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监禁了四十年……她聚精会神反覆改写那没人要看的童年……
恐怖的疯狂监狱
2010年看《雷峰塔》与《易经》这两本「张爱玲前传」,一股寒意简直钻到骨髓里。这书中文译笔流畅,没有原先李黎〈坍倒在翻译中的雷峰塔〉的问题,倒是书里揭露的家族祕辛令人吃惊。如果此书属实,舅舅和母亲无血缘关系,是抱来狸猫换太子的(这点《小团圆》说了),弟弟也不是她的亲弟弟(那个可疑的教唱歌的义大利人……),母亲和姑姑在钱方面颇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侄(明表哥)乱伦,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在这一大家子的混沌关系中,张爱玲像是逃出了疯狂监狱,精神却停滞在孩童状态。她幽闭茧居,聚精会神玩著骨牌游戏,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长城,然后重建。鬼打墙一般,非人的恐怖。这回,可和胡兰成一点关系都没有。然而她为什么要虚构弟弟的死亡,实在太令人费解了。
《雷峰塔》与《易经》是张爱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坛叩关失败的英文自传小说,因篇幅太长一分为二,总计三十万字,八百页,在她去世十五年后手稿才由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从幼年写到逃离父亲家里,《易经》写港大求学到二战中香港失守。《雷峰塔》、《易经》接著《小团圆》,堪称张爱玲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与《易经》仍是一个整体,因为书中人名与《小团圆》完全不同。
读《雷峰塔》与《易经》的张迷,起初会有找不到新资料的失望,但李黎所谓「张爱玲到底不是珍.奥丝婷,她的童年往事实在无法撑起一本近三百页的小说让人手不释卷」,则未必属实。读张爱玲这部形同〈私语〉和《对照记》放大版的小说,最好把自己还原为一个路人甲,愈不熟悉她愈好(正如读《红楼梦》不要拿贾府人物表焦虑的去对照曹氏家谱一样)。你只管顺著书里的缓慢情调和琐碎细节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乌篷船里听雨声淅沥,昏天黑地,经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当然,记得要先找出霉绿斑斓的铜香炉薰上第一炉香,从《雷峰塔》看起。
揭开人性在物质下的幽暗
《雷峰塔》一开始,就是以孩童张爱玲(沉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岁时就怀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亲(杨露)和姑姑(沉珊瑚)打理行李出国,父亲(沉榆溪)抽大烟,和姨太太厮混,宴客叫条子。在大宅子另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杂役男工赌钱打牌,婢女老妈子作藤萝花饼吃,老婆子们解开裹脚布洗小脚,说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
《雷峰塔》是象征著父权/封建旧时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后,正如鲁迅所说:「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也还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这一大家子的败落里(包括母亲、姑姑或继母),没有一个是赢家,结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遗老遗少和他们的儿女同舟一命,沉沦到底。「雷峰塔不是倒了吗?」「难怪世界都变了。」这两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闲话,像里巷街谈,也像贾雨村甄士隐在石狮子前笑谈荣宁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经》(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经》作为书名,还真是一语双关,也有凌叔华《古韵》(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
在现代文学作家里,张爱玲的身世是少见的传奇,「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她的弟弟张子静就说:「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那是清末四股权贵势力的交汇,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张佩纶、李鸿章,母系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后人,继母则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都是历代仕宦之家,家产丰厚,然而巨塔之倾,却也只要一代,在张爱玲父亲时,因为亲戚占夺,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与《易经》里,永远是付不出的学费,戒不掉的鸦片、吗啡和姨太太,老宅子里烟雾缭绕,令人瞌睡……
张爱玲初到美国未久,以一个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发表自传小说,或许是个错招,但这并不表示这书没有可读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书中除了加重对白的分量,还原那个时代败落家族的氛围,也揭开了人性在物质下的幽暗(骨肉手足为了钱,打不完的官司)。这些「不能说的祕密」,从未在张爱玲其他作品中这么详尽的披露过,却很可以用来理解张爱玲后半生的怪异。她唯一的弟弟张子静1989年和她通上信,得来两句「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唯有祝安好」,然而和宋淇、邝文美夫妇越洋写信倒有说不完的话集了一整本《张爱玲私语录》。
伤她更深的是母亲
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看完《雷峰塔》与《易经》,才发觉伤她更深的是母亲。「雷峰塔」一词,囚禁女性意味浓厚,也几乎有《xxx上的疯妇》(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隐喻。雷峰塔囚禁的两个女人,一个叫七巧,一个叫长安,母女俩同样戴了沉重的黄金枷锁,小说早已预示了真实人生。张爱玲《易经》里有一段描述当年被迫结婚的母亲隆重的花轿婚礼:「他们给她穿上了层层衣物,将她打扮得像尸体,死人的脸上覆著红巾,她头上也同样覆著红巾。婚礼的每个细节都像是活人祭,那份荣耀,那份恐怖与哭泣」,「每一场华丽的游行都敲实了一根钉子,让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铁证如山」。张爱玲描述的婚礼犹同封椁钉棺的葬礼。她和母亲一样,奋力想挣脱传统的枷锁,却终其一生,戴著沉重的枷劈伤了好几个人。雷峰塔轰然倒塌了,囚徒却未得到救赎,这小说在1957年(她母亲去世时)起笔,似乎也说明了什么。
《雷峰塔》和《易经》用了极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间,这是张爱玲以往作品不曾有过的。《对照记》里恋恋于母亲美丽影像,正证明了她从来无法从母亲带给她的伤害中走出来(都说她恋父,《对照记》里父亲和胡兰成可是几乎不存在的)。张爱玲〈私语〉曾说「能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著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在现实人生中,正是这些琐碎的难堪,尤其是钱,使她看清了母亲,也一点一点毁了她对母亲的爱。
《易经》里一个具体情节,是母亲杨露从国外回来探视正读香港大学生活拮据的琵琶,当时历史老师布雷斯代好心资助了琵琶一笔八百元的学费,琵琶将这好不容易得来的一点钱全数交给了母亲,后来竟无意间发现母亲把这钱输在牌桌上了。杨露以为女儿必然是以身体作了交换,她催促琵琶亲自前往老师住处道谢,之后并偷偷窥看琵琶入浴的身体,想发现异状,这事使琵琶感到羞辱极了。
琵琶从父亲和继母的家领受到寄人篱下的羞辱,从母亲处感到另一种无靠。张爱玲在〈造人〉一文里曾说:「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易经》里琵琶则说:「我们大都等到父母的形象濒于瓦解才真正了解他们。」这难堪的华袍长满了蚤子,张爱玲第一次近距离检视自己的生命伤痕,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监禁了四十年,连与赖雅的婚姻也不能改变她对外界的无感。她聚精会神反覆改写那没人要看的童年,在更换旅馆的不便里,在蚤子的困扰中,在絮絮叨叨问候宋淇和邝文美的琐碎里,直到生命的终结。
回忆是劈伤人的沉重枷锁
这是一个太悲的故事。繁华落尽,往事成烟,只留下一个活口来见证它曾经的存在。由于伤重,过早封闭了心灵的出路,张爱玲的创作生命实在萎谢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场电影出来,满街大太阳,忽忽若失。她的写作不仅速度缓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写了三十万字,再压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泪》(Pink Tears)这部英文小说一样无人问津,也几乎白写了。
真实人生里,于张子静另有一桩不堪。1995年独居上海晚景凄凉的张子静,骤闻姊姊去世,找出《流言》里的〈童言无忌〉再读,眼泪忍不住汩汩而下,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书里说:「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姊姊待我,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柢是永世不能改变的。」这个事实,被《雷峰塔》里改写了。在小说里,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是母亲私通一个教唱歌的义大利人所生。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亲的家后,弟弟(沉陵,十七岁)罹肺结核,在父亲和继母(荣珠)疏于照料下猝逝,更坐实了张爱玲对亲人笔下的无情。
弟弟的死不是事实,他是庸碌一点,念书时办了个刊物,向已成名的张爱玲邀稿还曾被拒:「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熬过文革时期,中学教员退休后蜗居在父亲唯一剩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里,在季季访问他两年后(1997年)去世。假设六○年代张爱玲这小说真的在美国「功成名就」了,或1995年她去世时与其他作品一并出土,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读了,那恐怕就是震惊,而不是眼泪汩汩而下了。我一直不觉得张爱玲1992年致书宋淇「《小团圆》要销毁」是因为顾虑舅舅的儿女或柯灵的感受,她的作品更早就无情伤害过父亲、继母、舅舅,以及弟弟了不是吗?
写作是何等伤人伤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当,回忆,就是那劈伤人的沉重枷锁。如今张爱玲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都已经烧完,故事也该完了。在炉香袅袅中,那个童女彷彿穿越时空异次元,仍然圆睁著四岁时的眼,怀疑一切,并且相信文字永远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与一切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