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难变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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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联涛
　　在上一期专栏中，我引用了一种说法，不能将肉食性的狮子和草食性的大象放在一个笼子里。其本义是，同一个银行中，风险偏好型的投资银行家和风险规避型的零售银行家很难和平共处。

　　我推崇的金融模式是：一家非经营性金融控股公司下，有若干个独立的子公司或合资企业，在不同的领域独立开展业务。

　　亚洲金融改革的难题在于，大部分“草食性大象”都是国有金融机构。尽管多年来国家一直想把这些大象训练成狮子，尽管其规模做大了，但是亚洲至今没有培养出一家世界级的投资银行，并能与华尔街投行竞争。

　　这是为什么呢？

　　大多数研究金融业演化的观察家往往忘记了，目前这些上市的投行最早发源于伦敦一些合伙制商人银行。这是一些小型合伙制企业，他们从事公司金融、并购咨询、过桥融资以及现在被称作私募股权投资的业务。

　　这些合伙人之所以擅长撮合交易，是因为他们与许多公司都有充分的联系，也知道风险如何转移和化解。合伙制有效地控制了风险，这些老合伙人是制度传统、风险控制和公司伦理的捍卫者。他们培育了许多年轻的雇员，只有那些正直、富于判断力并善于控制风险的雇员才最终能够提升为合伙人。

　　高盛在早期合伙制时期的企业文化是“长期贪婪”，考虑长期的价值创造，并且置客户利益于企业利益之上。但是其上市以后，为了追求更多的年终奖金，高盛那些年轻的狮子们开始追求“短期贪婪”。

　　结果是金融业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更大的资本投入，然而，这些远非小型合伙制企业所能负担。美国式的跨国公司更需要激进的华尔街投行，他们不仅仅有商业上的敏感，还有较好的政治关系，而且还善于监管套利。

　　20世纪70年代，欲影响银行业的行为，英格兰银行行长只需使个眼色，或邀请银行家做一次平静的会谈。当时银行业是绅士的俱乐部，游戏规则是“三”：上午工作三个小时，午饭三个小时，然后在高尔夫球场花三个小时。而投资银行业则截然不同。

　　许多投资银行家一周工作7天，每天忙到晚11点，经常24小时在伦敦、纽约、香港不间断地开电话会议。这个行业的现状就是快点做交易，赚取快钱；毫无客户忠诚和银行忠诚，年终奖金一发，大量雇员立即跳槽，甚至投靠竞争对手门下。

　　到了20世纪80年代，英国式商人银行不得不把自己卖给外资银行。如今，只有罗森柴尔德和施罗德两家商人银行存活下来，其他的都被那些如恐龙般兼有大象和狮子的全能银行吞并了。

　　此后，美国主要的投资银行也放弃了合伙制。但是，变成上市公司，支付巨额奖金，带来了新的道德风险。投资银行从事高风险活动，但风险并非由其经理或合伙人全部承担，而是由股东或国家来兜底。这就是雷曼崩溃的悲剧。

　　这些国际教训对亚洲国有银行有什么启发呢？

　　我坚信，在国有银行体系中，把零售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隔离开来非常重要。因为这两种业务的激励机制、风险类型完全不同。当自营交易量很大时，交易员的自身利益必须与交易活动紧密挂钩，而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管理公共基金的雇员。

　　因此，在投资银行业务中，那些交易员应对交易的风险和收益承担较大的责任。

　　国有金融机构如何控制这些风险呢？关键就是掌控这些机构的公仆们（指出资人代表，而不是监管者）一定要对金融市场有透彻的理解。不要指望草食性大象最终能变成肉食性狮子。

http://magazine.caing.com/2010-09-04/100177060.html
金融风险，必须金融监管与自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