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生与死之间——1968年革命35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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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乡下闲人
　　
　　1968年。这一年，中国人正沉浸于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宝书铺天盖地，大字报漫天飞舞，大辩论的人们彻夜不眠，走资派和保皇派正在被工农群众们施以“人民民主专政”，或是无休无止的批斗会，或是在牛棚里面壁思过，红卫兵声嘶力竭的口号中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发配到遥远的“广阔天地”去经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中国的人们对此一点都不陌生。
　　
　　其实，何止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在造反。在巴黎，学生们在街垒里和警察战斗，哲学家萨特也站在街头散发传单、发表讲演。在日本，愤怒的反战者把美国派往越南的航空母舰“企业号”重重包围起来，直逼到它比预定的时间早四天离开佐木堡。在古巴，哈瓦那的文化激进主义者们召开了全球大会，一位预定的演讲者因为勾引了古巴一位官员的情人而被迫放弃与会，匆忙逃走。在希腊，美国接替英国，帮助军人集团对声势浩大的社会抗议运动的镇压。在美国，年轻的学生们发动了反战运动，后来成为拳王的阿里对记者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坚决不去越南打仗，唱片歌手厄莎·基特把反战的消息带进了白宫，并呼吁总统夫人理解“孩子们”的造反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的信徒们正准备发动一场改革，杜布契克被“推”上了第一书记的位置。在苏联，几位年轻作家的被审判引起轩然大波。在西德，学生们喊着口号站在街头抗议伊朗国王的来访，因此与警察发生冲突，并引起战斗。
　　
　　这还不是全部，不是1968年十二个月里发生的全部事情，仅仅不过是第一个月里的一些事情而已，更重要的是，格瓦拉的继承者们正打算在全世界更多地方发动游击战争来分散美国的兵力，缓解北越的压力。左派，共产主义，自由，反抗，造反，这些词构成了这一年绚烂夺目的历史景致，是这一年的关键词。这一年流行的不是后来的哈耶克、弗里德曼一类的人，而是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和切·格瓦拉。格瓦拉的尸体看上去一点也不象一个死人，被拍成照片，与他的头像一起流传。毛主席像章首先开始全球化，无数的抗议者们高举着这位后来被视为一个与秦始皇不相上下的独裁者的语录和像章，把他奉为偶像，直到今天人们看新一代的拳王泰森的比赛转播时还能看到他胳膊上的毛主席文身。
　　
　　这一年的流行色是红色，红色弥漫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以自由为名的党旗帜鲜明的与左派站在一边。一切看上去都在骚动不安之中，谁也无法平静下来。这是生机，还是回光返照？人们无暇反问，似乎一个新的世界将真的在大乱之后到来。
　　
　　然而，这一年却不是新时代的开端，更不是左派胜利的起点，而是所有反抗运动的滑铁卢。格瓦拉在前一年就被杀死在玻利维亚，他的尸体被FBI秘密的掩埋。美国的警察送给反战示威者们的不是妥协和谈判，而是步枪、达姆弹、机关枪、催泪瓦斯、梅斯催泪毒气、武装直升机和装甲车。苏联的几位年轻作家接到的是法庭审判通知。越南收到的新年礼物是更多的军队和航空母舰。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的背叛终究招来的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苏联的坦克和装甲车。日本包围美国航空母舰的结果是与警察发生冲突，并造成150人受伤。希腊的内战中，先是英国，后是美国，最终被拉进北约，等待先前的左派的是刚上台的上校们的种种酷刑，头发被大把大把的扯下，指甲被连根拔掉，2777人被施以电击。德国的警察们也不甘落后，朝抗议伊朗国王访问的学生们开抢，一名叫本诺·昂尼索格的学生被当场打死。美国在越南的军队发动了春节攻势，然而照来的却是1月31日美国驻西贡的大使馆被一支勇敢的游击队占领。“五月风暴”中的法国更是伤亡惨重。
　　
　　北越游击队胆大妄为的行动——在1月31日攻占美国驻西贡的大使馆——激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一场新的扫荡很快发生。2月初，一支试图攻打总统府的游击队与政府军和美国军队对峙了三天后，终于投降，一位年仅17岁的少女穿着黑裤子带着9名游击队员从他们最后的堡垒——一家小旅馆——里走出来，双手举过头顶。但他们换来的是被全部处死的命运。一个大约只有35000人口的小城槟知被一支大约2千5000名左右的民族解放阵线部队占领了，美国官方对此发明的声明中称：“拯救槟知的惟一办法就是摧毁它。”美国军队对古城顺化发动的猛烈攻势中，武装直升机、俯冲式轰炸机以投掷燃烧弹的方式支持地面军队的行动，古城立刻被占领。但是，春节攻势也引起了美国内部的强大分裂，纽约议员鲍比·肯尼迪说道：“对越南的情况讲真话的时候到了。我们无法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政治妥协不仅是通向和平的最佳道路，也是必由之路。”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写道：“每一个被炸的村庄都是我的家乡。”美国的左派积极发动学生举行游行时，来复枪、催泪瓦斯和机关枪也被迅速的配备给了12000名警察。2月17日，“越南问题国际大会”在一个左翼学生组织的主导下开幕，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挪威、丹麦、奥地利、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参与者们参加了，会议大厅里悬挂着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和格瓦拉著名的口号：“革命者的责任是发动责任。”18号，群情激愤的与会者们组织了游行。红旗、卡尔·李卜克内西、列宁、罗莎·卢森堡、胡志明和格瓦拉的画像一起，飘扬在那一天西柏林冬日寒冷的上空。
　　
　　在1968年革命者的眼里，社会主义和左派都是神圣的字眼，苏联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标本，更不是革命者的家乡，都是一样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遭到了游行的学生们的嘲笑，西德的抗议者们隔着柏林墙对东德的人们发表演讲。自由是神圣的，任何统治在他们看来都是不义的，都要被打倒，无论统治者们头上的帽子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这时还不是西方社会的外衣，无论总统和议员、将军们怎样解释他们的社会是自由民主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年轻而富于血性的学生们都一样不愿饶恕。一张当年的照片上，一个抗议的学生瘦弱的身躯被三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摁在地上，另一个警察的膝盖正顶在他的脸上，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是“配备防暴装备的意大利警察防卫一个用书本武装起来的学生”，防卫两个字被加上了引号，警察们的理由是防卫，而他们的对象是手无寸铁的年轻学生，学生们对警察们的攻击不过是向他们投掷石块和垃圾，而警察们用来防卫的却是警棍和催泪瓦斯，甚至还有步枪、机关枪。社会主义波兰的警察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政府给学生的最后通牒是：如果学生们不在一个小时内结束他们的罢课，到9点钟时他们将被赶出校门，与此配合的是大批的警察开到学生们集会的广场上，包围了他们。英国的一名女性示威者被两个警察——一个抬着脚、一个拎着头——架出了广场，另一位神情严肃的警察正在用力的拍打她的屁股。不远处的一个警察手插在裤兜里，不屑的看着广场外面聚集着的人们，而群众只能在广场外面远远的举起拳头，他们知道，警察手里早就给他们准备好了礼物。法国的学生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大楼，但很快就被驱散了。
　　
　　约翰逊总统宣称将与北越进行“认真的和平谈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宣布只对北越进行“有限的轰炸”。“有限的轰炸”把北越的一个个村庄变成一片火海，人们四散奔逃，父亲失去女儿和儿子，丈夫失去妻子，妻子找不到丈夫，孩子找不到亲人，当一个父亲找到自己女儿的尸体时，她小小的身躯已被炸弹炸飞到了30英尺以外的地方，埋在一堆灰的下面，而她这时只有13岁。是啊，这是“有限的轰炸”，比起后来的“地毯式轰炸”来，美国军队已经很仁慈了，好歹也能找到尸首。美国国内这时的黑人民权运动轰轰烈烈，马丁·路德·金在一个平静的傍晚被枪杀，给他送行的人们悲愤的挤满了亚特兰大的街道，而市长却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宣布整个城市进入紧急状态，4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占领了城市要道。
　　
　　警察在任何一个革命时期都扮演着最让人讨厌的角色，虽然人们的语言并不一样，但在这个年代里，警察却有一个所有语言中都相同的名字：猪猡。警察们挥舞着棍棒、扛着步枪和高压水龙头，当然也少不了催泪瓦斯这种必备的“防暴”武器。在这样的时代里，警察们没有比学生造反者更可怕的敌人了，学生们敢在街上游行，敢烧掉汽车，敢朝戴着钢盔的老爷们投掷石块和易拉罐，法国激进的学生还筑起街垒，准备重演巴黎公社的历史。戴高乐总统看清楚了，法国已经到了革命的边缘，他赶紧趁着夜幕的掩护离开法国，跑到西德与人达成交易，以释放一个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犯下罪行的罪犯来换取他们的支持，以便镇压造反的学生们。五月一日劳动节，北京宏大的阅兵场面让法国青年们激动不已，喊出“打倒警察”的口号。面对荷枪实弹，学生们能拿得出来的武器只有木棍和石块这些最原始的东西，而他们连夜筑起的街垒在警察们的全副战斗装备下根本就不堪一击。街垒被冲开后，防暴警察们一个手里拿着盾牌，一个手里拿着棍棒和武器，头戴钢盔，身上批着共和国卫士的外套。在他们脚下躺着的，是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任何战斗训练的学生，双手抱着头，棍棒和皮靴像雨点一样飞向他们的身体，腹部、面部，女性还包括更柔软的地方，警察们或许是受了很长时间的压抑才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对待学生的态度丝毫不比中国造反的红卫兵们对走资派们的态度逊色，只要是能出击的身体部分，一律都派上了用场。学生们被包围在楼里，受伤者昏迷不醒，被只受了轻伤或还有战斗力的学生围在中央，警察们的手榴弹、燃烧弹和催泪弹不断的飞进楼里，学生们终于在第二天早上放弃抵抗。如今的人们奉为英雄的戴高乐总统坐在办公室里听完部长们的汇报后，终于长出了一口气：革命终于被镇压了。
　　
　　不，革命还没有结束，真正的、规模更大的战斗还没开始。学生造反者们的鲜血流淌在巴黎的大街上，步履艰难的伤病员被警察们架进监狱，汽车和街垒的残留物触目惊心的占据着巴黎的早晨。巴黎，一个多么让人神往的名字，浪漫之都，但在3月10日这一天，巴黎却遭受了血的洗礼，流血的是年轻的学生。这一天的历史应该被所有的学生们记住，“街垒之夜”里的战斗不仅是巴黎人纪念的日子，它属于所有的年轻人。在这一天的历史面前，所有的妥协者都是无耻的叛徒。工人总是统治者们最担心的阶级，但他们也是最有正义感的人，这些没有知识的人，却有着最淳朴的良知。在鲜血面前，他们勇敢的支持了学生，和学生手挽手走在巴黎的街道，工厂的汽笛声长鸣，表达着他们对统治者们的残忍的愤怒。10万工人从工厂、铁路、码头、油田、机关、银行、商场、政府大楼里走出来，鲜红的旗帜飘扬在他们的头顶，他们高呼的口号是“再见、戴高乐，再见、戴高乐”，连士兵们也接到了呼吁他们支持学生的传单。全世界都在这几天里发生了革命，但都无一例外的被镇压，日本的铁路工人与学生联合起来，截获了一列为美国军队运送弹药的火车，只有九个小时，警察们就驱散了人群，给美国大爷们的杀人事业清扫好了道路。
　　
　　美国深险在越南战争的泥潭里，不能自拔，政府和将军们许诺的胜利迟迟没有到来，来到人们眼前的只是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生命被送上战场，美国一些女性感叹到：“难怪孩子们要造反”。谁都珍惜生命，都都会怕死，谁都不愿意到战场去冒着自己被杀死的风险去杀别人，尤其是当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一场侵略战争的时候。愤怒的黑人民权运动与年轻人们的反战运动相互结合，胡志明在法国成为青年人的偶像，人们还为他庆祝78岁生日，瑞典、英国、日本的人们在六月炽热的太阳下面走在大街上，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如此，社会主义帝国苏联也不甘落后，半推半就的接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邀请，隆隆的坦克和装甲车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正如美国的飞机大炮被源源不断的送往越南。在北越的丛林里，游击队员在坚持战斗，反抗侵略；在布拉格的大街上，捷克人用游行抗议苏联军队的入侵。美国的轰炸在继续，苏联的坦克也毫不犹豫的向示威者开火，越南人与捷克人的鲜血都表达着同一个正义的事实：反抗侵略。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也招来了警察，枪声在街道里呼啸而过，运动的领袖们被抓进监狱。墨西哥的警察向被学生占领的国家大学发起进攻，学生们同样遭到了殴打和被捕，士兵们站在坦克上，枪口朝向一坐大楼，他们担心那里的工人起义。
　　
　　这一年，奥运会在墨西哥举行，墨西哥的统治者革命制度党担心学生们的造反影响了游客们观赏墨西哥风光的心情，更担心他们好不容易争来的发财机会被学生们葬送。10月2日晚上，墨西哥总统命令部队向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开枪。广场上有一万多人，他们正在听一场演讲，六十多人被杀死，一百多人受伤。作家何塞·里胡塔斯写道：“政府里的那些绅士们都是行尸走肉。正因如此，他们屠杀我们。”叫喊声和子弹的呼啸让人们听不清楚演讲者的内容，其实，他说的不过是让人们取消原来计划中的游行。22辆卡车，14辆装备了机枪的吉普车，还有许多坦克，演讲者呼吁听众：“我们请求你们在这次会议结束后回家去。”但是军警没有理会这些，他们从广场的各个方向冲了进来，对着四散而逃的人们扫射，人们尖叫着奔逃，公寓楼的窗户上所有的玻璃都被子弹打得粉碎，灯光在这时理所当然的被熄灭了，人们找不到自己的同伴和亲人，血流和尸体混在一起，受伤的人和死人混在一起。第二天早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宣布，墨西哥政府已经向他们保证，“不会有任何事情阻止奥林匹克火焰在10月12日平安进入体育馆”。是的，火焰将平安的进入体育馆，因为可能影响“那些绅士们”发财的“暴徒”已经躺在了血流里，永远安静了。北爱尔兰人的抗议活动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游行队伍刚刚早到公爵街，两派皇家警察就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正当人们商量着该怎么办的时候，警哨就已吹响了，警察们冲了进去，警棍和身体碰状的声音立刻响了起来，有人逃进商店，也被抓出来继续打，“警察们仿佛并不是只想把慌乱的人群驱散，而是要把他们一个个全都打翻在地。”加利福尼亚的警察也冲进伯克利大学，抓走了121名学生，学生们占领了一个大礼堂，堵住警察的去路，要求他们放人，但很快门就被撞开了，警察凶神一样的冲进礼堂，把墙上悬挂着的旗帜——无论是红色还是黑色——都扯了下来，学生们则被赶到在外面等候他们的警车里。11月马德里爆发了反对佛朗哥的学生运动，警察们毫不客气的带走200多人，十多个人被以“恐怖”活动的最送上法庭。在这一年里，无论是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还是自命为民主自由的国家，或者是赤裸裸的独裁国家，对待学生们的造反态度毫无二致，警察把棍棒、子弹和拳头皮靴送给了学生。独裁国家与民主国家在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造反者的时候，竟然是如此的一致，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是不是根本就是一样的？
　　
　　一个人被五花大绑，手绑在背后，脸帖着冰冷的马路，两只脚在无助的挣扎着，身强力壮的警察用一支警棍横在他的腰上，以防他反抗，另一只手按着他头。一个黑人示威者头上鲜血淋漓、手被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箍得紧紧的，其中的一名看起来力气比较大，还边走边用另一只手里的警棍敲打着没有任何还击能力的不幸者。强硬的里根总统派了一个更强硬的校长来对付罢课的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学生们。这位博士先生站在讲台上高声说道：没有无辜的旁观者！450名学生在这次罢课结束后遭到一系列罪名的指控。意大利反对失业的游行者有100多万人，并且坚持战斗直到1969年的“火热之秋”才结束。
　　
　　当“巴黎左岸”成为最后一个左派社会运动符号的时候，曾经被当作革命圣地的中国人现在正盘算着如何“告别革命”，担心失业工人变成新的暴民，更多的人则拜倒在哈耶克那张生硬、呆板的脸孔面前，虔诚膜拜。1968年发生的事情在即使出生在1968年的人眼里，也是那样恐怖——不是因为血腥的镇压，而是学生们的造反。左派这个让1968年革命者激动万分的身份在今天已经成了人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恶谥，社会主义更是已经被苏联的解体证明为失败，有人迫不及待的跳出来说：历史终结了。1968年革命者口里高呼的名字是“胡、胡、胡志明”，而今天却是哈耶克符咒般让人难以理解的理论。当年的反战示威者和造反青年如今已经事业有成，正西装笔挺皮鞋裎亮的坐在高楼大厦里，享受着他们当年声嘶力竭的反对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老一代的统治者们不是已经进了坟墓，就是已经成了历史铁蹄下的冤魂，新的统治者们正是当年的造反者们。我们这些还没有造反过的人呢？造反，还是早点开始学习怎样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尽快成为统治者们的一员？
　　
　　2003年3月13日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1659.shtml


比起热血沸腾的1968年，现在是娱乐至死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