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卧底拆迁公司 揭秘职业拆迁人如何让拆迁户绝望

lizgok

（联合早报网讯）2008年2月，昆明市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序幕拉开。全市计划用5年时间，全面完成主城区范围内336个城中村的改造。城中村拆迁改造工作开始后，因为拆迁引发的各类争端也时不时的发生在大众身边。

　　在各类媒体上，拆迁是个“热词”。因拆迁而引发的新闻总占据着大篇幅版面，在这些报道中，拆迁方用尽各种手段想要让拆迁户们搬走，而拆迁户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与拆迁人员“斗智斗勇”，甚至以死相搏，这些事件都引发了舆论的广泛热议。而身处拆迁链条中重要一环的拆迁公司，似乎成了“万夫所指”。拆迁公司究竟是什么样的公司？近期，记者卧底拆迁公司，试图揭秘拆迁公司的台前幕后。

　　拆迁人

　　我们的工作是“搬迁动员”

　　老刘今年30不到，在拆迁这个行当里已经做了四个年头，做得最多的就是城中村改造，目前是昆明某拆迁公司的项目经理。入行四年，老刘从底层的动迁员做到现在的拆迁项目经理。按他的话说，自己是一个“职业拆迁人”。目前在昆明各个拆迁公司里，像老刘这样的 “职业拆迁人”大约有六七十人，他们清楚的了解拆迁工作的各项规范、流程、政策以及“潜规则”等等，且流动性很大，只要哪里有拆迁的活，他们就去哪里。“就像空降兵一样，到处跳。”老刘说。

　　老刘描述了一般拆迁的流程：当政府确定某一块区域划入规划拆迁范围后，首先会找一家开发商或投资公司垫资，把相关的拆迁款打入政府的监管账户，然后再对社会上有资质的拆迁公司进行公开招标。待该区域被完全拆除后，政府会又再进行一次净地土地招拍挂，此时就会有众多地产开发商前来竞标。中标的地产开发商就会将前期的土地拆除费用还给政府，最后再由该家开发商进行回迁房的建设及商业开发。

　　“很多人以为拆迁公司就是拆房子的，但这并不全面，拆迁中其实包括四家单位同时在参与其中，其中有测绘公司，负责对拆迁户的房屋进行测量、定性。拆迁公司负责对已测绘房屋的拆迁户进行搬迁动员。评估造价公司具体负责对少数补偿政策外的附属物进行评估。最后具体拆房子的是拆除公司。”

　　动迁 最怕一言不发的钉子户

　　老刘现在正在做昆明城郊一个城中村的拆迁工作，他一旦开始工作，就意味着又有一座村子要被推平，最终一座座高楼大厦将从此拔地而起。当一纸“拆迁公告”张贴在村里的时候，各类利益的博弈、纠结便开始了。而老刘他们的工作便是动用各种手段，让拆迁户们签下那一纸《拆迁补偿协议》。

　　动迁的工作，看上去是一个轻松活：“动动嘴就好。”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并不是那么顺利。当村民们得知自己即将搬离土生土长的故土，且自己未来的收入将大幅度减少的时候，动迁员们与他们的接触往往不是那么令人愉快。

　　在动员拆迁的过程中，动迁员们遇到的阻力很大，拆迁户们的各种泪水、质疑、甚至是怒骂往往伴随着整个沟通的过程。被纳入改造范围的大部分村民在签下协议拿到补偿、安置款后，都能顺利搬走。当然也有不愿意搬走的少数“钉子户”。

　　有的“钉子户”是老人，祖上世世代代都住在村里，出于情感因素不愿搬，这时候就需要动迁员和社区干部对他们反复做工作，“以情动人，用政策吓人，威逼利诱相结合嘛！”老刘说。

　　绝大多数的“钉子户”都是因为对拆迁补偿不满意。但补偿标准是政府方面定的，拆迁公司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双方谈不到一起，工程就僵在那了。毕竟城中村村民生活来源大多来自于租房的收入，房子一被拆，他们就等于没有了生活来源。“老刘说。所以为了”捍卫“房子，争取更多的补偿金额，被拆迁的村民们会选择抗拒拆迁，不惜用一切手段。

　　“其实一开始骂得最凶，闹得最狠的人，往往最容易妥协，通常也是最早搬走的，因为他把自己的底牌全露了，外强中干，我们的工作就有重点了，不主动找他，他自己都会主动找我们谈。”在动迁中，最可怕的是那些一言不发的“钉子户”，一旦遇到这样的人，就意味着要啃“硬骨头了。”和这样的人接触，确实很头疼，他什么都不和你谈，一直和你打太极，把你引到他的思维上去，最后就是什么都谈不拢办不成，如果是商业开发，开发商会私底下和他直接谈，一般都能拿到不菲的赔偿，当然，这些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数字。而如果遇到的是政府主导的拆迁，“坚守”的后果往往将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提出的要求很难得到满足，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强制拆除”。

　　强拆 软磨硬泡后的无奈之举

　　“强制拆迁，其实是无奈之举。”老刘说。拆迁工作不完成，工程进度就只能一拖再拖。政府就急了，主管的政府部门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这时候，拆迁公司为了让人搬走，各种手段便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

　　“报纸上经常刊登拆迁户被骚扰的事情，幕后黑手其实就是我们拆迁公司。”半夜偷偷砸玻璃、花钱找人堵大门、施工“失误”挖断水管电线、门口泼猪血、大便、丢死猫死狗，往住户家里放老鼠等手段层出不穷，目的就是为了消磨“钉子户”的意志，让他们自己受不了，主动在《补偿协议》上签字。

　　据老刘称，这样的小打小闹都尽量不伤人，花钱请来的一般是拆除公司的工人，或是社会闲散人员，也不乏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人员参与其中。“每请一人100元，实在要动手是300元，但一般都不会动手，目的只是要他搬走，没必要把事情闹大嘛。”老刘说。“你还不接受？行，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你慢慢来找吧，磨到最后，拆迁户想不来签都不行了。”

　　老刘介绍，去年在拆迁昆明城郊一个村子时，最后只剩下一家兄弟4个死活都不愿意搬，动迁员、社区干部进进出出与他们接触了几十次，但对方就是不肯正面谈，一直打太极，拆迁无法继续进行。最后拆迁公司与社区街道办事处商量后决定，进行强制拆除。因考虑到这家人的人身安全，便让一个与那家人相熟的人，以请吃饭为名，晚上将那弟兄几个全部约出来。

　　这边人刚走，事先埋伏好的拆迁队就进去把门砸开，几分钟之内就把东西搬完了，同时请来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对房屋进行证据保全（照相、测绘），之后由综合执法人员进行现场保护，挖掘机和工人直接上去，叮呤咣当一阵挖，房子直接给刨倒。那兄弟几个回来一看傻眼了，吃了顿饭，房子却没了。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接受赔偿标准。

　　苦衷 “不为钱谁愿每天被人骂”

　　“每天上班前，都要把自己的脸皮和自尊放在家里，然后再去面对拆迁户们的谩骂和不理解，继续保持微笑去动员他们搬迁，都是因为钱多啊，要不谁愿意每天被人指着骂？”老刘表示，搞拆迁工作的收入比较高，拆迁公司的收入来自政府给予的拆迁代办费，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所以尽管在工作中的压力和阻力很大，但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人投身其中。

　　“干这行得心狠、手辣、脸皮厚！”老刘用这样几个词语来描述拆迁公司的动迁工作。老刘的公司以前进来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心地很善良。刚进入公司的时候，他满怀信心，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却常常半夜在公司的宿舍里哭，整晚整晚的说梦话，精神也很萎靡。搞拆迁，每天不止要承受上级政府改造进度的压力，也要承受着拆迁户的谩骂等各类负面情绪，很多时候为了让人搬走必须用一些违背良心的“下三滥”手段。长期身处这样的环境中，承受的心理压力相当大。“最后小伙子实在受不了了，干了两个月便辞职了。”

　　对老刘来说，拆迁工程进度的推进也意味着自己工作压力的加大。“最紧张的时候，每天要和四五家拆迁户谈补偿问题，忙的连饭都顾不上吃，中间还得和同事一起进行准备和总结，一天下来，人都要瘫了！”这是一个不允许带私人感情的工作，如果完不成任务，就只有走人。“干了这几年拆迁，人也变得冷漠、麻木，甚至是黑暗了。”老刘说。

　　几年的拆迁工作，让老刘得到了不菲的报酬，现在他买了车、也购了房，是周围人眼中羡慕的“富人”。但他内心的苦恼和压力，只有自己最清楚。当问到以后想做什么时，老刘抽了口烟，苦笑着说。“要是我不做拆迁了，我可能会用这几年辛酸与泪水赚来的钱，去丽江开一家旅舍，每天面对的是别人的笑脸与友好，而不是拆迁户的眼泪和怒吼。”

　　记者体验动迁员的一天—— 如何让拆迁户绝望

　　7月底的一天，我进入昆明某拆迁公司做实习动迁员。公司现在正在做昆明城郊某城中村的改造工程，多年以前，村子附近都是一片农田，附近交通也很不发达。这些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附近的农田一片片的消失、高楼大厦一栋栋地拔地而起，这个老村也被纳入了城中村改造工程的范围。

　　上午

　　动迁员一般上午9时上班，到下午5时便拎包走人，这是一个忙的时候忙到吐，闲的时候闲到傻的工作。上班第一天早上，项目部领导便派了任务，让我跟另外两名动迁员去和村里一家塑料厂商谈搬迁事项。在前往塑料厂的路上，动迁员小兵悄悄地跟我说：“一会你进去先不要说话，看我们怎么谈。”

　　即将拆迁的塑料厂有十几年的历史，生产的塑料制品远销国内外。在之前的协商中，厂方已经同意签协议，但最重要的补偿问题却一直没有谈拢。我们今天过来，就是要和他们再进行接触，确定补偿的金额。进入会议室后，双方便开始寒暄，气氛很融洽。一名姓鲁的股东非常热情，不断的给我们递烟，让工人端茶送水。

　　小兵先将之前测绘公司和造价评估公司的测算结果拿给鲁先生看，上面的各项数据表明，这个塑料厂的地面建筑大部分为村小组原有的建筑，塑料厂租赁场地之后，只是在原有基础上新建了两间仓库。根据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原有建筑的拆除补偿归村小组所有，厂方只有后来建的仓库，以及一些附属设施，例如水管、化粪池、灶台等设施。

　　这样一来，村小组拿到的补偿款有五十多万，而塑料厂拿到手的补偿款就只有十几万元。厂方代表表示，一定要一百万元的包干价，才肯搬离。此言一出，会议室的气氛开始变的有些紧张。小兵立即强硬地说：“你要一百万的补偿，这根本不可能，我们是把你的房子拆了以后给你补偿，而不是买你的房子！”另一名动迁员小江也开口说：“你的土地租赁是8年后才到期，但现在城中村改造是谁也想不到的，你怎么能保证塑料厂在这其间能够一直经营，万一开垮了怎么办？是不是也要我们负责？”

　　“啪！”的一声，鲁先生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脸涨得通红：“既然你们说不可能赔，那我也告诉你们，我们也不可能搬！”商谈顿时陷入了尴尬的局面，从会谈开始就沉默的另外三名股东也开始嚷了起来。会议室里乱成一团，协商一时无法进行。

　　小兵走出门，把我叫了出去。“看见了吧，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不好做吧？咱们先让他们冷一下，一会再谈。”小兵说。

　　几分钟的沉默后，小兵和我返回了会议室内。“还进来干什么？根本谈不拢嘛！”此时的鲁先生依然怒气未消。小兵没有管鲁先生，与另一名股东赵女士聊了起来。相比鲁先生的暴躁，赵女士的态度明显平和淡定得多，她表示，这家工厂是他们几个人投入所有的积蓄开起来的，现在政府要改造城中村，他们完全支持，但是也应该相应的考虑到企业面对的实际困难。“找到突破口了，这个才是说话起作用的人。”小兵悄悄地告诉我。

　　随后，小兵将赵女士单独约出商谈，十几分钟后，两人满脸笑容地回来了。“那我们改天再谈吧，今天就到这？”小兵说。随后，我们三人拿起资料，径直走出了会议室，只留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鲁先生和另外几名股东。

　　“虽然没谈妥，但还是有点进展了，那个姓赵的就是大股东，她说的话算话。”原来，小兵与赵女士在外面进行私下沟通后，赵女士承认一百万的金额太高了，根本不可能拿到，所以她愿意把金额降一降，要六十万元。小兵没有当场拒绝，只说会和领导汇报一下。但实际上，汇报也只能是把塑料厂的要求列个表，先交给社区组织的拆迁办，如果通不过，就再交到区政府拆迁改造指挥部，看他们同不同意。其实结果八成是不同意，目的也就是消磨他们的意志，让他们自己绝望。

　　下午

　　简单的午饭后，迎来了下午的工作。一名拆迁户张老板找到了拆迁公司办公室，来跟我们说事。张老板是四川人，十几年前便来到昆明打拼，小有成就后租用了村里一家企业的土地，盖起了房子，开起了网吧。当他得知网吧被纳入拆迁范围后，反而很轻松。因为他手上有一份房产证，按照拆迁补偿的规定，可以获得一笔数额巨大的补偿款。

　　正当他认为高枕无忧的时候，旁边的一家汽修厂拿出了同一家企业与其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上面注明张老板所盖的建筑为汽修厂所有，而且这份协议已经被法院判为有效，对方的手中也持有一本房产证。这样一来，张老板原先的土地租赁合同便失去了法律效力，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

　　原来，最早租给张老板的土地，原先是一家民营企业的生产用地，土地的所有权归村小组所有。上世纪90年代时，这家企业非常红火，生意越做越大。但后来因为管理不善，资金链断裂，企业欠下了巨额债务。老总走投无路，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将厂区的地皮分别抵押给几家不同的企业，层层转包，之后便逃之夭夭，土地上建筑物的所属权就成了彻底的烂账，谁也无法判明，法院介入都感到十分头疼。

　　张老板得知情况后，几乎昏厥过去，下午他来拆迁公司，就是希望申明自己对网吧所在楼房的所有权。我们没有权利判别究竟孰对孰错，只有劝他去寻求法律的帮助。毕竟房屋真正的所有人才是拆迁公司要谈的。张老板的情绪十分激动，在办公室里痛哭流涕，一再表示房子是自己的，情急之下，居然把自己的心脏病给闹发了。

　　随行而来的家属顿时乱成一团，有人急得大哭，有人忙着拨打120，也有人指着我们痛骂。小兵悄悄地对我说：“见多了，也就习惯了。”像张老板这样来拆迁公司大闹的拆迁户，不在少数。他们轻则开口怒骂，重则敲桌子砸板凳。但实际上他们的心里都很虚，因为毕竟受损害的是他们的利益，只能寄希望于我们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补偿。

　　但是，动迁员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能做的只是严格的按照政策规定，该赔多少赔多少。拆迁公司关心的，只是拆迁户们何时能够签协议搬走。(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 云南网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0/08/others100824b.shtml
拆迁现在已经成为地方敛财和虚造业绩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