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我们塑造城市,也为它所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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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英)约翰·里德著，郝笑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69.00元。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典型产物，在这里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成就和失败”，身兼作家与摄影记者二职的约翰·里德在《城市》第一章开头的这句话，清楚无误地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在这本书里以“生态学的视角”去展示那些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样本城市：它们的出现、生长、维持、发展抑或凋敝，它们在物质上与文化上的体现———建筑与城市社会生活，都体现了人类文明遗产的传承。

　　里德是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和皇家地理科学院的双料成员，这本书在描述城市中的人类社会生活与物质生活方面着墨也较为全面。里德在书中注重“发掘平民百姓的故事及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另一种讲述历史的方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津津有味而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讲述城市的食物、用水、卫生、健康、城防、市场、与周边乡村的共生关系、贸易网络与外来移民。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与奥斯曼男爵为巴黎规划出的条条林荫大道相比，里德更愿意带着我们去参观男爵主持建设的巴黎下水道系统以及被经处理后的污水浇灌出的热纳维利埃的大片高产菜园，因为他认为这才是“19世纪欧洲大城市最重要的工程成就”。

　　一般的看法是，由于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逐步加强，物产丰富并有了剩余，使得手工业者和其他有特殊技能的人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初级的城市随之建立起来。但里德提醒我们，人类各个彼此独立的文明形态的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城市的起源实际上早于农业活动的发达时期，并还对农业的强盛起了促进作用：正是因为城市的建立，才刺激了农业的过剩生产；正是手工业者、商人、管理者和农夫一起组成了平等的部落，同时在符号、信仰、庆典等观念方面和住房、工房、仓库、公共建筑等物质方面奠定了基础，才使得定期耕作、产生盈余的集中农业出现。

　　作为人类活动中心的城市，其重要作用之一便是将大量人口从寻找食物和陋居的重担中解放出来，即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将被束缚了几万年的人类灵性释放出来，为个体提供食物、安全和文化环境，让个体自由地去发展自己的潜能。用我们现在熟悉的“城市化水平”指标来衡量，古人的生活可以说让我们瞠目结舌：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其居住者苏美尔人在四千年前就有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有着“空中花园”奇迹的巴比伦城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是世界最大都市。对古代苏美尔人来说，城市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与不可置疑，以至于在他们的信仰里，伊甸园并不是一个花园，而是一座城市。

　　“获得充足与可靠的食物供给是所有城市的头等大事”。即使在世界最早的城市型定居地———如秘鲁的卡拉尔以及土耳其的加泰土丘，它们的定居者们都既灌溉培植农作物，又继续捕猎采集自然的食物来源。而对古代城市来说，为了在各种难以预料的气候和运输情况下保证食物供应，战争与掠夺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同时也促进了农业技术、交通运输和政治管理水平的极大提高。地中海产生了大量帝国并维持其存在。古代雅典和古代罗马在其各自的巅峰时期，都是依靠从国外用船运进至关重要的资源。“没有非洲的粮食产地，罗马就不能存活”，于是它于公元前146年征服了迦太基，公元前30年征服了埃及。在里德的笔下，商船队运载着各种货物往来于地中海各港口之间，维持着罗马帝国的供应，驳船再将摆放在台伯河口码头上的货物摆渡到罗马的城市码头。随着整个帝国的衰落和东西罗马的分裂，保持了数世纪的粮食供应规则土崩瓦解，罗马城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传染病在中世纪的城市里十分普遍，光是黑死病就杀死了超过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口，但这些中世纪生活的严酷现实被死后上天堂的宗教允诺冲淡缓和了。而工业革命同时创造出了巨额的财富与大量的贫困，“在社会真实的场景和乌托邦理想的幻象之间，富人和穷人互相依靠、永生共存”，城市将这一切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即使是今天，印度加尔各答的母亲和孩子们还会在雨水管里临时安家，肯尼亚内罗毕富裕居住区的空地上还有着穷苦家庭凑合栖身的小屋。“这样的生活条件令人震惊，这样的不平等使人感到羞耻，但是城市是这些一无所有的人的唯一也是最后的希望”。在古巴哈瓦那、多哥洛美以及相当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农业”已经成为许多城市居民实实在在的食物和收入来源，但我们常常会忽略了一个现实：欠发达世界的城市人口是发达世界的两倍，在未来十五年内连非洲的总人口中都会有超过一半住在城市里，这些人只是渴望能得到一点点改善———“清洁的饮水、适宜的住房、可用的电力”，可城市真的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吗？

　　在里德看来，城市可以被看作古希腊人所相信的那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生命的动态实体，“从出生、成长到死亡是一个公认的循环”。两百年前，当时的城市依旧大致依循着六千多年来的形态与样式，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全球人口居住在城市中；而到2030年时，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将生活在城市里。所以，我们不得不相信丘吉尔所强调的重要性：“我们塑造城市，城市也塑造我们”。要知道，美国纽约的研究者发现，连中央公园的树木长得比它们在相邻郊区乡村的同类要好得多、高大得多。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但城市究竟应该是像里德所描述的中国古代城市那样作为一个超越了物质现实的“理想化概念”去被记录、感知和验证？还是应该像今日中国各个城市那样仅仅作为一种仅供遥望的景观而非细致感受的肌理？抑或应该是令人喜悦的流动盛宴和让人安宁的每日生活？这本书虽然还不像宣传词中所说的那样“比肩于刘易斯·芒福德1962年的经典之作《城市发展史》”，不能为上述问题提供答案，但却像短小精练、耐人寻味的小品文一样，为我们展开了城市的不同面向：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一座不一样的城市。

　

　　□柏开 ，自由撰稿人，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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