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逐渐转向解决结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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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科学》主编。主要学术活动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转型经济中的产权问题。围绕上述领域，发表学术论文（核心刊物）逾百篇，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和《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已出版多部学术著作。

  刘伟认为，要解决长期持续增长问题，更多的是结构性失衡的克服，而结构性失衡的克服则首先要依靠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则又依赖于制度创新，说到底是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包括发展的技术方式和社会方式，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逐渐转向解决结构失衡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自2008年下半年起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对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2009年在全球负增长，同时中国的出口负增长（-17%左右）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率超过9%，通货膨胀率保持温和水平，经历了2009年第一季度的“谷底”之后，经济显示出强有力的复苏态势，到今年上半年，这种复苏趋势更加明显，而且距离人们此前忧虑的“滞胀”渐行渐远，经济增长达到11.19%，物价指数2.6%，同时新增城乡就业等均超出年初计划目标。日前，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做客《理论前沿》，就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重点演变问题与读者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讨论都是指短期政策的变化，即针对克服总量失衡问题的讨论。刘伟认为，总量失衡的突出位置，特别是内需不足的矛盾，日益让位于结构性失衡，因为宏观经济短期政策目标需要更多地适应长期目标的要求，重点针对总量失衡采取的政策应当逐渐转向针对结构失衡。这不仅需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长期发展政策并为实现长期政策目标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而且首先需要对目前的短期总量政策的方向和方式做出调整。

  总量政策方向的调整：适时采取回归常态策略是必要的

  记者：受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全球经济出现了“二战”后首次负增长，由此也引发了战后世界各国政府对经济前所未有的有力干预，包括我国在内，自2008年下半年起采取一揽子措施，以扩大内需。这一举措，不仅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在全球反衰退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目前“择机退出”问题，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探讨，您是如何分析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刘伟：政府长时期大力度干预经济是有“成本”的，这一“成本”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存在经济上的低效率的可能。政府大量替代市场，行政性地刺激经济会损害市场竞争性效率；另一方面则存在政治上的“高腐败”的可能，政府大量干预市场，会诱发种种“寻租”。因此，当市场开始复苏时，政府应当适时退出，这也是为何世界各国从2009年下半年起日益普遍关注“择机退出”的根本原因。尽管直到目前为止，西方各国高度关注“择机退出”，但鉴于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因而达成的“共识”仍是“暂不退出”。我国则不同，至少有以下三点理由值得我国政府在“择机退出”方面可以更为积极。（1）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是高速增长期，至少到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我国经济增长存在较高的潜在增长率，因此中央政府直接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举措不必太久太猛，我国经济成长的“天时”本身具有强劲的增长动力。这是我国政府可以更积极地择机退出的基本发展方面的条件。（2）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市场化进程中，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仍有相当长的距离，因而，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和对经济的长时期的干预，不仅会像发达国家那样替代市场功能，而且还会阻碍市场化进程。尽管由此可以缓解一些短期的总量失衡，但会使处理结构性矛盾的困难加剧。因此，我国体制改革的进程要求我们必须更积极地“择机退出”。（3）扩大内需的一揽子举措，事实上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刺激经济，另一方面是拉动物价，如果扩大内需的举措在其拉动“通胀”的时滞期到来前，未能及时充分地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去，大量的流动性便会滞存在虚拟经济中。流动性过剩的结果便是物价上涨，我国目前由于存在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由需求直接拉动的通胀在短期里不会发生，但过剩的流动性会冲击资产市场，导致资产价值上涨，甚至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尤其是住房价格上涨又会引发劳动者加薪，从而使国民经济成本上升，形成低效率下的高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我国扩大内需举措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显著，但冲击资产价格的现象也需引起高度关注。为此，更多地强调扩张性举措效应对实体经济的传导，适时采取“择机退出”是必要的。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均衡增长目标对择机退出的要求。

  财政政策的重点转移：从关注财政扩张转向关注财政风险

  记者：我国今年财政收入呈现前高后低，一季度增幅接近40%，上半年合计已回落到27%左右，有专家认为，乐观预计全年是在17%左右，谨慎预计则可能要低到13%左右，同时提出，这样增速在今年是比较合适的。请谈谈您的观点。

  刘伟：从财政政策来看，我国从2003年以来，就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到2008年下半年后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用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刺激、拯救长期以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低效率的泡沫经济，似乎成为金融危机后各国的普遍共识。但实际上，如果说货币政策有局限，金融市场有风险，那么，财政政策本身也同样有局限，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样有发生危机的可能。冰岛、希腊的政府财政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从我国更加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来看，一方面，2009年我国的财政赤字已达9500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已近3%这一警戒线水平，进一步增大财政赤字的空间已不大；另一方面我国政府的债务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类融资平台，以地方财政收入作为依托，形成巨额的地方债务，已经到了必须高度关注的程度。这些表明，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的重点，应当从关注其扩张效应，逐渐转向更多地关注其本身的风险控制。从我国更加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来看，自2003年下半年起，包括所得税、增值税、土特产税、出口退税，甚至农业税等多方面税收在内，先后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形式减、免税。事实上，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刺激经济，进而财政赤字扩大的条件下，进一步大规模减税的空间不大，特别是在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条件下，减税空间更狭小。在分税制体制不变的条件下，中央要想通过较大规模减少地税以刺激经济，几乎不可能。因此，更加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的重点，应当从刺激经济增长，逐渐转向更多地关注财政收支均衡。

  货币政策的着力点：更加注重培育货币需求

  记者：自2008年下半年起，我国开始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当年新增信贷4.9万亿元，2009年进一步新增贷款9.6万亿元，直至今年上半年仍新增4.6万亿元。这种持续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刺激增长和应对金融危机，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您认为下一阶段政策的着力点是什么？

  刘伟：随着经济逐渐进入复苏，我国经济失衡的特殊性越来越明显，就货币资本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而言，我国现阶段的失衡与欧美国家是不同的，因而对政策的要求也不同。以美国为例，危机是从金融领域开始的，首先是银行本身发生信用危机，再由金融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使实体经济资金短缺，因而，无论是金融企业还是工商企业，共同的问题是货币资本不足，流动性短缺，对货币有巨大的迫切的需求，为此，货币供给必须增加。我国则不然，金融危机是从外部进入，首先冲击的是实体经济，而不是冲击我国银行体系。实体经济受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影响而减产或停产，进而减少或根本不再具有对银行的信贷需求，尤其是一些面向出口的中小企业大量倒闭，更是减少了经济对银行信贷的有效需求；与此同时，我国的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央企，由于自我积累能力强（央企的专业化趋势使之具有一定垄断性）,具有直接融资渠道（80%的央企境内外上市），国家加强资本金注入，对银行信贷依赖度总体偏低，对金融参数的变化反应并不敏感，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国民经济对银行信贷的有效需求。而我国的银行体系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直接冲击，银行本身的流动性充裕，在国民经济对银行信贷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银行形成大量的存贷差。到2009年末，我国银行存贷差已超过19万亿元。也就是说，在我国银企间所形成的货币资本市场供求关系上，对货币资本的有效需求相对不足，而不像欧美国家那样货币供给不足。这就表明，如何培育我国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是更为根本的举措，而不应简单持续大量地增大信贷，增大货币供给。培育对货币的有效需求，更主要的在于长期的供给管理政策，关键在于提高经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技术创新，使企业竞争力提高，特别是大企业具有新的投资增长点，以避免重复投资；通过制度创新，使市场机制发育加快，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逐渐具备平等进入融资市场的体制条件。总之，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点应从关注增大货币宽松度，增大货币供给，逐渐转向更多地关注培育货币需求。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关注汇率需求效应的同时关注其供给效应

  记者：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及汇率水平的调整已成为近些年来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问题。请谈谈您的看法。

  刘伟：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政策作为一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成为宏观调控中备受关注的部分并不奇怪，我国的特殊性在于伴随着市场化的改革进程，汇率制度改革问题往往与汇率水平变动问题一道被提出，从而使讨论和争论更为复杂。不必否认，就汇率水平而言，目前人民币的确具有升值的空间，一方面，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显著上升，相应地世界各国对我国人民币的需求增大，这是人民币升值的最为基本的经济根据；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近些年来可以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外汇供给不足的局面早已根本扭转，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快速的外汇储备增长，足以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上外汇价格的下降，这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的外汇市场条件。同时也应当正视，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强烈，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升值的要求是十分强烈的，这一点在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但是，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和人民币升值与否，关键取决于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要求。从体制条件上说，汇改的进程应与我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构成统一体，即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相协调，形成相互适应、相互推动的局面；从发展条件上说，应当与我国经济短期均衡和长期持续发展目标相适应。

  从经济短期均衡目标对人民币汇率水平而言，汇率政策并不仅取决于国际收支均衡目标，如果一定时期宏观经济的基本目标是反通胀，需要采取紧缩性政策，那么，一般情况下，为控制出口需求的增长，尤其是为控制“外汇占款”所导致的基础货币供给增大，采取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是客观的，比如2007年末到2008年初，我国就主动加快了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但若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是反衰退，需要采取扩张性政策，那么，通常为刺激经济，增大出口，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汇率政策是需要的，比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的“汇率并轨”和2003~2007年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变动，使人民币相应贬值，显著地推动了出口扩张，支持了同期经济高速增长。金融危机以来，为抵抗危机的冲击，各国在扩大内需的同时，都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际市场的争夺，尽管各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但客观地说，一个迅速有力恢复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抗击危机都是一件十分有利的事情，因此，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是负责的、同时也是风险最小的选择。

  问题在于，进入有力恢复阶段的中国经济，必须根本改变过于依赖出口拉动增长的被动局面，尤其是要改变过于依赖低效率高能耗、高标耗的出口，支持产能过剩矛盾的缓解，实现短期的繁荣。这就要求汇率的调整不仅要关注其需求效应，而且更应关注其供给效应。从人民币贬值来看，虽然有利于扩大出口，产生积极的需求效应，但相应的进口品价格上涨，国内与进口相关联的国民经济部门和企业的成本会上升，从而加剧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而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一旦成为主要动力，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滞胀”状态。也就是说，人民币贬值产生积极的需求效应的同时，会产生消极的供给效应。在危机影响较严重时，更多地考虑积极的需求效应是必要的，但在危机缓解后就要关注其供给效应。从人民币升值来看，一般而言不利于出口，从而产生消极的需求效应，但相应地进口产品价格会下降，国内与进口相关联的部门和企业的成本会下降，一方面可以降低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降低成本可以刺激企业扩大生产，带动经济加速并增加就业，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会产生消极的需求效应，但同时能形成积极的供给效应。目前，我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可以也应当更多地关注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积极的供给效应。因为，首先，经济稳健有力的恢复为人民币升值创造了较宽松的内需环境；其次，长时期出口持续大增并使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的状况到了必须根本改变、而且也具有改变的可能的时候了；其三，在我国经济对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更多关注升值的供给效应是利大于弊；其四，这也顺应了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要求.
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 ... /content_305827.htm
在现在的情况下，应该更多的关注经济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