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法的意义

裁判

  程序法，是对参与诉讼活动的各个主体的行为的规范，因此，不仅仅是为了确保实体问题得到正确解决，其本身就具有追求的价值。
  我们知道，只要是社会活动，就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秩序之上。否则，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有的人会反驳说，社会动乱时期就没有秩序可言。其实并非如此，社会动乱的本身就意味着秩序的丧失，并且还孕育着新的社会秩序的产生。总之，都是相对于社会秩序而言的。于是，为了巩固正常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就需要相应的法律来加以规范。法律，从来就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而是对社会现实的规范形式的反映。
  由于社会总是处在复杂的矛盾之中发展的，因此，解决矛盾始终是每个社会都必须完成的任务。通过诉讼的方法来解决各种对立的关系，是一种公认的十分有效的途径。诉讼，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中必然要出现的活动，无论是何种民族和何种国家，都毫不例外。存在的只是现象上的差异，即是纠问式的，还试控告式的，或者其他综合方式的。就普遍意义上而言，解决社会矛盾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以故断狱之制秩序井然，平理之功如执符契”（沈家本）。
  自从诉讼活动出现之后，人类社会也就发生了一种派生式的社会关系，即这样的社会关系并非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直接产生的，而是为了理顺这个改造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关系才得以存在的。其是次生的，服从于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然而，既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那么，就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秩序。正如一种社会关系是紊乱的就无法存在下去一样，诉讼活动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假如是变幻莫测、捉摸不定的，也同样无法继续下去。如果说其他社会活动由于客观因素的极为复杂性，秩序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并且是错综复杂的；那么，由国家机关直接参与并用强有力的手段加以主导的诉讼活动，它的秩序则是简单的，也是容易被控制的。
  显然，这样的控制（当然是指正义的）是要有条件的，就是处于诉讼强势地位的国家机关，必须自觉地坚持公平正义的立场。司法人员所掌握的稀缺的司法资源，能够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来作出“甲是甲的，乙是乙的”公正的处理。服从这样的处理，社会的正义才能得到实现。而诉讼当事人，则只是在国家权力运行之中的受支配者，他们合法利益的维护，固然少不了自己对权利的有力主张，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国家权力所提供的正义的服务。不然，我们要国家机关干什么用呢？
  可是，司法人员并非是圣人，不但他们的道德素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而且，他们的认识能力也总是极为有限的。他们并非穿上了法袍，就当然成为了正义的化身。他们是凡夫俗子，有七情六欲，有主观狭隘的局限。因此，在诉讼活动中，所有这一切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跳出来表现，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处理。倘若这样的现象一旦泛滥，那么，诉讼活动的秩序就荡然无存，诉讼存在的价值就彻底地被颠覆了，诉讼的目的就根本无法达到，诉讼就会在人类社会中消失，而如此一来，后果将会是什么呢？
  于是，我们就需要一种法律，来规范各种诉讼活动，这就是程序法。不管学者们将程序法定义得何等复杂，也无论他们是花费了多少笔墨来论证何谓诉讼程序的本质，我们都可以很简单和形象地来界定程序法的概念。程序法就是规定诉讼活动该如何进行的法律，就好像给足球竞赛的制定的规则一样。
  由于诉讼当事人在国家权力面前，始终是处在弱势地位，因此，文明的程序法重点并不在于规定他们的义务——这当然也是需要的，而是赋予他们捍卫自身合法权益、抵御国家权力非法侵害的权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在程序法中，诉讼当事人，尤其是被追究法律责任的人拥有的诉讼权利越多，这个法律也就越文明。反之，就是越落后。中国古代的程序法根本没有独立的地位，散布在各种律令之中，在这样的诉讼活动中，当事人都是诉讼的客体，而无权利可言，自然是专制的，野蛮的。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要多于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这就被世人公认中国刑事诉讼的进步。当然，权利的赋予都是有条件的，并不是说，权利越多就越好，而是要看社会发展的程度。凡是符合了社会进步要求的权利赋予，就是文明的。相反，即便是给予了更多的权利，也不能说其是先进的，实际是上似是而非的。
  同样地，因为国家权力在诉讼活动中始终是处在主导的地位，具有相对的优势性，因此，程序法的规定主要地并不在于赋予司法机关以更多的职权，而是用合适的手段和方法，来限制这些权力。为了顺利地进行诉讼，公正地解决社会矛盾，职权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司法机关没有权威，就等于否定了诉讼的本身。但是，假如事情走过了头，国家权力在诉讼活动中恶性膨胀，天马行空，为所欲为，后果也是对诉讼活动的严重破坏。因此，程序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明确司法机关权力的界限，将其活力特强的职权加以框死。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该怎么样去做，不该怎么样去做；不这样做的法律后果如何，等等，都由程序法加以严格规定。司法机关只有依照这样的要求去进行诉讼活动，才是正义的；否则，就是非正义的，即便其用心是何等地善良，也毫无例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程序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愈严格，也就愈进步文明；反之，赋予国家机关于庞大的职权，是程序法落后的表现。当然，正如权利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社会基础为条件，权力的限制也是必然是具体的，要根据社会实际情况而定。抽象地议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倘若如此去做了，必然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的。
  可见，程序法的意义所在，就是要维护正常的诉讼社会关系，确保各种诉讼活动得以顺利地进行。而且，唯有在这个前提之下，实体问题才能得到正确地处理，正义才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