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检察院： 对领导指责不能全当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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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官方媒体上周末低调报道了一则来源于最高检察院的消息，内容说最高检订立新规：“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

　　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消息，实际上透露出诽谤罪批捕将从严审批的信号，也说明中国高层对一些地方官用诽谤罪名对付民众、诽谤罪工具化的问题，已经感到不满。

　　根据前述由新华社于本月7日发出的消息，最高检有关负责人对该社说，今后办理诽谤案件要严格审查把关，要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做诽谤犯罪来办。

　　新规还要求严格把握诽谤案件自诉与公诉的界限。属于自诉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撤回或者作出不予批捕决定。

　　该负责人并强调：“批捕案件质量不高甚至错捕，不仅严重侵犯当事人的权利，而且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形象。”

因言获罪者不少

　　对于上述新的规定，国内舆论界出现了支持与肯定的声音。其原因是，过去几年来，中国民众因散发短信批评地方领导，或者散发材料检举地方官结果因言获罪者先例并不在少数。

　　当中最著名者有2006年的重庆“彭水诗案”。当年9月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填了一首针砭时弊的打油诗《泌园春·彭水》作为手机短信，被认为影射了县领导。秦中飞接着被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在看守所关押10天后被正式逮捕。事件被媒体披露后，彭水县公安局被迫承认错误，对秦中飞作出了国家赔偿。

　　此外，民众打印材料、印发小册子、用对唱山歌的形式发表网上言论、在网上发帖批评地方领导或者表达不同意见，结果被行政拘留，甚至遭致牢狱之灾的例子还有：山西的“稷山文案”，河南的“孟州书案”，陕西的“志丹短信案”，海南的“儋州歌案 ”，山东的“高唐网案”，辽宁的“西丰短信诽谤案”、“五河教师短信案”等。

　　在一些案子中，被检举的官员最终证实受贿并被法院定罪，但是当初发短信揭发问题反遭罚款或者被拘留的民众，却没有得到赔偿或撤除处分。

　　而这类案件每每在舆论界引发法律成为官员私器、权大于法的民意反弹，国内法学专家也多次呼吁政府完善立法，防止“诽谤”罪名成了权力者打压舆论监督的工具。

警告滥施淫威官员

　　对于最高检的新规，国内评论认为新规针对性地处理了诽谤案工具化的问题。例如，最高检要求严格区分公诉与自诉，就是鉴于在多起民众因言获罪的诽谤案件中，被批评官员没有提起自诉，而是向公检法施加压力，由公检法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之名对批评者提起公诉或进行处理。但事实上，有关批评并不构成对官员的诽谤，更谈不上“危害社会秩序”。

　　《北京青年报》昨天的评论也指出，最高检强调需要审查诽谤案件是否“有逮捕必要”，也是对滥施淫威官员的警告。

　　不过，也有学者提醒说，通过机制调整来限制官员干预司法的权力，长期效果还有待观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平谷检察院挂职副检察长郑旭对《京华时报》记者表示，新规定意味着诽谤案件的批捕权上提一级，但是目前这一举措只是检察机关内部工作机制的一个调整，能实行多久尚不明确。

http://www.zaobao.com/zg/zg100809_004.shtml

因言获罪导致许多批评检举的群众受到打击报复，是该出台这样的法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