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体育解说早已走下神台 宋世雄高度无人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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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解说员在话筒前的权威早已动摇、稀释，一场比赛解说完，第一件事就是迎接真伪球迷的语言大批判，大伙共同的感触是，球迷水平越来越高，脾气越来越大，这碗开口饭越来越难吃了

2006年夏天，德国世界杯，喊出“海啸音”的黄健翔还没回国，韩乔生老师带着我穿过京西宾馆与恩菲科技大厦(《足球之夜》及世界杯特别节目栏目组均在此办公)之间的地下通道，碰上他一个年轻同事背着包上班去。韩老师说，“他叫贺炜，我的小同事，这次在后方转世界杯，非常优秀，将来肯定能出来。”

4年后，贺炜“文艺帝”+“知识帝”的名号迅速蹿红。当“有一位诗人名叫贺炜”成为网络流行语，“知识帝贺炜”在热门话题榜居高不下时，人在南非的贺炜通过微博回应，“诸位的指正，都是我的荣幸。从来没有一场比赛的解说会是完美的，我深知自己犯过的那些错误，正因为如此，大家的谬赞，让我忐忑不安，唯有尽量少出错，对得起自己的责任。”

贺炜的低调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保护，今天的一切得来不易，他想掌控住把自己卷进意见漩涡的这股热流。他的好友，央视篮球、田径项目评论员杨健说，互联网时代网友的反馈非常快，“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在他支持你的时候，这里有强大的推动力，稍有不慎，这水也能把你这船给打翻。”

7月15日回国之后，贺炜“以倒时差之名，睡得天昏地暗”。他礼貌地回绝了本刊记者的约访。在微博里他说，“我亲爱的祖国，现在就像一大锅煮开的水，热气腾腾，但静不下来；我们则像锅里翻滚的饺子，起起伏伏，但不知方向。”

贺炜的比喻也适用于互联网时代身陷网民意见包围圈的其他体育评论员。在国家电视台的评论席上坐稳并非易事，已经有两位前辈的命运因为沸腾的舆情发生了转变。“韩老师”背着好几本“语录”彻底走向了娱乐化，自称“我就是(解说)行业标准”的黄健翔则离开了央视这个强势平台。

话筒前的权威早已动摇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

第一代解说员常常收到“观众朋友”好几麻袋表扬信，当然偶尔也有几封指出错误或不足的，但语气通常温和谦逊。

年轻一代解说员在话筒前的权威早已动摇、稀释，一场比赛解说完毕，第一件事就是迎接网络上真伪球迷的语言大批判，“从第一天干这个，就是这样”。大伙共同的感触是，球迷水平越来越高，脾气越来越大，这碗开口饭越来越难吃了。

在“知识帝”借助南非足球盛宴进入公众视线之前，他已连续8年背着书包穿行在我们曾经相遇的那个地下通道，专司西甲联赛解说的他，多年过着晨昏颠倒的非正常生活。他的小同事、1984年出生的刘嘉远恰如多年前刚入台的贺炜，寂寞地行进在成名前的悠长时光里。

刘嘉远到央视第一天，张斌就对他说，一定要耐得寂寞。可能你说五六百场之后，才会真正掌握拆解一场比赛的路数：第几分钟说资料，球在后场时说什么合适，打到前场就要进球的时候不要说资料……“这过程本身是很寂寞的，你说几百场比赛，没人听、没人知道，长年累月熬夜，人很受挫，那感觉非常痛苦。”

“70后”洪钢喜欢一切体育项目，在央视服从安排专攻排球和羽毛球解说，“篮球跟足球竞争太激烈了，轮不到我去说。”

事实上，排球是中国体育解说员的“传统优势项目”，宋世雄在老女排比赛中激越高亢的“民族主义解说”影响深远。洪钢从业8年，许多网友盛赞他的解说“专业、理性”，但也常有人批他，“没有感染力，冷酷无情！外国球员都把球扣到中国队员头上了，他还要叫一声‘好’！”

洪钢认为1990年代是中国体育解说员代际分割的分水岭。他把宋世雄、孙正平、韩乔生都归为“90前”一代，“电视刚开始在中国普及，体育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特别新鲜的一个东西。当时很多人对足球、篮球的了解可能就跟现在我们对美式橄榄球、棒球这些项目的了解一样少。宋老师他们那一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解说的，球迷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得多。”

“黄健翔、刘建宏、张斌、我、杨健，包括生于80年代的于嘉、贺炜、刘嘉远，其实都同属一代，是在大量赛事直播、体育专业媒体丛生、互联网大发展这个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我们看到的东西，比老一辈要多得多。跟我们一起成长的观众对体育的了解也远远超过了老一代观众。”

他们几位都是参加比赛，从球迷中“海选”出来的职业解说员。球迷中究竟潜伏着多少高手，他们是最清楚的。

专业、精研某一两个项目是解说行业逐渐成熟的一大标志。以篮球为主项，解说过冰雪项目、直播过网球赛事的于嘉与ESPN(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24小时播放体育节目)的一个朋友聊天，问人家是怎么分工的，朋友告诉他说，“我们这边哪怕就是一个摄像，干F1的，一年就只干F1，其他都不敢去。”

“专业性对体育电视来说实在太重要太重要了，但是条件所限，我只能说，对于篮球来说我肯定是最专业的，如果让我去解说别的，比如举重、短道速滑，我能做到的是，不让人家一听就说这人完全外行。足球、篮球作为大项，每个看球的都认为他可以当教练，‘你们说得还不如我呢！’人家很容易那么想，你怎么办啊？就得像钻牛角尖一样地不停往尖儿上钻。”

这是他入行以来不曾间断的功课：

每天下午看雅虎和ESPN的NBA要闻报道；定了30个球队的当地报纸的电子版，每天都得看；球赛，每天都看，除了自己转的比赛，还有别人转的、别的台转的、网上的……这队是怎么个打法，来了一些什么球员，这教练他愿意干什么不愿意干什么；具体转播场次之前再看看有什么更新：谁伤了，这个队到这个城市来，有些什么新鲜事……

球迷在网络上看球，借着海量搜索同现场评球的解说员“斗法”。要想不输给他们，解说员除了正常的技战术资料的准备，还要做许多场外功课，比如及时叫出那些坐在比赛场边的大小明星。

百密一疏。于嘉讲了个趣事儿，“这次总决赛，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吉米-巴菲特，我不炒股但也知道股神巴菲特，我就说，‘股神也来看比赛了！’有一朋友马上就发短信来说这不是股神沃伦-巴菲特，我赶紧更正说，‘观众朋友们，抱歉，股神巴菲特刚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感谢我们对他的关注，但他真没来，还在纽约继续股市生意。’”

我是公众人物，不是公众动物

于嘉是1999年从雪碧NBA主持人大赛中胜出的，现在走到外面常遇到“听你的解说长大的”球迷，回看来路，他说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应付得了无来由的批评和责骂了。

“开始的时候看到夸自己的就特别高兴，看到骂的就特别不高兴。现在我也学会了‘二皮脸’，就是厚脸皮，您想骂就骂吧！生活节奏快了，生活压力大了，大家不能说像刚开始听收音机、看黑白电视、没有网络的时候那么轻松地去看比赛。网络又是相对自由、不用负责任的地方。假如您骂骂我，能缓解一下被领导批评的坏情绪，从拧巴变成不拧巴，那您就骂吧。”

杨健最怕网友指出解说中的硬伤，“‘杨健你怎么老用错这词啊？’人家诘问你‘能不能先查一下字典啊’，我会别扭好多天。”

洪钢更多将网络作为测试解说底线的工具，“我有些拿不准的说法，说完了之后，会去网上看大家的反应。如果大家没反应，说明他们接受了；如果反应比较强烈，特别多的人说这种说法不对，那以后就不说了。比如我解说时说过，‘冰壶这个项目看上去是集体项目，实际上是个人项目，短道速滑看上去是个人项目，实际上是集体项目。’你跟懂冰壶懂短道速滑的人去说，他们是可以接受的，但大多数观众接受不了。我说了之后，就看网友发帖子议论，发现大家很难接受，后来我再也没有说过，虽然我知道我说得对。”

洪钢是几个年轻一代解说员中惟一没有开博客、“围脖”的。于嘉在网上则很活跃，粉丝众多，但他对网上关于自己的各种议论“根本就没工夫看”。他说自己一直是自卑的人，但10年的打磨，专业上，他有足够的自信，很感谢与自己常年合作的张卫平、徐济成、苏群、杨毅这4大篮球解说顾问。

“我第一次去现场就是张老师做的顾问，他对我特别宽厚，有时候我着急想说点什么，但没组织好语言，他就会把‘咳嗽键’摁下去。那个键摁下去后，就不会把话筒里的声音传出去了，他跟我说，‘别着急啊，你慢慢说。’他跟我父母岁数差不多大，那样对待我，让我心里特别暖和。”

于嘉说球迷是自己的衣食父母，遇到球迷找他签字，他总要说声‘谢谢’。但尊重球迷不等于迎合球迷，如果大家观点不一，他一点也不忌讳跟网友对阵。他有个比较“彪悍”的崇拜对象——霍华德-科赛尔(Howard Cosell)

我所敬仰的美国体育转播史上最有争议的NFL解说员霍华德-科赛尔曾经在1980年11月8日晚11时30分——NFL的迈阿密海豚队对阵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比赛期间——中断他正常的体育解说来报告整个美国：约翰-列侬在自己的寓所前被歌迷刺杀。对此科赛尔的解释是：面对一个行为足以影响世界的伟大生命的陨落，一场普普通通的比赛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特别欣赏他这种随性，我根本不需要去迎合谁。在业务上，我是特别坚定的。我已经干10年了，有自己的定力和判断力。解说的时候有什么就说什么，如果说我的解说有一个什么基调的话，就是不装。我是公众人物，又不是公众动物，凭什么你能骂我，我不能骂你啊？谁规定的？

解说员其实没有好或坏之分，只有观众喜欢和不喜欢之分。你心里要有一个刻度，这个刻度就是你的职业操守和职业性。一场比赛，如果我精心准备了，肯定不会说外行话，不会胡说八道，这是你的职业操守。什么时候说、是不是准备了100条东西就要全部说出去、怎么说出去，这是职业性的问题。我全说了，我痛快了，这解说不见得就好。100条只说了10条、5条，但是大家听了很顺畅，没有卖弄之嫌，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喊还是不喊，这是个问题

韩乔生从不讳言他对黄健翔的偏爱。1996年欧锦赛，他与黄健翔一同飞赴赛场，“那是健翔第一次出国解说比赛，飞机上我就跟他说了，小黄，你要用这次解说确定自己中国第一足球解说员的地位。”

如今，贺炜的博客链接中，以“我师傅”来标注黄健翔，央视年轻一代的解说员中，视黄健翔为师的不只是他一个。即便是入行最晚的刘嘉远也得到了黄健翔的关照。他在央视风云足球频道解说了不少比赛，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瑞士对洪都拉斯，第一次在央视一套“发声”。“比赛前健翔老师给我发短信，说，‘不要想别的，也不用紧张，也不用讲得出彩，只要做自己就行了，千万不要想着一场就让人家记住你，也不要想着说砸了该怎么办，你就当作平时普通的联赛或是一场欧冠。’开头的5分钟，声音很紧，感觉放不开，在风云足球频道说和在一套说还是不一样。”

“专业准确，情绪到位”是黄健翔给解说员立下的行业标准，这个标准得到了年轻一代解说员的一致认同。相比有衡量标准的“专业准确”，“情绪如何才算到位”似乎更让他们苦恼。面对沸腾的赛场，喊还是不喊，是个问题。

2004年雅典奥运会，杨健一“喊”成名。“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他也将那一刻视为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巅峰体验，“在现场声嘶力竭地咆哮，就是这种感觉。”那几声大喊让球迷爱上了他的激情，然而到了2008 北京奥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赛时，他一段充满激情的解说却被扣上了“黄(健翔)式怒吼”的标签。

洪钢苦于总被球迷指责为缺乏激情，“这可能是人的个性在解说中的一个体现吧！我在解说时主要希望和大家一起把比赛看懂——为什么赢的，为什么输的？有人看比赛就是为了情绪的宣泄，或者为了输赢的刺激，比如说我就是希望西班牙赢，西班牙赢了我就高兴，过程我不管。但我关注的是，比如西班牙和荷兰这场比赛，我想弄明白赢的为什么会赢，为什么只赢1：0，为什么到加时赛才能够进球。”

于嘉坚决反对在转播席上“假high”，洪钢把这些人描述为“叫得非常凶，显得很有激情”。杨健的总结是，情绪到位必须建立在专业准确的基础上，“不能为了让大家记住就故意喊些哗众取宠的特别怪的东西，绝对不能怪。”

什么时候喊、怎么喊，是有很高技术含量的，同时你还要具备一定的声音条件。洪钢甚是苦恼，“我的声音条件就不太容易表现出激情，我也有激动的时候，但我的声音通过电子设备出来后，即便我已经很激动了，观众听起来仍然觉得很平静。”

与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刹那的激情迸发是顺势而为、自然而然不同，杨健把它视为“一个机会”，是可以事先设计的。“我想于嘉解说冬奥会、贺炜解说世界杯，包括黄健翔以前的解说，有几段肯定是有设计的，不可能完全没有想过就突然‘咣叽’来那么一段。”

怒吼，什么叫怒吼？它就是一种宣泄。我刚入行的时候有个特别大的体会，你的解说激情达到某一个高点的时候，如果你不连续地用你的声音把这种内在的激情完全地宣泄出来，把这个画面填满、把时间充满，是一种非常尴尬的状况。

1996年欧洲杯比尔霍夫的那个球打完之后，黄健翔喊：“比尔霍夫！比尔霍夫！”(模仿)如果他高声喊了两下之后把声音拉下来，那比赛你就看不下去了，会觉得难受死了。合适的时候，通过积累，让你喊出的东西有点意思被人家记住这有什么错！但是绝对不能怪，不能脱离场景。你可能有所准备，甚至写下了一些准备好的东西，但是如果现场完全靠不上你的预判，你还要硬生生地把这个东西给搬出来，那就怪了。

用你的声音和解读使比赛升华，使它更加精彩，使牛气冲天的东西更牛，我觉得解说员就是要做到这个。但必须要有好的比赛、真正的大赛，如果说一场普通的联赛你弄成这样，而且不是在现场而是在播音室里，就显得有点假了。单纯是为突出自己，显摆，哗众取宠，蹦出那些华丽的词汇、成语去让人觉得你挺有意思啊什么的，太没意思了。

我们都是自己的掘墓人

德国世界杯后，“黄师傅”离开央视，同事们心中都有不小的震动。黄健翔曾说，“我简直快累死了。这是过早到达山顶的副作用。你在往前推动着观众的认识和欣赏水平，观众的挑剔和责难也都集中在你头上。”

韩乔生对他的一句论断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其实都是自己的掘墓人，早晚都要被观众厌烦。”

被观众小看甚至抛弃，是大家共有的恐惧。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在发言，却少有人专注倾听。电视业原就有喜新厌旧的天性。白岩松说，一只狗在中央电视台叫上3个月，就成了一只名狗。杨健笑言，“问题是如果它继续叫下去，很快有人会骂，‘神经病啊，整天瞎嚷嚷什么！’”

年轻一代解说员出道大都已将近10年，名气也都有了那么一点点。但是球迷中高手云集，常常一个帖子把人说得汗流浃背，套用一句韩老师语录，那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

杨健是半专业田径运动员出身，求胜好强的运动员气质很重，他说自己“真的害怕有一天不论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大家的要求”。

他已经习惯了每天做功课，在网络上看最新的比赛视频、美国资深体育评论员的文章。每有解说任务，都提前两个小时到台里，抓紧时间上网搜集更新赛前信息。

理性的洪钢更悲观，在他看来被抛弃几乎是铁律，再努力也无法改变某些现状。

黄健翔为什么走？我认为他在这儿待得很苦闷。这种苦闷一个来自于工作环境，再一个来自工作本身。可能所有行业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自己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比例。如果工作中周围是一群很合得来的人，工作愉快，也就算了，少挣点钱就少挣点钱。如果工作既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质，也不能提供足够的精神，他的工作环境就有很大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工作本身。他走的很重要的原因，他没说过，我觉得应该有，就是他在业务追求上已经非常迷茫了。比方说认可他的人最开始就达到了70%，但是他希望达到90%甚至是100%。可多年努力之后发现，认可他的人不仅没增加，反而降到60%了。你去看网上对他的评论，开始好评如潮，从2000年欧洲杯，特别是2001年中卡之战后就是一半一半了。他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而且他已经达到一个高度了，不知道该怎么去突破了。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电视是强调新鲜感的一个东西，你刚出来观众觉得真好，过些年他不觉得你那套有什么新鲜的了，慢慢开始烦，很正常。我也体会过这种落差。刚来时认可度越来越高，说你好的人越来越多。然后你明明在认真地工作，时间一长突然发现，说你好的人越来越少，说你坏的人越来越多。


互联网时代，你的受众会越来越细化，你不可能奢望大家像过去追捧宋老师那样认可你。当年宋老师说女排的时候，全国人民都说：“哎哟，说得好啊！”现在你不可能去奢望这个了。前几年排球论坛上有过一次调查，说你希望谁解说排球，选我的有7成，我当时觉得不满意，觉得该100%才对。但是这几年过来之后，我觉得那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了，7成都是很难奢望的了。

洪钢的朋友跟他开玩笑，说如果真的到了那天，“你也别在前边硬拼了，该下来就下来吧。别一个劲儿在上头让人骂。”

杨健有一个念头很倔强很强大，“最成功的解说员，必须始终和运动员同步成长。他20岁的时候你也20岁。他打完最后一场比赛，背着跑鞋或者拿着球杆离开赛场的时候，一路同行的你对他的评论和感慨是世上任何别的人都不能替代的。我觉得这是最高的一个境界。不过要想在巅峰到来之前不被甩掉，你就要永远比球迷快一步。”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徐梅)
如果宋老师也是生活在现在呢？是不是也会被批？这是时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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