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应对劳资关系新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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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海新兴工业区的低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正在流逝，中国或已进入一场深刻的、大规模的劳资关系调整期，人们谈论已久的经济结构转型获得了来自底层的驱动力量。

　　这个节点到来之迅速似乎出人意料。按照人们熟知的比较优势战略模型，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逐渐变得相对稀缺，劳工的工资水平将会不断提高。但中国官学两界的主流意见一直倾向于认为，由于农民劳动力仍没有充分转移，加之城市中淤积着大量大学毕业生，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将会是一个遥遥远景。

　　企业界一直以来也颇为认同这一判断，因而鲜有企业对员工薪资和企业管理模式进行主动调整。

　　上述判断可能忽略了两个变量。其一是政治生态的微妙变化。伴随中国经济增长而来的不同群体间收入的严重分化，近年来已日渐威胁社会与政治秩序稳定。为应对这种局面，中央政府把调整分配结构作为一项基本决策确定下来，尽管增长主义的发展观在一定程度消解了这类政策的效果。政府最近通过加快制定《工资条例》，则表明了从“亲商”向适当照顾劳工转变的姿态，其间立法部门更是透过媒体对试图阻止该条例制定的垄断企业施加压力。

　　其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本轮劳工权益问求者的主体为新生代农民工。过去几年中，农民工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代际替换。国家统计局3月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显示，在全国2.29亿名农民工中，年龄在16岁至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 61.6％。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多方面有别于他们的父兄辈。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负责人曾指出这一代农民工与其父辈最重大的区别：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较高，更加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自身权利的保护，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参保率相对较高。

　　此外，这一代农民工的抗压性和对负面环境的容忍度亦显著区别于其父兄辈。可以预料，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加入劳工大军，行之经年的简单粗暴的军事化管理模式将难以为继。

　　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年轻劳工的人格尊严和权利意识是普遍的，并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同时，在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慢、社会内部关系趋向紧张的背景下，政府提高普通劳工收入的政治决心会更坚定。

　　从政府角度而言，则应积极稳妥开放相应制度空间，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工会的进程，从而使劳资双方能在一个制度性平台上展开谈判，避免自发和个体化极端式抗争常态化，进而恶化整体营商环境，造成劳资两败俱伤。

　　此外，考虑到沿海制造业利润空间普遍偏低，难以遽然大幅提升员工福利这一结构性因素，政府在“超然”于劳资具体纠纷的同时，实应发动自身财源，以减税和提高政府保障比例等手段同时向劳资双方让渡利益，使劳资双方在低福利、高就业和高福利、低就业两极悖论之间，相对从容寻觅一个利益适中点，进而使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能够得以相对平稳顺滑地向前推进。

　　（2010年第12期《财经》）
转自：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130024.html
推荐理由：劳资关系不仅系牵和谐社会构建，更重要的是决定着收入分配的走向，因此，需要各方协力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