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益：与当代中国青年谈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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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代中国青年谈成才  秦伯益

（军事医学科学院，北京 100850）

同学们！今天，我想以一个老的研究生、老的科学工作者的身份来同在座年轻的研究生、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就成才问题随便聊聊天。成才问题要说好讲也好讲，但真要讲好也还是挺难讲的。说好讲，历来上了年纪的人总喜欢把年轻人招来，给他们说说从前我们是怎么怎么的，现在你们怎么怎么了，你们只有怎么怎么着才能怎么怎么样，否则就不会怎么怎么了。如果这么讲，不难。因为青年成才方面的书很多，归纳归纳自然就能成一篇报告。要说难讲也很难讲，难在讲怎样在当代中国成才，这就很不好讲。因为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时期，总的来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要为之奋斗的最高纲领，也有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就是：一方面高楼大厦，一方面土屋瓦房；一方面飞机火箭，一方面老牛破车；一方面百万富翁花天酒地，一方面千万穷困户有待扶贫；一方面有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家，一方面又有2亿文盲半文盲；一方面在高唱一曲曲响彻云霄的共产主义凯歌，一方面又有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社会丑恶现象。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要讲，就要讲如何在这样一个发展极为不平衡的舞台上成长，要这样讲不容易。我不是思想政治工作者，我是一个搞医学科学研究的人。从80年代开始，我们院要我给新入学的研究生讲一讲，题目开始是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研究生，后来讲讲题目就扩大一些，扩大到现在这样一个青年成才的题目。我也从院内逐渐讲到院外，从京内讲到京外，不知不觉在30多个学校讲过了。青年同志觉得你这位老同志讲的都是大实话，还听得进去。所以我今天还把这个老调子继续唱下去。讲两个问题：一是成什么样的才，二是怎样成才。

第一部分讲成什么样的才。从宋朝开始，学者们已经很好地归纳了4个字，900多年来讲成才的人大都离不开这4个字。一直到现在，郭沫若也好，王梓坤也好，李燕杰也好，都讲这4个字。因为这四个字反映了对青年成才的基本素质要求。今天我是唱老调子，述而不作，也讲这4个字：德、学、才、识。

第二部分讲怎样成才。分两点：一是历代中国青年成才的一般问题；一是当代中国青年成才的特殊问题。在谈历代中国青年成才的一般问题时，围绕立志和践志来谈。立志，确立志向；践志，实践志向。综合起来就少不了要讲外部环境和内在素质的问题，客观环境和本人努力的问题，顺境和逆境的问题等。在讲当代中国青年成才的特殊问题时，要讲读书问题、创业问题、爱情问题、出国问题。在讲读书问题时顺便讲讲赚钱问题。在讲创业问题时顺便讲讲做官问题。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提纲。

先讲第一部分，成什么样的才。

第一个字，德。

德指的是世界观、方法论、政治方向、生活道路，一直到社会公德、思想品德、职业道德等都涵盖在“德”字里头。总而言之，就是如何做人。我在大学时学校请了一位当时很有名的记者余铭璜为同学们上了两次关于人生观方面的教育课。他上来就问：同学们，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打算怎样成为一个你心目中想成为的那样的人？当时我们确实从没有严肃地把这样一个命题作为人生重要问题来思考。那两次课起了非常震动的作用。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自己的要求，但首先要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你才能在各行各业里做出成绩，没哪行哪业能靠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成才的。这一点首先要明确。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党对他的老百姓都有德的要求，这不是我们共产党对大家有什么特殊。任何国家都是党领导的。你看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两党竞选，竞选以后确立政府，政府体现党的意志，然后贯彻到全国老百姓当中去。哪个国家、哪个政党对他的老百姓都有德的要求，这样才能保证社会有序地发展，否则社会就要乱套。而且为了要建立全体公民的德的基本标准，任何国家都采取综合措施。这些综合措施归纳起来有6条：一条是理论的说服，党和政府要有一套理论告诉老百姓，现在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因此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这套道理要符合这个国家发展的实际；第二是教育的影响。理论不会自己跑到人民群众的脑子里去，要靠教育，从小到大的教育，要靠宣传教育的影响；第三是文化的熏陶；第四是艺术的渗透；第五是道德的约束；第六是法律的制裁。就是说，任何国家都有从软到硬的一套措施，我们也不例外。就是要靠这套综合措施来使社会有基本的德的标准，对公民有基本的德的要求，来保证社会有序地发展。这就是我们总书记江泽民多次提到的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样才能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德的养成决定着人们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对父母、对亲戚朋友、对一切事物的态度，这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它可以反映在大的事情上，也可以反映在小的事情上。

先举个小例子。前几年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说上海有个女工叫陈燕飞，下班时走过外滩的外白渡桥，有个青年掉到水里去了。周围有很多人在围观，她奋不顾身脱下外衣，放下挎包，下水去救那年轻人。当她下去时有个老太太说现在天气冷，河水脏，弄不好你捞不出来，河里船很多，如果不巧头顶在船底，连你也没命。有些好心人在劝阻，有的在说风凉话：想要出风头，明天报上又会有一条消息，当代又要有一个女英雄了等等。她没顾得了这一切，下水把年轻人救了上来。救起来后人们才发现她身怀六甲，已有五个月身孕。她没顾这一切，穿上外衣，准备拿起挎包回去。没想到那包已被小偷偷走了。这是一个社会现象，人们对同一事情有着不同的态度，有的见义勇为，有的干着急，有的在说风凉话，有的在劝阻，有的趁机混水摸鱼，这就是社会。社会就是这样，社会上就存在这样形形色色的人。这是从小事来看。从大事上看，也是一样。有的同志说，我们是做科学研究工作或医疗教学工作的，只要基本做到爱国主义就可以了，见义勇为的事在社会上毕竟还是很少的。其实，爱国主义真正做到也不容易，社会上有各种考验。爱国主义不是靠嘴巴讲的，要靠实际行动来证明。爱国主义既有每时每事的是非标准，更有一生一世的盖棺论定。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千载之下，大义凛然，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热爱祖国，奋发向上。就因为他们一生的实践证明了他们的语言是真的，是美的。如果《满江红》、《正气歌》出于别人之手，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爱国主义要在现实生活中受考验。

我特别要举出明末清初时期的几个人物作例子。明末清初，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交织在一起，天下大乱。但世乱出忠臣，而有忠臣就必有叛徒。一方面是史可法、夏完淳，一方面是钱谦益、洪承畴，都是有学问的人。史可法任扬州督师，清军南下，坚守孤城，不屈被杀。扬州是史可法殉难的地方。江总书记曾说，我是扬州人，中学时，每年春天都到扬州郊外梅花岭游览，看梅花。梅花岭上有史公祠，是纪念史可法的祠堂。祠堂前有一幅对联，上联是数点梅花亡国泪，下联是两分明月故臣心。意思是看到梅花就象看到亡国人民的点点眼泪，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可是半壁江山，两边的人民在看同一个月亮，老臣心里不是滋味。夏完淳14岁跟父亲起兵抗清，17岁时小将军不幸被捕，清军百般劝降，夏完淳痛骂叛徒，惨遭杀害。郭沫若在他的剧本《南冠草》里专门歌颂了少年夏完淳英勇就义的事迹。今天我们读史可法的文章，读夏完淳的诗词，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再说另一方面，钱谦益。钱谦益是东林党的知名学者，是江南文坛三巨擘之一，也是江南第一大藏书家。开始时他也力主抗清，多方鼓吹。但清军入关后，作为南明礼部尚书的他却率先引降，后来又追悔莫及，写过不少悔过诗。但最终也洗不清自己的污点，灵魂上也得不到宽恕。他的作品现在倒有一个用处，就是提供人们来研究人是怎么会叛变的，研究叛徒的心理学。洪承畴，可以讲的就更多了。在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里曾重笔描写过。洪承畴有文才，有将才。论文才，他是万历年间的进士，是武英殿的大学士，比现在的两院院士都高，因为人少。论将才，在崇祯年间是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他还兼蓟辽总督，就是兼东北军区司令。国防部长兼东北军区司令，而当时的主战场在东北，也就是国防部长兼主战场军区司令。他投降清朝后，清朝还封他七省经略，即七省军区司令。崇祯14年，洪承畴率10多万人马出关抗清，松山一战，兵败被俘。开始洪承畴誓死不降，慷慨陈词，感人至深的话也讲了不少，而且在监牢里绝食，滴水不进。清朝放出空气说洪承畴已经死了。明朝也真以为他死了，崇祯皇帝高筑祭台公祭洪承畴殉节，以激励三军。没想到就在临刑前一天，牢门突然打开，进来了一女子。这女子手里拿一把茶壶，洪承畴想大概是要使美人计了，就大喝一声，叫她滚开。那女子没有滚开，继续向前，走到洪承畴面前说：小女子非常敬重你洪大人的高风亮节，明天就是你的死期，今天如果你再不喝一点水，就过不了今夜，那你就死得不明不白了。无论如何你要熬过今夜，明天死在大庭广众之中，死得清白。洪承畴一想，讲得有理，就接过茶壶喝了一口，觉得不是一般的白水，是参汤。就把它退了回去，说我不想活了，你拿回去吧。那女子没接茶壶，倒退了一步，说这是参汤，如光喝点水，那么熬过了今夜，明天也许走不到刑场，因为从监狱到刑场还要押送几百米。明天有满清的高级官员来监斩，你完全应该利用最后的机会痛骂他们一顿，留下遗言，流芳百世。洪承畴一想，这女子有见解，再接过茶壶一饮而尽。当他喝完茶把茶壶退回去时，抬头一看，那女子长得庄重妩媚、雍容典雅、国色天香。这是小说里的原词儿。后来一连三天那女子来送参汤，同时满清又采取种种威胁利诱手段，洪承畴终于接受了投降的条件，而三天后那女子再也不露面了。洪承畴心里纳闷，那女子是谁。一天，皇太极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请洪承畴也参加。洪承畴作为新的降臣，本不敢东张西望，规规矩矩地看节目。这时正好一个节目演得很精彩，满堂轰动了，大家鼓掌喝彩，前俯后仰。洪承畴就趁机向主席台上扫了一眼，一看，就在皇太极身边坐着一个女子，那女子就是给他送参汤的人。她不是别人，就是为满清开国立下赫赫功勋的庄妃。洪承畴明白了，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了。洪承畴就成了明朝头号叛徒。爱国主义啊！谈何容易。

由于世界观的不同，决定着人们不同的生死观、幸福观、苦乐观、荣辱观、是非观、道德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出生和死亡的时候虽然都是一无所有，但经历的一生却大不相同。有的人轰轰烈烈，有的人庸庸碌碌；有些人勤勤恳恳，有些人懒懒散散；有些人为别人创造财富，有些人占有别人的财富；有些人死了还受人爱戴，有些人活着就令人讨嫌；有些人是国家栋梁，有些人是社会渣滓；有的人流芳百世，有的人遗臭万年。关键问题还在于德的养成。科技工作人员同样面临世界观的严峻考验。牛顿的后半生陷入了宗教神学。牛顿的前半生了不得，他发现力学三定律，奠定了现代物理学基础。但是他始终解不开世界上的第一推动力来自哪里。他只能归结为是上帝创造了第一推动力，从而引起万物的运动，生生不息。他认为推动力是上帝赐予的，但上帝本身就不存在，哪里能证明得了这个问题。牛顿后半生白活了，关键是唯物的世界观没确立。爱因斯坦早期了不得，有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等一系列成就，但后来他又迷信自己脑袋特别聪明，迷信自己的大脑袋。爱因斯坦的脑袋是比别人的大，确实是大脑袋。因此他迷信靠自己的思维就可以创造真理，也就逐渐脱离群众，脱离社会实践，到乡村别墅过隐居生活，因为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创造真理。逐渐地变成为一个孤陋寡闻的老人，他的后期也没有什么成绩。我们医学界大概都知道创造细胞病理学的魏尔啸，他把疾病的原因从神、巫这些迷信的假说中解脱出来，实实在在建立在唯物的基础上，建立在细胞的基础上，把很多疾病的病源，疾病的病因在细胞上找到了根据，建立了细胞病理学，了不得，大医学家，大科学家。但是到后期，他也陷入了自己的绝对化境地。当时对结核病的产生魏尔啸提出是细胞的过敏导致细胞干酪化。微生物学家郭霍在他的实验室里找到了结核杆菌。魏尔啸不相信，郭霍请他去实验室看，在结核病灶里可以提取到这种杆菌。把这种杆菌注射到一个健康的豚鼠身上，能够使豚鼠再现这样的病变，符合传染病三个环节的原则。郭霍说：“如果我们实验有错误，希望指点”。魏尔啸却不信，说：“有我魏尔啸一天，就没有结核杆菌一天”。大科学家到最后就陷入这样的执拗和顽固，最后当然不会再有大的成就。

不能把科学家世界观的改造看得很空，看得很轻，它是有深远影响的。就说意大利伽利略，他是继哥白尼之后证明地球是围绕太阳转动的物理学家，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学说和当时宗教所主张的地心说，太阳绕地球转动的学说是背道而驰的。在他之前，布鲁诺因为提出日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判火刑，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第二天要审判伽利略了，宗教裁判所先给他打招呼说，明天除非你在宗教裁判所法庭上公开宣布放弃学说，否则也判火刑。伽利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第二天审判他的时候，他在法庭上违心地宣布：我不再公开我的学说，我放弃我的学说。宗教审判所审完以后，他勉强走出法庭时，尽管嘴巴里还在念念有词地说：不管怎么说，地球还是在绕太阳转动，但已无法公开自己的发现。伽利略被免火刑，改为终身囚禁。伽利略在监狱里完成了他最成熟的一部作品《两个天体的对话》。最后这部作品是通过他的学生安德烈从监狱里拿出去在伽利略去世后才发表了出来。伽利略在临死前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追求科学，要有特殊的勇敢”。同学们有志于做科学研究，在自己的内心修养上，在自己的思想意识培养上要有这样的准备。也许同学们会说，你举的例子都太大了，我们不会成为大科学家，现在也不是宗教裁判所说了算的时候了，毕竟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时候了。但是在科学现象初露端倪时，不被人们认识、接受，受到委屈，这是常有的事情。就是没有这类事，科学家的生活也是十分单调的，要千万次的失败，争取仅有几次的成功，大部分的工作是在为后人铺路。

有成就的科学家回忆自己的一生时，也只有少数几个真正有突破性的成就。一生奉献，难得有几回鲜花，几度掌声。科学工作的目标和体育运动员不同。体育运动员是看着奖杯去拼搏，目标就是夺奖杯。科学工作者如果看着奖杯去工作往往是坚持不到最后的，因为路途遥远。科学家提倡淡泊名利。因此，德的养成至关重要。科学工作者并不都是自觉的，这一点马克思有过深刻的分析。在古代，科学研究不是职业，没有报酬。古代360行哪有科学研究？谁给科学研究者提供科研经费？谁给科学研究者工资？没有的。古代科学研究者都是拿自己的家财，倾家荡产地做科学研究，没人提供科研经费，至多只有做一些应用性的东西，改造某些东西，造某个工具，也许有人给你提供一些经费。要做自然科学，发现天体当中，自然界当中的现象，带着这种目的追求时，没有人为你提供经费和开工资，有时甚至要牺牲。360行中没有一行叫科学研究工作的，这是在古代。尽管那时技术是落后的，队伍是微小的，但是科学家的个人素质是优秀的，都是自觉在研究，都是在奉献，至少自己在花钱。而现代，科学队伍壮大了，技术发展了，但是科学家的个人素质在总体上却下降了。马克思说，科学研究工作者现在是社会分工的奴隶，科学研究已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这讲得很深刻。在座的同学们想一想，有多少是出于对自然界奥妙的好奇，是一种追求，一种探索，有多少人准备一辈子把自己献身于这样的事业，又有多少人在想这一职业对自己怎么样的合适，只是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一种职业。所以出类拔萃的人才是少数，尽管今天看来同学们都很有精神，很有信心，但我敢说，三年、五年以后看，三十年、五十年以后看，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在在座的同学里，不客气地讲，只是少数。

科学事业是神圣的，应大力提倡科学精神。这里我把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上当时主持科技工作的方毅同志的一段话作为第一个字“德”的结束：科学是艰巨的、诚实的劳动。它启迪人们的智慧，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求实精神。科学是探索未来和创造未来的，它培养人们宏伟的胸襟，宽阔的眼界，探索的勇气和创新的胆识。科学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培养人们不畏艰险，不惧挫折，锲而不舍，勇往直前地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大无畏勇气。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同一切投机取巧、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行径是格格不入的。它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培养人们的献身精神。我们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发扬科学精神，号召全国人民都来学习科学精神，使它开出更加绚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花。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字，“德”。

第二个字，“学”。

“学”就是学问、知识。它包括基础知识、知识结构和专业知识。人非生而知之，所以要学。而且知识要更新，不更新，就会老化，所以学无止境。学习要循序渐进，根深才能叶茂。在这个字上我不想展开了。因为同学们从小到大一直在这个字上下功夫。

第三个字，“才”

“才”就是才干、能力。把所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的能力叫才。所以才与学有关系，但又不同。诸葛亮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才是靠学得来的。不学，才就不会广延开来。但学问又不等于才干，有些人是活字典，问他问题，无所不晓，但叫他办事，却一筹莫展。世界上有两类知识分子，一类只会纸上谈兵，是白面书生；一类能出将入相，有经纶之才。学校里很容易培养出象绵羊似的乖孩子,培养高分低能的学生。我国教育制度一直以灌输式为主。只授之以“鱼”，不授之以“渔”。我记得八几年我管研究生工作的时候，当时教委说要招收优秀的免试研究生。我奇怪，既然优秀，干吗又免试，试一试，露一手，不挺好吗？但教委这么定了，就去招吧。招了9个，7个女孩，2个男孩。第二年我说少招点儿，还是考考好。就招了3个，全是女孩。也就是两年招12个，其中10个是女孩。我就不相信男孩的成才率比女孩低那么多。在性别问题上有两个阶段是不公平的。一个是学校里，学校里男孩吃亏，女孩乖，会背书，总是分数高。尤其是小学，两条杠，三条杠的都是女孩，男孩都是被女孩管着的。我小时候就尽被女孩管的。但一到社会上，就相反。招工、就业、提干，女孩都受阻。尤其到高层，女性更少。到党中央、国务院，女同志就只有个别的了，而且都不是主要掌权的。按现代行为科学的观点，能力可以分解成50多种，如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分析能力、归纳能力、联想能力、创新能力、推理能力、逻辑能力、操作能力、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合作能力等等。不是说一个人有能力，就什么都行；一个人能力差，就什么都不行。现在有些能力，不仅没有被重视，反而被陈腐的观念所扭曲而得不到应有的培养。如表达能力，当然是很重要的能力。但我们常听到人们说：“他呀！能说会道！”好像能说会道是坏事，笨嘴笨舌才好。有的老太太给小姑娘介绍对象，说：“我那小孙子可老实了，什么话也不会说。就知道整天干活，也不吭个气的”。你看，不会说话，倒成了优点了。现在是信息时代，语言是最基本、最永恒的交换信息的工具。这个工具还没掌握好，怎么能适应现代信息科学技术，迎接新一次的产业革命？再说合作能力，同学们回想一下，你们从小到大有哪一堂课给你们讲到合作能力？同学们从小到大经过了多少考试，哪一张考卷考过你们的合作能力？没有，从来没有。但你一进入社会，一踏上工作岗位，有没有合作能力对你的发展极为重要，尤其你要成为高层次的学科带头人，要组织大课题的攻关协作，要完成很重要的工程项目，没有合作能力行吗？你只会一个人埋头苦干，见到人都不愿意答理，能成为大科学家吗？不可能。现在倒好，社会上公关小姐火红起来，其实搞好公共关系哪能只靠小姐来做，我们这些老头儿老爷儿们才真正搞公关。政府部门要启动某项大的基金，开展某个大课题，是我们说了算还是公关小姐说了算？当然还是我们说了算。越是高层次的人越需要公关能力。

上到国家领导，下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有相应的才。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想干才是没有才。能上能下，可进可退，进能出将入相，退能读书作学问，才是真正有才干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不要眼高手低。我给大家举两个人的例子，都是帮助刘邦定天下的汉初人物。一个是韩信，他被刘邦重用前只是一个管粮食仓库的人，叫治粟都尉。治粟就是管理粮食，都尉是小官。当时的后勤部长是萧何，他在视察各地粮仓时，走到韩信的仓库里，看到粮食摆得井井有条，帐目清清楚楚，就坐下来和他聊了一会儿。没想到一谈之下，这个年轻人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是个明白人。萧何费了很多口舌说服刘邦起用韩信。刘邦一起用韩信就给他拜大将军。韩信利用刘邦给他的舞台导演了十面埋伏这幕雄壮的活剧，结束了相持五年之久的楚汉战争，逼得楚霸王四面楚歌，垓下受困，乌江自刎。韩信的本领是从管粮食仓库和别人不一样这一点中表现出来的。再举陈平。陈平是一个很有智谋的人，他年轻时没有职业，在农村晃晃悠悠，是个无业游民，用现在的话说还算不了下岗，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岗。他在农村晃悠时看到有一件事很麻烦，就是宰猪，宰了猪当天就要卖出去，否则明天就要变味儿，变了味儿就卖不出去了，宰猪的人就要吃亏。看了几天后，他对屠夫说:明天我来帮你宰一次，卖一次。第二天，陈平就起了一个大早，把猪宰了，然后把猪头、猪尾、下水、瘦肉、肥肉等分门别类摆了出来，又标上不同的价格。老乡赶集时一看，今天的摆法怎么不一样了，从前都是现买现割，而今天都把肉切好分好了，就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喜欢的部分买回去了。不到半天全部卖光。其实这就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货币法则。他是从几天的观察中了解到人民群众的需求，人民需要多的，价高一些，需要少的，价低一点儿，自然调节了供需关系。老百姓中就传开了：“陈平善宰”。后来陈平去投奔刘邦，刘邦问人家这人有什么本事，人家说老百姓相传陈平会宰猪。刘邦用人是三教九流都需要，他说，来吧。来了以后，刘邦对他说：听说你善宰啊。陈平当然很聪明，听出话里有奚落之意，马上回了一句：是呀，我善宰，我相信将来帮大王宰天下也是同样的理呀！中国的文字很妙，“宰”可以当杀用，“宰”也可以当管理用，“宰”还可以当治理用，当主宰用，现在，“宰”还被作为“敲竹杠”用。这里的“宰”，是当宰相治理天下。不也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货币法则吗？后来陈平给刘邦出了6条奇计，刘邦只用了3条就取得了天下，还留下3条备用。果然，刘邦去世后，又是陈平联合几位老臣平定了吕氏之乱，保持了汉家400年的稳定。

可见一个人的才干在任何岗位上都能显现出来。一个真正有本领的人，把他摆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作出不平凡的业绩来。所以说，考核一个干部常凭四个字：德、能、勤、绩。这四个字最终要落在“绩”上，这个“绩”，就是业绩、成绩、政绩。你德很好，不犯错误，但什么也不会干，那是庙里的菩萨，长得方脸大耳，端端正正，什么错误也不犯。但你求他，磕破了头也不会帮你办事，有什么用呢？但没有德也不行，这个人本事很大，但见了什么都往自己兜里揣，这也不行，干得越多越有损失。勤，说这个人很勤奋，起早贪黑一天到晚加班加点，但忙不到点子上，也没有意思。德、能、勤都要，但最终要看绩，看你能不能干出实实在在的业绩来。真正有本领的人，不管摆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够作出比一般人更好的成绩来。所以不要眼高手低，总埋怨组织给我们安排的不是个地方。不是个地方你干出与别人不一样的成绩来，自然会被群众所接受，被领导逐渐赏识。

第四个字，“识”。

“识”，见识，胆识，远见卓识。这是在成才问题上更高层次的素质要求。指的是战略眼光，科学预见。大到国家领导，小到普通人员，都有一个“识”的问题。日本鬼子打到中国来，全国人民思想很混乱，有的认为中国很快就要亡了，有的认为中国这么大，很快就会把日本人赶出去。全国人民思想非常混乱。毛泽东一篇《论持久战》，从战略高度分析了这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强的小国对一个大的弱国的侵略性战争，因此中国必胜。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于是部署了抗战的几个基本阶段。抗战胜利到现在半个世纪，再回头看抗战的过程，完全是在毛泽东的预见之中。这种能力是什么，不是一般的学问，不是一般的能力，这叫“识”，宏观分析，战略眼光，科学预见。“四人帮”在台上时很嚣张，能被党中央一举粉碎，就因为分析了“四人帮”貌似强大，实则虚弱，已经人心丧尽，所以可以一举擒拿。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怎么办，搞两个“凡是”？邓小平同志一步步引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全面、准确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正当中国等许多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越是穷国小国像朝鲜、阿尔巴尼亚、蒙古、古巴、越南等，越愿意叫自己是社会主义时，又是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点清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者们不要自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客观的标准，不达到一定生产力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没到那个地步，你宣布了也是“不合格”的。一言九鼎，了不得！正当我们国内有的时候发展快点儿，有的时候发展慢点儿，强调要治理整顿等等，这时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说了：发展是硬道理。整顿治理也要，改革开放也要，一切要有利于发展，不能影响发展。邓小平有特色的理论是在实践当中形成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报告中有几句话非常有分量：“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恰恰是针对我们过去许多主观上想遵循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做法提出的。十五大正式以文字的形式写进报告，这都是了不得的。邓小平同志其实历来提倡务实，他不先谈理论。而且邓小平要求大家在有分歧的问题上不要争论，干成了，思想自然就统一了，提高了。这就是“难以虑始，可以乐成”。邓小平强调要提高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主张从实际中总结理论，而不是脱离实际务虚。这些都是“识”，不是一般的学问，一般的能力。

在我们科学研究当中，也有一个“识”的问题。选课题就反映一个“识”的问题。如果讲科学选题可以作一个专门的学术报告。但真要讲科学选题其实也很容易，只要做到三句话，九个字，这个题目就选成了。第一句话是，有人要。指应用性研究要体现社会需要，理论性研究要体现人们认识自然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反正是有人要。第二叫没人搞，有社会需要但没人搞，包括虽有人搞，但还没有搞成。第三句叫我能搞。而且三句话都要具备。如果说有人要，没人搞，我也搞不了，这样的题目不是白做？如果说有人要，我能搞，别人已搞好了，那就是模仿。模仿也有不同的模仿。比如说原子弹，那样的仿制了不得，人造卫星也是了不得的仿制，这是工程技术。作为科学研究来说，比如说伽利略证明地球绕太阳转动，如果中国科学家花毕生精力来证明中国这块土地也在绕太阳转动，那就一文不值。而这种工作在我们国内不是没有。也许你们的导师就给你们出这种题目，以为这是在填补中国的空白。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这样，中国不这样，不会。美国喷气式飞机的研制，论设计水平来说20年代已经可以起飞，但一直到50年代才飞成，为什么？就是在选题时没有注意到在高速飞行时会产生巨大的摩擦力，产生高温，一般的材料经不起，所以没有一开始就抓材料，结果飞一架烧一架，一直到发现问题后才着手抓材料，最后合金铝既轻便耐磨又耐高温。这都是在宏观考虑时有不健全的地方。战后日本研究整个国策的时候，以引进为主，在仿制的基础上创新、开发和推广新成果，迅速成为经济大国。你不能不承认这是国家决策的胜利。战后50年来英国绅士的口袋越来越瘪，日本光棍的口袋越来越鼓。日本现在很多地方越来越牛气，战后一度虽极艰难，但几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们青年人在选择目标和道路时同样有个“识”的问题。哪儿热奔哪儿是常人的见识。独立判断、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夺取胜利才是能人的见识。

以上就结束了我的第一部分讲话。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人都有德、学、才、识这四方面的素质要求。希望同学们在这四方面充分积累、提高，全面发展。

第二部分，怎样成才。

第一点是历代中国青年成才的一般问题。围绕立志和践志来说。立志不容易，践志更难。青年时期是立志的时期，常说青有所专，中有所工，老有所成。意思是说，青年时要有所专，中年时功夫才能到家，老了就有成就了。青年人要勇于立志，不要怕谈志，脑子空空，无所事事，是最可怕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全家下放，去干校三年。回来后碰到一些年轻同志，我问：你们现在想干啥？他们说：没想啥，反正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干啥就干啥不错，我们50年代的人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在这句大的口号下逐渐作出成绩。可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也应该想办法怎样干好这些事，如果啥也不想，就啥也干不成。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年轻人没有抱负，没有志向。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 ，如果啥也不想，这代人怎么发展。20多年过去了，现在很多年轻人有了远大志向，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在青年，在青年的精神风貌。个人上进心关系民族崛起，人才消长决定国家兴亡。毛泽东青年时期面对旧中国开口就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要青年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立志要改造中国，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周总理十三四岁时就立志要使中华腾飞，民族崛起。科学家中有许多人在青年时期就已很有成就，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时才24岁，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时才26岁，海森堡建立量子力学只有24岁。立志要持之以恒，不达目的不罢休。在医学领域里固然也有天才早达的，但多半是大器晚成。同志们注意最近二三十年来，医学、生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成功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达尔文写出《物种起源》化了27年；李时珍写《本草纲目》29年；卡介二氏，两个法国年轻人，就凭一个信念，一个学术思想，他们认为结核杆菌随着一代一代的接种，它的毒力会逐渐下降，而免疫力可以保持不变。因此他们设想当培养到相当一代以后，就会出现这样一株活菌种，它的毒力几乎没有，而免疫力则保持完好，这样就可以做成活菌疫苗用于小孩结核病的预防。他们坚持了13年。13年都做什么工作？隔几天从培养皿中拿点儿出来接种到另一个培养皿里去，然后放进孵箱里，过几天再拿出来，检查免疫力，检查毒力。13年哪！就这么拿出来放进去。开始一点儿成功的迹象都没有，若干年都没有变化，杆菌的毒力没有减退。很多人劝他们不要干了，如果干不成，理论上就算失败，而实践上你只会拿出来放进去，这是什么技术，最后怎么来考核你们的学术成绩，怎么定职称。他们没顾这些，坚持做下去，最后做成了对结核病很有用的疫苗。

我们院是长期搞军事医学的，也出过很多成果，但很多成果都是科学家二三十年的积累。我们院有专门研究蚊子、苍蝇、跳蚤的专家，他们的学生有专门研究蚊子翅膀、蚊子腿的专家，他们的学生的学生有专门研究蚊子翅膀和腿上毛毛的专家，研究得越代价是一辈子。平时不大看得到这类工作的价值，只有国家有大事了，才想到到军队来越细，越来越专，付出的来搬兵。南极考察，临出发才想着配一个保健医生。开始以为去南极考察的都是些壮小伙儿，不会有什么大毛病，可临走前一个月，一查文献，国外居然有《Polar Medicine》杂志，就是《极地医学》。极地医学已成为医学的一个分支，这才发现有好多问题地方上从来没考虑过，这样就找到我们院里来。我说，南极没打过仗，军事医学还没关心到南极。不过我们倒是有一些寒带医学上的东西，不知有没有用，就给他们送去15项成果。送去后不到2个月长城站建立了，回来为我们请功，说你们给我们的15项成果12项都用上了，尤其是御寒的东西解决了大问题。就三项没用到，如净水消毒剂，那里的水还没有污染；又如感冒预防药，那里感冒病毒还没有登陆，不需要预防。其它的都用到了。他们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回答说：踏破铁鞋无觅处是因为我们对外保密，宣传不够，这以后要改进。全不费工夫可不是，每项成果都凝结了科学家一二十年默默无闻的劳动，连文章都不能发表的。唐朝贾岛有一首诗：“十年磨一剑”，十年工夫才磨出一把宝剑，“霜刃未曾试”，宝剑的锋芒还从来未试过。“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今天才献给你，你看天下有什么不平事，拿它去砍去杀吧。他说你们境界不一样，完全是默默无闻，许多工作我们是不大知道。确实，象唐山地震那么大的震情，24万人一个晚上报销，两个礼拜后尸体狼藉，臭气熏天，苍蝇蚊子云集，眼看一场瘟疫马上要起来，中央立即责成部队来解决。我们拿去最新的消毒剂和飞机喷洒装置，两个礼拜全部消毒完毕。大灾之后没有大疫。世界卫生组织几年以后来考察说这是世界地震史上的奇迹。而这种成功是多少科学家多少年默默无闻的贡献。所以说，我们院里的成果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后来有人说，现在人家都知道你们院了，也改革开放了，正是“一朝选在君王侧”，“六宫粉黛无颜色”。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不是所做的当时就认识到它将来有多少潜在的作用，做成以后自然有各种用途。所以说青年人要认准目标，埋头苦干。如果朝三暮四、见异思迁，将一事无成。有一句话叫“有志者立常志，无志者常立志”。好象每天都有一个志向，三天后又忘了。这样是成不了才的。



红和专都不是天生的，都需要学习和锻炼。家庭、学校、老师、社会环境都起作用，但主要是本人努力。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家庭出来的，姐姐是宋庆龄，妹妹是宋美龄。同样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汪精卫。同一个学校出来的，一批是革命将领，一批是反革命战犯。今天工农子弟、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中都有能人，也都有懒人和庸人，关键是个人努力。所以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革命传统，学社会，学好人好事，学英雄模范、先进人物，来培养革命的情操，培养心灵之美。而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要付出一生的劳动，硕士三年，博士三年，仅仅入门，要学习一辈子。我们提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年轻时不要怕吃苦。鲁迅有篇杂文，说社会对知识分子是很不公平的，知识分子就像是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其实历代对知识分子都是不公平的。李白有句诗：“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历来是这样。但话又要说回来了，牛只有吃了草才挤得出奶，如果给牛吃鱼吃肉就要拉稀，就没奶了。知识分子也一样，穷而后工，只有在艰难困苦时才能奋发上进。最典型的例子是郭沫若。当他作为破落户的飘零子弟在社会上颠沛流离的时候，他是很有才华的，写了很多好文章，《十批判书》也好，剧本也好，都很出色。可革命胜利以后，当了官了，位置高了，待遇好了，他又有什么好作品？完全成了歌功颂德的宫廷文人。大家特别看不顺眼的是，开始批林批孔好像要批到他时，郭沫若居然主动向江青承认错误，主动去检讨，说过去写的几百万字一文不值，可以一火了之。很多科学家、文学家为捍卫真理，捍卫自己的劳动成果和自己的创见，以死相搏。而郭沫若居然可以把自己一生的努力付之一炬。既然他要付之一炬，别人也就不会珍惜它了，他自己都不珍惜。我这是放言无忌。当然，也不能让知识分子一辈子守穷，尤其不能在政治上压得抬不起头来，永远当臭老九。吃得苦中苦，还要能成为人上人。这叫做激励机制。拿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分配到部队工作后，受到的就是保密和奉献等教育。组织上越是信任你，越叫你做保密工作，就越没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自己当定了无名英雄，倒也心态平衡。六七十年代埋头苦干了20多年，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论文，没有参加过一次学术活动。直到改革开放后，工作面宽了，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发挥作用了。这以后各种各样社会荣誉也来了，成果也来了，经济也改善了。我们院还有比较好的激励机制，你有成果在自己的企业里生产，企业就给你回报。我有三个药转让给药厂，药厂每年按收入给我一定奖励，我就成了靠正当劳动首先富起来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景，那也很难吸引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往这条道路上奔。但如果一开始就让他吃得肥肥的，他就懒得动。体育运动员也是一样，当你训练时、拚搏时，要熬得过苦，熬过苦后，奖牌奖金一点儿不少。要经过一段磨练是历来知识分子成长经过的道路。所以说，“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我的老师张昌绍教授，是三四十年前中国药理学界第一把交椅的人物。我作他的学生已是他任教后期。我当时只见到张先生才华横溢，仪表出众，潇洒自如，风度翩翩。我是他去世后在悼念他的文章里才知道他的身世的。原来他的父亲是上海农村的一个小学教师，张先生有7个兄弟姐妹。张先生小学毕业后他父亲已没有力量供他上初中了，他就到上海药房里做学徒。从前在上海药房里做学徒很苦，白天要站柜台，晚上要给老板铺床叠被倒尿壶。张先生在这样的艰苦生活环境里只用了四年业余时间，在站柜台、伺候老板之外的业余时间里，自修完了初中高中六年课程，以第一名考取了上海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当时有奖学金制度，前三名享受全额奖学金，第一名还要更多一些。从此张先生的生活道路变化了。大学毕业后到英国留学，回来后马上是副教授、教授。他的成长过程看过后让人心酸。科学家当中勤奋刻苦成才的太多了，这方面不需要举更多例子。

其实，学术界也是很势利的，同样常见马太效应。你一有成绩，成名了，社会上把你捧得老高，弄得你昏昏然、飘飘然、茫茫然不知所措，弄得做学问的时间都没有了。而当你很困难时是没有这些的。拿居里夫人的例子来说，她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得到奖金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学校交600法郎。学校问交600法郎做什么？大科学家得诺贝尔奖给学校交600法郎算什么意思？她说她在大学时有一个设想，要在沥青里提取镭。学校里当时支持她600法郎科研经费，她就是靠这600法郎进入科学殿堂的。她说她现在归还这个进入科学殿堂的门票费，希望学校用这600法郎再资助一个年轻人，给他买一张进入科学殿堂的门票。而居里夫人获得诺贝尔奖后100多个荣誉称号加到她头上，她把这些都辞了，什么都不要，继续做科学研究。马克思曾说过：“什么叫幸福？斗争就是幸福。”幸福就在向你的目标追求的过程当中，不只体现在目标达到的那一刹那。目标达到的那一刹那当然幸福，但不能持久。真正持久的是坚持斗争的过程。后来有记者问居里夫人，你回忆一生最幸福的是什么时候，居里夫人说还是在工棚里从成吨的沥青里提取第一毫克镭的时候最幸福。其实那时候居里夫人最苦，那个工棚，夏天沥青熬出的蒸汽散不出去，冬天又到处漏风，居里夫人那时的健康也最受损害。但居里夫人回想一生最幸福的时候还是那个时候。所以说，斗争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在同志们追求的整个历程当中。今天你们的每一步都是踏在幸福之路上，如果真有追求的话。

我记得1960年我从苏联回来，分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当时看到我们有些教授，像周金黄，周廷冲，我很羡慕。我想，将来哪一天我也像他们那样成为教授的话，自己的理想算是实现了。其实那时他们一位才50多岁，一位才40出头。今年我67岁，我比他们当时年纪都大了。我也是教授了，应当说位置也不低了，正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了。但是我现在的心情怎么样？我现在，正是因为到了绝顶了，再往前面看就是下坡路了。我现在恰恰羡慕在座的同学们，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你们是前程无量的。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再年轻一回啊！这是我现在的心情。所以我希望同学们珍惜每日每时每一步。实现自己志愿的每一步不可能都一帆风顺，顺境时要居安思危，逆境时要坦然自处。即使受到委屈，也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管它东西南北风。陈景润证实1+2，当他在做哥德巴赫猜想时，多少人在风言风语，说他疯了，说不会有好的结果等等。尽管耳边叽叽喳喳的噪音尚未停息，他已摘下了数学王冠上的明珠。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真正做科学研究的人要有这样的气魄胆量。当然，前提是目标要选准，如果目标选错就走弯路。

科研工作者还要能正确对待成绩和荣誉。我是药理专业的，我举药理学中乙醚发现的悲喜剧。在美国Connecticut州的牙医Horace Wells，他发现一氧化氮有麻醉作用，因此向哈佛大学报告这样的重大发现。哈佛大学安排一个手术请他来表演。当时就做一个拔牙的手术，没想到真做表演时他有些胆怯，用的剂量不够，一拔牙病人疼跑了。在场的科学家都说他是骗子，把他哄出去，而且停止他的行医执照，不许他再做医生，他只好去做买卖。他的帮手Morton想，老板明明用一氧化氮成功了好多次，怎么今天的表演会出这样的差错，估计还是技术上的问题。为什么老师一氧化氮用量不敢大，看来还是有风险的，是有危险性的。Morton就想，自然界肯定有东西会有这种作用，只不过一氧化氮不是很安全。于是就去请教化学教授Jacson。Jacson说他在工作中发现乙醚吸多了会有昏昏沉沉的现象，可能比一氧化氮安全一点。Morton就在诊所里试了乙醚，果然比较安全。再到哈佛报告乙醚可以麻醉，有人说你的老板失败了，你再失败也要吊销营业执照的。他说乙醚还是比较安全，哈佛大学就为他安排了一个鉴定会，好多专家到了，结果成功了，一举轰动。现在哈佛大学图书馆一进门墙上有幅大的油画就是《乙醚麻醉下的第一次手术》，鼓励哈佛学子要有创新精神，敢于冒风险。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现代外科发展靠两大成就，一是麻醉学，二是消毒学。没有这两大成就外科发展不到今天。这么大的成就当然是个大专利，但就在涉及专利时发生了三个人的纠纷，一个是他的老板，他说，我是你的先驱者，能麻醉是我提出来的，只是当时用的是一氧化氮，安全性不够，量没用够，而且Morton是我的徒弟，我至少有份儿。Morton说，你失败了，我成功了，我是第一。Jacson说，我是化学家，你是来请教我的，我发现乙醚有这个作用才向你建议，你是根据我的建议操作实施而已。三个人官司打个没完，几年也没申请下来。几年官司打下来，Wells心灰意冷，自杀了。Jacson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精神失常了。Morton很高兴，两个对手自然消失，就是我了，一高兴血压升高，脑溢血死了。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这是在美国，三个人都没有好结果。也就在同年，1846年，英国Liston在伦敦用乙醚麻醉成功地锯了一条腿。科学竞争有时非常激烈，有的时候一年内几家同时，有时一个月内几家同时，有的就是几天之内。所以现在都以收到发表稿件的日期为准，以免这些纠纷。1846年英国Liston也用乙醚麻醉成功，并且申称，我跟你没关，我是独立研究成功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这儿的专利是Liston，你不过是拔牙，我们是锯腿。也就在同年12月俄国，在高加索战场上，在野战外科上成功运用了乙醚，先是700例，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用了近一万例。你是一条腿，我是一万例，专利权应是我的。我当时很奇怪，我在苏联读书时教科书上写乙醚的发明人是Perogof，我看美国教科书上写的是Morton，英国写的是Liston。到底是谁。后来我专门调查了一下，原来是那样一场悲喜剧。这在科学发明史中令人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重大的成果怎样体现个人成就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否则在大成果面前会弄得人活不下去。

我们年轻人到一个新的环境还要逐步适应，因势利导，上什么山砍什么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是在地方医学院校毕业的，毕业后又是在苏联地方医学院学习，学完后也做了种种准备，也许留北京，也许回上海，也许到全国各地去，甚至到农村。也可能搞研究，也可能搞教学，也可能搞别的，都做了思想准备。唯独没想到分到部队，当时也就是服从分配到了我院，党叫干啥就干啥嘛！我就是上什么山砍什么柴。几十年过去了，我也作了点成绩，组织上也没有亏待我。我觉得一个人的发展要机遇，但也可以说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机遇，看你会不会捕捉。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你只要有准备，机遇来了就能得到它。能够根据客观需要因势利导充实自己，驾驭环境，作出成绩的是强者。只会怨天尤人，唉声叹气，顽固不化，一事无成的，是弱者。前几年有部小说叫《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对小说的作者有一定争议，作为小说本身鼓励人们奋发向上，看了叫人努力拚搏，在世界上有你的位置可以去占领。

另外还要说一点，科研工作是探索未知的，与在大学学习时不一样。有的研究生说我在大学时受益很大，一堂课下来我可以明白一个问题。今天讲伤寒，本来我不知道伤寒是怎么回事，现在从定义到流行病到诊断治疗都明白了。可是到研究单位来总觉得导师没什么本事，导师好久也没定下题目，定下题目后叫我们自己落实方法。出了问题说再找找材料。导师好像没有底，和当大学生时感觉不一样。要知道大学教授是在课堂上，把人类已经积累的知识，特别是他本人非常熟悉的知识传授给大家，还留一点儿大家问的时候可以回答。研究生导师不同，他是和你一起去做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去做全世界还没人知道的事。研究生导师的本事就是会带着你一起去探索他自己还不知道，全世界还没人知道的事。他就是有这个本事。按照科学的规律让你逐步去积累这方面的知识，为人类知识宝库添砖加瓦。这是最主要的区别。

我举一名我们院已故的院士周廷冲教授，讲他年轻时的一个故事。他也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毕业后先到英国学三年药理，后又到美国做了两年生化，在Lipman实验室。这一实验室当时是世界上研究三羧酸循环的主要实验室之一。Lipman本人，后来是诺贝尔奖获奖者。Lipman与他订的合同是两年。去了两个月还未见到Lipman，周廷冲有些着急了，两年就要完成论文。他的小导师说，无论如何要抓紧时间和导师把题目定下来，定下来后我可以帮你把研究开展起来。可导师到哪找，又不好贸然去敲门。今天有个机会，今天Lipman又要出国了，一出国又是两个礼拜才回来，但他出国总要提前到飞机场，你可以在候机室里先等他，他来后什么话都不用说，就要题目，有了题目就可以开始干了，哪怕没有题目有方向也好。于是他早早到候机室里等着，Lipman果然在起飞前20分钟大步流星地走进候机室。他一见周廷冲就知道是来向他要题目的，他说，行，今天就定吧。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便条本，在空白纸上画了一个圈，这是三羧酸循环，在旁边写上CO2 ，再一个箭头，二氧化碳进入三羧酸循环。通过一个酶，叫乙酰辅酶A。他说不光是乙酰辅酶A在起作用，很可能前有酶后有酶，是一连串的酶反应，是一个连锁反应。你去把一切与乙酰辅酶A有关的供体酶给我找出来。这就是你的题目，一个圈，一个箭头，然后一个问号。周廷冲很高兴得了题目。于是去找资料，建方法，做实验，两年的辛苦终于找到了供体酶。两年里他们除了见面时讲“Hello”，“How do you do.”之类的话外，没有讲一句正经的题目上的话。两年后论文交给Lipman，他非常高兴。一直到后来70年代，Lipman过70寿辰，周廷冲专门到美国祝寿时，Lipman说，你是帮我解决迷津的人。评价非常高。两年里除了这张便条纸外什么也没有。在座同学们想想，如果你们的导师用这样的方法来带你们，你们会满意吗？大概不会满意。你们的导师也不敢这样带他的学生。但是大导师就是这样带学生的。只要指出方向，就有文章，有戏，顺着走下去，就是一条路。这张便条不仅决定了周廷冲的一篇博士论文，也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生化药理学。

所以同学们要习惯于导师的风格，有的导师很细致，有的导师很粗犷，你既然报了他，认了他，至少三年里你就得按他的鼓点走。如果一个很细致的导师来带你，把图表都设计好了，做多少动物，用多少剂量，多少指标，数据填满就算任务完成了。你不要对现在导师说我希望粗犷点儿，自由点儿，让我可以自己发挥。发挥是三年后的事，你跟这个导师不要在这时闹矛盾，只要你认了他，就先学他这方面的业务和特长。如果另一位导师很粗犷，出了题目你自己去做，一个季度谈一次，你说不定会认为他粗枝大叶，不细致指点。你就学他的大刀阔斧，要细致将来你自己细致去。你不要要粗犷的老师细致，细致的老师粗犷。同一个导师不同时期也不一样，1978年我带第一个研究生时管得很认真，三天两头问结果，一有异常就到实验室去看看，第一个孩子嘛！总该奶得勤快些。现在我可不这样，我现在也是大刀阔斧，题目出了你自己去干，三个月不出结果我也不着急，着急是你的事，我来着急干什么？博士生应有独立能力。你做不出来是你没有独立能力，不必着急。现在教育质量在提高，放手让他们自己去闯，培养的质量反而高了，尤其是独立工作能力方面。以上是我讲的第二部分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历代中国青年成才的一般问题。

现在谈谈当代中国青年成才的特殊问题。当代中国是急需人才的时期，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就是成才最有条件的地方，有最好土壤的地方。所以要立志在本职岗位上成才，立志在中国成才，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成才。这是今天我谈当代青年成才的总的大前提。下面分四个问题讲。

第一谈读书问题。知识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生产劳动的成果和结晶。人们不可能事事靠直接经验，很多要靠间接经验来获取知识。所以在任何岗位上，任何意义上讲，知识多总比知识少好。“文化大革命”中的“读书无用论”导致人才断层。现在深感问题的严重。近年来又有些地方曲解了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等意义，又有读书无用论倾向。如果不纠正，几十年后又要自食其果。好在拨乱反正后，党中央一直号召要努力加强全民族的科学意识，第二次科技大会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十二大提出教育是立国之本。第三次科技大会又提出科教兴国等战略。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科技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以前我们总说阶级斗争是革命力量。阶级斗争只是在大的社会形态变化时的一个现象，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是科技，是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力变化导致生产关系不适应才有阶级斗争，才有战争。否则干吗要革命，干吗要战争，如果很适应就不需要。就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原有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才需要改变原来的生产关系，才需要革命，需要战争。恩格斯指出科技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回顾人类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将来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首先都是生产力的变化。人类从不会用工具到会用石器，到会用青铜器、铁器，到会用蒸汽、电气、各种高技术，运用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可见，推动社会的根本力量是生产力的发展，靠的是科学技术。科技发展靠人才，人才靠教育。因此教育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而对人才的摧残是最伤国家元气的事情。譬如遇到特大洪水，损失2000多亿，但第二年就会丰收。如果旱灾，两三年，三五年也就改善。战争，五年十年也就过来了。如果人才被摧残了，那几代人受影响。“文化大革命”中出的事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元气。日本战后千疮百孔，负债累累，首先抓教育，从小学抓起。20年后日本成为了经济大国。

我国解放以后曾经有过很好的形势，但由于政策上的摇摆，时左时右，抓一阵放一阵，结果时而生气勃勃，时而万马齐喑。好在现在从中央到各级都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这些年来教育经费的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要造就高层次人才，要有坚实的知识基础，既要专又要博，要博大精深。现在希望人才的知识构成应是T形的知识结构，就是在原来的知识基础上不断积累，很坚实，同时在一定时候把你的知识扩展开来，不能钻到牛角尖里。拿现在的教育制度来说，小学、中学以博为主，大学以专为主，研究生当然更专，但毕业后要在专的基础上广延自己的知识，做到既专又博。经过长期积累，真正做到博大精深这样的高层次人才。这要靠平时长期积累。“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都是靠平时积累。中国的教育确实有缺点，大学不大，综合不综，博士不博，专家太专。一般专家都只是在很小很小的问题上知道得很多很多。其实专家不该这样，而应该既在很小很小的问题上知道得很多很多，又能够在很多很多问题上知其要领。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专家。

（未完，接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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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教育以专才教育为主，通才教育不够。现代，知识迅速积累，爆炸式地增长，你要掌握本门知识都要穷其一生，所以几乎把很多人压弯了腰，皓首穷经。但没有通才教育基础就造就不了大师一级的人才，而我国很需要一批大师级人才，就是能够影响得了国家经济发展，能够选得准方向目标，决定得了国家科技走向的一批人。过去像自然科学家李四光、茅以升、钱学森，像协和张孝骞、我院蔡翘都是大师级人才。社会科学家当中有鲁迅、茅盾、曹禺、胡适、蔡元培、马寅初等等。大师级人才能决定国家大方针。马寅初当时提出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在增长，而生产力赶不上。特别是中国传统观念，多子多孙多福，这样下去中国的人口问题将会成为很大的压力，于是就写了《新人口论》，没想到文章上去就和党中央意见不一致，当时觉得生产力提高要靠人，康生阴阳怪气说了一句：你马寅初的“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意思说你的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寅初不承认错误，就要被撤北大校长职务，周总理出面打招呼，表示只要原则上的认错，那么北大校长可以继续保持。马寅初说，我写《新人口论》清清楚楚有十点，十条理由，如果哪条错了就批判哪条，如果哪条真错了我就检讨哪条，如果十条全错就都批判，全检讨。你们现在没有一条实质性批判，就批判是马尔萨斯的“马”还是马克思的“马”，我总不能检讨我姓马就姓错了吧。周总理说：我们是好意，希望你仍做北大校长，领导这所学校。他说既然让我做北大校长，那么我就要为北大学生树立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榜样，不能凭空检讨。就这样，马寅初的北大校长免去了。直到他90多岁高龄去世前不久，才平了反。但马老的人格力量一直为后人所敬仰。这就是大师级人才的榜样。清华大学总结了大师级人才的五个“第一流”。即第一流的人格，第一流的学术，第一流的思维，第一流的胆识，第一流的文采。要做到这样五个第一流才称得上是大师级的人才，不是一般专家。很奇怪，在小科学时代我国出过不少大科学家，现在大科学时代反而尽出小科学家。小科学家是指在一个学科里的专家，没有能把握宏观的专家。

顺便谈谈赚钱问题。现在有些学生不想读书是因为社会上盛传穷教授、傻博士，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老子当教授不如儿子当推销员，脑体倒挂，分配不公的问题，这是客观事实。但我想说的是，你真想赚钱，知识分子还是最会赚钱。《史记》里有篇《货殖列传》，其中被署名的第一位富翁是知识分子范蠡，帮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以后带西施到五里湖，优哉游哉，不出三年，腰缠万贯，号称陶朱公。当代世界更是知识分子最会赚钱，从爱迪生的通用电器公司、诺贝尔的炸药公司、贝尔的电话公司、王安的电脑公司、微软、英特尔、日本丰田、瑞士Ciba-Gagi、英国Glaxo，哪一家不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哪一家是个体户搞起来的？个体户在信息上、知识上、技术上、学术上、信誉上哪一点比得过我们知识分子？我们知识分子只要花一点精力在经营贸易上，个体户是玩儿不过我们的。拿我们院来说，从1985年到现在10多年，以12%的人搞经营，搞科技生产开发。不过10几年，我所在的所，它的所属企业四环制药厂，每年销售收入增长30%左右，比国民经济增长高很多。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天经地义的事。不然研究出的成果锁在保密柜里人民群众享受不到。至于现在有靠投机倒把致富的，那是由于我国市场发育还不成熟，钻了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的空子。我相信长不了。聂耳用过两句歌词：“这几年上方宝剑未出鞘，倒叫你乱臣贼子任逍遥”。一个国家，发展要有个过程。在人均产值2000美元以下的时候乱七八糟的事比较多，难治理。经过这个阶段，教育会进步，国民素质会提高，廉政建设会加强，法制会完善。现在许多东南亚国家，资本主义早期，男盗女娼、偷鸡摸狗、坑蒙拐骗更是多。逐渐经济积累了，国民素质提高了，教育跟上了，廉政建设完善了，国家逐渐由乱而治。



我相信，我国经过这一段比较痛苦的时期，各方面都会好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发意识也在逐渐崛起，很值得一提。我国晚清后期的状元南通张謇，中状元后开始也任过官，不久他不干了，辞官了，一边搞实业，一边搞教育，投资银行、铁路、面粉厂、冶炼厂、轮船等。他认为实业和教育是强国之本，一个状元走的道路不是做官，是办企业，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觉醒。中国从满清入关以后的这300多年经常在走弯路，明朝后期中国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那时没能发展起来，又回到封建统治。说明中国的封建统治确实根深蒂固。但即使这样，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在觉醒，现在这样的觉醒更多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第一批企业家中很多人没给大家好感，因为其中不少人是靠歪门邪道起家的，有的原本没有职业，甚至是劳改释放分子，他们先动起来，赚了钱就追求最本能的享受，吃喝嫖赌。现在不同，现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向企业转化。我们院一部分硕士生博士生毕业后自己到企业里去。中国确实不可以缺少这个阶层，中国这个阶层的成熟也要上百年，现在在补这个缺。所以同学们不要短视，现在穷，将来会富起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从长远看，当代世界面临激烈竞争，军事竞争、政治竞争、经济竞争、科技竞争，各种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知识的竞争。如果你只想眼前利益，就去摆地摊去吧，每天都会有收入。我想，我们还是要追求更高一点的目标。要搞企业，就要成为大企业家；要搞科技，就要成为大科学家。中国当前最需要的就是像王选院士说的那样：“有经济头脑的科学家和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这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第二谈谈创业问题。中国正在发展中，百业振兴，需要大量人才。青年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也确实是青年人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期。任何社会环境中要成才，要创业，都有三条要做到：第一要正确认识自己；第二要正确认识社会；第三要根据社会需要发展自己，把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人贵有自知之明，人各有所长，有时要扬长补短，有时要扬长避短，能力有种种，要用其所长。要有自我认识，同时要有名师指点，要正确定位。人生活在社会里，人的活动要受社会检验，人的贡献、人的价值最终要社会来认可。不同时代具有共同的人才要求以保证基本的社会结构。不同时代又有特殊的人才要求，完成特定的时代任务。在旧中国，战乱纷纭的年代许多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军政界发展成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有不少人从军政界转向企业管理，在经济战线上发展成才。科学逐渐从个体活动转向群体活动，从小科学时代进入大科学时代。美国当年只有38岁的欧本海姆，接受美国政府委托，组织完成曼哈顿计划，导致一批科学家在管理科学中发展成才。欧本海姆不是教授，更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政府看中这个年轻人很有见解，思维敏捷，善于捕捉各种学科发展的新苗头，善于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工作，把整个曼哈顿计划的全部经费22亿美元交给他一个人运作，组织15万名科学家，200多个学科，3年时间，原子弹爆炸，了不得的成就。当前面临又一次产业革命，一批新技术高技术产业兴起，知识分子从传统学科中分化出来，在新学科、交叉学科结合处发展成才。可见社会需要是人才成长的摇篮。如果不能认清社会，就不能认清自己的道路，不能选准自己的目标，摆正自己的位置。整个社会有不同分工和不同门类、不同层次，组成一个有机的、有序的整体，不可能人人都当专家教授，更不可能人人都当主席总理，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大学毕业生也不会超过总人口的25%，不然社会就会失去平衡。而且大学毕业生也不都能够成才，有些人就是书越读越蠢的，而很多没有学历的人倒恰恰在某些方面创造了了不起的业绩。人才也不是自封的，不是一个学位、一个职称能够反映体现的，人才是社会认可的，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社会才会如实承认他的才干。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因此要给青年人提供广阔的途径。

接着我想谈谈青年择业和社会人才分流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若干人生阶段面临着择业问题。这既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过去封闭式管理人才，一切由组织上分配。个人倒很省心，但遇到“乱点鸳鸯谱”的，就误了终生。现在人才交流开放了，这种弊病有所克服。个人的自主权大了，但风险也大了。择业的好坏，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社会360行，你选哪一行？民间不是常说“男的要选对行，女的要嫁对郎”吗？即使上了大学，当了研究生，到一定时候也是要分流的。有的继续做研究，有的做教学，有的做工程师或医师，有的做企业，有的做情报，有的做管理等等。只要选准自己的道路，坚持下去就有成功的希望。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变化中。一个和谐、有序、高效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人才结构合理、流动活跃的社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变化，人才结构原有的平衡状态也会逐渐走向不平衡，因此社会人才需求的调整和变动是经常的。在调整和变动中，人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变化的结果对青年人本人是更有利还是不利，这就要看青年人能否分析全局、抓住机遇了。美国五、六十年代时培养了大量电子计算机的人才。社会上供大于求。很多电子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原想要的职业，在求职无门的困境下很多人被迫转向了生物学和医学专业。结果恰恰在这些领域里，电子计算机技术打开了又一个广阔的天地，创造了无数先进的仪器设备，既提高了诊断治疗水平，又开创了数学生物学、数学医学等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二十世纪末人类基因组测序和作图计划完成，分子生物学家面对无比庞大的海量信息，只有求助于电子计算机专家的合作才能破译这本天书，于是生物信息学诞生。新学科的诞生，意味着新领域的开拓和对新类型人才的需求。谁能先举捷足，谁就能先登顶巅。这就看客观的发展需求与本人的择业考虑能否很好地结合了。

科研院校过去历来习惯于从事安静的研究工作，习惯于从文献中找课题，常常让成果变成样品、展品、礼品，最后成为废品。人才济济，成果累累，却效益寥寥。科技人员以清贫为荣，以艰苦为尚。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深院梧桐寂寞锁清秋”。可是，改革开放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情况起了不小的变化。在世界产业革命和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浪潮的裹挟下，一批有志改革、着意创业的知识分子，终于“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从高楼深院走向市场，从实验研究转为生产开发、经营贸易。从科学家变为企业家，将成果变为商品，让人民群众见得到、用得上。科技产品经受了市场的检验，经受了国内外同类产品竞争的检验，改进了质量，提高了水平，增强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有一部分优质产品能进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经济发展的大循环。这样的事业难道不值得人们投身吗？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贬低工商业，弄得国家贫弱不堪。现在要扭转这种局面，使中华民族振兴，关键的问题还是要造就一批有现代意识的人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1987年十三大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国外普遍反映称好。英国《泰晤士报》编辑部友好地分析了贯彻这一方针时中国当前的困难。一位中国编辑人员说：“中国当前最缺乏的是企业家人才。而在中国要造就一个宏大的企业家阶层大约要上百年。因为历来有抱负的中国人都喜欢做官。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但我们没有去做这些事情的人”。我看分析得还是很中肯的。事实上他所说的这个时期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国家领导人已正式公开宣称这个初级阶段需要上百年。

现在，很多青年人强调要讲实惠，这不坏。其实社会本身从来就很讲实惠的。社会固然有种种不合理现象，特别是分配关系上，古今中外，可以说从来没有真正合理过。但是，从总体上看，它总是根据人们对社会的实际贡献予以承认，给以报酬，加以肯定的。一个只想向社会索取，不愿为社会奉献的人，归根结蒂，是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的。青年同志不要总以为在社会上可以任凭自己的意愿挑选自己理想的职业、岗位和条件。事实上，更多的倒是社会对你的选择。社会上不同的职业部门总是根据不同的岗位条件选择着他所需要的人才。今后人事制度进一步改革，人事权力下放，竞争机制更起作用。这种社会对个人的选择就会更占主导地位。青年人如果不了解这种社会需要，硬要按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设计自我，那就很可能碰壁。

有些青年人往往过多地把自己的成才与否归结于社会环境和条件。社会环境和条件对人才的成长当然是会有影响的。但是一个人能否成才，归根结蒂，决定于他的内在素质。所谓内在素质，主要还不是那些先天的条件，更多的是经后天培养和锻炼能够达到的一些基本素质和能力，如爱国心、事业心、使命感、责任感、创业精神、献身精神、开拓能力、合作能力、适应能力，以及谦虚谨慎、埋头苦干、勤奋好学等基本品格。一个人能否成才，最终将决定于这些，而不是它的外部条件。因为社会永远是需要人才的。任何时代都是需要人才的，任何时代也都会有相应的人才涌现出来的。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对环境和条件的要求当然更多一些。但同样条件下，不同人的成就也还不都是一样的。陈景润的条件好吗？我有几位高班同学，曾毅、韩济生、邹冈等，开始不都是在国内较差的条件下做出了成绩，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不时地被国外请去讲学的吗？我院有一批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长期在封闭的条件下工作，在十年动乱中成长，论条件，比现在差多了。可是对外开放后，出国从事客座研究，搞高科技，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吕宝璋、姚志健同志在我院那时还是冻结中的副研，却分别被巴黎第七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请去当正教授和高级科学家，后来还不时被请出去讲学。沈倍奋同志更是当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不是说条件不重要，而是说内在素质更重要。如果内在素质不好，条件再好，也成不了才。对不自觉的人来说，条件好了，反而会安于现状，缺乏紧迫感、危机感，缺乏竞争意识。不是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吗？青年人不在自己身上下功夫，整天埋怨环境，埋怨领导和别人，那是一辈子也成不了什么才的。

青年时期并不都能一帆风顺，有顺境，也会有逆境。有时失意，有时失学，有时失业，有时失恋，甚至失足。在逆境面前，强者奋进，弱者沉沦。而在科学、文学等很多领域中，有不少人恰恰是在逆境中成才的。牛顿失恋后就不再谈恋爱了，觉得太费时间，没意思，一心工作，成了大科学家。美国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富兰克林小时候是印刷工，大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是卖报童。我国数学家毕罗庚是学徒出身。植物病毒学家彭加木出生时是早产儿，只有3磅重，长期贫弱。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列举了众多在逆境中成才的先贤，而他自己正是受宫刑后的“刑馀之人”。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不必再举了。卓别林说得好：“成功的决窍是永远对自己有信心。即使沿街乞讨的时候，我也认为终有一天我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喜剧演员”。

人才的观念不应该局限于学位、职称、职务等称号上。社会上有很多特殊才干的人无法用学位、职称、职务来反映。就因为现在人才评价简单化地“一刀切”，年轻人都奔学位、职称、职务等，很多社会紧缺的工作没有人去做。现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已经出现这种情况，硕士、博士多如牛毛，求职困难。熟练技工，没有什么学位、职称，却出高薪都难以聘得。很多特殊的技能都是要自己有兴趣、有志向，长期钻研，才能成为稀世的人才的。北京医院病理科老技师马燕龙看到病人死后严重变形，家属在遗体告别时看到亲人的模样，伤心难忍。马燕龙就开始着手给死者遗体化妆整容，渐渐地摸索出了一套技术，效果逐渐提高，家属都很满意。后来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容都是他化妆的，他就成了世界上难得的特殊化妆师。这难道不是人才吗？现在还有这样的人才吗？电视连续剧《中国一绝》中介绍了不少民间流散着的各式各样的人才。如苏州刺绣女沈寿，精心钻研，在苏绣中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流派“沈绣”。曾以她的作品《耶稣蒙难像》和《意大利女王像》参赛加拿大世界工艺品博览会，荣获金奖。常言说“画鬼最易”，因为谁也没有见过鬼，怎么画怎么像。画猫画狗最难，因为人人都见过猫狗，有点不像就不像。现在沈寿以东方手工艺表演西方最熟悉的人物肖像，居然能被西方人认同并高度赞赏，这难道不是人才吗？这样的人才现在还有吗？哪种学位或职称能反映这种人才啊？

以上是就青年择业和社会人才分流问题原则上谈一些看法，目的是希望大家不要只会局限于从学校到学校，再从学校到机关。从学生到干部，一切听从组织安排，自己不操心，不上心。现在社会开放搞活了，发展变化很快，青年人如果不会在社会上找准自己的位置，并为此投入，为此付出，想按部就班地稳步发展，看来这种可能性将越来越小了。


顺便谈谈做官问题。两种倾向都有片面性。一种是自恃清高，蔑视做官；一种是官本位意识，认为只有做官才光荣。我小时候父亲叫我学古文，给我十来篇韩愈的文章让我读，他说韩愈的道德文章堪为楷模。读了一段时间后我父亲问我怎么样，我说韩愈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但是在文章中散发着浓厚的要想做官的意识，几篇上宰相书都是要想做官。哪怕写一篇杂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也还是希望人家把他请出来当官，好象有点不够清高。我父亲想了想回答我7个字，这7个字让我思考了一生。他说“不做官，何以为民？” 就是说不到一定岗位上，你的政治抱负，你的一些理想怎么来实施，怎么为老百姓做更多的事。后来我读书多了，逐渐明白，孔子周游列国，为的是求官，虽然一路不顺利、茫茫如丧家之犬，但他乐此不疲。孟子三宿出邹，为的是等官。屈原写《离骚》，就是当官不顺利，发点牢骚。诸葛亮高卧隆中，是等英明的君主请他，所以刘备三顾，他就欣然出山，而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见知识分子并不排斥做官，过去批判“读书做官”，批判“学而优则仕”，都有片面性。如果读书做官不对，难道不读书做官就好？大字不识的管读书人就好？如果“学而优则仕”不好，那学而劣则仕就好？当然应该是优的仕。现在领导结构也逐渐变好，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革命化。关键是看做什么样的官，为什么做官，为民还是为己。没人做官天下要乱，都想做官天下也要乱，应该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安居乐业，才能国家兴旺。所以笼统说做官不清高有片面性。

另外一方面是，官本位意识现在已渗透到方方面面。有一个记者报道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和尚在对面坐着，那和尚30多岁，长得眉清目秀，旅途上大家寂寞，就聊了起来。和尚自我介绍说，我是处级和尚，我院大住持享受局级待遇。和尚四大皆空，看破红尘，现在也以官本位衡量造化的深浅。可见官本位意识渗透到方方面面。其实做官和做学问没有矛盾，做官本身就需要特殊学问——管理科学。有的人一生做学问不做官，有的人长期做官，官做好了，学问也很有成就。居里夫人是辞去一切荣誉，潜心创造的人；钱钟书早期走遍世界各地，行万里路，后闭门谢客，从事创作，写万卷书。《围城》演出后，主角陈道明主观感觉很好，觉得把《围城》演到这样非常不容易，想求见钱老。钱老历来不愿意接见客人，后经记者再三表达想请钱老指点，钱老才勉强同意。陈道明来了后，钱老开始也是一声不吭，陈道明不好意思，又想说又怕说，最后钱老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过去对记者也说过。他说：如果你觉得鸡蛋的味道很好，干吗非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老母鸡呢？有些学者就是这样的淡泊自守，很不容易。但真想做官，真想为人民做点事，没有学问也是不行的。没有学问，知识不够，情操不够，能力不够，威信不够，胆量不够，哪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历史上的名臣，包龙图、苏东坡、白居易都是政绩显赫的父母官，同时也是大学问家。诸葛亮的《隆中对》，王猛的“扪虱而谈”，当时王猛穷得衣服都没的换，长满了虱子。但一席谈话，决定了统一北方的大政方针。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谈得出来的，都是十年寒窗，冷静地分析天下大势才能在一夕之间讲出决定全局的宏观战略分析。成才和创业是统一的。“才”要在“业”中看，通过“业”来证明你的“才”。

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并不排斥做官。大家看李白，认为李白藐视一切，其实李白在早年也很想在一定岗位上施展政治抱负。唐玄宗请他去，他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意思是，我很高兴地对天大笑出了门，我这号人哪是老死在草野的普通老百姓。他也很得意，只不过李白的性格难以适应官场里的人事关系，后来离开了。郑板桥好象更是藐视一切，其实不全是。他是康熙年间的秀才，雍正年间的举人，乾隆年间的进士，熬到50岁才做了进士，封了山东潍坊知县，是地道的七品官。拿现在部队军衔来套，相当于少校，现在30多岁的人就可以当少校。郑板桥到50岁封为知县，他还是非常认真地去就任的。就任之初写下的一首诗是：“衙斋卧听萧萧竹”，衙门里、书斋里躺着听外面的竹声萧萧。“疑是民间疾苦声”，怀疑是民间的疾苦声音。“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们很小的州县官员看到老百姓中的一枝一叶都关系到自己的思想感情。他很想就在这样一个小县实现为老百姓服务的理想。但做了以后，各种矛盾不少，十年后他写了一首词《青玉案》：“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尝遍，官滋味……”，一天到晚忙着应付客人、处理公文，一直到很晚客人才散。最后无奈地写道：“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后来山东大旱，郑板桥开仓救济老百姓，这就得罪了大户，很多大户把粮食囤积起来，打算第二年高价出售。他不管这一切，救了老百姓。大户告状，把他罢了官。郑板桥离开潍坊时老百姓夹道挽留，泪洒黄土。为老百姓做了好事，老百姓不会忘记。这以后郑板桥才回到扬州以卖字画为生。“一支画笔春秋笔，十首道情天地情”。最后郑板桥悟出了道理：“难得糊涂”、“吃亏是福”。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个优良传统，不排斥做官，也不孜孜以求官。有两句话历来鼓舞着中国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不只是没有钱，是不受赏识，不被重用，穷途末路，非常困窘的时候则独善其身，修身养性，读书做学问。达，通达，受群众赞赏上级起用时，要发挥作用，把自己的学问为天下苍生服务。

青年成才创业问题上还有一种思想要谈谈。总希望家庭帮助，提携，特别社会上用人有不正之风，“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其实靠了爸爸，摆在一个不胜任的位置上，要不了多久就会出洋相。有的青年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青年成长中家庭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不错，是有影响，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关键是本人内在素质和个人努力。我给大家举两对父子的例子。一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的关系。一是法国作家大仲马和儿子小仲马的关系。李世民是唐朝事实上的开国君主。他帮助他的父亲李渊晋阳起兵，平定天下。他比较早就知道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性。因此，当李治懂事后，唐太宗在吃饭时、休息时、散步时和睡觉前都给他讲做皇帝的道理。后来他们的谈话编成一本书叫《帝范》，即做皇帝的规范。按说父亲对儿子的教育这样尽心尽力是极少有的了。唐高宗接位后怎么样？不出7年被武则天篡位。做皇帝的本领不是嘴巴教得出来的，他本来就不是那块料。小仲马是大仲马和一个女工的私生子，尽管许多同志认为这些事情在国外比较随便，其实在国外上流社会出现这种事情也是不体面的。所以大仲马很久都不肯承认小仲马是他的儿子。女工含辛茹苦地把小仲马拉扯成人，从小告诉他你是仲马家族的后代，你的生父就是当今的大文豪。小仲马就在这样一个既有光荣感又有屈辱感的氛围中立志成才。他感到光荣的是自己是仲马家族的后代，自己的父亲就是大仲马；感到屈辱的是仲马家族不认他，自己父亲都不认他。就在这样一个复杂心情中，他努力学习，勤奋创作，立志也要在文学上闯出一条路来。小仲马16岁时陆续有文章在报上发表，这时大仲马才在公开场合承认小仲马是他的儿子。小仲马24岁时，《茶花女》以歌剧形式在巴黎上演，取得轰动效应。小仲马给他父亲写了封信：轰动呀！轰动，就像您的杰出作品在巴黎上演时那样的轰动。大仲马百感交集，马上提笔写回信：我最杰出的作品就是你，我亲爱的孩子。其实他们俩完全不同，大仲马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小仲马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我们看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都是胡编的，但又反映了社会中的真实。你看小仲马的《茶花女》、《私生子》，那就是法国当时的现实。后来记者采访大仲马时说：你的儿子了不得，你的家族就是文学世家，你对他有什么影响？大仲马说：惭愧，我对他没什么影响，而且我和他是完全不同的。我是从梦想中找题材，他是从现实中找题材；我是闭着眼睛在写，他是睁着眼睛在写；我在画画，他在照相。现在我敢说，好在大仲马没教小仲马，没喜欢小仲马，如果大仲马像唐太宗对唐高宗那样宠爱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小仲马，最多只会有一个小的大仲马。从发展来说，总是推陈出新，青出于蓝是规律。所以真正出色的导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来培养，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发展。画家齐白石经常给学生讲：“学我者生，象我者死。”意思是说，如果学我的创作精神，你将来的艺术道路就会生机勃勃，如果学得完全像我一样，你将来的艺术道路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小学生都会学着画齐白石的虾米，一个样，简直可以乱真，可是除了虾米，不会画小鸡、小虫。齐白石就是这样要求学生的。齐白石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李苦禅，李英。他死得比齐白石早，齐白石在悼念他时说了两句很伤心的话：“吾门下弟子不下千人，众皆学我手，英也夺我心。”好环境、好导师、好学校不一定都出好学生。我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人大附中读中学，在北京医科大学读大学，都不错。进人大附中是全北京通考，高分。我对女儿说：在重点高中出来的有两类人，一类是人才，一类是蠢才。把书读通了，把脑子学活了，是人才；把书读死了，把脑子学僵了，是蠢才。到高中后，不要被学校繁重的功课压垮了，该玩儿还要玩儿，该看电影还要看。考80来分差不多了，别贪90以上。到了90以上人家有95，到了98、99，还有最高100，你考了100，还怕下次保不了100，你活得累不累？世界上学问多得很，今后大多数学问是在实践中得来，书本上学的知识只占一小部分。高中毕业前学校开一次家长会，老师把学生的成绩分成段，建议不同段的学生报不同类学校。我的孩子在前8名，老师说这8个孩子不必担心考分，想报哪家就哪家，都会取。我很高兴。果然考上北医基础系，分数线比协和还高，那是1986年，是全国最高分。家庭教育，主要是启发智力。脑子磨快了干什么都行，脑子不快帮他也没用。

第三谈爱情问题。爱情问题是青年成才方面的老问题，用文学艺术语言来说是“永恒的主题”。而作为当代中国青年成才的特殊问题来说，是因为在当前各种婚姻爱情观念都混杂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当中，使很多青年不知所从。在今天中国既有封建的凭时辰八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终身的，也有受西方性解放影响而胡来的，有主张弗洛伊德的爱欲论的，有主张瓦西里夫情爱论的，五花八门光怪陆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哪怕邓小平理论如何看待和处理婚姻恋爱问题？可惜革命导师谈得极少，那时主要关心政权问题，革命问题，还没来得及探讨这个问题。思格斯有篇文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非常精辟，但有些话也被曲解了。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就被曲解为可以随便离婚的理由。说我们俩感情已破裂，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不道德的婚姻应该解除。可见这个问题是很难讲的，怎么讲都会被曲解，所以很多青年德育工作者都回避这个问题，包括李燕杰、曲啸等著名的老师。但我想，其他国家都在讲，我们信马克思主义的倒不讲，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难道放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准了，所以想试试讲。当然，首先要分清在什么层次上讲。按现在行为科学，把人的追求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活着，就是孔夫子说的“食、色、性也”这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要活得安全，没有被伤害的感觉，活得舒坦；第三个层次是富有；第四个层次是知名；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完善。今天在成才课堂上讲，当然要在高层次上讲，第一层次是解剖生理学上的命题，这里不提。两性相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有的长期共事，转身就忘；有的偶然一见，永存心田；有的自两小无猜到白头偕老，有的从如胶似漆到反目成仇；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有的无意者强拜天地；有的妻妾满堂而无实心相爱，有的独守空房却有真情相托；有的错接连理枝，有的棒打鸳鸯鸟；有的爱极而恨，有的恨过更爱；有的热爱一时，有的苦恋终生；有的以占有为乐，有的以奉献为慰；有的淡如水，有的甜似蜜；有的乐极生悲，有的苦尽甘来；有的朝夕厮守貌合神离，有的天涯海角魂牵梦绕。爱情和婚姻问题如此复杂，叫我从何说起？我突然想到《安娜·卡列尼娜》小说开卷第一句话就提出了一个很有哲理的见解：“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想就从这句话讲起。我今天不想，也不可能说清楚造成不幸家庭的种种不幸的原因，因为它们是各式各样的。我只想说说造成幸福家庭的种种相同因素。

幸福家庭以真正的爱情为基础，而真正的爱情应有三点基本要素：一是催人向上的。马克思和燕妮、周总理和邓大姐，为共产主义事业，为共同的目标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几十年艰苦奋斗，白头偕老。人们赞美杨开慧，谴责江青，主要不只是杨开慧人品好，作风好，更主要的是杨开慧有助于革命事业，而江青破坏革命事业。赵四小姐如果只是在张学良当少帅时对他好，这不稀奇。难得的是50多年的幽禁生活，赵四小姐始终与张学良艰苦相守，这就赢得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钦佩。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正义战胜邪恶。两性相处并不只以婚姻这一种形式为归宿，更多的是以友谊或友情的形式存在。异性友情在事业上要催人向上更为重要。否则只是情调相投，很可能与关系暖昧划不清界线。而且只能限于友情，即使已经陷入婚外恋的程度，也要冷静地在社会道德规范下妥善处理，尤其不能造成对双方家庭和其他人的损害。第二点，真正的爱情是无私的。《简爱》中罗切斯特不嫌弃简爱出身低微，简爱不贪慕罗切斯特的财富和地位，当罗切斯特因大火破产双目失明后，简爱投入了他的怀抱。曲啸和他的爱人结婚时说，你和我结婚要受委屈的，因为我是右派分子。他爱人说，你不是故意要当右派的。农村姑娘的语言多么朴素，多么美丽。曲啸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暖了他不止三冬，十二个冬天。曲啸在监狱里十二年，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他那失散了的妻子。后来曲啸一家六口人五个姓，靠的是人间的爱凝聚在一起。千百年来人们歌颂卓文君的私奔，歌颂《魂断蓝桥》里男女主角的苦恋，就是歌颂这种无私的爱情。人们赞赏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赞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是赞赏这种对自私的谴责。第三，真正的爱情是永恒的。我并不是说只能谈一次恋爱，现实生活中一次恋爱成功的事例是很少的，初恋没有经验，经常是失败的，包括我自己。陆游二十一岁时被迫和他的妻子唐琬离婚，后来在沈家花园偶然遇到唐琬和她的后夫也在花园里游览。唐琬送上酒菜一碟，陆游捧起酒壶一饮而尽，提笔在粉墙上写下了流传千古哀艳绝伦的《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74岁时陆游重游沈家花园再写两首诗，80岁游沈家花园时又写下两首诗。好作品一直流传至今。我们看谢芳的《第二次握手》，秦怡的《千里寻梦》，就是这种永恒的感情。电影演员潘虹和米家山离婚了，因为职业都不稳定。难以组织一个家庭，但每年圣诞节都可以收到对方的贺卡，仍然是好朋友。英格列褒曼五次结婚四次离婚，就因为生活不稳定。社会上对她有种种非议。她写的自传体小说《My Story》讲了这些过程：“其实我每次结婚都是真心爱着对方的，虽然离婚了我们仍然是好朋友，只不过没有条件组织家庭。”前几年《廊桥遗梦》畅销。世界上往往有一些很小很短的作品会起到大的影响，都是抓住人们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用比较健康向上的方法来处理解决才能赢得读者。在国内有些人认为这小说是在提倡婚外恋。我不这么看。婚外恋是社会无法避免的一种现象，因为人类社会必需实行一夫一妻制，否则天下要乱。但一夫一妻制必然要使一部分人在爱情生活、婚姻生活、性生活上作出一定的牺牲。所以，就全社会来说，婚外恋，要它没有是不可能的。《廊桥遗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两个人见面仅四天，却经历了男女两性之间爱慕的全过程。就像毛阿敏的歌词，爱得明明白白，爱得实实在在，爱得痛痛快快，爱得死去活来。四天以后，男的是单身，希望女的跟他走，女的是有家庭的，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回答他这几句话：爱情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但家庭的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如果我跟你走，你就会发现我不象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最后会使感情本身黯然失色。最终没去。两人一直是苦恋。一旦陷入婚外恋也不能忘了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应该及早冷静地结束。我的同学就有很有才华的，但陷入了第三者的角色，结果影响他们的事业发展，很可惜。因为社会对婚外恋是不宽容的。外国既有非常随便的一面，也有假正经的一面。克林顿的事弄得满城风雨，如果不是总统，什么事也没有，克林顿一是总统就不得了，其实是他的政敌在无聊。当然这事不对，但不能因为这事总统就当不了。在这里我所以要谈一下婚外恋问题，是因为社会对婚外恋的宽容是很有限的，不要在成才过程中因这些问题影响自己的发展。最后我想以先祖秦少游写的《鹊桥仙》作为这一段的结束。《鹊桥仙》写的是牛郎织女的事：“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这样的氛围下一年一次的相逢比人间无数次的见面还珍贵。“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写到这儿已很美，秦少游的词随便读读就像音乐一样。但光写到这里还不稀奇，牛郎织女题材写到这个份儿上有的是，最好的是最后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当然，两性之间，天地造化，阴阳合璧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不是只追求一天到晚泡在一起。

最后谈谈出国问题。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在国外培养了不少人才，成绩十分显著。当今信息社会，谁闭关锁国，闭门造车，谁就要落后，谁就要挨打，谁就会被淘汰。我国从最早的容闳，到孙中山、严复、詹天佑，到后来一代代知识分子出国留学，都为我国建设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大批青年出国肯定对我国建设会有很大影响和促进。从文化上、思维上、科学上、技术上的借鉴是肯定的。但有一点要说的是，青年同志也不要把成才道路仅仅看在出国这一条途径上。说到底我们的事业在中国。往往早期在国外的收获比国内大，不仅是社会阅历上的收获，还是学术和技术上的收获，还是经济上的收获都比国内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越到后期越感到离开自己的祖国，在人家国家生存给人家干活。往往越是高层次的华人越想祖国。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国家现在的生产力容纳不了全部的劳动力，因此将近两亿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从科技战线来说，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赶不上人才的增长，这是客观事实。中国科学院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120个研究所没增加一个，今后还要减少30多个。中国医学科学院下面直属18个单位、研究所和医院，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没增加一个。军事医学科学院也是一样，而且人员编制还下降。国家为青年提供的舞台太少了。很多青年同志在国内无法充分施展。我培养的20多个研究生只回来两个。两个就满了，再多回来我无法安排，不怪青年人漂洋过海。国家整个国力有限，能给青年人提供的舞台有限。另一方面，在国外呆长了，毕竟对我国事业的发展有影响。现在有几种情况：一是在国外长期住下去；一是主要在国内，常去国外交流；一是早点儿出去早点儿回来，好有一个踏踏实实的根据地。我觉得到21世纪上叶，中国下一代科学技术人员中，能够起顶梁柱作用的，接我们这代人班的人，是现在在国内30-40岁的课题负责人、研究室主任岗位上的人，他们是将来中国科学的顶梁柱。我的大女儿在国外干的不错，三年半博士学位就拿到了，但去了8年感觉到所有的成果都提供给老板，老板给她的也不少，现在是耶鲁大学的助理教授，我一辈子的积蓄还没有她两年的收入高。但是总有遗憾和不足。要是在国内完全可以作出自己的成果，自己成为老板。所以我的老二不出国。她想象爸爸那样，屁股坐在中国，手伸向世界各地，脚走到五湖四海。道路大家选择，我讲的是现在的人才情况，和全国的形势有关。特别要考虑的是，时间越长，自己的孩子也出去了在那里上学，回来就困难了，因为教育制度不同。美国小学一年级才教1-10的加法。你的孩子在美国上二三年级回来上一年级都困难，首先是语言困难。语言不行，什么都不行，听也不行，表达也不行。最后为了孩子，只能陪读到底。我的同学那么老的还有在外面干的，为了把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还要爹妈帮忙，最后是很想念祖国，但生活基础已在异国它乡，身不由己了。我们主张积极的对外开放，基本立足国内，广收博采，在本职岗位上深深扎下根，通过各种渠道吸收各国先进科技和文化。我们主张大开大放，有去有回，常来常往。要体体面面出去，象象样样工作，高高兴兴回来。我们决不闭关自守，决不闭门造车，我们要博采众长，集百家之言，成一己之说，而不是简单地亦步亦趋，照搬照抄，那样是不会有高水平的成就的。

同志们，我们的事业正走向未来，党和人民总是把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蓬勃向上的青年身上，尤其是在座的肩负21世纪接班任务的青年身上。中华民族的振兴，美好未来的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胜利，要靠全体人民的努力，归根结底，要靠广大青年继往开来，脚踏实地，艰苦奋斗。

祝祖国繁荣富强！祝大家前程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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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专家还是有真本事，不像现在所谓的专家，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