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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汶川地震救灾，我注意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日本等外国派来的救灾的人员，都是富有高超专业技术能力与敬业精神的人，但是,我们却连一支专业的求援队都没有,一有事情,就把军队拉上,但军队是用来打仗的,其专业训练是为应付战争的,而不是救援的,中国人缺乏专业思想,只有根深蒂固的人海战术情结。
这次，我注意到，也许是由于我们官方的主导思想是不想让日本救灾人员救到活人，从而扩大其救援影响力，因此指定日本救援人员搜救的地区，都是被反复搜寻过的地区，日本专业救援队没有救出一个活着的灾民，严格讲来这并不是日本职业救援队的过错。但是，就是这样，日本救援人员仍深感自己没有尽到职责，回去以后抱头痛哭，并且纷纷宣布辞职，以谢自己的失职，展示了非同寻常的职业尊严感与敬业精神。这个场景，在中国人这里是不会产生的，因为，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职业尊严感与敬业精神。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常常发现，一些人从来不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当一回事，做好做坏，都抱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而且经常因此而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与灾难。但是，偏偏就是这样的人，却能够走南闯北，能够吃香喝辣，能够连连被提升,占据着显赫的权势位置,指挥着敬业的人工作,安排着人们的命运。渐渐地，活在中国的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要想“发展”自己就是必须把功夫用在自己的“职业”之外。也就是成为社会活动家，走上层路线，作秀搞宣传，搏出职业之位。我常常发现，一些人的所谓“成功”经历不是沿着自己的“职业成功”的途径，而是沿着另一条潜规则的途径，也就是在依傍着一条仕途的终南捷径在走着自己升迁之路，无论干什么职业，都必须傍大官，靠政府，拉巨贾。扯大旗,作虎皮,为自己脸上贴金,寻找体制内的巨额资源,才能够“做大做强”。至于真才实学,至于精益求精,那些都是不重要的。中国人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在于“升官发财”，没有职业什么事情，无论做什么，只要与这四个字无缘，就立即失去了职业热情。因此，在中国太监奴才式的“公公知识分子”特别多，而有点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特别少；谋财害命的庸医特别多，能够救死扶伤的良医特别少；残害孩子的教书匠特别多，有自己思想个性的教育家特别少；有远大政见的政治家特别少，目光短浅的贪官污吏特别多————这真是一种令人悲哀绝望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几乎弥漫于整个中国社会，渗透于各个行业之中。其实，只要中国还是官本位社会，只要中国还是等级森严的封闭的人治传统社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说到底，民主社会的职业尊严感与专制社会的职业尊严感是大不相同的。只有真正的民主社会才会有职业尊严感，官本位的人治社会，只有官威肆虐，而没有职业尊严。所有的职业前途，不在于职业本身，而在于通过职业，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职业只是手段，升官发财才是目的。而这样的社会，能够通过职业达到这个目的的机会又极少，能够上去的极少是职业上的能手，成功的规则常常是潜规则。个人的命运常常决定在领导的目光里与情感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不服不行。因此，在中国要取得成功，不是靠职业能力上的精益求精，而是靠有中国特色的奴性。
就我所从事的且比较熟悉的大学教师这个职业来说，正是这样。真正认真教学，做学问，并且经常与学生交流讨论的教师，往往是在高校中默默无闻的一群，且越来被边缘化，并且是位居弱势的一簇。而那些上串下跳，“跑部钱进”的社会活动家型教授，常常是名声显赫，掌握了话语霸权，且垄断了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掌握着其他大学教师的升迁荣辱命运大权。这样的状况，给高校教师与学生作了一个极坏的榜样。使得我们的高校越来越多应付型的教师。使得我们的大学里，真正热爱教育，热爱学术研究，热爱学生的教师，越来越少，而且即使存在也是处境艰难，处于边缘化地位，正日益成为高校中的弱势群体。中国的大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变得虚浮喧哗。教师无心教，学生无心学，大家都心安理得。而且，即使这样，也没有任何危机感。有的学校，政府早已经定它为国家重点学校，或者重点学科，“211”、“985”早已经是身份符号，在这样的符号下，教不教，学不学，学得怎样，都无关紧要，他们自然都是高人一等的。在这样的大学里，对于教授来说，国家级课题做都做不完，对于学生来说，有搞不完的活动，却没有一次是读书交流、学术研讨之类的活动，学生都成了学校的行政机构用来作秀的道具。只要学校牌子硬，毕业时也自然比别的学校容易找到工作。其实，整个求学期间，连教授的面都见不到几次。但是，即使这样，也没有关系。反正牌子摆在那里。什么职业不职业，都是没有关系的。这里常常越是大牌的教授，越是虚浮，因为牌子来自于上面，与学生的评价，与教师同行的评价没有关系。能够到上面跑到课题经费，能够接近上层，参与“政策”制定的教授，常常莫名其妙地声誉显赫。却不知道，被拉去为官方制定“政策”，充当吹鼓手，在过去只是衙门师爷的角色，高级一点的，也只是御用文人而已，是毫无独立人格的传声筒，有什么好值得吹嘘的？一个大学教师，真正的荣誉应该来自学术研究贡献，来自独立思考，独立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自培养出众多的后起之秀。我们现在重新认定教授应该持三个标准：第一，他是否是真正在搞学术研究，还是在做官场的道具？第二，他是否登讲台上课，与学生交流探讨？第三，他的研究与教学怎样？如果在这三个方面一无所取，则就可以判定其是伪教授。不必把它归为这个职业群体。要把讲台与学术园地，看成是自己职业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家园，也是自己在社会上的生存与立足的根本，是不容亵渎与污损的。如果哪个教授不站讲台了，不认真搞研究了，对学术与学生都毫无兴趣了，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也不认真投入自己的激情与真爱，那么无论他有多高的学术荣誉，有多高的职称头衔，他都失去了作为一个大学教师的资格。作为同事就有资格轻视他，蔑视他，作为学生就可以让他背负骂名。如果形成这样的风气，中国的大学就会有希望。
我们中国人，无论哪个行业，都要形成这样的风气，就是一个失职的人是不配享有社会尊严与社会荣誉的。无论是哪种职业，只要你做得好，你认真敬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精益求精，把自己职业内事情（当然是服务于社会的职业，而不是做伤天害理的事情的职业，或者专门干脏活的职业。）做得完美，不但应该得到整个社会的尊敬，而且要形成引以为乐的社会风气。什么时候中国不再有什么“全国先进劳模”，不再有什么“五一劳动奖章”或者勋章之类的东西，那么中国真正的职业尊严就树立起来了。
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爱国，那么最好的衡量标准自然不是看他喊了多少爱国的口号，而是要看他所从事的职业工作做得怎样。最好的爱国，就是做好自己职业内的事情。一个丢下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去大街上扫地学雷锋的民族是病态的。所有的社会福利慈善工作都必须以做好自己的职业工作为基础，为前提。最好的为人民服务，就是通过你的职业岗位去服务于社会与他人。每个人的尊严应该首先来自于他的职业岗位。无论他是什么职业，无论他是什么身份，无论他的地位有多高，如果他的职业没有做好，就是没有尊严的。即使是教授，部长甚至总理，也是没有尊严的。中国人要学会对一个技术高超十分敬业的盲人按摩师表示尊敬。要学会对一个有敬业精神的清洁工表示自己的尊敬，对一个山村工资不高的但是十分有爱心，十分敬业的乡村小学教师表示自己的尊敬。如果中国人的尊严都像日本那样来自于职业的荣誉感，而不是来自其他的一些外在的身份符号，那么中国社会就实现了真正的转型。
摘自：http://blog.ifeng.com/article/5702633.html
评论：勤劳不致富，诚实不得用！民族之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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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6 06:4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