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走了，平等观念是否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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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北京，今后乘坐公交车，年轻乘客将被统称“先生”、“小姐”和“乘客”，年少乘客统称为“同学”、“学生”，而年幼乘客则统称为“小朋友”。“同志”这个曾经在公交服务用语中一统天下的称呼，今后只会用在年长乘客身上。(6月1日《北京晨报》)  在北京，今后乘坐公交车，年轻乘客将被统称“先生”、“小姐”和“乘客”，年少乘客统称为“同学”、“学生”，而年幼乘客则统称为“小朋友”。“同志”这个曾经在公交服务用语中一统天下的称呼，今后只会用在年长乘客身上。(6月1日《北京晨报》)

  “同志”的式微早已是有目共睹，一如许多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东西都在市场经济激流中被消解于无形。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感伤或怅惘。在那个连空气里都聒噪着一种膨胀而执拗的“精神崇拜”的年代，我们的生活与审美无关性别、年龄、时尚，有的只是对整齐划一的“服装与颜色”的偏爱。所以某种奇怪的“东西”，让大家不分男女老幼都习惯地称对方为“同志”。“同志”者，同心同德也。一声“同志”，曾饱含了一种所谓的阶级情谊，让闻者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微醺之感。精神和物质上的“集体贫困”，竟使“平等”成了唯一的奢侈品。

  今非昔比了。物质极度丰富，我们再也不用把自己包裹在“千篇一律”的“服色”之下，我们可以享有自己应得的“称呼”，甚至可以臆造出自己想要的“昵称”。“先生”“小姐”的悄然流行，并不单是现代文明的刺激，更隐喻了一种新时代里大家在彼此身份认同上应有的“平等”。这种平等无关强力，无关阶级，更无关贫贱富贵，而是一种人人心照不宣的“平等宣言”。这恐怕是用“先生、小姐”代替“同志”最宝贵的进步之处。

  然而，物质的丰富，并没有带来精神上的相应满足。在这个人人逐欲、欲望无餍的时代，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物质上的“弱势者”。比之那些一掷千金的富豪，比之那些在商业战国里“纵横捭阖”的利益集团，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处在财富金字塔底端的“蜗牛”。他们大多还在靠出卖苦力和汗水换取酬劳，他们很多从事的仍是最传统的农耕时代的劳作，他们忍辱负重，不辞辛劳，任劳任怨，可从心底里他们最为渴望的却是被“尊重”。是的，他们渴望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并不因自己劳动的“粗陋”而被人为抹灭。

  不幸的是，不少人赤裸拜金，不惜靠出卖隐私和频繁挑战社会道德底线博得名声的当下，一种“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借着暗流涌动。那些从事着底层劳动的农民工们，甚至不能享受一声“先生”“大叔”的礼貌称呼。笔者曾听汉正街一位“扁担工”说，挑着货物在路上不小心碰到别人，你说了“对不起”，别人还是要骂你。那位阿姨无奈地说“他们就是瞧不起人”。几名广东女工登上《时代》周刊，让国人哑然，然而还有多少与她们一般做着艰苦繁重劳动的外来务工群体仍处在“人格尊重”的失语状态。

  现在，我们提倡用“先生”“小姐”这些文明礼貌称谓代替“同志”，可是还有多少售票员在看到“衣衫不整”、“穿着沾有水泥痕渍衣衫”的农民工或是刚到城市显得“朴实而带几分惶恐”的乡里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还有多少人习惯了用鄙夷和不屑的眼神去审视这群“朴实”的“城市边缘人”？还有多少人信奉着“礼不下庶人”的可恶陋俗，吝啬地不肯给予他们一个礼貌的“称呼”？礼貌和文明，何时不再人为排斥贫弱？

  “同志”走了，固然值得庆幸，但伴随“先生”“小姐”而来的平等观念是否也已深入人心呢？至少，社会上应少一些以貌取人、以财取人的“礼不下庶人”的潜规则。□王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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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色彩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