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受贿5000元追诉成为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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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根据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将被立案追诉。此举消灭了又一个法律灰色地带，实为善政。立法的严密不等于执法的有效，反腐如何从条款到实践，让腐败真正无所遁形，是举国上下真正关注的。

该规定明确，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与此同时还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非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个人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资深评论员张勇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5000元起要受到立案追诉的规定，恐怕意在解决当前社会的公平难题：官商勾结、足球黑哨问题、医生拿红包问题、娱乐圈“潜规则”问题……，非公贿赂这些年层出不穷，已渐成社会公平的隐疾。最近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揭露的暴力高达1300%的药价黑幕，以及足坛扫赌风暴中的南勇受贿，其中都可见贿赂的魅影。虽然这些收受贿赂的都是非公人员（南勇最终定罪是否以国家公务人员来论，且拭目以待。），但是他们收受的贿赂又却是不当得利，也是在侵蚀社会的公平。

此前，腐败这一概念仅止于国家公务人员。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大型上市企业、非政府组织、外资企业和民间社团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握有的权利并不比国家公务人员更小。因为这些地方的行贿受贿不被法律制约，没有相应的诸如纪检系统的监督，形成了法律灰色地带，毒化社会空气的效能与官员贪污腐败同样历害。

一个民营大企业的年度采购计划足够养活一个小城镇，一笔热销商品的订单足以救活一个零售商，这是市场常识。而在这些计划和订单的后面，是杯觥交错，是沟通斡旋，是明暗利益，是行贿受贿。

评论员李牧说，让5000元成为真正的腐败底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达到5000元将被立案追诉”，是一个明确的刚性法律，但这样一个刚性法律将被执行到什么程度，则是一个柔性问题。中国的立法水平并不差，差在法律的执行与维护上。国家工作人员受贿5000元也会被立案追诉，但在实际操作中，罕见有受贿数千元而被追究刑责的公务员。这形成了一个黑色笑话：中国没有小贪官，要么是贪污受贿上百万上千万的，要么是一文不沾的。贪污受贿不足万元的公务员不存在。这个违背基本逻辑的笑话的存在，就是执法落后于立法的写照。

中国执法落后于立法，涉及法律资源不足的问题，与社会发展阶段有一定关系。这种落后不局限于反腐。加拿大的法律对暴力行为执零容忍态度，打一拳踢一脚全算刑事案，油皮没破也立案侦察。这个标准是对的，因为暴力行为本身是同质的，不能因轻微就免于刑责。然而结合国情，我国采用这个标准，并不切合实际。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局面，立法不能落后，所以现在这种执法落后于立法的现状，有不得已处。

现状不良，不等于放弃努力。一个不花钱不能办事的国家肯定发展不起来。反腐异常艰难，执政者固然有责任，全体国民同样不应袖手旁观。新的立案追诉标准只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受贿客观存在的确认，这个客观存在，政府有管理责任，但更多的责任显然是民间的，毕竟这个标准是指向非国家工作人员。

无论是否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的同时，意味着对中国发展机遇的一次又一次打击。社会机体的全面腐化，造成国家乃至民族向黑色深渊堕落的现状。如何让5000元成真正的腐败底线，绝不仅仅是公检法的任务。

因而，如何将这种所谓的灰色收入纳入法律惩治范围，让5000元真正成为一切腐败的底线，关键还是在执行上，否则5000元的立案追诉标准又将面临沦为一纸空文的尴尬。

我们也许不应“仇富”，但必须“仇腐”。因为中国的希望在于反腐。不要让又一个善法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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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也以5千为线的立案标准，使人们又重新注意到受贿罪的执法现状。
……
是的，应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