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止“校园凶案”需要全社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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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知风

  当又一条校园惨案的消息映入眼帘，我多么地希望这是一个“老新闻”。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生的校园凶杀案，让人再也无法接受新的噩梦。然而，这又是一起令人震惊的惨案：5月12日上午，陕西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幼儿园（民营）发生一起凶杀案。犯罪嫌疑人吴焕民持菜刀闯入该村幼儿园，致使9人死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和2名成人。吴焕民随后自杀。

  此前媒体已经尽可能地减少对这类事件的报道，以预防引起模仿，这在特殊时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笔者今天写下以下文字也不一定能见诸媒体，但我还是要表述自己的观点。不然的话，万一再发生类似惨案的时候，我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事实证明，即使尽量不报道，惨案还是继续发生了。所以，回避不是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

  虽然我们暂时还无法断定每一个罪犯的犯罪动因，也无法判断罪犯的精神状态，但从罪犯选择在校园对毫无自卫能力的孩子下手这一相同点上，可以看出其共同的思维逻辑：一是作案的目的是对社会泄恨，因为，孩子们并不是他们的寻仇目标，而是制造作案后果的道具；二是用恃强凌弱的力量对比优势，使犯罪后果最大化。那么，选择校园甚至幼儿园是必然的。这单从罪犯作案计划的设计上是合理的，但从人性的角度（因为罪犯也是人），不管罪犯内心存有多大的不可忍受的委屈甚至冤情，对一个无关情形本身而且毫无抵抗能力的孩子下手，是不可理喻的。所以，客观地分析罪犯的这种畸形的思维逻辑，很有必要。

  在普通的凶杀案中，滥杀无辜的并不多见，那是因为每个案件都有特定的原由，实施的对象也是明确的。但在校园凶杀案中，孩子们绝对不是罪犯的仇恨目标，而罪犯能够在杀害孩子的过程中满足仇恨的宣泄，足以看出他们对生命的藐视，生命的意义在这些罪犯心里是无足轻重的。这不能单纯地解释为病态，而是他们对生命的意义或者说对人生的意义的否定。这就涉及到他们的生活体验和生活现状，或许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在社会活动中的失意和挫折有密切的关系。而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确实存在诱发消极情绪的因素。这集中表现在民意的表达、民情的疏导以及利益的分配等等。不管涉及到的就业、拆迁、信访方面，还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被侵占和剥夺，诉求渠道被堵塞，无不在加剧社会矛盾。而某些政府部门用公权力强制维持的表面稳定，无视在压制下累积的不满情绪，这些都会使走到绝望境地的人失去生活的信心，有道是，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当一个人否定自己的生命意义时，是不可能对他人的生命产生敬畏的。

  那么，这些无视生命意义的罪犯为什么采用恃强凌弱的手段对付孩子呢？这可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返祖”现象。因为人类社会是不允许存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如果放任恃强凌弱，人类社会将无法继续生存。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社会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许多强势群体的行为都带上了公权力的色彩。这种社会的二极分化让人们从抵抗到承认，也就是社会个体在屈从于强势欺压的同时，寻找相对弱势。一个受到过社会强势欺凌的人，是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同情弱者的，而且在他们受到欺凌得不到伸冤的时候，就会把这样的现实当作社会规则。所以，这些校园凶杀案的罪犯，只能在孩子面前呈现他们的相对强势，实则也是在用极端的方法模仿自身体验过的或见到过的某些社会畸形现象。这当然是失去理智和人性的。

  笔者所表述的观点，是试想寻求这些校园凶杀案的症结。作为一个公民，对如此频发的同一类杀人案件心急如焚。虽然校园的防范措施正紧锣密鼓的实施，但从紧接着的发案和罪犯在作案后回家实施自杀来看，说明在预防上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就不得不让人深思，如果不在源头上加以防范，被动的防守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缓解和消除人为制造的各种消极因素，用平等和关爱，让人人树立起生活的信心，重视生命的意义。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最后引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顾骏教授的一段话表达我的意愿：“一个社会不能寄希望于绝对不出现人格或神志不正常的人，只能寄希望于纵使个人的人格或神志不正常，但在其正常生活中得到内化的生活逻辑能防止其过于极端的行为，而为其他人特别是弱者把守住最后的关口。这就是文化的力量，生活本身的力量，也是一个社会必须讲道理的道理。”
http://www.kdnet.net/Infolook.asp?bclass=1&id=101629
评：中国人自己不好过就会让别人也不好过，最甚者莫过于让别人“断子绝孙”。所以社会需要公平来平息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