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证不能成为城市排斥流动人口的新藩篱

tsfrank

2010-05-09 09:16  南方都市报
社论

　　城市如何正确对待流动人口始终是未决的问题。暂住证时代，未被取消的收容遣送大行其道，被当作处置流动人口的得力手段加以使用，却制造出了诸如孙志刚案那样的惨剧。该法2003年废止，有关方面转而寻求新的流动人口管理办法。一时间，被寄予厚望的居住证制度被争相效仿，但受其背后的治理迷思误导，这一制度在一些地方正在演变为设置城市藩篱的工具。

　　作为这种判断的明确证据，昆明在近期通过的《居住证管理规定》草案中明示：任何单位不得使用和聘用无居住证的流动人口。若出租房主和用工单位违反规定，将被处以最高5000元罚款。草案却又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和港澳台居民不适用此法。而在上月底，深圳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李铭强调，流动人口增长过快，无业人员不清除，深圳治安永无宁日。

　　这两个城市展现的思路异曲同工，实质上都是要建立一种屏障，能够将流动人口尽可能阻挡在城市外面。之所以在暂住证时代没有采用这种模式，是因为那时的流动人口即便可以进入城市，也可以在收容遣送的名义下被强制驱逐出去。因此，即使暂住证制度实际上已废弛，有关方面似乎仍未找到更周全的管理措施。如今，驱赶再无依据，一些地方开始不约而同地构筑虚拟防线。

　　居住证制度推行以来，舆论赞赏其为化解户籍改革僵局的折中通道。殊不知，某些地方一直用复杂的心态对待居住证的两类功能：一是社会管控，二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被限定了苛刻的前提条件，享用起来相当困难。而随着昆明等地的居住证制度浮出水面，人们不难发现，居住证的社会管控功能被强化到令人不安的程度，极有可能成为城市自我设障的新制度。

　　对居住证制度过度利用的理据是重新拾起“流动人口威胁论”。在这种论调里，流动人口被渲染成城市治安的隐患。流动人口与城市犯罪之间的联系被断定为因果关系。某些似是而非的论据有了市场，如：广东七成重大案件为包括港澳台居民在内的流动人口所为，深圳88%的看守所在押疑犯是第一次犯罪，等等。流动人口被污名化，甚至被故意暗示为城市不稳定的源头。“流动人口威胁论”带来了两种后果：其一是实行更加严苛的措施以抬升城市门槛，例如昆明设置了高企的居住证办理资格。显然，公民迁移自由因此受到妨害，城市的开放度和包容度打了折扣，公民在城市中立足与发展的空间受到挤压。其二，相关部门有了充足的扩张理由，如深圳计划在三五年内再增5000名警力。

　　正像推广居住证制度时暴露的弊端所印证的那样，为了给更严密的社会管制提供借口，流动人口问题不断地被偷换概念：先是被狭隘地诠释为治安问题，进而又被狭隘地转换成压制思路，直到出台各种伤及法定权利的具体措施。部分城市变相剥夺了公民应有的权益，流动人口成为可疑人，甚至沦为“二等公民”。

　　居住证制度最该为流动人口安居乐业提供基础保证，如果任由其嫁接收容遣送思维的残余暗流，只会令其解释权旁落，从而局限在狭隘的治安布局中不可自拔。有人认为，只要把小区变成铁笼就会灭罪。推而广之的片面观点是，打击城市犯罪就该把城市封闭起来。不要忘记，“流动人口威胁论”曾经制造了野蛮的收容遣送制度，城市和公民不该再为此付出代价。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 ... ontent_11753531.htm
伟大的户籍制度即将落幕之时，更伟大的居住证制度要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