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隐

虚和子

  北京魏公村有家餐馆，经营自贡的盐帮菜，生意很好，我亦偶尔一顾。有一味“退秋鱼”，百吃不厌。除了菜好，行清之所的标示，亦很别致，不叫“厕”，不叫“卫生间”，叫“听雨轩”。每当见到这三字，总忍不住菀尔，行遗之处，亦如此诗意盎然，想来老板是个风雅人。
  据说杭州在西湖边上新修的一间厕所，张挂的是个难懂的招牌，叫“雪隐”。这就不但别致，且显出始作者的不凡了。
  其实“雪隐”二字，其来有自，只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怎么知道罢了。今天的日本，厕所叫做雪隐，并且这还是俗称，雅称早已换做了“西净”。唐宋以来，日本学习中国，连同中国士大夫的雅好，亦悉引入，相沿不替至今，全变成了日本的“国粹”，倒是作为老师的中国，丢得差不多了。古训“礼失求诸野”，以“华夷”之分，日本可算中国的“野”了，因此，亦不妨到日本求一求中国的“古礼”。
  人食五谷，谁都不能不行遗。行遗有所。以今天的现状来看，这原不是什么问题，公厕、私厕，已成建筑的一部分，司空见惯。可是考诸历史，作为建筑技术十分发达的我国，却很难找到厕所的直接史料。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往往不得不旁搜博求。我看最早的《考工记》，和近人梁思成的《全集》，就找不到厕所的位置在哪儿，更无论如何建造。按说，民间的实况如何，可能失载；皇宫、宅第、寺院等等，或者显赫，或者是公共场所，无论如何，该有厕所，亦该有记载，但就是考察离现代最近的清代，亦绝少文字的记载，许多情形，不能不靠曾在宫中执役的太监的口述。今天连那些太监亦都埋骨黄土，口述者都找不到了。这就很是怪事。怪就怪在：人人、天天离不了的物事，却无几多文字留存。这与我们中国文人好事，一事一物千咏百记的脾性，殊为不合。清魏崧《壹是纪始》，亦只是谓帝喾高辛氏“能序星辰，以著众则，法天象以制厕”，空疏附会，等于什么也没说。
  或者博学之士会举出晋成公溺于厕、李斯感于厕（仓鼠、厕鼠之叹）、汉高祖脱于厕、戚夫人辱于厕、燕王旦警于厕、石崇显豪富于厕、王戎堕厕保命等等，但这些，都还是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建在哪儿，如何建？
  幸好，文字上的阙如，由实物作证了。如果不是近现代的考古，从地下翻出了许多实物，可能我们今天还是会被罩在云雾里。看西汉楚王墓发掘的厕所，与今天最原始的蹲坑式厕所已无二致。可见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最不卫生的“卫生间”，传统是很悠久了。东汉出土的明器，厕与猪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燕王旦将败，“厕中豕群出”。而戚夫人受辱之厕，当亦是猪舍。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厕是肮脏的所在，难怪文人不愿、也不肯多着笔墨。大概我们祖宗，对于如何将卫生间改造得更卫生一些，是缺乏动力的，所以历代建筑家，都不肯在建筑图纸上加上厕所的建造这一笔，亭台楼阁好画图，造厕千古如一，一切葳事后，挖个坑、加个顶就算完事了。
  后来我仔细一想，在没有解决水冲以前，厕所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卫生一定是个大问题，与建筑技术没有关系。不管建筑得多好，承秽之圊如果不能即时清理，就总难免发出恶味，且亦难免招来逐臭之虫，循环影响，不可收拾。古人并不是没有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在建造方位上，大户也好，小户也罢，就总是选择尽可能远离居室的地方，并且还要考虑到通风。大同的善化寺，建厕在西北角，因为此地常年多西北风，利于风吹味散。此外，溲溺之物不动不臭，因此和水冲正相反，必须尽可能保持长时间的静止状态，所以坑厕就尽可能的挖得又大又深。这也是在没有水冲条件的时代，古人所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亦正因此，才会有晋成公的堕厕溺死，不然就不可理解了。
  正因为各地气候不同、各家建筑格局不同，而又都必须遵循厕远庖厨的原则，所以各家厕所建在什么地方，想来是有固定的思路、没有一致的地点，客人如厕，找起来就很麻烦。象皇宫之内，庭院深深，麻烦当然就更大了。《左传》记：夷射姑与邾庄公饮酒，内急起来出门方便，慌不择路，随地便溺，被门卫发现敲诈，最终酿成邾庄公气急而亡的重大政治事故，我想，主要的，还是因为夷射部长找不到厕所，假如能很方便的找到，上面的故事就不会发生了。清史笔记于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两记行遗之事，一在野外，一在宫内。野外的不必说了，据说有一次张之万在内廷轮对，大约时间久了，内急如水火，慌慌张张找不到便溺之所，后来还是一小太监给他指路，才解了燃眉之急，为此还得花一笔银子赏那小太监。谢安闻报淝水之捷，可以围棋如故，矫情镇物，但如内逼之不遂，怕也难以故示闲豫了。如厕之不便，雍容不可期，且成本亦高，如张之万者然。
  富贵人家的主人，当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条件。例如皇宫各主位，就不必履踏贱地，使用的是“移动厕所”，简言之，即“恭桶”。恭桶用上好木料，打制得十分讲究，不必说了，主要的，随用随传，随用随清，不会有异味。象晋代石崇，厕列美婢，专门伺候，如厕的客人，一律要先更换新衣，有大枣备塞鼻，有香草水供净手，天下没有第二个能做到。连桓温那么大的人物，第一次入厕，还误食了大枣、误喝了洗手水，惹得侍婢掩口胡笑，他人就更不必说了。这很类似于今天的北方人到南方吃海鲜，误饮洗手的柠檬水。
  但即使豪富如石崇，也只能做表面文章，还是不能去其恶味，否则，亦不必大枣塞鼻了。而且这样做，成本一定是很高的，要用很多水不必说，而且要有专人轮流值日，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卫生要由巨大的成本做前提，自然不能普及。所以，在水冲问题解决之前，城乡如厕卫生问题，没有多大区别。
  不能解决水冲，当然厕所必须远离居室，由此也引来一系列问题。首要的，就是“方便”之“不方便”。清代的李渔是大学者，也是大园林家，不少著名的园林设计，出自其手，例如北京的两个“半亩园”。但就是这么一位建筑学家，也为“不方便”苦恼，以至有如下的可笑思路：据他说，文人在染翰之时，最怕中断思路，但内逼之急，无可如何，如果不得已必须跑一趟，常常会坏了好的构思。他想出的办法是，在书房靠近外院的一厕，斜钻一洞，插一竹筒，以备不时之需，就不会出现败兴之事了。当然，主人不败兴，下人是一定会败兴的。于此可见，卫生间入户，必须要等待水冲条件的出现，没有这个条件，连建筑学家本人，也是无奈其何的。
  厕之不洁，在古人那时，是个普遍问题。但中国人的思维，常与外人不同。愈是不洁之物，名称越显高雅。“行清”一词，如厕之代，就是最近发掘的疑似曹操墓中，亦见如此二字，讨论得沸沸扬扬，倒让今天的中国人，又得一知识。此外，所谓内逼、内急，不沾一点污迹，倒形容入妙；由此又生一词，曰“水火”，当然亦是形容来势之急，如水火之无情。而最妙、且最具文化意味的，则是“雪隐”一词了。
  雪隐，听起来多么诗意，却不料是隐指谷道之事。关于此二字，有两个传说，都是关于和尚的，也都是关于禅宗的。一个和尚稍早点，是唐六祖慧能之徒雪峰，一个是稍晚点的宋云门宗中兴之祖雪窦。两位大禅师都曾隐迹于丛林，洒扫溷厕，亦都从中悟得真道。后一说是，雪窦大师在杭州的灵隐寺执役三载，混迹于众僧之中，做最下层的“净头”，禅业大进。后人便将大师之讳中一字和寺庙法名一字挑出，合称为“雪隐”，以代溷厕之称。这一名称，便不仅指一特殊处所，且含了无处不可修行的意味在内，当然其标致高雅，不待后思而可得了。
  其实，雪隐之来历，正不必将雪窦与灵隐寺生拉硬拽在一起，南北朝庾徽之“联雪隐天山，崩风荡河澳”；唐人司空曙“雪隐洲渚暗，沙高芦荻黄”，都是直指雪隐之意。即使以高僧扫厕而以雪隐代指溷厕，亦是自前人诗中化来。
  不洁之地而以高雅之词代称，也不妨看成是对厕所卫生的一种期待，而这种期待，要到很晚——当雪化成水的时候，才能实现。大约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租界时代，西洋人在自己的建筑中，把抽水马桶引入了中国，从此才真正开始了卫生间卫生的新时代。大致说来，在广州、厦门、上海一带商埠，洋人的这个卫生措施，最先影响了商业买办阶层；在北方，天津的租界，影响了北京的官僚阶层。于是官、商两层，群起而效之，才有了后来的新式污物处理系统。当然这是另一闲话，不多说了。

qisee

写得生动有趣。

bibliomaniac

妙文，与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的一篇《关于厕所》对读想必很有趣。

dingdangch

我敢打赌，园地里关于如厕的研究不亚于对吃饭的研究，当然对如厕的兴趣也远比吃饭跟的贴子多。
多媒体的发表的如厕文化，就引来了无数人的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