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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29 13: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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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两河间的土地：从村庄到帝国》一书，匆匆落笔，起因于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的《伟大的世界文明》展览。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作为古代文明的璀璨分支，崛起于西亚，有人认为是它开创了世界文明的先河。本书也着重介绍了宾大博物馆及其收藏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遗珍。此次展出的48件展品，由双方策展人遴选而出。虽然展览规模不大，却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源渊较完整地展现出来。自公元前七千纪两河流域出现以种植为主的小村落，至公元前一千纪，新亚述与新巴比伦两大王国成立。两大王国的首都尤为壮观，新亚述王国的都城尼尼微位于今摩苏尔省境内，新巴比伦王国则定都巴比伦城，位于伊拉克城南部希拉市的附近。两大王国整个覆盖了伊朗西部至埃及，土耳其南部至波斯湾的大片土地。展品跨度也显示了博物馆收藏的厚重底蕴和藏品的精良，例如展品中不乏像早王朝时期的许愿者塑像（展品编号No.9.37-15-28），Enheduanna (No.32.B16665)和界石（Hinke Kuduru）（No.44.29-20-1）这样闻名遐迩的作品；而公元前二世纪晚期时的尼普尔城周边地图（No.45.B 13885）和亚述王AssurnasirpalⅡ(公元前883年－前859年)西北王宫外的浮雕饰板也同样引人注目。这些文物此前从未在费城以外展出过。
文明源流
由于聚焦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我们就有必要在开篇之处明确“文明”这一术语的含义，以及切入并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文明”一词有多方面含义，人类学家使用时则通常指向其人类的社会文化学含义或社会文化进化论的角度。1950年，戈登·奇里德（V. Gordon Childe）在其论文《城市进化》中即提供了最为典型的例证。作为英国一名史前研究学者，奇里德指出像泰勒（Edward B. Tylor）、摩根（Lewis Henry Morgan）这样的19世纪社会学家和人种志研究者已将前工业化社会分为了三个进化期，即野蛮期、原始期和文明期。奇里德认为这只能代表考古上相更迭的短暂阶段。在他的理论中，野蛮期与原始期被视为了不同的经济阶段，并通过获取食物的方式得以界定，如野蛮人的生活依靠渔猎采集，而原始人进而辅以种植庄稼和原始的畜牧养殖。
奇里德提出对“文明”的理解还远不止于此，正是由他最先强调了“文明”与“城市”的关系。它们在词源上存在紧密联系。英语中“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两个词——“市民”(civis-citizen)和“邦”（state）的名词或其引申条件；“市民阶层”（civitas-citizenship）则与老式法语的cité和中古英语cite同源。奇里德将“城市”划入了一个“模糊”范畴。同时，他涉猎了其他研究领域对城市的定义。在有关书写系统的研究中指出，“城市”的定义为居住规模的扩大，人口密度的增加，出现剩余产品以及劳动分工。而后，他对“城市”继续作了描述。他解释了5000年前在尼罗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印度河谷中崛起的城市，并为历史晚些时候出现在中美洲的个别城市作了注释。
奇里德在论证城市的诞生时举了十条评判标准，考古中亦可证明它们在漫长的历史中由村庄演化而来。他在推论中为“文明”下的定义是：居住规模的扩大，人口密度的增加；人口多样化，且出现劳动分工；剩余产品激增；纪念性公共建筑物的出现；由统治阶层，祭司、文武将领及官员构成的等级化社会；书记与记帐系统，包括文字；精密及计算科学，如算术、几何、天文学中对日历的发展；自然主义以及具象性绘画；远途商贸活动与原材料引进；以及政治、经济综合发展下的小手工业的分化。尽管后来有人将奇里德的十条标准归纳为了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反映了不同程度上的组织结构变化，然而，奇里德毕竟为日后的定义确立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基础。
广义上，“文明”这一术语也可用在特定的地理区域或社会文化。文化的形成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既取决于自身特点，同时，亦吸收外来文化的给养。在这一意义上，对个别文明的研究要求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期视角上考量。
在描述公元前4000纪末出现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本书的序言以及展品说明主要采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忽略了其它一些有可能促成这一复杂社会形成的因素。但同时，本书也试图拓展视野，一方面关照了美索不达米亚研究的长期结果，也在继续讲述这一故事时，避免了囿于细枝末节而带来的枯燥乏味。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宾大博物馆位于美国费城，以收藏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艺术品而著称，在西方博物馆界享有盛誉。21，000多件藏品（大多没有铭文）藏于博物馆的近东部，在巴比伦尼亚部也藏有近39，000块泥板和一些珍贵的铭文文物。历经一百多年的时间，宾大博物馆对今天伊拉克境内的考古发掘中陆续积累起了这些收藏。这一传统可追溯至由费城富贾支持的一支探险队，它隶属于宾大。这支探险队曾到达了阿拉伯半岛上的土耳其（Turkish Arabia）、奥斯曼帝国的巴格达（the Ottoman Empire’s Baghdad）、巴士拉（Basra）和摩苏尔省（Mosul），也是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开展的第一个考古项目。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期，宾大时任校长威廉姆·培柏（William Pepper）与杰出的银行家爱德华 W·克拉克共同成立了巴比伦尼亚研究基金，并赞助了四次尼普尔的考察之行。位于两河流域南部冲积平原的尼普尔，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早期著名的宗教圣地。尼普尔发掘期间恰逢美国大学内学术研究风气正浓，各大学争相支持学术项目。此次的发掘也促使了培柏校长下定决心，在宾大内成立博物馆来收藏由奥斯曼苏丹所转让的文物。在《伟大的世界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展览中展出了尼普尔出土的一些重要藏品（展品编号Nos. 33，39-41，44-45），亦有一些由尼普尔的发掘者和支持者购买的藏品（展品编号Nos. 6, 8, 46 和48）。
1900年3月，尼普尔的发掘结束之后，宾大博物馆仍继续对在两河流域考古发掘寄予厚望。他们在希拉长期租用了一间仓库。1925年后，宾大博物馆加入到了与大英博物馆共同挖掘位于乌尔的阿勒－穆卡亚的工作中。同时，这也是伊拉克民族国家成立后第一个由外国人参与的考古项目。伦纳德爵士，即查尔斯·伦纳德·伍莱在1922-34年间执导了当地12个考古季的工作，并曾短暂到达附近的欧贝德发掘。伍莱在早王朝晚期的皇家陵墓中发现了一些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最著名的文物，如“丛林之羊”像。那是一座前蹄腾空的公羊立像，它正在咀嚼树叶，面前的树被处理成了风格化的形象。伊拉克文物法准许当地出土的文物由伊拉克博物馆和发掘者分享，这样，宾大博物馆得到了乌尔和欧贝德出土的近1/4的文物。《伟大的世界文明》展览中囊括了伍莱发掘出的30余件不同时期的文物，包括在乌尔王陵出土的一批首饰（展品编号Nos. 18－30）、来自建于欧贝德早王朝晚期的宁胡尔萨格神庙正面墙上的装饰物（Nos. 13－17）等。
考古学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纷纷涌向伊拉克。在乌尔的发掘尚在进行时，宾大博物馆亦投身到其它在中东地区的考古项目中。当时的合作单位包括有德拉普希学院（现为宾大犹太学研究中心）和像芝加哥东方研究院这样的组织，其足迹遍布了法拉（Fara）,尼普尔（Nippur）东南部，位于下迪亚拉（lower Diyala）的卡法迦（Khafajah）,科库克（Kirkuk）附近的？Yorghan Tepe (Nuzi), ,摩苏尔（Mosul）附近的葛瓦拉台泊？（Tepe Gawra）和比拉台勒？（Tell Billa）。《伟大的世界文明》展览既包含了从葛瓦拉台泊？（Tepe Gawra）出土的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彩陶罐（No. 3），卡法迦（Khafajah）的早王朝晚期的许愿塑像（Nos. 9-10），还有来自Tell Billa的公元前2世纪晚期的彩陶瓶（Nos. 42-43）。
二战后，宾大博物馆与芝加哥东方研究院重返尼普尔进行发掘，于1951-1952年的考古季后撤回。六十年代中期，博物馆还参与了英国考古所在伊拉克发掘阿勒－利马（Tell al-Rimah）的前期工作，该地位于现今阿法尔（Tell Afar）附近。
近四、五十年来，宾大博物馆将中东考古的重点转向伊拉克以外，主要集中于伊朗、叙利亚和约旦。这些地方的成果往往对重新审视并理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博物馆的收藏也有力地促进了展览与研究。其中，由乌尔王陵丰富藏品组成的《乌尔王陵珍宝》展，1998年至2006年间，在美国15座城市进行巡回展览，数以万计的观众得以欣赏到美索不达米亚早王朝时期国王与王后们的巨大财富。而十九世纪以及二战后在尼普尔发掘的楔形文字泥板在《宾州苏美尔字典》的编纂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当宾大博物馆和世界其它机构探索着试图解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谜题时，2003年，伊拉克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爆发，巴格达的伊拉克博物馆和许多地区性的博物馆遭到洗劫；自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后，对伊拉克境内各考古场地进行大规模和无章法地盗掘已成为当地人生活的现实。这些都使系统发掘的努力最终化为了泡影。虽然伊拉克的古老过去与今天人们所面临的武装威胁和流离失所没有直接联系，然而了解历史对于维护民族的独立性，尤其是在世界强权插手于伊拉克的复杂问题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伊拉克当前的一系列事件也为世人敲响了认识人类历史脆弱的警钟，并激励人们投入到保护全人类共同遗产的行动当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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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josephe
发表于 2010-3-29 13:5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