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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谈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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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3 10:06: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找了一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游记,但这一篇谈游记文章的随笔,算是打个擦边球吧)
  
  我们对游记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
  小时候学写作文,在度过看图识字阶段后,老师大都通过写游记来训练我们的描写能力,皆因普遍认为游记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描写景物。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写游记,则是因为我有一本非常好用的小书,里面全是三行以内的漂亮句子--种种比喻拟人任君选择丰俭由人,让我提前体验到文字上的小康社会。记得四五年级时曾经写过一篇千字左右的\"游记\",其实通篇都在写飞机上见到的云,极尽附会想象之能事。当时写完后很得意,觉得不用多久自己的句子也能印到小书上了。后来读到王朔写云,说这块云像海盗,那块云像马克思,只这么两句,让我从此绝了写云的念头。
  游记是否算一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体裁,颇有商榷的余地。单凭题材通常是不足以成为一个体裁,但从在文学史的位置(通常是受冷遇的)看,游记文学又仿佛自成一家,沈从文曾抱怨\"游记文学历不列入文章正宗,只当成杂著小品看待,在旧文学史中位置并不怎么重要。近三十年很有些好游记,写现代文学史的,也不过聊备一格,有的且根本不提。\"然而今天的文学史里,关于游山玩水题材的讲述真不少,比如郭璞的游仙诗和谢灵运的\"山贼\"美名都为读者熟知。
  近年自助游风气大盛,随之而来的游记多不胜数--除了因为简单好写(最末流的游记就是流水账),大概是好不容易旅行一次,不写些漂亮的游记留念实在说不过去。然而我因为笔头极懒以及一贯的眼高手低,总是去的地方多写的东西少,美其名曰述而不作,家人因此觉得给钱给我旅行与打水漂无异。其实常旅游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卯足了劲儿写成的游记往往看着矫情或过分趣味化,而本来不当游记写的文字却常常让人爱不释手。
《水经注》便是这样的例子。虽说其与《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和《文选注》合称四大名注,但由一本注书而发展成的\"郦学\"却是其余三本书难以企及的(\"文选学\"源远流长,但并非由其注发展而成)。因《水经注》自隋唐以来都是宫廷藏书,世人难得一见,至宋景佑之后才逐渐有些残缺的版本流入民间,到明清时郦学大兴。一般认为郦学分三派,其一为明万历年间形成的考据派,主要是针对自宋以来以讹传讹的钞本订正补全,此派到了乾嘉学者(全祖望,戴震等)手里至臻完善,为《水经注》整理出较完善的版本;其二为晚清的地理派,针对《水经注》研究过于脱离实际的情况,同时依据考据派学者的研究成果,杨守敬等人开始奋力剥削《水经注》的地理学剩余价值。当然也有三派以外的学者,晚年胡适便是,据说他穷十余年之力研究《水经注》是为了替其安徽老乡戴震打抱不平,大概是玩笑。在下无意冒充郦学专家,还是回过头来谈游记。
《水经注》研究的三派中,与本文主旨关系最紧密的当属第三派:辞章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水经注》的文学价值甚至超过了其地理学价值,对后世游记写作(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影响甚大,其《三峡》一文也选入了国内中学语文课本。辞章派的学者多是文人,主要从文学的角度欣赏《水经注》,其代表作是明代末年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合作的《水经注》点评本,谭元春在序里写道:予之所得于郦著者,自空濛萧瑟之外,真无一物。见识失之浅薄,评点中难免漏洞百出,更难免被考据派群起而攻之,板砖往死里拍。其实流连文字不是错,像苏轼在《寄周安孺茶诗》中就写到\"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但自己在家里偷着乐也就罢了,出点评本就有点说不过去。这方面,远的例子有钟谭点评《水经注》,近的例子有前几年三国题材影视作品红火的时候,作家李国文重新点评《三国演义》,徒增笑耳。
  说到竟陵派,自然会提到之前的公安派。后者以三袁为核心,其中袁中郎(宏道)恰好也以游记名世,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入了他的《满井游记》(突然觉得好像中学语文教材成为衡量作家水平的重要指标了,汗)。关于公安派的文章前人著述甚备,我自己的一点体会是,在中郎笔下,写出游,开篇必写不得出游;出去赏花必定是挑残红时节;宿僧家又专写被屋外溪声吵得睡不着觉;和朋友喝酒也以挤兑朋友为乐,实在有点\"各色\",至于周遭景物倒往往一笔带过,仿佛它们是为了衬托自己和友人而存在,这完全是\"六经注我\"的态度嘛。明末张岱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评价,在这里必须再次引用,张岱在《琅環文集·跋寓山注其二》中写道:古人记山水乎,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把袁中郎视为继郦道元和柳宗元之后的游记第三人,这是极高的评价。有人会问,明末的徐弘祖(霞客)为何不入张岱法眼,这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徐弘祖死后(1641)其日记才被整理付印,张岱(1597-1679)很可能因为\"国破家亡,避迹山居\"而没能及时看到徐的游记,其二可能是因为在张岱看来,徐弘祖的游记\"游\"有余而\"趣\"不足吧。其实张岱自己的游记做得也相当好,我很喜欢他的《西湖七月半》,此文劈头第一句是这样的: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想来后世林语堂等人鼓吹的\"幽默\"文章,也未必超过了这个水平。
  既然已经从公安竟陵谈到了林语堂,忍不住多谈几句新文学。在新文学里,周作人,施蛰存等都是晚明小品文的发烧友,施蛰存早年编过《晚明二十家小品》就是周作人题的书名,编者在自序中推搪说\"著书都为稻粱谋\",但在我看来其兴趣才是真正原因。至于周作人自己,在其讲演《新文学的源流》中早已说得清楚:\"那一次的文学运动(案:指明末公安竟陵派),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很多作品也都很相似。\"新文学
的信念,在周作人看来,早已在袁中郎\"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八个字中概括清楚。新文学的发生,和除游记散文外的另一种游记文学:纪游诗颇有关系。1916年7月8日,《留美学生季刊》在纽约开会,会后任叔永、梅光迪(觐庄)等人一起在康乃尔大学附近的湖里划船,遇上大雨,船在靠岸时翻覆。为此,任叔永写了《泛湖即事》四言长诗记趣并寄给胡适看。胡适看后批评诗中\"言棹轻舟,以涤烦疴\"、\"猜谜堵胜,载笑载言\"里\"言\"和\"载\"都是死字,\"载笑载言\"是\"三千年前之死句\",只有\"猜谜堵胜\"是\"20世纪的活字\",引来梅光迪为之打抱不平。胡适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便写了(被认为是)新文学史上第一首白话诗回赠梅光迪(1916年7月22日),可谓\"活泼泼地\",摘录如下: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而言,何必纷纷闹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
  可能胡适当初都没想到,白话诗由纪游诗引出,没过几年就有\"信腕信口\"得简直不成律度的白话纪游诗出现:四川袍哥康白情一高兴,在他的长篇组诗《庐山纪游》里竟抄了一份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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