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诗当然是失败的，好在也是最后一次失败。后来回顾，这次经验却很有益。这得先从我的诗艺说起。在所有文学品中，我最喜欢新诗——港台的，“五四”以来的。刚进大学，碰上“地下诗”运动，立即就写起诗来，并皈依朦胧诗以降的地下诗和西方现代诗。在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我的诗龄只有一年多，英文学龄大诗龄两岁，一切皆浅。由于想像力不够，我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想像力，自以为是地捕捉帕斯捷尔纳克，结果是胡猜、简化、曲解；又由于我英语理解力不够，我也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理解力，自以为是地捕捉帕斯捷尔纳克英译。显然，假如我理解力够，而想像力不够，结果同样会是胡猜、简化、曲解；假如我想像力够，而理解力不够，结果也将是胡猜、简化、曲解。后来我发现，译诗界的很多坏译作，正是上述全部弱点或任择一项弱点的结果。哪怕是既有想像力又有理解力，但表述力没校准（这主要牵涉到译者怎样理解现代诗和现代汉语），结果也还是坏译作。
英文学龄大诗龄两岁，在彼此都还嫩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演起难兄难弟的闹剧。但是，随着它们逐渐长大，这对难兄难弟也慢慢懂事，互相扶持。学习英文的过程，困难重重。它最先会引诱你，主要体现在学习最初两三千个词汇和简单语法的时候，你会兴趣勃勃，信心十足；之后，大概每增加两千个词汇，就遇到一大难关，包括越来越复杂的语法和语法都解决不了的种种障碍。过了一万个词汇，就有点寸步难行，以前的经验和办法全都不管用，除非你完全浸泡在英文书刊里。我过关斩将的办法，是进一步退两步，等站稳脚根之后，就来一次飞跃。首先是大量阅读几乎不用查词典的简写本，训练语感，经常是大声诵读，也不管念得准不准，让自己的阅读过程流畅起来，也让自己的心情舒畅起来；然后接受重量级读物的打击，例如读《时代》杂志，让自己不要说念不出声，就是连看也看得眼花缭乱——真正意义上的目瞪口呆；接着开始安抚伤口，读些低于《时代》、高于简写本的读物，或者干脆再退回简写本，重新培养信心。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英汉对照读物，这也是精读和泛读的最佳综合：既可透过汉译理解艰深的长句，又可保持阅读的速度。如此循环往复，渐次推进，经年累月，还是很有效的。不过，这样熬法，除非你有点傻气，否则早就撤了。写诗也一样困难重重，如果不是更困难。所以，十年八年下来，没几个人能挺得住，无论是写诗还是学英文。
由于两兄弟年龄不一样，更何况进度并非平行，而是有参差的，所以那个上不来的时候，这个就说：加把劲吧，你瞧我熬到这个程度了。这个泄气的时候，那个也说：你不是鼓励我吗，再咬咬牙关。
公正地讲，沿途的风光确实迷人，值得你汗流浃背。
早在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过程中，我已意识到《新英汉》的一些缺陷。它收词不足，短语也远远不够应付翻译道路上各种预料不到的障碍，还有就是它的例句，很多是中国化的英文，缺乏时代气息——倒是有太多“文革”时代的气息，尤其是有颇多马列毛著作例句和政治套语，追不上千变万化的资本主义新生事物。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词典》出色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它收词多，短语和习语密密麻麻。事实上，《英华》才是一本更适合翻译工作者使用的词典，而《新英汉》是一本较适合英语学习者的词典。《英华》的缺点刚好与《新英汉》相反：例句不够，对我这个靠例句摸路的人来说，很伤脑筋；此外，它不大好查，尤其是表示形容词
a.、名词n.、及物动词vt.和不及物动物vi.等的缩略字，小得几乎难以辨认。我一般是两本互补使用，在使用过程中，我经常梦想有一本综合这两本英汉词典之优点的英汉大词典。这个梦想真的实现了，并且，像很多实现了的梦想一样，它比你原来梦想的还要美好得多。
在实现这个应是所有英汉译者的梦想之前，我还实现了一个完全不敢梦想的梦想：一九九〇年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经一位同学介绍，我带着已经残破不堪的《新英汉》，来到大公报编辑部考国际新闻翻译。我没把《英华》也带上，是因为不敢带得太多，让人以为我完全得依靠词典（事实上我的想法完全错了：任何有翻译经验的人看到这个小伙子竟然配备当今最好的两本英汉词典，肯定会打心底里喜欢他）。而选择带上《新英汉》，当然是因为它例句丰富，可避免出错。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上班的通知。我点了一根烟，用手触摸放在我枕边的《新英汉》：一个阶段结束了，陪我整整八年的词典啊，是你退休的时候了。
我带着《英华》上班，同事也是用《英华》和《新英汉》。顺便一提，在进报馆约一年前，我的翻译努力已有若干成果，译了一批卡瓦菲斯和聂鲁达的诗，都是通过英译转译，还译了奥登一篇挺长的散文。后来重新校对，还好，总算经得起自己的考验。但是，跟在报馆的训练相比，我在此之前的英文能力和翻译能力，只算是个小学生，我相信，哪怕我去读外语系或翻译系的研究生或博士生，我都学不到在报馆学到的技能，尤其是那种强度和速度、深度和广度。
最初半年，尤其是最初三个月，既因为新鲜而充满热情，又因为责任而小心谨慎，复因为一贯爱独立思考而精神紧张。我把同事译过的原文拿回宿舍，第二天报纸出来，再对照着看，研究别人的译法，尤其留心自己的译稿被上司做了哪些改动。我说自己爱独立思考，但并不因此缺乏不耻下问的精神。我不放过任何疑点，一定要弄清楚，真的弄不明白，才问上司和同事，这样，一旦得到解答，就会恍然大悟，学起来也就印象深刻。即使上司或同事把意思告诉我了，我也必须自己完全读通了原文，否则我会要求他们帮助我读通它。过了三个月的试用期，上司说了一句表扬兼鞭策的话：不必译得那么完美，但可在速度上加快。这跟他当初提醒我的很不一样，那时他说：一定要译好，少出错，不讲数量，如果毛病多，数量又大，他就得浪费很多时间在校对上，变成灾难。
那时我每小时译三四百字，怎么努力都无法突破。半年后，我才取得第一次突破，每小时译六七百字；两年后才真正感到融会贯通，又取得一次突破；四年后使用中文电脑，取得第三次突破。
进报馆之后，我意识到这是我生命的分水岭。我没想到，英文会成为我的谋生工具。这对我后来的写作和做人，有很大影响：只要专心做一件事，终有一天会得到回报。
也是在进报馆之后，我对一本综合《新英汉》和《英华》之优点的英汉大词典的渴望，变得愈来愈强烈。我希望它是一本不必让我经常为了一个字而必须同时翻查《英华》和《新英汉》的词典。（值得一提的是，很久以后我才发现，《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无论释义还是翻译，都十分准确和明白，我常常在其他词典不能满足我的时候，求助于它的一些极其恰当的释义和翻译，得益匪浅。）
一九九一年秋天，也即我进报馆将近一年的时候，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一套两巨册问世了。它不仅克服了前两本词典的缺点，而且综合并大规模地扩充了它们的优点。它收词繁多，例句丰富，体例严谨，条目清晰，尤其是把很多短语、复合词和其他固定用语抽出来另立词目，查起来方便——应该说，舒畅极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英汉词典是我的衣食父母。以前，我只把英汉词典当成工具：我付钱买它，使用它，从未想过感恩戴德这回事，有时还会气恼。
《英汉》是一部百科式词典，做到编者在序言中希望达到的学术性、实用性、知识性、稳定性、趣味性。仅就其中的“实用性”而言，就令我很受用。对一位译者来说，他除了希望一个字释义清楚外，还希望这个释义能够尽可能适应不同语境；因为一个译者查词典，往往不一定是为了查生字，而是他领会了某一字在某一语境中的意思，但还无法找到适中的汉语来表达，希望词典帮助解决，或提供某些联想和暗示。
有时我也会挺英雄，译出一个出色的词语，暗自叫绝，接下去当然是翻查《英汉》：看你怎么译。结果往往令我沮丧：我挖空心思译出的佳词妙字，早已交叉着双臂站在那里迎接我。有时自觉译得无与伦比了，于是又去挑战《英汉》：这回看我不把你打垮。偶尔确实把它打垮了，但更多的时候是悻悻而归。
仅举两个实例：
Both state media have focused on the pomp of the visit…
两家国营媒体都把焦点集中于这次访问的盛况……《英华》对pomp的释义：１．华丽、壮观；盛大的仪式、华丽的行列。《英汉》：１．壮丽景象，壮观；（典礼等的）盛况。
United State officially enters 2000 with drop of timeball down U.S. Naval
Observatory
mast.美国将以海军气象台旗杆上的报时球落下为准，正式进入二〇〇〇年。《英华》对timeball的释义是：报时球。《英汉》：报时球（正午或其他规定时刻从气象台或其他高楼的旗杆上落下，以报告平太阳时的准确时刻）。
《英汉》对两个词的释义，应用于具体语境，都非常贴切，尤其是对报时球的附带说明，便照顾到使用者的需要。像我，并不知道气象台有旗杆，在解决了timeball的译法之后，我还得确定mast到底是指什么。《英汉》对mast的释义包括：１．船桅，桅杆；旗杆；２．杆，柱；３．天线杆。“
报时球”释义的附带说明轻易为我解决了这个困难。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样一来，译者岂不是照抄词典，一劳永逸。错了。我反而要质疑某些自以为是的翻译家，他们总是告诫初学者不要照搬词典，要自己“想”出来。我并非反对译者的主动性，而是反对这些自以为是的翻译家无视词典编纂者的劳作，而把词典视为一本死书。我是说，译者应尊重某种客观性；照搬自己的“想”法的译者，往往有犯主观臆想之虞。在我看来，词典是名副其实的活词典。当我翻查词典，我并不是在翻查一本工具书，而是在就一个疑难或初步想法向一位位专家请教。译者的疑难或初步想法经过与各位专家的讨论或得到专家明确或较可靠的回答之后，便获得一种客观性，译者再在这个客观性的基础上，权衡、掂量，最后做出决定。换句话说，译者越勤查词典，客观性便越高，错误就越少。
在这个意义上，译者并不是一位个体户，而是一个有数十名专家的小组的成员之一。事实上，译者本人可能连专家也够不上，通常只是一位意见听取者和协调者。译者的能力，主要表现在组织能力。当专家的回答不明确和不可靠甚至有错误的时候，译者便加入讨论，并邀请另一个或多个专家小组（借助另外的词典），申张意见，反复磋商，做出修改：这也是译者不照搬词典的时候。即使译者不照搬，事实上也已吸取了专家们很多有益的初步意见和想法。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译者对本身的待遇、地位等等，便不应有太大抱怨。我是说，译者应在受尽委屈的时候，想一想，还有更多更高明的专家站在他背后，他们完全保持沉默，他们的原则和美德就是奉献。当一位译者被称为著名翻译家的时候，他却连那些专家的名字也不知道。现实社会对文明的维护者，永远是不公正和怀敌意的。只要你是文明的维护者，你就得有所准备，尝试去了解和顺应你的命运。在我看来，词典编纂者就是被选中的文明维护者，他们不但了解、顺应他们的命运，而且宣誓似地坚定。现实社会出于伪善，称译者为无名英雄，但是，译者却连伪善地称词典编纂者为无名英雄也欠奉。
如果我有什么值得张扬的自以为是，那就是，我对各种词典尤其是英汉词典的编纂者，常怀感恩之情。偶然翻至版权页、前言，尤其是编纂者名单，我总会不自觉地看下去，读下去。有时我想，当我的目光徘徊在这些名字中间的时候，尤其是当我的目光被一个个在编纂过程中病逝的、用长方形框框框住的、像墓碑一样的名字所吸引的时候，我心中响起什么样的声音，它包含着什么样的讯息？我想，是感恩。
倘我有一篇被认为是出色的译作，那我必须立即指出，我只是一位组织者而已，假如没有英汉词典的帮助，假如我把应归功于英汉词典的那些部分抽掉，那么，可以肯定，它的每一页都将斑斑点点，布满漏洞。
由于自己是诗人，又每天跟词典尤其是英汉词典打交道，我常常会把诗人的命运和词典编纂者的命运联系起来。词典跟诗人的关系，比词典跟别的什么和诗人跟别的什么都要密切。诗人的职责，是使民族语言丰富、精确和纯洁起来，跟词典的功能和方向完全一致。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诗人都喜欢与词典做伴。但是，英汉词典与中国诗人的关系之密切，恐怕是英汉词典编纂者和诗人都很少意识到的。当代诗人在诗歌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依然兴致勃勃地写作，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现代汉语是一门年轻的、生机勃勃的语言，充满了命名的诱惑力，而英汉词典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命名——不是释义那么简单。试想想，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词汇、概念，以至我们的思想，有多少是英汉词典直接和间接赋予的，尤其是我们多少作家通过阅读那些借助英汉词典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接受影响和养分，再把这些影响和养分注入他们创作的汉语中。如果说《现代汉语词典》规范了现代汉语，那么英汉词典就是开采、创造和输送现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主要集散地。如果我们把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写作中属于英汉词典的贡献的那些部分抽掉，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写作也将斑斑点点，布满漏洞。
翻译作品之于诗人，犹如英汉词典之于翻译作品。诗人的直觉——更准确地说，是现代汉语自己的直觉——使诗人迅速把翻译作品的精华引入汉语和汉语写作，并开拓汉语和汉语写作的疆域。且不说受翻译作品影响的朦胧诗人拉开当代写作的序幕，仅举一个更为明显和直接的例子：在八十年代诗歌的“黄金时期
”，据说写诗的人口过百万，这些诗人后来大部分放弃写诗或改写别的体裁，更多的人进入各种报刊杂志和文化机构，大量文章从他们经过诗歌基本功训练的笔下涌出，或经他们手上推出，全面地刷新报刊语言，使报刊语言从“文革”语言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如果你拿八十年代最初和九十年代初的报刊对照一下，定会大吃一惊。如果我们把这些诗人的贡献抽掉，我们现在的汉语和汉语写作，也将同样斑斑点点，布满漏洞。
不过，诗人和词典或者说词典编纂者的共同命运却是：他们的作用常常被一般受惠者忽略。但是，既然这是他们的命运，也就是注定的了——尤其是，似乎没有哪个文化领域，像词典和诗歌遭遇那么惨重的人员伤亡。文明的维护者，跟文明本身一样，在争夺眼前利益的现实社会中，也即在横的意义上，永远是也应该是看起来无关重要的，因为这正是他们保存实力和延续文明的最大法宝，好让他们在文明的长远利益，也即在纵的意义上，彰显他们和他们所维护的文明的光辉和尊贵。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横的意义上，还是纵的意义上，词典尤其是英汉词典，也是任何一位以现代汉语为其命运的写作者的衣食父母，无论他们是否想到或知道这点，也无论他们是否常怀感恩之情。
如果英汉词典仅仅是我的衣食父母，那么我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不愁衣食的俗人而已，而做一个不愁衣食的俗人，有没有英汉词典事实上并不重要。我与英汉词典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在某种程度上，英汉词典还是我的再生父母。这又得从我学英文与我写作的关系说起。
学英文最大的飞跃，是逐渐放下一切中文书刊，改为全部看英文——事实上“一切”和“全部”是做不到的，也没必要，我主要是指阅读的焦点、重心和注意力。对于一个爱读书的人，如此日夜浸淫，耳濡目染，阅读量是惊人的。但是，对于一个爱读书的人，尤其是诗人，放弃亲爱的母语，比第一次离开母亲还要痛苦不知多少倍，所以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全部看英文，只说抽时间学英文，已经不容易了。证据是，很多读书人尤其是作家，到了中年或中年以后，都会感到不学外语的缺陷，尤其要读的都读得差不多了，打开书刊，全是熟悉的名字和文字，加上母语写作氛围的焦躁，让人想一逃了之，有时想起来不免心痒，考虑学外语，但是一想到花那么多的读书时间来学枯燥的外语词汇，立即就感到划不来。我比较幸运，因为那两个难兄难弟又互相扶持了：在弟弟感到该逃的时候，哥哥立即为他提供了一条出路。
一踏上英文专区之路，英汉词典就该成为陌路人了。事实上我便翻烂了一本袖珍英文词典（不是因为用得多用得久，而是因为那是一个平装本）。把我留在英汉词典家中的，是翻译。不只是职业的新闻翻译，还有业余的文学翻译。
在大量新闻翻译实践之余，我开始用这门技能来为我更重要的角色——诗人——服务，我翻译大量的欧美现代诗歌和一些文学评论，撰写外国文学的介绍文章和书评。渐渐地，我的写作角色开始起变化，我通过译介工作，慢慢培养起批评能力和洞察力，做起批评来了，而做一位诗人批评家，就像当初做新闻翻译员一样，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在从事写诗这门极度消耗体力和精力的技艺之余，翻译成为调节、休息和吸取养分的好去处。在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我阅读英语的速度愈来愈快，理解力愈来愈深，接触面愈来愈广，这就为我的写作和写作上的不断变化，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能量；在学习和掌握英语、学习和掌握翻译的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克服写作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尤其是学会忍耐、坚持，再忍耐、再坚持。
做批评之于写诗，犹如学英文之于写诗，也是一对互相扶持的兄弟。批评尤使我有机会作清醒的自我分析，逐渐剔除自己性格内部某些对自己有害的杂质，同时吸纳对自己有利的外部养分。自我分析的直接效用，是跟自己保持距离，站在一个更远的地方看自己，再慢慢说服自己去改变自己。准确地说，从学英文那一刻起，我已在作着不知不觉的自我批评。掌握英语的过程，是一个人适应一个强大的异国文明的过程——其中的复杂和挑战可想而知，好处和益处也同样一言难尽。多学一点进来，自己脑中的杂质也被挤掉一点；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自己身上固有的自己文明中的杂质也被挤掉一点。何况，我读英译作品跟读英文作品的数量几乎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这样，我事实上通过英语吸纳欧洲文明的资源，一直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文明——这与通过中译来吸纳，是很不同的，最明显的是中译严重不足，可选择的译本少。
某个下午，我突然感到自己长期以来思考的众多问题和疑难，都汇合在一个点上，豁然开悟，并意识到有某种东西降临到我身上；随即一片光芒从脑后掩至，眼前一阵晕眩，几乎栽倒。此后整整一个月，我都处于虚脱状态。我不断回想这次遭遇，终于明白了，那是我性格内部剩下的最后也是最顽固的杂质之根，被拔掉了。而那占领我的东西，显然是我一直都在追求却一直遭到我那最后之根抗拒的东西。我相信，我已被翻译了一遍，被再创造了一遍。这个过程大致是：学英文←→写诗←→翻译批评，还有就是生了一场导致我世界观彻底改变的大病。“←→”这个符号表示互相扶持和促进，但我发现，用它来表示英汉词典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准确。也许，我一直都在借助英汉词典翻译自己，再创造自己，而那几乎栽倒的一刻，便是完成翻译和再创造的一刻，脱稿的一刻。不言而喻，我现在要做的，是润色、修改和校对自己。
发表于 2010-2-27 11:5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