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清代榷关研究综述

小可拉好

本文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发表时编辑做了部分删节。将日文论文的目录删去，这里补充上来。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清代榷关，在明代一般称钞关，是明清时期政府在重要水陆交通要津设置的对船只、货物征收商税的专门机构，主要是户部关和工部关，还有一些地方关。在清代前期，榷关税收仅次于地丁银和盐课，居第三位，是清代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之一。因而榷关的研究对于了解明清时期经济、财政、区域经济以及社会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榷关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已经开始了，但主要还是近代海关的研究，只是在研究中述及清代前期榷关，但本文不作述及。真正以清代榷关为研究对象发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七八十年代，至今有近30年了。已有不少成果问世，涉及到榷关的制度方面、与之相关的商税制度的讨论，以及榷关与商品流通、区域经济的关系的研究，廖声丰在《近年来明清时期的榷关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1期）已经对1997年以前的成果作出了概述，之后黑广菊在《清时期的榷钞关研究概述》（《历史教学》2004年第4期）一文对2004以前的论文做了评述，二者的榷关研究概括各有特色。在这之后不少学者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出版了三部专著。本文将近十年所发表并是笔者所阅及到的文章作一个概述。在目前所有榷关研究成果中，日本及港台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以香坂昌纪在国内常关制度及国内主要榷关商品流通的研究，和松浦章在沿海海关贸易的研究等为代表，但限于语言能力及阅历的限制，日文的研究成果，笔者无法做出概括，仅将笔者知道的文章题目列于文后。*
首先，在相关著作方面，并不是很多。黄国盛所著《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全面论述了清代鸦片战争前的粤、闽、浙、江四海关的设置、沿革、管理以及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管理等等方面。总结了海关的职能，即管理外商来华贸易及对外事务，管理船政和鱼政绩管理朝贡贸易。也提出了海关所做出的贡献，主要有促使中国社会经济开始与世界经济接轨，促进国内航运业及沿海省份的经济交流，促进沿海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沿海区域经济的分工，及新型沿海经贸网络的形成等等。祁美琴的著作《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是第一本以全国榷关制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可以说是填补一项空白，是里程碑式的。该书对榷关的管理制度方面如外部组织、内部组织、人事管理；征税方面有税则与税率确定、税额的确定以及额税的分配；榷关的发展和衰落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及影响作了全面的分析，对以往的研究作了总结和突破，提出很多新的见解，为以后的榷关制度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黄国繁、廖声丰所著《清代赣南商品经济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书中第五章即在廖声丰的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论述赣关的发展及管理制度、征税制度，通过征收税额以及主要商品的种类及流向的考察，进而分析赣关与赣南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清代榷关的设置

首先，对于榷关设置及数量的统计，邓亦兵在《清代前期税关的设置》（《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梳理了大量史料，详细考察了清代前期税关的数量，将之分为三类，继承了明代的税关、由明代税课司、茶马市场改设的税关和清代前期新设立的税关，统计在乾隆年间，全国共有40处榷关，这个统计数字是可靠的，可为清代税关设置和分布的总结。不过其清代税关数量统计并没包括清代前期沿海的海关。其次，关于海关的设置时间及其衙署地点考察，其中争议最大是江海关与闽海关的设置。黄国盛在《清初四省海关衙署设置新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认为“四省海关先后在福建的福州南台与厦门、广东的广州与香山县澳门、江南的华亭县漴阙与上海、浙江的宁波与定海设置过海关监督衙署。”即四海关设置时间有先后，衙署的地点也不止一个。

二、榷关制度的研究

　　榷关制度所包括的内容比较多，征税是设立榷关最主要的目的，因而税务管理也是榷关制度研究很主要的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主要涉及到税率与税则，榷关管理，榷关制度个案研究。
　　首先，税则与税率。在清代榷关研究中，税则与税率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学者涉及这一方面也很早，有多篇文章论及，廖文已作概述，本文不再赘述。近十年，邓亦兵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又发表多篇文章。在《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迁》（《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指出清代的税则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即税则不能随物价的浮动而及时地改变，物价上涨，税率就低，税收总额就减少，从而使税官的薪俸、管理关税的经费产生不足，因此各关监督或管关官员，就用私自增加税收的办法来补充缺额，从而形成了各关的税则，这样在部颁则例之外又产生地方现行则例。最后作者就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剖析。在《清代前期关税的附加税》（《清华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2007年第4期）一文中专门对清代税关附加税进行了探讨，该文分析了附加税的来源及沿革，认为附加税是各关税务行政所必需的，是政府以制度形式规定征收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私征苛征，并计算出各关行政公费支出大概在11-24%之间，比重并不是很重。在明清商业政策是否“抑商”问题上，邓亦兵在《清代前期抑商问题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2004年第4期）提出新的“抑商”概念，她认为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利用现代经济学原理来解释“抑商”所指的内容，却忽略了当时的学者和决策者是如何来认识抑末、抑商的。指出明清时期的人们把抑末、抑商看成是对商人收税，这是抑末、抑商的唯一所指，而且政府在征收商税的同时也很注意便商、恤商，保护商人的利益。因而作为向商人收税的抑商的政策确实贯穿于清代前期，而且实践证明这种政策是十分合理而正当的，因为税收是政府管理国家经济的必要手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抑商就是政府控制经商人数的手段。
其次，榷关管理。清代设关征税主要目的是获得财政收入，为保证稳定榷关税收，就要确定榷关额税，就包括正额的数量、盈余的考核。祁美琴在《关于清代榷关额税的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文中对此有专门的研究，认为“额税的确定始于明朝的钞关，清初清统治者在对明代钞关制度的继承中，不断调整有关政策，并随着对各关情况的熟悉，对一些重要的榷关的额税重新核定，这种情况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直在持续。”该文认为“盈余的出现不是税种、税则、税率的变化而引起的，而是由于过关货物的增多而带来的。即不是主观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尽管如此，清政府对于盈余银的认识还是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又到肯定的变化过程。”
在榷关的管理上，廖声丰《试论清代榷关的管理制度》（《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将政府对榷关的管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榷关官员的管理，二是对征税过程的管理，即严格稽查制度，三是对商人和商业行为保护，即整治榷关流通环境，保征商品流通。祁美琴在《关于清代榷关“差官”问题的考察》（《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分析专管官即监督的身份、品秩、铨选方式和兼管官即有关省份的督抚、将军及其委员的身份职责等规定与变化的梳理，对内务府官员与榷关监督关系等方面的分析，揭示清代榷关人事管理中的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邓亦兵的文章《清代前期税官的考核标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详细考察了税官的考核标准的变化，而这种量化的考核标准以及在执行中“从高原则”要求各关税银数量逐年增加,致使税官造假制假，虚增瞒报。而且强调硬指标而忽视了考核的软指标，达不到考核目的，反使税官贪污，国税短缺。廖声丰在《乾隆实施“一口通商”政策的原因——以清代前期海关税收的考察为中心》（《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第3期）文章中通过考察沿海四海关的征收税银数量在“一口通商”政策前后变化，认为实施这一政策是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和社会稳定；同时清代前期，国内远距离贸易的繁荣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和粤海关对外贸易上优势的承认，粤海关外贸税收较多，广州已经逐步成为清代前期中国的外贸中心，都是促成清政府由四口通商转向一口通商的重要原因。
再次，榷关个案。近十年里有多篇相关研究成果。涉及到芜湖关、凤阳关、淮安关。临清关、北新关等。陈联在《明清时期的芜湖榷关》（《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2000年第2期）文中认为芜湖关的设置是缘于明代中后期商品流通的发展，特别是长江东西向贸易的增长，以及芜湖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廖声丰的文章主要探讨了芜湖关的管理由中央专管到安徽巡抚监管，最后洋关、常关并存的局面，导致管理权的旁落，以探讨从一个全国第五的税关沦为管理沿江沿河的民船贸易，芜湖关向芜湖常关这一概念的转化，以及该关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转变而不断衰弱的历史命运。廖声丰在《试论清代前期凤阳关的管理制度》（《淮南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7期）文中考察了凤阳关，形成严格的税收报告制度和审计制度，以及完善的征税制度，使清代前期尤其是乾隆时期凤阳关的商品流通量不断增加，关税收入也稳定增长。范金民在《清代前期淮安关税收的盈绌原由》（《安徽史学》2007第1期）文中探讨了清代前期淮安关税收盈绌问题，归结为三点：海运兴盛的商品流通格局；青口豆船对渡刘河口影响淮安的过境商品；商品绕越影响淮关税额。黒\广菊在《明清时期临清钞关及其功能》（《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文中分析了临清关的管关人员的籍贯和活动，以及税关的设置给临清关城市建制及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此外，香坂昌纪在《清代的北新关与杭州》（《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哲学版》1998年1期）文中对北新关进行了研究，将北新关和杭州的周围水路状况与关口的分布结合在一起，揭示了关口的职能分工与地方的关系。

三、榷关与商品流通、区域经济

榷关与商品流通的研究，由于榷关大多设置在重要的交通运输路线，征收过往商品的商税，因而通过考察关税征收的商品种类及数量是否可以反映出商品流通趋向、区域间及区域内经济联系？范毅军在《走私、贪污、关税制度与明清国内货物流通税的征收——明清时代关税资料性质的检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辑上）一文中就这一问题作了回答，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明清时期关税史料正确性有多高，指出有四种因素最有可能扭曲关税所反映的长程贸易趋势，即货币购买力的变动，不同榷关对同样货物的重复征收以及对某些货物的免税政策，走私及税吏贪污舞弊，税制瑕疵导致榷关监督低报实际征收关税额。通过对上述因素的逐一分析，他认为可以通过税关来反映“长程贸易量在各区域间分布大小的相对关系，亦即在各区域间相对的集中程度，则关税的可用性，理应较用之以蠡测全国贸易发展的趋势与程度，更为有效才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代经济史研究中，当流通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时，榷关在商品流通中所起到的作用也随之受到重视，国内学者中如许檀、邓亦兵、廖声丰对国内不少榷关与商品流通的关系作了一系列详尽的研究。
　　运用榷关资料对运道商品流通量估计，特别是粮食流通量的估计，虽然不是直接研究榷关，不少学者是利用榷关档案来进行研究，但是学者有着不同的估算，产生估算不同是的原因在于是对粮食来源、去向及重复流通的考察的不同，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通过乾隆时期粮食免税，利用临清、淮安、浒墅三关榷关资料来折算出粮食的流通量，通过对各关流通粮食来源的考察，除去重复流通，估算清代运河粮食流通量大约在一千二、三百万石至二千万石。邓亦兵利用榷关资料分别对沿海和内河的粮食流通量作了估计，在《清代前期内陆粮食流通及其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文中对运河沿线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四关，长江沿线的夔关、芜湖关，淮河上的凤阳关等关税收，估计全国内河粮食流通量在6200万石。又在《清代前期沿海粮食运销及运量变化趋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首先考察了奉天、山东及南方沿海各省的粮食输出情况，再在山海关、天津关、山海关的税关税收量及变化趋势的统计上，估计出沿海的粮食量2050万石。此外，在各个案研究中，各作者也分别对各榷关流通的商品的数量进行了估计。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在考察榷关的主要商品流通的种类种类及来源去向，以此来探讨榷关与区域内、区域间的经济联系。目前笔者看到的相关研究的榷关有九江关、浒墅关、淮安关、赣关、芜湖关、山海关、凤阳关、太平关等。而其中做出成果最多的是许檀和廖声丰。
　　许檀在《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中对九江关的商品流通的种类、来源及去向进行了考察，认为随着长江中上游的经济的发展，九江对于长江沿线东西之间以及大庾岭商道与中原诸省南北之间的商品流通均起着重要的中转作用，成为长江沿线最重要的流通枢纽之一。在《清代中叶广东的太平关及其商品流通》（《历史档案》2005年第4期）的文章中，将太平关的盛衰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结合起来，即兴起于“独口通商”，衰落于“五口通商”。许檀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沿渤海湾港口的论文，其中《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清史论丛》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年）对山海关及各口的税收额进行了考察，通过研究认为锦州和牛庄在清前期是东北沿海贸易中最为繁盛的两个港口，随着东北地区的开发，牛庄即后来的“牛庄属没沟营”逐渐取代锦州成为东北最重要的海口，最迟在道光末或咸丰初成为东北沿海税收额的最高的海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营口被选为通商口岸是由于它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研究突破了以往近代史研究的观点。相同的还有对天津《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城市史研究》第 13—14，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的研究也突破了以往的认识。在《从北洋三口发展的历史脉络看中国近代化历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2005年第1期）总结道：通过对沿海一系列港口的考察，总结强调“经济的发展有其连续性，近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无疑渗入了外来势力的影响，但不能因此忽视中国传统经济内在的发展动力。认真考察通商口岸城市开埠之前的发展脉络，对我们深化关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廖声丰在其榷关研究中，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料的榷关史料，研究成果颇丰，涉及到榷关个案研究及长途商业管理。在个案研究中，在《清代赣关税收的变化与大庾岭商路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2001年第4期》）文中考察赣关的税收额的变化与“五口通商”，“独口通商”政策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揭示出大庾岭商道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说明大庾岭商道的盛衰对赣关税收影响非常大。但同时他也指出大庾岭商道在清代地位已不能同明代相比，对赣南以及江西的经济影响是有限的。也表明在清代中期以前，对外贸易在整个中国商业贸易体系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在《清代前期的芜湖榷关及其商品流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对芜湖关的考察芜湖关的流经商品种类及来源，指出芜湖关是长江沿线东、西之间以及江淮与中原地区南、北之间贸易形成一个商品流通起了重大的中转作用，促进了社会分工与地区间的贸易，成为长江沿线最重要的商品流通枢纽之一。在《清代前期凤阳榷关的征税制度与商品流通》（《淮南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7期）一文中探讨了凤阳关的设置，管理和主要商品流通。认为凤阳关的税收增加是由于风阳关地处的淮河中枢，成为河南、皖北与江浙地区商品贸易的集散地，而不是自己本身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乾嘉之后，河道的壅滞，凤阳关也随之衰落。关于浒墅关的研究，日本学者香坂昌纪的研究是奠基之作。廖声丰的研究则深入研究了浒墅关的商品流通和粮食流通，在《试述清代前期苏州浒墅关的商品流通》（《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和《试论乾嘉时期苏州浒墅关的粮食流通》（《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两篇文中进而揭示乾隆后期之后浒墅关商品流通减少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人口压力的增大；运输条件的恶化；地区粮价差的影响。并且认为嘉庆时期浒墅关粮食流通量的减少与苏州地区自然经济的程度增加有关，对这一地区商品化程度不宜高估。

四、近十年榷关研究的特点和展望

近十年来，榷关研究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一是榷关档案的大量利用，随着一史馆资料的整理，利用的档案的方便，利用榷关档案进行榷关研究收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二是，榷关研究与商品流通紧密联系起来，出现了大量的榷关个案研究。
随着研究成果的越来越多，有多篇关于榷关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出现，从事研究榷关的人员增多，以及档案资料利用程度越来越高，榷关研究应该有新的发展趋势。首先，可以从点的研究向线与面的研究转化，如沿长江、运河，沿海的“线”，经济区域或者行政区划内的若干榷关的“面”。其次，可以多视角研究榷关，诸如从制度变迁、环境与灾害、物价变化、货币比价、地方社会、国家与地方关系等角度来看榷关，且上面诸种角度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可以借鉴，将榷关置于国家大环境中，不孤立的研究榷关。最后，榷关是一个经济单元，也是一个社会单元，因为可以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来研究榷关，完善榷关研究的理论。

*笔者搜集到日本及港台学者的研究文章目录：香坂昌纪：《雍正年間の関制改革とその背景》，《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5，1992年；《清代にぉける大运河の的物资流通——乾隆年间、淮安关を中心として》《东北学院大学论集•历史地理学》第15号。《清代中期の杭州と商品流通--北新関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50-1，1991年；《清代における南新関と商品流通》，《松村润先生古稀记念清代史论丛》，汲古书院1994年；《清代の北新関と杭州》，《東北学院大学論集•歴史学地理学》22，1990年；《清代前期の関差弁銅制及び商人弁銅制について》《東北学院大学論集•歴史学地理学》11，1981年；《清代前期の沿岸貿易に関する一考察--特に雍正年間•福建•天津間に行われていたものについて》，《文化》35-1•2，1971年；《乾隆代前期における関税主穀税免除例について》，《文化》32-4，1969年；《清代における関税贏余銀両制定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学》14，1965年；《清代浒墅关の研究》Ⅰ、Ⅱ 、Ⅲ、 Ⅳ，《东北学院大学论集•历史学地理学》第3、5、13、14号。松浦章：《清代の揚州関について》，《関西大学文学論集》43-2，1993年；《清代九江常関と民船の航行》，《関西大学文学論集》42-3，1993年；《清代前期の海関監督について》，《関西大学文学論集》41-3，1992年；《清代蕪湖市場と民船――清代蕪湖海関前史》，《関西大学文学論集》40-2，1991年；《清代前期の浙江海関と海上貿易》，《史泉》85，1997年。滝野正二郎：《清代乾隆初期における常関制改革論議につい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29号，2001年；《清代淮安関の構成と機能につい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14号，1985年；《清代の鳳陽関をめぐる物資流通について――乾隆年間を中心に》，《和田博德教授古稀纪念：明清時代の法と国家》，汲古書院，1993年；《清代常関における包攬について》，《山口大学文学会誌》39，1988年；《清代乾隆年間の常関徴税額に関する一考察》，《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29，2001年。顾盼：《清初における広東省の商品流通─太平關の移動を中心として》，中国都市研究会，1992年；《明清時代広鹽の流通における太平關》国際東方学者会議創設四十週年紀念大会，1995年；則松彰文：《雍正期における米穀流通と米価変動 －蘇州と福建の連関を中心とし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14号，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