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庠文集（新增《道德的基础是科学》）

春秋遺民

周祖庠

男、汉族、湖北荆州籍贯、1949年5月25日生于贵州威宁、大学中文系本科文化、教授职称；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语言学会会员。
现任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汉语教授，漳州师范学院中华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         

一、已出版的专著：
1．《切韵韵图》（38万字） 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
    本书对1947年发现于故宫的唐•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从音韵上进行了全面校勘，出了校勘记。并将该书1423个小韵目及其反切全部纳入韵图（即“声韵调配合表”、“音节表”）中，对于读者了解《切韵》音系反切的面目和性质，“对学习音韵学及从事语音史研究的人都大有帮助”（周祖谟语），是音韵学通论的配套教材。
2．《原本玉篇零卷音韵》（39万字） 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本书对十九世纪末发现于日本的中国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原本残卷2300多个字头及其切语进行了全面校勘，整理出其音系。证明了其音系性质是西晋洛阳雅音南下后与吴语的结合体的金陵雅音，是齐梁时期中国南朝雅音的代表，也是当时中国雅音的代表。用事实证明了《切韵》音系是南北朝金陵、洛阳雅音的综合系统，并对《切韵》“重纽”、“重韵”等问题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认为《玉篇》无“重纽”、“重韵”，现行音韵学的等韵理论并不符合古代汉语的语音实际。
3．《篆隶万象名义研究》第一卷•上册（33万字）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本书对十九世纪初发现于日本的唐时日本著名高僧空海大师根据中国南朝梁顾野王《玉篇》原本编撰的字典《篆隶万象名义》全本从音韵上进行了全面校勘，整理出了一个完整的音系，以其证明了《切韵》音系的综合性质，并分别对“等”、“重韵”、“重纽”等一系列音韵学重大问题做出了符合语音实际的证明。提出现行音韵学理论及音韵学体系是建立在《切韵》综合音系基础之上，因而是脱离实际不可靠的；主张以原本《玉篇》音系为中古音的代表，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音韵学理论和新的音韵学体系。
4．《新著音韵学》（19万字）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年版                                             
    本书为音韵学新体系通论性专著。全书分为引论、音韵学基础知识、中古语音学、上古语音学、近古语音学、现代语音学共六章。中古音以早于《切韵》五十八年问世南朝梁顾野王原本《玉篇》音系为代表，音系切合古汉语实际，简单明了，无《广韵》复杂之声韵配合关系及诸如“等”、“重韵”、“重纽”等疑难问题。同时论证了《切韵》（《广韵》）音系的综合性和等韵理论以唐宋已经变化了的语音图解《切韵》综合音系的不可靠性；而仅将《切韵》音系作为综合理论审音与命名体系附录于中古音学后加以介绍。著者主张废除复杂难学不切实际的今音学和等韵学。在上古音方面也揭去了学者利用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强加于其上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帽子，恢复了其应有面目。本书对以往（一千四百年）暨现行音韵学体系来说是部正本清源之作、创新之作，为高校二十一世纪文科换代教材。
二、出版中的专著二部
1．《新著汉语语音简史》（28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
2．《古代汉语文字学初阶》（20万字）
三、待出版的专著六部
四、已发表的论文：
1．《现代汉语教材教法管窥（一）》（《六盘水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
2．《汉语中的一种修辞现象——同辞异用》（《六盘水教育》1985年第4期）
  3．《古汉语意动用法之再讨论》（《六盘水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
4．《威宁汉语方言调查报告》（连载）（《六盘水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期）
5．《从玉篇音看吴音、雅音》（中国语言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 1997年8月•庐山 刊《四川三峡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6．《从玉篇音看切韵音》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第七届国际音韵学研讨会论文1998年8月•长春 刊《语言研究》1998年增刊）
7．《建立新的音韵学体系刍议》（中国语言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 1999年8月•福州 刊《重庆三峡学院学报》1999年第四期）
8．《纯四等韵与三等韵的合一》（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第六届国际音韵学研讨会2000年8月•徐州 刊《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九十一届年会暨第六届国际音韵学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文化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2000年8月版）
9．《名义音与新音韵学体系》（《汉字文化》2001年第1期）
10．《“精庄归一”之再证明》（《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1．《从名义音看等韵理论》（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国际音韵学研讨会论文2002年8月•石家庄 刊《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 学苑出版社 2005年5月）
  12．《从名义音看“重纽”》（首届《韵镜》国际音韵学研讨会论文 2003年4月•合肥）
  13．《从名义音看“重韵”》（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第八届国际音韵学研讨会论文 2004年8月•汕头）
  14．《黄典诚先生韵学一窥》（《心香一瓣——黄典诚教授九十冥诞记念文集》 二十一世纪人文出版社 2004年11月）  
15．《我对“转注”字的理解》（《漳州师院学报》2005年第1期）
等十数篇。
五、开设课程：
本科：现代汉语、普通语言学、古代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学、汉语史、汉语言学史。
  硕士：音韵学、语音史、音韵学史、音韵学典籍导读、古文字学、文字学史、古汉字形义学、古汉字音义学、甲骨文学。

声明：本人获周祖庠教授授权代为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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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遺民

道德的基础是科学
                     
                        周祖 庠


乍看起来，科学和道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怎么就扯到一起去了呢？科学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而道德是上层建筑，是形而上。然而再想一想，这样说也有道理，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道德是不是由科学基础来决定的呢？
我们还是先看看“道德”一词的来源吧。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寂呵
寥呵，
独立而不垓，
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地母。
吾未知其名也，
字之曰：‘道’。”（《老子• 第二十五章》）①

可以说，这就是“道德”的“道”的最早来源。因此，“道”指的就是大自然也就是宇宙的本原规律。
在这规律下，万物应运而生，其中包括人类、人类社会：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
中气以为和。”（《老子• 第四十二章》）

那么“德”是什么呢？

“孔德之容，
惟道是从。” （《老子• 第二十一章》）
“道生之，
而德畜之，
物形之，
而器成之。
是以
万物尊道而贵德。”（《老子• 第五十一章》）

“德”就是“得”，就是应道而生的万事万物及其所应遵从的宇宙规律。包括人类社会的思想和言行。
可见，老子的道德观，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是唯物的——最大的唯物（这也是给那些说老子思想是反动的唯心论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基础，就是自然或宇宙本原规律以及人类所应该具有的顺应自然规律的思想、行为。
此后，孔子继承老子的观点，提出了：

“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

的主张。这里的“道”，指理想的社会和人格；“德”，则是指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人们应有的立身原则和行为准则。
客观地说，老子的道德观在先秦儒家文化中已经有所异化，后者之道不再立足于宇宙规律而变成了“儒家理想”。原因是儒家认为所面临的是一个“礼坏乐崩”的社会，因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所谓“三代大同”的理想。虽然如此，儒家之道德从本质上还是紧扣道家的，其核心就是“仁”、“义”二字。而“仁”、“义”，《老子》说：

“故
失道而后德，
失德而后仁，
失仁而后义，
失义而后礼。”（《第三十八章》）

可见儒家的“仁义”，是在道德本原丧失后的一种补救措施。
汉以后，老子、孔子的道德观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逐渐异化得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它的性质。儒术、谶纬学、玄学、理学、心学，这一条线，这里就不再一一评说了。
到了现代，人们则认为，道德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它是社会物质条件的反映，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可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不同的阶级也可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但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阶级的道德标准都是以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秩序为目的的。
这些都是阶级社会道德观的反映，与老子、孔子的道德观相比，终不是源而是流了。
老子的道德观实质上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万物因自然规律而产生，包括人类本身。因此，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顺应宇宙规律，借此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这就是中华民族上古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所以那种“战天斗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战胜大自然”。“世间第一个宝贵的东西是人，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论点，都是违反科学的，不道德的。它是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的一个怪胎。西方后工业化的结果，已经严重破坏生态，影响到万物的生存，包括人类自己；而我们大中华现在反而步西方这方面的后尘，舍本逐末，后果实在堪忧。针对这种形势，我们提出了“遵循自然规律，不但要保护动物（人类本身也是动物的一员）、植物一切生物，也保护非生物”的环保口号。即使是一草一木、一土一石我们都要加以爱护和珍惜，需知：地球是大宇宙中为数极少的最适宜万物生存、发展的家园，这资源是极其稀罕、有限的，这就是我们的“泛人道主义”。我们不欣赏“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的提法，因为这种提法是自私的、狭隘的、实用主义的、不可持续发展的。今天的人类，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地球上最大的祸水。
第二，人类是万物中最有灵气的、最高级的动物，它是大自然数亿万年进化的结晶，是天之骄子。作为人类，它是生物链上重要的一环，它是群居的产物；因而它除了自然性外还具有社会性。个人的一切既离不开大自然，也离不开人类社会群体；因此大自然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社会群体的利益也是个人的利益；所以必须尊崇人类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推动自然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正如《老子》所言：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这就是人类的进化史、人类的形成史。
由此看来，尊崇自然规律的、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就是有道德；否则，就是没有道德。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因此，诸如：“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之类言论，也很难说是符合道德标准的，因为从长远观点看，它破坏了人类社会的和谐。因此，人类除了维持自己的健康发展外，同时也应对地球乃至宇宙的正常运转作出最大的贡献。道理虽然如此，但事实并非如此。
进入阶级社会后，这个规律就逐渐被破坏了：

“天下之道，
其犹张弓者也：
高者抑之，
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补之。
故天之道，
损有余而益不足。
人之道，
则不然，
损不足而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九章》）

这就是几千年的剥削史，就是几千年的封建阶级道德的实质。也就是鲁迅先生在几千年文明史字里行间看到的两个字——“吃人”。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按理说，这两个方面都应有所改观了。但我们看到，资本的积累与高度集中，致使生态日益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各种危机频起。个人的占有性与生产及其产品的社会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它必然是短命的。
进入社会主义，按理说，我们应从过渡时期转入初级阶段，再由初级阶段转入“小康社会”（中级阶段），最后进入“大同社会”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老子、孔子的道德观应该得到澄清、逐步的恢复、发展直至最后实现。这就是大方向，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
但我们也看到，前三十年，道德由提倡“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道德最后演变为“现代封建迷信个人崇拜”的法西斯道德，对此，我们归罪于“左”倾冒进，归罪于“保守”没有“改革开放”，归罪于个人独裁。这三十年，我们也看到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了；但生态受到严重的破坏，国人的道德，也在几千年封建道德的水平线下急剧下滑，已经濒临深渊。这种道德的核心是：
为了个人的发财致富，我们打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旗号，不择手段。
几千年的传统道德被我们一古脑扫地出门了，新的“共产主义”道德的肥皂泡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破灭。在急剧而起的商品大潮中，道德空白的人们很快地就接受了几千年剥削阶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德观，并且史无前例地发展了，因为它们也要现代化。
为了发财致富，我们不惜大力破坏生态，浪费资源；
为了发财致富、享乐腐化，我们不惜手段，损人利己。
阜阳奶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各种道德丧尽、闻所未闻的事件层出不穷。三十年的资本私人占有速度，超过西方两百年。盛世之下，处处透露出的却是末世的表症。
对此，中央先后提出了“五讲四美”、“以德治国”、“八荣八耻”的口号，但其如杯水车薪，扼制不住道德急剧下滑的趋势；热潮过后，它最终成为了少数人的行为。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缺乏必要的土壤、气候。
我们现在的土壤、气候，是生产不道德思想、行为的温床。不道德的行为或人，在这温床里立竿见影，马上就会产生效益，捞取到种种好处。
而道德的行为或人，在这样的现实下，艰难竭蹶，感受到极大的痛苦。
这土壤是什么，就是封建残余与新兴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混血儿。
要清除它，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它，从组织上杜绝它；有破有立，知道应该立什么、破什么。然而，至今，我们没有明确这一点。
地球的事，社会的事，要靠人类自己来解决；中国的事，要靠中国人来解决。“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有数千年科学道德观的伟大中华先民的传人，我们理应在道德上走在世界前头，然而，我们没有，至今还在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自沉下潦，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惟一的希望，就在于提高国民之文化素质，让人们自我觉悟了。
最后，我们还是迻录老祖宗的一段话共勉吧：

“善建者，不拔；
善抱者，不脱；
子孙以祭祀，不绝。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修之于家，其德有余。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
修之于国，其德乃丰。
修之天下，其德乃博。”（《老子•第五十四章》）



                    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
                      于漳州孔子书院

春秋遺民

漢字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發明

             周祖 庠


判定一種文字的優劣與否，我們認為，這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更重要的還是一個實踐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條原則，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是有效的，當然也包括漢語言文字領域。面對偉大的實踐，任何理論都必須讓步。
判定一種文字的優劣與否，在實踐上有以下標準：
一、使用的人口眾多否？
二、使用歷史悠久否？
三、記載的典籍眾多否？
四、記載典籍的優秀成分眾多否？
漢字在前兩項中所占的絕對優勢，勿須再予強調。
即便是從甲骨文算起，漢字三千多年來，一脈相傳使用到今天，這在世界文字史上就是絕無僅有的，這本身就證明了它的優越性。
現代的英語文字，是三百年前誕生的。古英語及其文字，三百年前就成了死亡的語言和文字，而古漢字卻一直生存發展到今天。世界上如今依然在使用着的文字，沒有再比漢字歷史更為悠久的了。
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唐蘭先生所論：

  “中國文字有五六千年的歷史，而且現在還活着，還在使用着。這
是文字史上沒有的。是什麼力量能使它有這麼長的壽命呢?如果它不能適
應中國語言的特點，不能適應每一個時代的需要，它能活到現在嗎?”①

真是說得太好了。
而漢字在後兩條中的地位，已有無數中西有識之士作過論述，我們於上節梁啟超的論述中也可見一斑。
八千年的世界人類文明史中，中國古漢字記載的典籍文獻在數量上、質量上超過其他所有國家和民族的總和！
漢字創造了表達豐富而優美的書面語言——漢語文學語言——漢語標準語。
這種語言，是在口語基礎上的文字再加工，一方面，它離不開漢語、漢字；離開了漢語、漢字，它就會衰亡。比如說，“拆字格”等很多修辭方式，就是建立在漢字基礎上的。另一方面，它一旦形成，就與口頭語言有了而且必須有一定的距離——否則就不叫文學語言了，但這種距離必須是在口語允許的範圍內。距離過大，就要調整，因此，才有“五•四”時期我們的“提倡白話文”。而且這種調整，也不是從現代才開始的，而是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中斷過的，如漢代的樂府、唐代古文運動、變文傳奇、宋代的詞和話本、元代的散曲、明清的白話小說等等，都是這方面的產物。
因此，一方面，消滅文言文的主張，自有其片面性：一者，它實際上等於在扼殺白話文，因為白話文就是在文言文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並且還要不斷地從文言文的體內吸取營養來豐富壯大自己的；消滅了文言文，也就等於斷絕了白話文的主要營養渠道，這近百年的實踐已證明了這一點——沒有古文修養的作家們大多詞語貧乏、語言無味。二者，文言文是在上古口語基礎上形成的書面語，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漢語典籍的絕大多數，都是以它作為載體的，消滅了它，也就等於消滅了中華民族唯一賴以自豪的幾千年的傳統典籍文化、精英文化，而這對於懂得古文或要學習古文成為文化層次較高的人來說，等於是取消了他們的學習權、欣賞權與繼承權、創新權，也就等於取消了中華民族典籍文化精英文化的傳承權，其結果就會使中華民族成為沒有根基的、文化低劣的落後民族，這近百年來的現實也昭示了這一點。

    白話記述，古時素來有的，《尚書》的詔誥全是當時的白話，
  漢代的手詔，差不多亦是當時的白話，《經》、《史》所載更多照
  實寫出的。
                —— 章太炎《國學概論》

另一方面，胡適等人提出的所謂“言文一致”主張，也有其片面性。針對文言文來說，我們固然要提倡白話文，但這白話文既有與白話一致的一方面，也同樣有通過文字加工與白話有一定距離的書面語——現代白話文學語言的另一方面。否則的話，白話文就可能永遠停留在一個粗疏淺薄的層次上，甚至還會墮落倒退。正如嚴復所說：

  “竊以為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意之音聲也。是故理之
精者不能載以粗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達以鄙倍之氣。”②

近百年的實踐，也證實了這一點。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事例：某一種語言和某一種文字在統一的國
家成立之前已把所有可能的競爭者都排擠出去了。”③

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史充分證明了這一論點。
因此，我們說：
漢字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國漢字書面語言，並數千年來傳承發展着這種語言，只是在近代停滯了；
漢字創造了中國漢字典籍精英文化，並數千年來傳承發展着這種文化，這種文化的歷史悠久和內容的博大精深，在世界上僅有的，只是在現代衰落了；
漢字對凝聚發展壯大中華民族作出了並繼續在作出偉大貢獻，中華民族之歷史悠久與人口眾多在世界上是惟一的。
國內一些少數民族也利用漢字創造了漢字式的少數民族方塊文字。如：
北方契丹大字、女真字、西夏字；
南方的壯字、字喃；
西南的瑤字、苗字。
一些少數民族則利用漢字改變為漢字式的少數民族字母文字。如：
北方的契丹小字；
南方的江永女書；
西南的彝文。
這些文字影響着他們文化的發展，但由於他們的文化背景，以及歷史上的原因，這些文字有的已經消失，有的處於消亡之中。
漢字對幅員遼闊差別巨大的漢語方言起到了任何其他文字都不可替代的統一作用，否則，以歐洲為例，中國便會像方言差別遠不如漢語的希臘語、拉丁語的國家一樣，由於使用了表音文字，因而文字不統一，成為導致分裂為若干小國的重要因素。
任何表音字母文字註定其生命都是不能長久的。因為任何語言的語音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着的，何況是作為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方言語音的差異本身就比較大，時間一長，表音字母文字不能適應這種變化，自然就失去了表音的作用而要求更生。而每一次文字的更新，都會影響到文化的繼承和發展；而方言表音文字的創製，更會成為導致國家民族分裂的因素，歐洲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現在，歐洲正謀求統一。政治、軍事、經濟的統一還好解決；而語言、文字、文化的統一，將是一段非常遙遠的過程。
而用象形表義符號來表義兼表音的漢字，就沒有這樣的致命弱點。一方面，象形文字的表義性、直觀性，可以讓它永遠跟着語言語義走；另一方面，用象形文字表音，雖然它所代表的音值是隱性的，不確切的，不像字母一樣類似一個音標；但恰恰是由於這一點，使漢字具有永恆的表音機制而生命永駐。語音的音值，對象形文字來說，好比是一個代數式字母的值，它是隨着時間、地點的變化而變化的。語言變了，方言變了，代數式字母的值變了，但代數式、代數式字母卻可以永遠不變。這就是漢字幾千年來能夠跨越時、空隧道而長期傳承下來的秘密。在這一點上說，它的確是萬能的。它不但不會影響語言的表達、文化的傳承，更不會造成民族的分裂；相反，它還在不斷地凝聚和壯大着中華民族，傳承和發展着中華民族文化，並且影響着周邊的民族、國家直至世界的文化。而代數式的字母與字母的值是有機聯繫在一起的，是有規律可循的。要瞭解代數式字母的值，只需瞭解漢語語音的演變規律即可。所以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的人，都能用自己差異巨大的方言方音準確無誤地識讀漢字，而無絲毫障礙。對此，著名的英國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說：

  “中國文字在中國的文化發展被地理重重障礙所分割的情況下，成
為中國文化統一的一個多麼有力的因素！”

美國學者費正清、賴肖爾也說過：

  “漢字本身有一種拼音文字沒有的活力。人們一旦學會漢字以後，
誰會忘記‘安’是一個女人呆在屋裏，‘明’是‘日’、‘月’的組
合？漢字本身似乎比其所要表達的口語詞義更為豐富，用法更微妙，這
就使漢字在散文和詩歌中的用詞簡潔生動，而這在我們的拼音文字中就
根本辦不到。

漢字還創造了世界上唯一的書法藝術。
“‘書’、‘畫’同源”，漢字形體的象形性使漢字書寫成為了一種特殊的繪畫藝術，這種繪畫藝術不僅要求肖其形，更重要是要講求傳其神，它傳達了作書人的思想品性、文化修養、精神境界，在這點上說，其難度又高於繪畫，因而千百年來漢字的書法創作與欣賞成為文化人所鍾愛、追求的一種精神食糧，以致中華經典文化（包括書畫藝術）有“毛筆文化”之稱，這是其他國家和民族所沒有的。
漢字對開發兒童智力也是功不可沒的。
現代自然科學研究也證實了：漢字書寫形體的象形性及表義性、表音性，使漢字具有形碼、音碼、義碼三碼功能，它使文字具有了形象性、直觀性、邏輯性，能全面地開發兒童左右兩半大腦的潛力，因此為兒童所喜聞樂見，可以極大限度地發揮兒童的想像力，開發他們的智力，兒童無論是在形象思維或邏輯思維方面，其能力都會得到迅速提高，因之形成了“嬰幼兒科學識字教育”一種特殊的早期教育，這與西方表音文字僅有‘音碼’刺激的單調呆板的幾十個字母的無規則組合何啻天壤之別。
……。
所以世界著名的美籍華人語言學家趙元任才有這樣的說法：

  “漢語就其普遍性而言，跟世界各種語言相比，得分是很高的，它
可以和西方古代的拉丁語的地位相比，甚至高出拉丁語。”
  “漢語的文字系統，即使把簡化字考慮在內，當然是很不簡單的，
可是它在優美性尺度上的等級是很高的。”④

語言，是造就和養育人類和民族的家園；文字，是造就文明和文化的根本。漢語、漢字、漢典籍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瑰寶、世界的奇葩，受到了全世界有識之士的尊重與景仰。
因此，我們認為：
漢字是中華民族四大發明之外的又一偉大發明，其功績遠遠在四大發明之上。沒有漢字，就沒有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漢字典籍文化；沒有漢字典籍文化，也就沒有在這個意義上的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中華民族，關鍵在於復興漢字典籍文化。
四大發明中，造紙術和印刷術跟文字都有密切的關係。人們之所以重視造紙術與印刷術，認為它們是世界上兩項最偉大的發明，歸根結底還不是因為科學文化的主要傳承載體——文字資訊的傳播速度因此而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李約瑟就說過：

  “對於人類文化史來說，我想像不出能有比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
明更重要的題目。”

我們套用李先生的話來說：對於中國人來說，我們想像不出能有比漢字的發明更重要的題目！因為，哪里有發明新的傳載物和傳載技術偉大而被傳載的主要對象不偉大的道理？只不過是因為我們日處其中與它的關係太密切了，對於它太熟悉了而不能自覺它的偉大罷了——一旦失去才會意識到她的可貴。
語言文字的使用水準，是一個民族文化水準、文明水準的體現，而一個文明水準、文化水準低下的民族，是難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無論其經濟如何發達，國防如何強大。因此又哪里談得上民族的復興與崛起呢？當前，我國語言文字使用之混亂，水準之低下，已經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我們不能再對此漠然置之了。
我們要正確認識漢語漢字，熱愛漢語漢字，學習漢語漢字，正確使用漢語漢字。
我們要繼承偉大的漢字典籍文化遺產，將漢字典籍文化發揚光大。
現在，世界上正掀起一股漢語熱、漢字熱、漢學熱、漢文化熱。
李約瑟也曾說過，漢字是一種奇妙的文字，由漢字記錄下來的語言是詩一般的語言，讀到漢文的感覺就像夏日游泳一樣，使人無限愉快。西人如此看待我漢字，看待我漢字文化，中華民族子孫為何反而要為此自慚呢？為何反而要將其掃地出門呢？
作為一個中國人，特別是作為一個文科工作者，在漢字問題上我們要勇敢地挺起胸膛來，要為我們中華民族有如此優美的語言而驕傲，有如此優秀的文字而驕傲，有如此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典籍文化而驕傲！要去掉一切對漢語、漢字、漢字經典文化的錯誤認識，要徹底消除過去強加給漢語、漢字及漢字典籍文化身上的一切罪名而造成的原罪感、自卑感。中華民族已經站起來了，而且也在強壯和富裕起來了，但是，過去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和極“左”思潮強加在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讀書人）精神上的枷鎖，並沒有完全徹底清除，對待漢語、漢字、漢典籍文化錯誤理論即其重要一環。
漢字當然仍需不斷改革，但絕不是走拼音化的道路。並且這種改革，從漢字誕生之日起，就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它必須是符合漢語漢字本身規律的改革，是不影響表達與理解漢字機制下的合理簡化與規範化。
學習漢字，我們不僅要掌握好現代漢字，而且還要讀懂古代漢字，至少對於研究文史哲、研究古籍、傳承傳統典籍文化的人們來說，必須是這樣。

注：
  ① 唐蘭：《中國語文通訊》1978年第3期。
  ② 王樲主編《嚴復集•與梁啟超書（二）》 中華書局 1986。
  ③ 湯因比《歷史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④ 趙元任《談談漢語這個符號系統》（《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拓和
發展——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


（本文原刊于《古漢字形音義學》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9年版）

春秋遺民

道德是没有历史的

周 祖庠


道德是没有历史的，就像文学一样。我这里说的历史，不是指它们本身演变的具体历史过程，而是指道德并不一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往上提高，后代的道德水准不一定就比前代高尚。
“道德”作为一个双音节合成词，其来源于单音节“道”、“德”二词。“道”、“德二词，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卷二下•辵部》）
“德升也。从彳，㥁声。”（《卷二下•彳部》）

  “道”字应为从辵，首声；指行走的道路。德字的“升也”，古即“登也”；而“登也”即“得也”；这叫“阳入互注”法，因而德字的意义应是“登陟而获者”。看来，二字的本义均非我们所指的“道德”。我们所说的“道德”，是在它们引申义基础上合成出的一个新义。这引申义，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得到最好的阐述。
  据我们对《道德经》的理解：道，当指宇宙本原规律，它含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规律；德，则指的是在这种规律面前，人们应该具备的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行为，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因此，“道德”一词，实际上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二是指人们（与之相适应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行为。然而，“道德”一词发展演变到现在，人们似乎只看到后者并且后者的范畴也大大缩小了。
  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观，人类社会已经历了四个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必将发展为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社会。而每进入一个阶段，都是一种进步；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更是一种飞跃。
  在中国，有一种理论也随之而来，就是认为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文化，其本质必然是由社会形态所决定的。即：封建社会的文化，必然是封建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必然是资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所以，才有“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才有对“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度的“孔老二”的批判。直到现在，不是还有人声称：“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就是封建专制文化”吗？
  文化的核心，是道德，道德决定了文化的本质。我们提出了道德是没有历史的，也就决定了，文化也是没有历史的。
  中华民族最早的历史，是所谓的“三代”。这三代，是中华民族先民称之为“大同”的时代。据《礼记•礼运》篇，孔子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尧舜禹三代“大同”时期，即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期。尧舜禹作为那时的部落联盟酋长，是民众推举出来的；他们的传承，实行的是禅让制。到夏以后，私有制产生了，承继制也随之变成了世袭制，社会自此进入了有剥削、有压迫的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但我们看到，夏商周后三代的精英们如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等人虽处于奴隶社会，但他们并未完全摒弃老三代的道德观念（“德治”思想），而在相当程度上将其继承了下来，开创了此后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乐道的“礼制”时代的“小康”社会。所以，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及其道德（被后代称为“儒家理想”），并不是彻底消失了，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或强或弱的保持着，与新兴的剥削阶级思想长期共存，而不管后者愿意不愿意，一直到最后整个漫长的过渡时期结束。并且，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约束着历代的统治者，统治者一旦要摆脱它的束缚，就会像殷纣王、隋炀帝那样，招致天下的反对。它的宿主就是被压迫阶级以及统治阶级中的明智者，如周公、老子、孔子之类。正因为它的力量，中国一直没有发展成像中世纪罗马帝国那样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也没有发展成为像二战时期德国、日本那样凶残的法西斯蒂军国主义国家；而历代侵略中国的异族入主者，最终都被这种复合的“儒家”文化所同化。
春秋战国时期，包括后来的“暴秦”时期，是所谓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并且封建社会最后确立的阶段。这个时期，生产力向前发展了，但道德却堕落了：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①

从而造成了“礼坏乐崩”的局面，所以才有孔子终身为之奋斗的“克己复礼”。“克己复礼”的实质，就是想要在“阶级社会”里创建一个含有较多“大同”因素的“小康”社会。因此，文革中出现的、直到现在还有人津津乐道的那“孔夫子的‘克己复礼’是复辟奴隶主义”说法，不过是一种肤浅的教条。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必须认识到：道德是没有历史的，它的发展，不是和生产力的发展并驾齐驱的。同时，它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也绝不能在两者之间划一等号。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大同”思想，包括道家、儒家以及后来引进的佛家等文化中的这类成分，在历代统治者及其卫道者那里，都被严重地歪曲着，以为维持、巩固其统治地位、既得利益服务。因此，才有后来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 的反封建创举。鲁迅先生在其《论现代的孔夫子》一文中剖析得清清楚楚。这“孔家店”就是汉初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所创立的“孔家店”，和春秋末期为新兴的封建统治者所不愿意接纳的孔子原创儒家文化背道而驰的“孔家店”。但令人伤感的是，这一运动最后却向极“左”的方向发展，成为反对孔子原创儒家思想甚至于包括三代“大同”思想等等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大革命”，“革命”理论基础就是“封建社会的文化，必然是封建文化！”必需予以横扫，以建立“共产主义”文化。而这种“革命”的本质，恰恰就是封建专制政治及其文化在新的时期披着“革命”（“大同理想”）的外衣改头换面的、垂死的挣扎。
因此，这里，我们可以剥用列宁的一句话说：封建主义的僵尸，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垮台而被我们拖出去彻底埋葬，它正在我们身边腐烂，毒害着我们的心灵，并且一有机会就可能借尸还魂。
  四千年的实践说明了，道德是没有历史的！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近百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按理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最后将消灭阶级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阶段，生产力高速发展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了；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却看到，道德在空前堕落，文化也在空前衰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大幅度丧失；低层次文化、垃圾文化泛滥流行；新的社会主义“小康”文化乃至“大同”文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建立和开始建立。人们渴望传统美德的回归，渴望高雅文化的产生与普及，这也就是今天人们大力提倡在少年儿童中诵读国学经典，国学热出现了之根本原因。
                    

                           2008年10月10日
                            于漳州白鹭园
                           

注：
①《礼记•礼运》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424bf10100f1y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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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遺民

寄语青年语言学工作者（一）
            ——《我与新音韵学》姊妹篇

              周 祖 庠
这里，把我几十年的学习、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心得，提供给青年语言学工作者参考。

            一、要有正确的治学观

为什么而治学，这是我们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很多学人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或为金钱所驱使，或为权力所左右，或为名誉所引诱，其种种表现不一而足；归根结底，这是个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说起来已经是个老问题了，由于过去我们对它采取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封建个人崇拜发展到极端，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以来，似乎人们已不再相信和重视这个问题了；但我认为，这个问题跟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是回避不了的，是非常重要的。八十年代初期，针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这种现象，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最后一句就是：“问君哪能不相关？”表达的就是这个观点。
综观现在的学人，有为“稻粱”而治学的，有为评职称而治学的，也有为出名而治学的，也有为金钱而治学的，甚至有的是把学术当成从政的“敲门砖”。尽管目的各有不同，表现程度也不同，而且我们今天对它们的评价也和过去不尽相同了，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学人，以上提到这些都是不应该有的。这样的人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刻苦治学，但却难以长期坚持下去；因为他们的目的一旦达到，就会放弃治学；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利益，或遇到较大的困难，也会放弃治学，如不少改行进入外资企业或从政的博士生就是这样的，易中天先生实际上也属于这个范畴；有的人甚至为了一己之利而曲学阿世；有的人则是从根本上不愿治学，不过是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已。上面这几类人我把他们称作学术上的“临时同路人”，其为数并不少，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学界浮躁之风盛行，学术腐败现象瞩目皆是。有人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史无前例的商品大潮冲击所致，我也不否认与此有关，并且认为还与国家制定的一些政策不当有关，但我也同时认为，这些，都是起次要作用的客观因素，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主观原因：没有正确的人生观，或没有坚定不移的正确人生观，一遇到点风吹草动就可能经不起考验。而改革开放以来，不为名利所引诱，不为困难所屈服，孜孜不倦，甘于坐冷板凳并且已经作出了自己卓越贡献的也大有人在。
我是属于那种所谓“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幼年从家庭到学校、以至社会，受到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正统教育，卓娅和舒拉、古丽雅、保尔•柯察金、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等英雄的事迹鼓舞着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从小就立下了雄心壮志，长大要像他们那样，为国家、为人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不碌碌无为虚度此生。然而，这些都是没有经过检验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一些口号喊得震天响的领导和所谓的“先进”、“模范”们一样。少年时期的我，内心充满了阳光，认为自己赶上了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伟大时代了。殊不知到1962年，毛泽东主席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我才知道我不过是这个社会的“另类”。那是初中三年级时，有一次学校开大会动员毕业生响应祖国召唤，积极报名参加空军。我为报告所感动，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决定放弃将来要当著名科学家的愿望，去当一名像张积慧那样的英雄，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空而献身。于是第二天大清早就去报了名，当时还为自己这种积极响应祖国号召“降志”献身的精神而自豪。哪知第三天我还在等待通知参加体检时，就看见同学们已经体检回来了，而且向我投来一种异样的眼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因为我父母亲是“历史反革命”，所以我没有当兵的资格。在我自己的意识里，我平时各方面都表现不错；再加上学习成绩一直遥遥领先，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和学校的奖励，同学对我都很羡慕；而我自己还在不断加强政治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立场”。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现在一下竟变成这样，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一夜未眠，从此患上了习惯性失眠症。一段时期我曾想不通，我父母亲对我们从小灌输的就是热爱祖国、拥护革命、拥护新社会的思想，他们从医的精湛技术与敬业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学校搞政审、我平时填家庭出身时也问过父母，他们说是自由职业者、无党派民主人士。我填了以后，学校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什么。父亲还给我们谈到鲁迅、高尔基、冰莹等人及他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我曾问过他：“你思想这么进步，那时为什么不参加革命？”我还记得他当时沉重地摇了下头：“你还小，你不懂。”我当时以为是旧社会形势险恶，他有些为那时未能参加革命而遗憾，就不再追问。哪里又曾想到他们会是什么“历史反革命”？但我在他们身上怎么也看不出一点“反革命”的影子，我有的只是对他们的尊重。老实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有像我父母亲那样医德的医生了。文革以后，才知道这是冤案，他们早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但那时，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初中生，我却已像许多成年人一样，背上了“‘原罪’感”的沉重包袱。看见整天忙忙碌碌的父母亲，我也不忍心再将此事询问他们，而只是自己默默承受着，一下变得沉默寡言了。有的老师说我“少年老成”，有的老师说我“性格内向”，但我的确是“早熟”了，他们哪里知道我内心深处的东西。同学们私下议论我是“‘黑五类’子女”，班主任（这是一个初中毕业、富农出身、经常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女共产党员）也私下对同学说我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我一度陷入了失望，但最终还是自己重新振作了起来，下定决心要更加从严要求自己，改造自己。我阅读了大量的政治读物，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及下乡支农劳动，彻底放弃了个人成名成家的思想，决心高中毕业以后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当一个普通的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奋斗终身，将个人的前途融合于千千万万农民的前途里，可以说，那时是一身轻松了。
这一切都是在我身上默默发生的，同学们也完全不知道，可以说这个过程前后持续了一、两年。我自认为在还未成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自觉地完成了成人长期才能完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转变。这个过程，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是思想上最痛苦时期，但它成就了我一生的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相当多的人权欲急剧膨胀的情况下，我始终能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作法而没有犯大多数学生所犯的错误，并且及早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实质，退出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也未被升官发财等世俗思想所左右，在从政、经商两条康衢大道对我业已铺就的情况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治“小学”这座独木桥，走上了一条比常人所走的不知艰巨多少倍、而且不仅没有经济回报还不知道要付出多少代价的道路。我知道，对个人利益来说，这是一条极其不利的道路，但，别无选择。在艰苦的条件下，我终于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了。我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相信这句话：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从这个社会得到了什么，而是看他对这个社会贡献了什么。
当然，世界观的转变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在实践中巩固、调整与提高，但比较起转变之初来说，就不再是那么艰难了。我一直认为我的思想改造还没有到位，而不断地反省自己；哪知这几十年就我所接触到的原先认为觉悟远在我之上的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和所谓先进人物来说，实际上他们觉悟都远不如我，但我也未因此自满而停滞下来。我始终坚信这一点：活着一天，就要改造一天。
现在的社会对这个问题似乎是不再强调了，年轻人也就不过这一关了；但这一关却时时刻刻在考验着我们，大多数人治学没有多大成就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过好这一关。我常说，现阶段我们的治学，实际上就是表现为做人的较量，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讲目的，只讲效益的提法是错误的；用现在的话说，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正确处理个人眼前利益与人类长远利益的问题，我希望青年学人能自觉重视个人政治思想、品德上的修养，也就是重视古人提出的“正心、诚意”的问题，树立学术为国家、为民族、为泛人类（环保链）长远利益的观念，真正作到能为学术而献身。
这几十年，就我亲身的经历，也看到不少学人，他们的治学条件比我好得多：有老牌的本科生、研究生；有的比我聪明，有的比我刻苦，有的学识比我丰富；也有的单位条件比我所在的优越得多。其结果都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不能专心致治、持之以恒，不是为名利所诱惑，就是为困难所屈服。
我经常用《卖油翁》的例子来教育学生：一个人能几十年如一日地钻研一门学问，怎么会不出“绝活”呢？再笨的人也能作到。难就难在几十年能始终如一，不为其它所动，“贵在坚持”。只有作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取得成就。而要能持之以恒，唯有具备正确的治学观。
过去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专就这种提法来说，应该是对的——不仅知识分子要思想改造，任何人都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但是由于我们一来是采取了强制性的手段；二来是抱着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三来甚至是利用思想改造控制人、整人；四来是只改造别人，不改造自己，这就不对了。我们今天也提倡思想教育，但应该是正面的教育、引导，自觉的自我教育，而且教育的内容应该是爱国主义、泛人道主义，而不是仅限于某个人的思想，某个人的理论。由于我们的教育充满了空洞说教，再加上我们的体制存在着严重问题，现实中肆虐的种种歪风邪气，致使教育与现实脱节，口头上、书本上说的是一套，现实中时兴的又是另一套，所以我们的教育往往落空。社会上的种种不正之风如同巨大磁石，来得既实际、又有力，把许多青年人拉了过去，致使我们无法与之抗衡。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我们的教育已经失去了本来意义，是那么苍白、那么无力。剩下来的，只有靠青年人的自我觉悟了。


           二、要有远大的治学目标

学术的最终目的，是正确地认识世界，遵循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规律，推动社会的进步，以达到造福于泛人类（环保链）的目的。为此，治学者不仅应该有正确的方向，还应有远大的目标，二者是不可分离的。
我有一个宝贵的经验，那就是重视伟大人物的榜样作用。从童年起，我就喜爱看伟人的传记，以他们作为典范，用他们的事迹来激励自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如鲁迅、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文学家。到了中学以后，重点又转向罗蒙诺索夫、齐奥尔科夫斯基等科学家，特别是居里夫人对我的影响最大。
还记得是一九六二年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一个人在家里一边复习功课，一边看居里夫人的传记，当时身体虽然冷得不时发颤，但心里却有一股暖流在涌动，因为我正读到居里夫人在没有柴火取暖的严寒冬夜，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的情节。我想到我现在也是和她的这种情况一样时，内心就激动不已。这一情节我至今仍深深记得。所以几十年来，每每遇到困难，我就用他们的事迹来鞭策自己、教育自己，给我增添坚持下去的力量。比如有时我想到我面临如此种种困难，不能过常人的生活，一直孜孜不倦坚持从事专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不但待遇比一般人少：分房、调薪、评职称、立项、奖励，都没有我的事；而且即便在经济上，也比别人的付出多得多：买书要钱，出书要钱（光出书就花了八、九万元），致使负债累累，一直过着比同行清苦得多的生活。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我确立了以学术为人类服务这一崇高目标，就该不如常人吗？实在是不平得很！
但这时，我又想起了居里夫人：她发明了爱克斯光机，不但没有为自己申请专利，将成果公诸于世，还自己出钱大量购买捐献并且亲自上前线为伤病员透视，而自己依然过着俭朴的生活。用她的事迹来教育自己：伟人尚且如此，何况我等这样的小老百姓。这一切困难都是对我献身精神的考验，否则什么叫献身；从而去掉了不平心理。焦裕禄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的确是这样。只有具有伟大的目标，才会产生伟大的动力。专业确定以来，我又喜爱看一些卓有成就的学者的传记，如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的等，从中汲取教益与力量。
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追星，但追的大多是影视歌唱界的二流、三流的星，反映他们思想的不成熟、知识的贫乏、没有雄心壮志，这也是时代使然，这就是过去的极“左”政策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后遗症。我想，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现代年青人追的也是我们青少年时期所追的“星”时，中国就有希望了。我听说有这么一件事情：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从香港到上海，下飞机时，看见一群人手执鲜花向前奔来，他以为是来欢迎他的。哪知这群人走到他身前时，却像没有看见他一样，而到他身后去迎接一名香港三流歌星。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手硬、两手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无冥冥之志者，无赫赫之功”。只有用一流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才有可能作出一流的成就。在此目标下，不管环境有多么恶劣，条件有多么艰苦，也绝不会动摇我们的信念。
我始终牢记这样的古训：“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所以我治学，都是以最优秀的学者为目标，如章太炎、黄侃等，并力求超过他们，哪怕仅仅是在某一方面。“争作第一，不作第二”。
而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给年青人带来的却是短视与功利，使之难以树立改造世界的远大志向，只能屈从于现实。比如研究生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这一政策。我们现在的研究生，由于小学、中学、大学应该学的基础知识均没有到位，实际上难以进入研究阶段，至少前一年半必需用来打好基础。结果由于要求发表论文，学生一进校就要考虑怎样写论文，又怎么可能专心致志打基础呢？而基础打不好，论文又怎么可能写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好想其它办法了。结果一篇论文炮制出来了，又要想办法发表。中国的研究生这么多，要发表论文的人这么多，而核心期刊又这么少，无异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要发表，也只能想其他的办法。所以学生不仅学位论文写不好，连基础也打不好；更重要的是，可能还把人品、学风都搞坏了。这样的学生出来以后又怎么可能作出优异的成绩呢？不知道这样的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至于说职称评定的政策、大学生的外语政策、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策等等，那更用不着说了。我不明白这些明显存在着严重问题的政策，究竟是些什么人制定的？
现实环境使人们变得功利起来，所谓“现实”起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现在的年青人，已经没有过去读书人的那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优秀传统了。他们学习出来，不是改造社会，推动历史的进步；而是在没有学成以前，已经被社会的不正之风所捊虏了。我教了几十年的书，竟培养不出一个学生来：在学校里费尽心血的重点培养，结果一进入社会就被吞没了，根本原因就是学生缺乏远大理想，无力与世俗抗衡。“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者，不随以止也。”我希望青年学人能将中学所学过的王安石这句话与自己的实践结合起来，树立远大的目标，在任何情况下，能坚持自己的专业，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一种神圣责任；须知，仅有自然科学的发达，仅有经济的发达，而没有国学的复兴，最终是没有民族复兴的。
三、要打好宽厚的治学基础


过去的教育是强调全面打好基础，这里面除了做人的基础，还有做学问的基础。要做好学问,首先得做好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三字经》所谓：“有余力，则学文”，指的就是这个道理。做人的基础我主要谈以上两点，下面再谈谈做学问的基础。
1．自然科学基础
过去，我在学校学习时一直没有偏过科，现在，依然在尽量涉猎各个方面的知识，只不过是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对其余的只是了解而不加研究而已。我父母亲都是医生，一直用科学的观念来教育我们，强调文史哲、数理化都是基础，一定要全面学习好；同时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等等。我从小即有很强的求知欲，往往是学校的课程事先就预习掌握了，课堂教学吃不饱，主要靠在课外阅读大量的书籍、杂志，可以说哪一个方面的知识我都有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小杂家”。小学时我曾想当一个走文学道路的政治家；初中以后就转向理科，曾想过将来当天文学家、地理学家、物理学家等。还想超过牛顿（那时还没有接触到爱因斯坦、玻尔等）。由于意识到数学是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基础，初三以前我就自修完了高中数学课程而开始自学大学数学如微积分等（那时，这些知识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下放到中学来）。我从小就喜欢把平时的零花钱存起来买书，我购买的这类书籍，至今还保存着。表面看来，我此前走的是一条弯路，由文学到物理学而后语言学，因为最后确定语言学目标时，已经是一九七三年了，那时我已二十五岁，比苏老泉仅小三岁。但此前这些爱好，却为我治语言学打下了宽广的基础，不但能使我治学严谨，并且培养了我的科学精神和眼界。数、理、化中严密的逻辑，严格的推理等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我非常有用；因为语言学不是文学，不是靠形象思维说话的，不是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就能解决问题的；它是一种特殊的人文、社会现象，它既有人文的一面，又有自然科学生理学、物理学的一面，所以，它离不开自然科学基础；而这一点，现代很多学人是忽略了。一些原先从事理科的，如搞心理学的陆志韦先生，搞建筑学的史存直先生，一旦转到语言学上来，都作出了卓越的成就，与此不无关系。因为他们不仅有科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养成了科学的态度，具有了科学精神。“五•四”时期高举的“德”、“赛”二先生旗帜，至今还没有延请到位；封建残余，还时时在我们身边作祟；所以中国的社会科学，人为性非常重，以至如今腐败猖獗。但我们个人可以率先把二先生请到自己身边来，努力创造条件，尽量作到以科学和事实说话、以真理为转移而不考虑其它。
2.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我初中时即认真钻研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马、恩、列的《反杜林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哲学笔记》等哲学著作，基本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以后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对它们的掌握与运用日臻成熟。由于我的专业主要是研究历史语言，更经常需要运用这些思想和方法作为指导。不管是在自学中、选题中、研究中，我都深受其益。比如自学中，就要考虑主、客观的统一，正确选择自己的研究专业和方向；选题中，就必须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找出关键课题；研究中，既要有历史唯物的观点，又要有辩证、发展的观点，还要有实践的观点，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得出合理的结论。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仅是可以用来治学，还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人生。过去由于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采取强迫的手段，仿照苏联，采用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造成了人们的误解，以为那就是马列主义因而今天并不怎么重视；但真正的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却是每个学者回避不了的必修课。我们既不能以今律古，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也绝不能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时，与中国的具体语言实际相脱离，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我们过去曾犯过照搬西方理论及其模式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语言学上，我们同样犯过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照套汉语的错误。不同的是，前者已得到了局部的批判与纠正，而我们在语言学上所犯的错误，至今还未被认识而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研究。要避免这类问题，是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3．文史哲（“经学”）基础
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说。什么是独上高楼，那就是了解本专业学术领域的状况，必须比别人更全面深入，否则是难以作到“登高望远”的。不能登高，则不能望远；不能望远，就不可能深入；这就是当前人们争论不休的通识与专精关系的辩证法，也就是广博与专深的关系，二者是相互成就的。登高望远，对于我们搞语言学的人具体有两方面所指：
一是不仅要深入钻研语言文字学（“小学”），还要有深厚的文、史、哲（“经学”）根底，因为经学既是我们语言研究的材料，也是我们的研究检验、服务的对象。不熟悉经学，我们的研究就不可能得心应手。我经常对学生强调：“文史哲不分家”，“治语先治文”，“治文先治史”，向学生提出治学“十字诀”的要求：“形、音、义；文、史、哲；古、今、中、外”，都是为了使学生具备完整的知识结构。但是由于我们的现行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学生在小学、中学、大学很多该学的基础知识没有到位，不该学的、无用的知识却学了不少，爱默生说过：懂得少量真正好的而有用的东西，胜过懂得非常多的平庸而无用的东西。应试教育、外语政策等严重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基础，而到大三或研究生阶段依然按过去的惯例分方向，结果就是本科或研究生阶段专业基础还没有打好，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又不能自觉地沉潜下去，用十年乃至二十年功夫充实、融会、贯通，而是为了评职称甚至为了出名等目的撰写论文，结果就是煮夹生饭，有的甚至于是剽窃，最终，造成了现在的学术论著大多数是垃圾的现象。
这些基础，不仅仅用于治学，亦用于做人，而且首先用于做人。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离不开科学，离不开哲学，离不开史学，也离不开文学，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如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于人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潜移默化作用是巨大的，我少年时期即深受其影响；可以说，我的理想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虽然此后，这一理想主义经常使我碰得头破血流，寸步难行，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后悔；因为我认为这不是她的错，而是我没有将她与现实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使我清醒地意识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真正懂得《国际歌》里面所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上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美好的理想要靠我们每个人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才能实现，而不是什么“大救星”一夜之间就会带领我们走进天堂。否则，我就不可能在艰苦的条件下，数十年如一日，取得今天的成绩。现在的年青人，则是大“现实”了。缺乏远大的理想，实际上是很可悲的。
至于历史对人的影响，那就更明显了。培根论学的名言“史学使人明智”，大家都会背诵，可是真正懂得它并且用它来警戒我们人生的人又有多少？重蹈前人覆辙者于今为厉，厉之又厉！
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造反派掀起武斗高潮的形势下，对于我这个中学生中的“头号反革命”来说，很多人私下认为我过不了这一关啦，然而，我却在九死一生的绝境中奇迹般地过来了，原因就是我所学的历史知识和哲学知识起了作用。
文化大革命使我深深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其实并没有超越过去的历史规律，让我学会了站在世界历史长河的高度上看待种种社会现实，看待自己，从而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改革开放，我也清楚的知道，它同样地也并没有超越社会发展的大历史规律，而避免了千千万万读书人所走上的连古代清醒的读书人都不会走的歧路。
以上所说的这些，实际上就是个“知行合一”的问题，现在的年青人，很多不善于吸取历史上有益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营养：正确的理论、历史的教训，不能用于指导自己的宝贵生命实践，而将它们束之高阁。不明白：“读圣贤书”是要“见贤思齐”的道理，拒绝丰富的精神营养，反而自以为聪明：对于一些世俗有害的东西，却吸收得很快，过于看重眼前的短浅利益，缺乏长远眼光。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很可怜的，因为它只能损坏自己机体的健康，最终贻误自己宝贵的人生。
4．语言文字学（“小学”）基础
另一个方面所指是，即便在本专业内，也要强调全面发展。现在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工作者对自己的知识基础，有的甚至狭窄到仅为三级学科。比如搞文字学的，就不懂音韵学、训诂学；搞语法的就不懂音韵、文字；搞音韵的不懂文字、语法；搞现代的不知道古代；搞魏晋的不知道先秦等等,这种状况对治学是相当不利的。我们业已看到，目前在本专业方向上的一些“著名”学者，实际上并没有作出什么超越前人的成果，只不过是“世无英雄”而已，其原因就是知识结构不健全。因为这些知识都是相互交叉、相互支撑的；缺乏其它相应的知识，则不能全面地掌握好本专业知识。那种单科直线独进的方式，虽然乍看起来是个捷径，收效甚快，但就像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如果没有巨大的三角形底柱作支撑，而仅仅是细细的一条直线，请问：这条直线能树得起来吗？能树这么高吗？能长期地树下去吗？
要全面打好知识基础，非得从小抓起，而这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根本作不到的。因此，我们必须大大加强古代经典的自修，从两岁就开始诵读《三字经》等启蒙读物。这方面，可以参考拙文《在青少年文科教育中应该大力提倡骆驼进食式教学法——旧式诵读法》。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虽然我们把应有的知识结构比作基础，但这基础和造房的基础毕竟不是一回事。造房的基础必需一次打好，一旦开始建房就不能再打了。而知识的基础在我们开始做研究后还可以再打。实际上，它也不可能一次就打好。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又会不断的加深与拓宽自己的基础。而基础加深、扩大了，又会反过来帮助我们的研究更深入地进行，形成良性互动。
就我自己来说，我的音韵学基础实际上就是在研究中打下的，就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我虽多年自学，但始终搞不明白音韵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决定对它进行研究以弄清楚它。最后终于通过研究掌握了它，才算是真正具有了基础。这一来二往就花去了我近二十年的时间，但我并不因此后悔，因为我具备了前人未具备的知识，也就使我具备了超越前人的条件，很多人看不到这里面的辩证关系。这一点读者可参考本文姊妹篇——《我与新音韵学》。
当然，我这里也不是说，没有基础就可以从事研究了。必要的基础还是需要事先打好的，对从事文科的人来说，这就是“小学”基础、目录学的基础等。在我看来，基础有两类，一类是专业教科书上的知识，这叫作必要的基础，或者叫基本知识，大概本科打的就是这种基础；第二类是该专业前人和今人所研究出的一切成果，这叫雄厚的基础，大概博士生应该具备的就这种基础了。有了后者，我们就可以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往前走了，那怕是只走出一步，都是自己的成就。遗憾的是，我们的现代学者，不管是本科生或研究生，都不愿打好自己的基础，就想走捷径，就想往前走了。结果，自己搞出来的东西，都在别人的圈圈里，制造文化垃圾而已。这实际上就是不愿站别人的肩膀上，而喜欢钻在别人脚底下，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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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遺民

周祖庠：漳州孔子書院經典文化講座叢書總序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一直是偉大的民族，中華民族文化以其歷史悠久、內容博大精深而為世界所景仰。中華民族文化中最為優秀的經典文化,是一種精英文化。

然而自明代中葉以後，中華民族文化與西方文藝復興文化、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文化相比，已經落伍了，成了一種衰落的文化。一八四零年的雅片戰爭，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以其船尖炮利，打開了閉關自守的中國大門，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又一次面臨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在這危急之秋，一批憂國憂民的先進之士，將目光投向了西方，力圖尋求西方先進的思想與科學技術，對我國社會制度及民族文化以改良，達到變法自強的目的。魏源、龔自珍、嚴複、康有為、孫中山等就是這樣的人。

在這中西方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文化碰撞之際，梳理我傳統文化與制度，拋棄其糟粕，繼承光大其精華（“整理國粹”），並對西方社會制度及文化作出公允評價，汲收其優秀成分為我所用（“拿來主義”），是我們應持的態度。這批志士仁人（包括林紓、黃侃、辜鴻銘、梅光迪、吳宓等人）是這樣作的。如果這種千年難逢的機遇能持續一段時期，一個如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局面就可能在東方地平線上出現，一種新的先進的中華民族文化就可能形成。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在西方列強的再次淩辱下，中華民族被迫發出了自己的吼聲，反帝，反封；要民主、要科學，奏響了世界最強音，掀開了自己現代化光輝的第一頁。

然而就像倒洗澡水也把自己的孩子一起倒出去一樣，新文化運動發起的人們在反封建的同時，也將以漢字為載體的傳統典籍精英文化列入“打倒”、“消滅”之例。“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呼聲，不但在斷送著“整理國粹”、繼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正確道路，也在斷送著吸收西方文化優秀成分，為我所用的“拿來主義”高明主張，因為一個沒有自己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有能力汲取並消化外來文化中的優秀成分的，充其量，也只能把外來文化中的低層部分甚至是垃圾搬來作為自己的文化。這樣作，實際上也是在斷送著新文化運動的自身，因為任何新的文化只能是在自己母體中孕育、誕生，並還需要不斷地汲取母體文化及外來文化中的養分來壯大發展自己。

我們也並不是不知道：要推翻一個延續了幾千年、根深柢固的封建制度，“不過正則不能矯枉”；因此，對於當時的人們，如陳獨秀、胡適、劉半農、錢玄同等人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了一些極“左”的口號，我們也能理解。但是，如果有人把這些“策略”性或“戰術”性的口號，也當成一種“政策”來實施，並且在運動已經發動起來後，特別是在我們的目的已經初步達到了之後，還在繼續強化並推行著這些極“左”的口號時，那就可怕了。事物就是這樣最終走向了它的反面。

“五•四”以後，隨著“國內革命戰爭”的展開，特別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抗戰爆發，民族戰爭、階級鬥爭已經成為主要矛盾，民主、科學、新文化建設的航船則已擱淺，給中華民族文化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後，由於美帝國主義等敵對勢力的顛覆、包圍政策，中國又一次被迫關上了大門。本來，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在家裏從事我們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可是，由於封建殘餘思想及極“左”思想作祟，再加上“冒進幼稚病”，我們既沒有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未竟之業，也不能承傳固有文化，甚至於不能汲取外來文化；相反，我們還在繼續地斷送著自己的優秀傳統文化。在這種態勢下，一種畸形的、與現代格格不入的文化——封建的甚至是法西斯蒂的個人崇拜文化、現代迷信文化孕育、誕生了，並迅速發展著，到了一九六六年開始的徹底埋葬傳統文化（“破‘四舊’”）的“文化大革命”，則把這種文化推向了極至。直到十年後，我們才等來了它的“壽終正寢”。

這的確是中國歷史上一場空前絕後的浩劫，以至我們在重新打開國門改革開放之際，已經是站在史無前例的“一窮二白”的起點上了。一窮，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二白，我們已經沒有自己的文化或文化低下，這是因為五十多年來，傳統文化沒有得到很好繼承而屢屢遭受殘酷地打擊，而“革命文化”又成為泡影。

“一窮”還好辦，因為長期在極左路線下遭遇貧困的人們，都懷有致富改善生活條件的強烈願望，所以三十年來，我們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由於這經濟的發展，是在一種文化空白或衰落的條件下進行的，上層建築不能跟經濟基礎協調發展，所以這種經濟往往表現出畸形，許許多多奇形怪狀的東西留下了深深的隱患。

“二白”呢，就難辦了。門窗雖然打開了，但對於一個文化空白或衰落的民族來說，能汲收的只能是外來文化中的底層，所以“迪斯科”、通俗歌曲，一夜之間，就在大陸流行，於今不衰。

八十年代後期，隨著西方學者對西方文化的檢討，他們之中的一些有識之士把眼光投向了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只有吸收東方“孔夫子”的思想，人類才能順利走向未來。國內有的學者也開始反思中國傳統文化。但對於一個文化空白或衰落的民族，特別是在封建殘餘和極左思想沒有得到很好的批判，而追求金錢、名利、享受之風又鋪天蓋地刮起來的情況下，這種反思，如同流星，瞬息即逝；如同投石于大海，沒有激起一點漣漪便被淹沒。而這不久，“余秋雨文化”卻走紅了大江南北。這種流行走紅的文化，說直白一點，不過是一種初級文化而已；客觀地說，這種文化對於當時的中國，不是沒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對於一個文化空白或衰落的民族，復興文化，當然應該從初級開始；它的走紅，是符合客觀規律的。問題是，這種文化隨之給製造者帶來的卻是大師級的盛名，我們的媒體,實際上也在把他們當成大師宣傳；再加上他們自己，儼然也是以一個大師的面貌出現。於是，文化不高，尚缺乏鑒別力的年輕人們，就把他的謬誤也當成真理，膚淺當成了高深，並成為他的粉絲海帶，也許這就是古代所說的“世無英雄，豎使小子成名”現象。——這就可怕了，因為魯迅先生說過：“（劉半農）確是淺。但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清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倘使裝的是爛泥。一時就看不出它的深淺來了。”時代（包括他們自己），把餘秋雨之類已攪渾了，人們已經看不出他的深淺清濁了。這幾年走紅的於丹等人，本質上也是這麼一回事。而這種文化普及的結果，就是浮躁文化、膚淺文化、虛假文化的氾濫。但我們相信，隨著人們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這些文化都會成為歷史上的瞬間過客。

難道歷史現在也真的到“世無英雄”的時代了嗎？不，真正的“英雄”甚至於大師依然殘存，雖然歷經百年憂患，在世的已經不多；但不是沒有，才讓“雨”啊，“丹”呀這些三流、四流文化來扮演一流的角色。如在“雨”走紅的時代，就有錢鐘書先生等無數人；“丹”走紅的時代，還有季羨林先生等無數人。但囿于時代文化條件的限制，大師們是不可能真正走出來的，因為文化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缺乏基本的土壤。如人們對錢鐘書的知名，就不是從他的《管錐篇》，而是從電視劇《圍城》，而《圍城》，不過是一位才子早年的稚嫩之作，何況真正看懂的人又有多少？而季羨林先生呢？也不過是從對他的宣傳上，而對他諸如《羅摩衍那》之類的譯、著，瞭解的又有幾人？其它一批勤勤懇懇而默默無聞的文化耕耘者就更用不著說了。

這裏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高層次的陽春白雪精英文化，不是走不出來，就是走出來曲高和寡；那麼，對於一個文化低下的社會來說，人們需要的當然是下里巴人了。

這話是對的，問題是，什麼是下里巴人？

“巴人能唱本鄉歌”，“高高山上一樹槐”，是下里巴人；“曲項向天歌”，“床前明月光”，是下里巴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也是下里巴人。但《文化苦旅》不是下里巴人，不過是高中寫作水平的習作；《<論語>心得》也不是下里巴人，不過是一個不合格的中文專業工作者學習古文的膚淺心得，其中謬誤不少，因為作者並不具備閱讀古文的基本知識和能力。而“下裏”、“巴人”的作者們卻是真正的專家，有的甚至是大家。

中華民族傳統經典文化，她事關民族文明程度，思想、道德、文化高度，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沒有中華民族典籍精英文化的復興，就沒有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復興中華民族文化必需從根本抓起。首先是要恢復到中華固有文化的至高點上，在一個低起點上起飛的文化，是騰飛不起來的。正如一個不入流的琴師，在他指導下的學生，是絕對演奏不出一流作品來的，因為基本功沒有打好。

三十年的改革，為我們打下了較好的經濟基礎，現在政治寬鬆，民生繁榮，民主、文明政治的建設進程，正在拉開。我們盼望這種形勢能繼續發展下去，這樣，到一定的時期，一個新的百家爭鳴的場景就可能會出現，雖然晚了一、兩百年。

但可能要遺憾的是，即使這種形勢能夠出現，我們已經沒有嚴複、蔡元培、魯迅那樣的人才，來成為爭鳴的主角了。現在網上一些人的“預演”，說明這種爭鳴即使出現，也是低層次的，至少不是高層次的。因此，我們現在要作的，就是為這個時侯的到來培養人才，這是當前教育之所急，我們目前的教育制度，已經無力完成這一艱巨任務。“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們首先要普及中華民族傳統典籍文化，只有在普及的基礎上我們的文化才能提高；但她決不是一種膚淺文化的普及，也不是一種引車買漿者文化的普及，而是一種優秀文化的普及，一種經典文化的普及，而且這種普及必需是在精英文化指導下進行的。

“要讀書，必須先識字。”這種普及必須從學習認識古漢字開始，必需從“人之初”之誦讀經典開始，老老實實地從“一”開始。兒童是這樣，成人也應該是這樣。一些人們，熱愛國學，但他們不願意從基礎作起，不願意從他們認為是枯燥乏味的基礎知識、即學好“小學”——古代漢語言文字之學——“文字”、“音韻”、“訓詁”學開始，即想徑直往國學本部——“經”（“文”、“史”、“哲”）學攀援，其結果是永遠也入不了門，遑論登堂入室呢？道理很簡單，國學典籍都是用古漢語撰寫、用古漢字記載下來的；古漢語、古漢字是和現代漢語、現代漢字有很大差別的語言文字，不搞清楚這種語言文字，又怎麼能讀得懂用這種語言文字寫成的典籍？正如不懂英文的人，怎麼可能讀得懂英文原著？僅靠譯著來研究莎士比亞、歌德，能夠深入嗎？我們不能重蹈富翁造三層樓的舊事了，惟有老老實實從基礎做起。

國學，是一種精英之學，不是什麼人都有資格對她品頭論足，進行演繹的。擺任何花架子都是無濟於事的，真實地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水平才是我們的根本出路。

立國之本，在於培養人才，只要我們能踏踏實實地坐下來培養人才，通過幾十年的努力，我們相信，中華民族在現代社會裏，一定能夠發揚自己的優秀傳統，創造出光輝燦爛的現代民族文化，重現古代文明之光，對世界文明建設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建設好自己的小康社會，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世界一起奔向大同。

這就是我們出版這套叢書的目的，也是我們籌建漳州孔子書院的目的。

這套叢書全為書院《經典文化講座》的講義。為了以上目的，我們嚴格遵守對經典原著“述而不作”的宗旨，力求儘量保留或恢復其本來面目。

2008&#8226;4&#8226;17—5&#8226;31
於漳州孔子書院


附：漳州孔子書院經典文化講座叢書目錄


第一緝（“小學”）

《古漢字學》
《音韻學》
《訓詁學》
《古漢字語音手冊》

第二緝（“經學”）

《周易》基礎
《尚書》基礎
《詩經》基礎
《老子》基礎
《論語》基礎
《禮記》基礎
《莊子》基礎
《荀子》基礎
《孟子》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