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奔星与湖南修业学校

wuxinhai0912

[blockquote]投稿胡适，《独立评论》长文介绍修业
1933年11月30日，正在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读一年级的吴奔星，读到《独立评论》第78期（1933年11月26日出版）上一篇有关湖南教育问题的文章，联想到自己北上之前，寄籍长沙读书、生活多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修业农校，次日即忍不住写下一篇介绍修业的文章，并写了一封信给《独立评论》的主编胡适寄去。这是“初生牛犊”吴奔星和当时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声名显赫的领军人物胡适的首次文字交往。在这里，不得不感谢黄山书社1995出版了由耿云志主编的多达42册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使得我们在吴奔星致信胡适76年之后能够首次窥得其信的全貌如下——
适之先生：
我住在长沙有十余年的历史，湖南教育的内幕颇为清悉。但是惟修业农校在我的脑海中的印象最深。我常感到修业所办的农科确是现代中国所最需要的一种教育。不过，这种感觉被遗忘了整整一年。昨天读了贵刊傅君湖南教育一瞥后，此种感觉又在脑中飘忽，故在匆忙中写成此文寄给贵刊。
先生明达，提倡教育，素不后人，能借我一席刊载吗？乞覆。敬请
撰安。
                    吴奔星谨启
                  11（应为12，海注）月1日
附寄邮票贰分，如不能刊登，请将原稿退还；如能刊登，亦请用此寄贵誌四本，xxxxxx（原文不清，海注）。又及
通讯处：和平门师范大学
12月10日，《独立评论》第80号出版，署名吴奔星的《介绍农民化的湖南修业学校》一文赫然在目。全文长达3000字。
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修业学校史略，指出修业是12名“富于革命思想之青年”于清光绪29年（1903年）“孕育”，迄今“已有整个的30年了”；修业1923年在离长沙城十里的新开铺正式“加办农科”，1927年“马日政变”曾导致学校一度停办，“仅设立一棉稻试验场”；1928年停办中学部，仅办农科，另有供学生“研究农村教育之用”的附属小学设在城内马王街。
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修业学则上的施教方针为“本校教学，采教学做合一之原则。而目标有二：（1）使学生获得有用之知能；（2）使学生自动研究，获得经济的学习方法”。针对修业学校地处偏僻的长沙郊区，文章表示如此“城市奢华气习，很少侵入进去；因此学生可以潜心地从事农学的研求。”
文章第三部分，吴奔星介绍修业的重点，主要涉及修业师生的学习和生活，堪称浓墨重彩，可圈点之处甚多。吴奔星写道：无论教职员和学生所穿的衣服，“全是用土布制的农人衣服”，“一年四季除了下雪及倾盆大雨外，你总看见他们的头上戴着蓑笠，身上穿着汉装卷起衣袖，两条腿比夏季各大城市的女郎的摩登，来得彻底，连鞋也没有。皮肤蕴藏着无限的泥土气。”至于伙食，师生和所雇农夫同等待遇，“一日三餐，每餐的菜，全是素的”；60岁的老校长彭国钧（教育家。湖南安化人。岳麓书院、长沙明德学堂毕业。1907年后，任长沙修业学堂堂长，长郡联立中学校长，武昌旅鄂湖南学校校长。1921年筹建修业农校，1923年修业学校农业部成立，1927年创办农学实科。1929年后任湖南私立修业农业学校、湖南修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校长至1949年。1949年参加湖南自救会，与唐生智等联名通电拥护和平解放。——海注）“恐怕一班教员及学生不能吃苦，便亲自与农夫吃饭”。在这一部分中，吴奔星还提到修业师生改良稻作的工作，“这种工作 ，他们从民国17年来起到今年止，没有停止过。在水稻方面，已得到了许多成绩，如‘小南粘’、‘谷儿子’、‘七十早’等10余种稻子，经过实验，定为优良品种。并由该校师生将这10几种稻子，分发到长沙附近；闻最近的将来，亦推广到全省各县”，并断言“我敢说湖南稻作之改良，实修业开其先河”。此外，从他的文章中，我们还得知，修业学校为每位学生分配四分之一亩耕地，有学生耕种，所得利润校方得三分之一以维持校务，学生本人得三分之二，可作三个月的伙食费，如此“不特养成学生的劳作精神，而且养成学生‘自食其力’的本能。”
吴奔星在介绍完修业之后呼吁：今后中国开办农业学校，应以修业学校为榜样，把学校办到农村，到田间从事实际研究，那才是中国所需要的农业教育。
《独立评论》介绍修业文章创造两个“第一”
湖南长沙修业学校创办于1903年，至《介绍农民化的湖南修业学校》一文发表，刚好30周年。这篇文章，创造了两个“第一”——从个人而言，它使当时吴奔星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第一次现身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论坛；对于创办30年的修业学校来说，则是第一次登上全国性的权威刊物在国人面前亮相。吴奔星文章对当时的修业学校介绍之详、篇幅之长、影响之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甚至“后无来者”。
私立金陵大学图书馆1933年编辑出版的《农业论文索引》（1858——1931）及1935年编辑出版的《农业论文索引续编》（1932年1月到1934年底），被称为“民国时期农业文献索引的典范” ，收录了从清咸丰8年（1858年）到民国23年（1934年）底之间76年来的中国境内出版的中西文杂志丛刊上的相关农学文章，中文索引多达43800余条，而介绍修业学校的仅吴奔星此文。在吴文发表2年之后，1935年《中学生》杂志第3期才在“各地学生生活通信”栏目中发表《介绍一个勤俭劳苦的学校：长沙修业农村师范》一文，仅1000字出头，篇幅不过吴文的三分之一。至于1941年《湖南教育》月刊第23期上发表的《私立修业高级农校概况》，不过是时任修业校长彭国钧1940年6月9日呈报教育当局的一份报告，以该校历史沿革及数据为主，发表在地方专业杂志，又恰逢抗战军兴的混乱时代，影响力相对有限。
1949年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国内报刊对修业学校的介绍，基本集中在宣传毛泽东、徐特立在修业从事革命活动的范围内，而修业学校的历史则被淡化、作用被低估，其主政者受到不公平待遇，甚至在肉体上被“消灭”。“文革”结束之后，拨乱反正，修业逐渐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对修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主政者彭国钧、彭先泽等均被平反昭雪，他们对湖南教育和农业所做的非凡历史贡献也得到应有的承认。至此，吴奔星当年所写的《介绍农民化的湖南修业学校》一文，也如同文物“出土”，不时为人提及。比如，政协长沙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编辑出版的《长沙郊区文史第3辑》，彭国钧哲嗣彭先河在《修业农校与彭国钧》一文中写道，“当时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杂志《独立评论》第八十期上，有专文介绍，说‘湖南水稻改良，修业开先河’”。政协长沙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主编出版的《长沙文史资料第5辑》所收录的朱茂怡的《彭国钧办学事略》一文，也记载有“当时有影响的北京《独立评论》曾称，‘湖南水稻改良，修业开先河’，赢得了社会重视。先后获得农矿部、建设厅及中英庚子赔款补助，学校得以增添图书、仪器，增辟农场”。至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沙》一书，在介绍《修业学校》时，则沿袭了上述说法：“当时北京《独立评论》称：‘湖南水稻改良，修业开先河’”○1。仇文农在《益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撰写的《彭国钧办学简述》一文中，同样记载有修业学校“在教学实践中又培育出水稻良种‘小南粘’等并加以推广。北京出版的《独立评论》誉为‘湖南水稻改良, 修业开先河。’”
文学和教育之路的起跑线
吴奔星介绍修业的文章，不仅面面俱到，甚至不乏细节，而且充满感情；他在致胡适信中也说：“我住在长沙有十余年的历史，湖南教育的内幕颇为清悉。但是惟修业农校在我的脑海中的印象最深。” 这些或多或少都在暗示，对于修业，吴奔星并非只是一个知晓内幕的旁观者，而是一个深浸其间的亲历者。如果阅读该文更仔细点，从此段文字中可看出端倪——

记得在民国18年的夏天，该校主事彭先泽（湖南安化人。民国8年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农科学习，从事水稻研究。留日期间，曾赴朝鲜考察水稻生产。民国16年回国，先后主持长沙修业学校农科，任湖南省建设厅农业技正、江苏淮阴农校教务主任。率学生培育水稻“修农”、“修农二号”、“粒谷早”、“淮农”等良种，以早熟、高产、抗逆性强而受欢迎。后潜心研究茶苗育种、茶树栽培、茶叶采制、茶农之组织及国际茶叶市场之出路等，著有《安化黑茶砖》、《茶叶概论》、《鄂南茶业》、《西北万里行》等书。被誉为“中国黑茶理论之父”。后被错误处决。——海注）赤着脚在田间工作，马路上进来了几个参观的人，走前的一个便向他喊道：“喂！请你找彭先泽先生带我们看看学校！”那人说完后，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他，他接了后，便说：“是我！”接着便邀着他们往办公室走去。

一个“记得”，让事实的本来面目如水落石出——这分明是作者对当年现场目击的回忆！
至于吴奔星当年为什么只是对胡适夸张地表示自己 “住在长沙有十余年的历史……惟修业农校在我的脑海中的印象最深”，而没有透露自己北上求学之前和修业的真实关系呢？他的初衷自然无法确证，但我们大抵可以推测：这里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介绍并推介自己的母校，无论是从作者行文还是从读者阅读来说，都会显得更为客观一些吧。
根据吴奔星后来的回忆，他在长沙寄籍的时间只有5年，而在此期间均在修业求学和教书。
1928年，吴奔星跟随在北平师大读书的大哥吴兰阶，从故乡安化来到省会长沙。他起初想投考一所当地知名的中学，但因为家境贫寒，无力负担高昂的学杂费用，只好托同乡关系进入安化人彭国钧执掌的修业农校，不但学费可以缓交，还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吴奔星进入修业，原本只想学到一技之长，未来生活可以温饱，孰料修业学校一名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语文老师，讲授古典文学十分生动活泼，一名英语老师，则善于把教英语和学习古典诗文结合起来，这下激活了吴奔星体内蛰伏的文学细胞，诱发了他的创作欲。1929年，吴奔星开始向长沙的《通俗日报》、《大公报》等报纸副刊投稿，几年下来，诗文累计有20多篇。而修业的岁月，竟成为吴奔星从事文学创作的起跑线。
长沙《大公报》1929年12月4日、5日两天，在第9版连载吴奔星署名“立华”的小说《回忆》，讲述一段令人唏嘘的爱情往事（一对产生朦胧爱情的青年男女，无法冲破旧礼教的牢笼），虽然文字现在看起来比较稚嫩，不过却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有期待婚姻自由、男女平权的意义。
再看《春日杂诗》5首，自然清新，鲜活可感，是吴奔星1932年4月写于长沙的，同年5月12日发表在长沙《通俗日报》第4版——
平地起风波，崎岖蜀道多；鹧鸪怜旅客，满口叫哥哥。/涓涓窗外雨，切切室中情；两者同融化，终宵梦不成。/春意阑珊矣，花飞傍水流；娇蜂不解意，苦苦恋枝头。/东风吹花开，复把花吹落；开落任私意，矛盾竟奚若。/花开令人喜，花谢令人哀；一开复一谢，多少鬓毛摧。
  1931年，因肺病吐血半盆而休学半年的吴奔星，从安化再次返回长沙，继续在修业的学业。学校了解到吴奔星在休学期间曾在家乡小学代课，就让他在附小代一个班的语文课，免除其田间劳作，这样一来有助他大病之后的恢复，二来可以补贴他的一些生活费。于是，成绩本来不错的吴奔星，向老教师学习了教学法，凡是短篇诗文，都要学生背诵、默写，自己也带头背诵并默写于黑板上，学生及家长认为这个青年老师讲课不错，使学生的手脑有了较多的活动，反应良好。结果，到了1932年夏天毕业时，修业学校就把吴奔星留作附小老师了。吴奔星后来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修业也可以说是肇端。
一生浓得化不开的修业情结  
吴奔星留任修业附小，既当语文教师又从事文学创作，如鱼得水，本以为这种快活的日子可以持续很久。孰不料，几个月后，三哥吴立湘要去北平考大学，鼓动他同行，颇出乎他的意料。当然，他心里也泛起涟漪。作为湖南人，吴奔星清楚地懂得，“出湖”（湖，指洞庭湖，意思就是走出湖南）即意味着志向高远，海阔天空，前途无量，这和他1928年跟着大哥从家乡安化到省会长沙来相比，诱惑更大了。当他终于下定决心，向学校辞职时，小学生不但集会挽留他，还派代表求见校长，至于校方也竭力挽留，使他一时进退两难，只好把三哥请到学校，与学生和校方见面，三哥承诺，弟弟此去北平考大学，如果考不上，立即回来认真教书；如果考上了，毕业后再回母校服务，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此反复诉说，情真意切，终于和学校达成四年后回母校服务的口头协议。吴奔星在60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他临行之前，“学生们送我礼物，有的甚至送钱，我因急于北上，一律婉谢。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领受孩子们的真心诚意。在他们面前，有流不干的眼泪。大一些的学生，还要我在语文课本上签名留念。”
1934年11月，吴奔星和三哥吴立湘抵达北平。三哥吴立湘准备报考北京大学英语系，而吴奔星想报考清华大学英语系。然而，已经从北师大英语系毕业并在太原作中学英语老师的大哥吴兰阶说：我们三兄弟都学外语，将来家乡有人死了，连作祭文、写挽联的都没有。大哥劝吴奔星考北师大国文学系，北师大文学院的国文学系师资力量雄厚，院长黎锦熙先生是湖南湘潭人，便于向他请教。吴奔星同意了，由于距离高考时间还有半年多时间，他先去北平南长街华北高级中学上了半年课，着重补习英语。高考揭榜，吴家两兄弟均如愿考上心仪的学校。当然，开心之余，也有犯愁的事情：家境贫穷，父亲无力支持，大哥也才工作，一时交不清两个弟弟的学杂费。后来吴立湘靠借贷交费上了大学；吴奔星上的是师范大学，学费虽免，但20块大洋的杂费是不能免除的，必须交了才能注册入学，结果由文学院长黎锦熙先生担保，暂缓交费，得以先报道上学。对此，吴奔星终生难以忘怀，半个世纪之后在北师大校庆100周年之际，还专门写文章回忆此事。
吴奔星和三哥吴立湘在北平读大学，经济上主要由大哥吴兰阶支持，生活尚能够勉强维持。不料，1934年初，大哥吴兰阶在一次回家乡的路上感染风寒，又遭遇庸医，不治身亡，这对于吴家兄弟二人来说，真好比大厦倾颓，顿时少了顶梁柱、主心骨，更少了经济来源，濒临失学的危险。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恰巧在此之前，吴奔星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介绍农民化的湖南修业学校》的文章，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在湖南教育界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颇有人人夸说修业之势，让修业学校的负责人非常高兴。由于吴奔星原本和修业学校有过大学毕业后回校教书的口头协议，修业校董决定垫付他大学4年的生活费，共计大洋200块，而条件很简单，就是毕业后回母校服务一个时期，以工资归还母校垫款。与此同时，三哥吴立湘则与远房舅父张自立联系，也得到了支援。这样一来，兄弟俩解决了后顾之忧，顺利度过了大学时代。
  吴奔星1937年7月从北师大毕业时，正逢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开始全面入侵中国。吴奔星在北师大的同学周怀球（周小舟）要到山西抗日大学，邀请他同去，但他因为要回长沙践约，为母校服务以偿还借款，只有婉言谢绝。当年7月18日，吴奔星离开北平，7月21日从南京转乘轮船南下，24日抵达武昌，去见正好在当地的修业学校校长彭国钧。彭校长看到学生能够遵守承诺，很高兴，派人为他买了去长沙的车票，并给他10块零用钱。吴奔星终于回到阔别近5年的母校，9月一开学，就开始教两个班的国文，以古文为主。但由于日寇日益南逼，长沙危在旦夕。1937年年底，吴奔星恋恋不舍地离开修业学校，应时任浙赣铁路联合公司理事会主任秘书张自立之邀，赴醴陵担任浙赣铁路巡回教育队队长，在铁路沿线宣传抗日救国，并解决铁路员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未能在修业服务期满并归还母校垫付的费用，成为他一生中莫大的遗憾。不过，对于吴奔星而言，修业学校不仅培养他走上文学和教育的道路，而且在经济上资助他完成了北师大的学业，可以说是恩重如山。他内心的修业情结，一辈子都浓得无法化开，正如他在北平读大学期间，所创作的诗作《我所思兮》（刊载于柳亚子先生哲嗣柳无忌主编的《人生与文学》杂志1935年第5期）中所吟诵的：

我所思兮在城南，/这儿我离开了童稚的摇篮。/厌弃海味慕山珍，/金桂飘香时节：盟白首，结永欢。
我所思兮在湘江，/江水指示了我的路向。/“天覆吾，地载吾，……”/要我乘风破浪！
我所思兮在麓山，/山里枫叶满山：/伊嘱我莫学它的凋残，/该学它的鲜红灿烂。
我所思兮在天心，/阁中翘首畅胸襟；/上帝频频指点：/要我把大自然来歌吟。○2

1903年创办的湖南长沙修业学校迄今已经106周年，它不但是湖南省最早的综合性学校之一，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学校创立之初，就是革命党人聚会的场所。关于徐特立老人断指血书的故事，版本较多，湖南日报2007年的一篇文章的记载，算是一说：1909年12月8日，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校董兼教师的徐特立在学校操场给学生讲演时事，痛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讲到悲愤激昂处，他跑到厨房拿来一把菜刀，当场砍掉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血书“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因流血不止，他当场晕倒。校长彭国钧怕传出去得罪清廷，便用徐特立的血，在一张白纸上另写了八个大字：“请开国会，断指送行”○3。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至于毛泽东，也曾在修业学校教书和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4月，从北京回到长沙的毛泽东，接受彭国钧校长的聘请，任教修业三个班的历史课，并在此工作了8个月，主编《湘江评论》，为修业学校留下令人瞩目的一页。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2009年3月23日初稿于南京
                    2009年5月25日改订

注释：
○1关于“湖南稻作之改良，实修业开其先河”，查有实据。其一，“国立中央大学概况” （东南大学档案）中“国立中央大学（1928－1937）与校外之合作事业”部分记载，该校1933年3月（民国廿二年三月）开始和湖南修业棉稻试验场共同进行改良稻作试验；其二，1934年《农报》第24期发表《湖南修业棉稻试验的一线——小南粘之简单性状及产量比较》，对修业培养的“小南粘”进行介绍，结论是“小南粘”成熟早、抗倒伏、抗病虫害能力优，产量也高于本地的品种“利谷早”；其三，1936年，国民政府《实业部公报》第290期发表部长吴鼎昌当年7月20日签发、农字5717号 “实业部指令”，也称“私立修业棉稻试验场近年对于稻作育种及推广，颇著成绩”。
○2此段为吴奔星诗作《我所思兮》的“中篇”，正是诗人回忆在长沙修业农校读书的生活。诗人自注说：“城南，指长沙城南一小村镇新开铺。修业农校开设于此；我曾就读其间。此地结识一乡村姑娘，余尝戏称之曰Beatrice。”按，Beatrice是但丁暗恋的女孩，因“神曲”而流芳百世，后成为“为他人祈福或使他人快乐的女孩”的代名词。
○3据伊杰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所撰《徐特立“ 断指血书” 事考》，徐特立所书应该还是“请开国会，断指送行”，这不仅符合当年的政治背景，也和徐特立革命历程中思想发展的轨迹合拍，无损徐的光辉形象。[/blockquote]


曾发表于《纵横》杂志第7期，但有删节。这是全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