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行《孫楷第》（附一點評注） [弁言] 前幾日購得張中行老先生的《負暄瑣話》、《續話》和《三話》叢書。 張老先生的文章， 我的感覺是，羅里羅嗦的閒談， 很瑣碎， 但也很溫柔敦厚。漢語言白話散文的寫作， 周氏兄弟、梁實秋而外，五四一代的作家我熟悉的就不多了；張老先生或許（個人認為這樣）還是不能與周氏兄弟、梁實秋諸位比肩，但在五四而後的作家中， 應當是無出其右了。 《孫楷第》一文收入《負暄續話》中。我在多年前偶而讀過， 便從此不能忘卻。 孫楷第先生的為學，涉及甲丙二部不多， 而我恰恰專注于丙部， 略涉甲乙，便也沒有系統地閱讀過。 但是讀書中偶而見到其考證條目，不失乾嘉矩矱， 在近現代學者中尤為難能。 漢學到了近現代，清代高郵學派的樸學大師王念孫的治學方法便成了主流，學者紛紛仿效。 但是如果沒有王念孫那樣的學問和見識，其結論就不能不說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可疑。晚清瑞安孫詒讓是一位精博的大學者， 此外，民國以後大陸這邊許維遹、王利器、余嘉錫、楊明照、向宗魯諸位先生在樸學治學上依然是嚴肅精博的學者，台灣那邊王叔岷、于大成二位先生也是如此，但俞樾、于鬯、楊樹達、于省吾、吳承仕等諸位先生的治樸學，起碼是在我看來， 多多少少就有點偏離樸學正道了。作為對比， 清代盧文弨、顧廣圻之校書， 並不徴引很多材料，但結論往往令人信服； 現在的學者在材料豐富上往往倍于他們，走王念孫的路子， 但結論（在我看來）就會偶而覺得不太可信。遑論張舜徽、陳奇猷、錢穆等人。 ──扯遠了，書歸正傳。 孫先生的治學， 以那些我偶而讀到的片段來說，幾乎都是精當不可移的。 又恰恰同是書生氣質滲透到骨髓中而遭遇坎坷的，于是便不能不引為同調。 碰巧最近配置好了SCIM輸入法，于是就用scim-fcitx+簡繁體過濾器輸入進來，加上一些自己的評注， 以享同好。 另外多說一句，上面關于樸學的評價沒有參考任何其他觀點，完全是自己讀書得來， 是非對錯由我自己負言責。 [張中行] 孫 楷 第 孫楷第是我在通縣師範上學時期的老師，字子書， 依禮， 我應該以字稱之。 只是字罕為人知，不得已而從權， 稱名。 孫先生于1986年作古，確切時日， 是直到不久前， 由師母溫雲芳夫人那裡要來一些介紹和紀年文章纔知道的。介紹文章中有一篇《孫楷第傳略》， 楊鐮所寫，刊于1985年第一期《晉陽學刊》，內容簡要而全面， 我以為， 述說孫先生的業績，這樣寫就足夠了。 ──就是沒有這一篇， 我也不想寫這方面的。孫先生是小說戲曲史的專家， 研究這些， 走的是清朝漢學家的路子，用考證的方法， 廣收材料， 于材料的比勘中辯明實相。這方法， 這材料， 甚至推出的結論， 不往裡鑽的人不會感興趣。往裡鑽的人呢， 都熟悉孫先生的幾部名著，主要是三種小說書目、兩種戲曲考和滄州前後集，也就用不著我再費辭。 而還想寫， 是因為覺得： 其一，我的瑣話常常提及師輩， 孫先生是更近的師輩（中學時期受教），依情理不當漏掉； 其二， 大著以外的零零碎碎也許另有一種意義，這別人未必知道， 也依情理， 不當密而不傳。 以下寫，因為是零零碎碎， 就想到什麼說什麼。 記得是1929年或1930年，我在通縣師範， 還差一兩年畢業， 學校請孫先生來教國文課。知到他是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 留校任助教；到通縣上課， 距離五十里， 往返奔波， 推想家道必不是富裕的。人清瘦， 總像是大病初愈的樣子。 口不能說有才，但講得細致確切， 丁是丁， 卯是卯， 我個人的感覺，是有學問， 像是也不想學問以外的事。 我當時入世淺\，理想多， 無知而尊重知， 因而對孫先生， 起初是懷有深的敬意，時間稍長就交往多起來。 記得有事到北京還去看過他，至少是兩三次吧， 那時他住在中南海居仁堂西四所的西房，環境清雅， 屋裡書已經不少。 我的印象， 他更加往書裡鑽，因而離世故更遠了。 清瘦的程度有增無減， 可是心情安靜而愉快，不只一次， 我聽見他一遍走一遍吟詩。 其後不很久，他不再到通縣去兼課； 我也離開通縣， 到北京大學上學。我們離近了， 見面的次數卻不多， 現在記得的，他遷居次數不少， 住西城石老娘胡同傅增湘家，住北海、景山之間的大（小？）石作，住西郊北京大學（原燕京大學）的鏡春園， 我都去過，往鏡春園的一次已經是五十年代初， 他身體情況似乎更下，晚秋季節， 院牆上爬山虎的葉子剛露紅， 我在院裡打招呼，他在屋裡答話， 讓等一等， 原來是找毛圍巾，圍得嚴嚴實實的纔出來迎接。 他也念舊， 總是問這問那，表示很關心。 很少談學問， 推想原因的少一半是專門的東西，一言難盡； 多一半是我遠離漢學， 已經不是孺子可教。這之後， 小則各種學習， 大則各種運\動， 斷續而來，我， 輕些說是乏善可陳， 重些說是自顧不暇，因而來往就斷了。 一斷就是二十年以上。他早已離開北京大學， 到文學研究院任研究員。鏡春園的住處， 據說是文化大革命初被迫放棄，經過不少顛簸， 最後纔遷到建國門外的學部宿舍。我由于另外的原因， 城內的住處也被迫放棄，到北京大學女兒處寄居。 1976年7月下旬，唐山大地震， 北京大學繼承的原燕京大學的中西合璧式樓房遺產，因為是鋼筋混凝土所鑄， 成了寶貝， 為保命， 從權，大家往裡擠。 我們分到一間， 在未名湖北岸的紅三樓。孫先生的甥女住紅三樓稍東的健齋， 孫先生逃難，住在他甥女那裡。 萬沒想到， 忽然我們成為近鄰，不只可以朝夕想見， 而且幾乎可以終日坐對閒談。比起前些年， 他反而豐滿些。 問他怎麼保養的，說只是因是子（蔣維喬）靜坐法。 但他又說， 無論如何，精力總是不行了， 譬如那篇談變文的文章， 後半的材料早已齊備，只是因為沒有精力， 就寫不出來了。 我們常在一起，談得很多。 其結果， 我的認識就更加清楚。 總的說，可以簡而要的論斷， 他是老牌的貨真價實的沒有任何攙合的漢學家。先要說明一下， 這論斷是敘述事實， 不是或主要不是贊揚成就。贊揚當然可以， 但這會引來疑心， 是有意貶低宋學，甚至新學。 所以還是客觀主義的好， 只說漢學，不管是不是超過其他。 老牌的漢學， 以乾嘉學派為代表，是題材限定于四部， 即所謂國學， 用考證的方法求實，即弄清某一歷史情況的真相， 而不談， 至少是不很注意，應該怎樣希聖希賢。 這樣的學風有優點， 是腳踏實地，不空口說白話。 缺點也不是沒有，往大處說就是躲開現社會的爭端（起初並且是有意的），往小處說是躲開正心誠\意一類問題； 而人， 有了生，就不能無所求， 因而就不能跳出人己的關系網，總是閉門考大禹是不是蟲子， 曹雪芹是不是死于壬午除夕，也未免過于鬆心了吧？ 但這是就整個社會來說，至于各個人， 那就還可以從分工方面著眼，有的人走陳涉、吳廣一條路， 很好， 有的人走馬融、鄭玄一條路，也不壞。 孫先生走的是馬融、鄭玄一條路， 而且沒有什麼攙合。所謂攙合， 是指材料， 注意點等的超出傳統，如劉勰、嚴羽之外也引亞里士多德，生霸死霸考之外也談《紅樓夢》的藝術價值之類。在這方面， 孫先生是家風純正， 用笑話說，夠得上真正老王麻子， 鄭重其事地說， 可以算作乾嘉學派的殿軍。 評價或推崇成就，稱為乾嘉學派的殿軍， 孫先生可以當之而無愧。 舉證，不難， 但是太多。 只好大題小作， 以點代面，先泛說治學方法， 是從疑開始， 即在故紙堆中，像是沒有問題的地方發現問題； 然後要博， 查閱一切有關材料，中間經過慎重比勘， 舍去不可信的， 取其可信的，最後得出結論。 這裡顯然有兩難： 一是肚子裡要裝滿古籍，有用的都不遺漏； 二要頭腦清楚， 能看到問題，辨析真偽。 漢學家的本領就在于能夠克服這兩難。孫先生也是這樣， 能夠由博而精， 所以一生喜歡考，考這考那， 幾乎都取得使人信服的成果。 只舉其中之一為例，是收入《滄州後集》卷四的《唐章懷太子賢所生母稽疑》。章懷太子李賢名氣很大， 因為《後漢書》的注是他主持作的。史多稱他是高宗第六子， 武后所生， 死時年三十二。孫先生根據大量史料， 推斷李賢是武后姊韓國夫人所生（高宗的私生子），死時年三十一。 這篇文章是1947年所作， 1972年章懷太子墓志銘在陝西出土，兩份， 都說李賢死于文明元年， 年三十一，證實孫先生的論斷是對的。 懸揣而合于事實，這就可見漢學的力量和漢學家的高明。 我也喜歡翻書，但雜而不專， 又善忘， 因而對于孫先生的博而精，總是十分欽佩。 他研究小說戲曲， 大致說內容是在我國文獻的後半段，可是文獻的前半段， 他同樣是了如指掌。 一次在未名湖畔閒談，我問他， 著作中引用這麼多材料， 是不是都有卡片。他說有些卡片， 但是不多， 主要還是靠記， 譬如史部，前四史直到新舊唐書， 他差不多都記得。這使我想到歷代的學術界名人， 如顏師古、蘇東坡、錢牧齋、紀曉嵐之流[評注1]，四部的重要典籍， 大致是都能背的。 能背來于熟，熟來于勤， 勤還有來源， 是迷戀， 所謂死生以之，在孫先生的身上， 我有幸還能見到這樣的流風餘韻。 [評注1] 顏師古注《漢書》，錢牧齋注《杜詩》， 紀曉嵐主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都是博聞的學者； 至于蘇軾， 則似乎並不能算作“學術界”的，雖然是他是“名人”。 凡事都會有得失兩面。博而精， 考證有大成就， 是得的一面。 還有失的一面，是容易成為書呆子。 從二十年代後期我認識孫先生的時候起，到八十年代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時候止， 我的印象，除去書和他專精的學問以外， 他像是什麼也不想，甚至什麼也不知道。 應該知道而不知道的， 其中之一，依常情， 相當重要， 是世故[評注2]。例如一次談閒話， 也是在未名湖畔， 他提及寫了一篇批評某書的文章，某書作者表示謹受教， 希望不必發表， 他不接受，跟我說的理由是：“我發表我的意見， 別人管得著嗎？” 這就是只看見學問， 沒看見世態。 [評注2] 畸形社會裡不會允許兩種人的存在：書生，士。 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來了，聽說他幸免于抄家， 但不知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所有的存書， 連帶書櫃， 以460元的代價，讓中國書店運\走了。 他的書， 我知道， 相當多，大部頭的， 如二十四史， 四部叢刊初、二、三編，等等， 治國學的人必備的， 以及小說戲曲方面的，他都有， 而一下子就斬草除根， 我推想， 原因之一，或重要的之一， 還是書呆子氣太重， 世故太少。但人間沒有後悔藥， 說， 問原因， 都沒用了。重要的是如何善後， 當然最好是找回來。 據說費了不少週折，不只一本沒回來， 反而聽說， 同單位的某某人，由舊書店買到他的批校本。 他生氣， 也傷心，心情很不好[評注1]。這時期， 我去看過他。 他多半躺在床上。 我無力幫他找書，但不能不聊盡弟子之誼， 只得用俗語所謂“想開了”的理論勸他，並且說， 反正年事已高， 沒有精力再寫， 找回來也用處不大，有興趣， 拿兩本新印的看看算了。 他靜靜聽著，沒有答話， 顯然是心情不能接受而不便反駁。 坐一會兒，我辭出， 最後一面就這樣完結了。 其後，聽說他心情不好的情況加重， 原因是某高級人物談到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曾舉他為例， 說書都給找回來[評注2]，而這次談話， 報紙登了， 他碰巧看到， 于是而更生氣，更傷心， 簡直近于精神時常了。 我當然要去看看，到他的住所， 叫門。 師母出來， 很不好意思地說，一兩天前， 史樹青先生來， 送一本書， 談得很好的，他忽然變了臉， 把史先生趕走了。 勸我還是不進去好。我沉吟了一下， 只好從命， 以後就沒有再去。 [評注1] 讀書人一生積累“聚斂”，一場運\動便化為烏有， 怎能不絕望傷心， 乃至生無可戀？須知樸學學問最浮虛不得， 很多學者都是經歷一生積累，在人生的最後才寫出自己的代表著作。 就單種著作而言，《說文解字注》、《廣雅疏證》、《廿二史考異》等無一不是經歷數十年時間纔成書的。歷史上因藏書樓失火而抑郁至死的藏書家有很多，藏書人尚且如此， 遑論讀書人。 又， 很多學者治學都是讀書時随手批注，寫滿了再換一冊新書繼續， 如此積累幾冊， 便基本可以付梓了。所以經自己手批的書， 在學者看來， 其價值絕非新書能比。 [評注2] 尊敬的領導啊，您一邊RAPE別人，一邊用槍指著對方的腦袋強迫其感激涕零，是不是太過喪盡天良而禽獸不如了些？ 我有時還想到他，連帶想到書和書生的坎坷， 以及“想開了”的理論。其實， 人生多事， 事來了， 處理， 總是不能像說的或想的那樣容易。理論的力量終歸是有限的。 至于孫先生，像是連這樣的理論也不想引用。 何以言之？ 有他的詩作為證。也是地震時期， 他拿他的《鈍翁詩稿》給我看，我抄了一份， 其中有兩首這樣： 贈鄧之誠\文如四首（之四） 三字愚貧病，一生清狷狂。 束身為士辱，低首事人忙。 行路仍多礙，歸耕未有方。 詩書真誤我[注1]，歲暮轉淒涼。 [注1] 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詩：“儒冠多誤身。” 明代吳從先《小窗自紀》：“家徒四壁不為貧，知是詩書窘我。” 有 感 世運\何人值半千[注1]， 數奇亦不怨蒼天[注2]。 少年往事貧猶憶， 老子于今困可憐[注3]。 舊稿殘叢如敝帚， 寒家古物是青氈[注4]。 他年與我共灰燼， 偶一思之尚惘然。 兩首詩的末句是“淒涼”和“惘然”，可見仍是想不開。 想不開是為“書”， 為“治學”，就算是不夠達觀吧， 由束髮到易簀， 始終如一，不知別人怎麼樣， 我是寧願灑一些同情之淚的。 [注1] 半千，《全唐詩·詩人小傳·員半千》：“員半千，晉州臨汾人， 本名餘慶。 其師王義方器之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 因改名半千。” 孫先生用以指自己的學問傳承無人。 [注2] 數奇， 指運\氣不好。《史記·李將軍列傳》：“（漢武帝）以為李廣老，數奇。” [注3] 老子，就是“老夫”的意思。 [注4] “寒家古物是青氈”一句， “青氈”用王獻之事， 《晉書·王獻之傳》：“（獻之）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 盜物都盡。 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群偷驚走。” 孫先生反用此典實， 一寓王謝風流，二寓家貧無餘財， 三寓圖籍散亂（孫先生的被沒收，跟王獻之的被偷， 不是很象嗎？）。 （2006年02月11日凌晨輸入） 不繫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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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4 06:47:35
发表于 2009-7-4 09:35:36
，说不定等电子版本有了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