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评论建安诗人得失

yutoulv

   钟嵘（约468年-约518年）字仲伟，河南人。据《梁书·钟嵘传》记载，他是晋侍中雅七世孙，《以诗品》约在天监十二年完成。《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它以汉魏六朝的五言诗为评论对象，品评诗人一百二十余位，分别定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并追溯其源流，品弟其优劣，揭示其风格特征，钟嵘品评建安诗人也是基于上面几种情说，本文也是从上面几种情况评价钟嵘对建安诗人品评之得失的。
   总体而论，钟嵘是在一定程度上评价了建安诗歌创作的丰富经验，尤其提出《建安风力》这一美学范畴，并把它作为反对浮靡文风的诈欺帜，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在《诗品序》中深情的评述了建安诗人创作“降及建安，曹公好，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认为五言诗的发展得力于建安时期晋氏父子的提倡以及众多作家努力，这无疑是正确的。曹操以建安文坛领袖身份不但开风之先，并大力倡导文学创作，将天下英才悉集帜下。这些文人以饱满热情创作了大量五言诗句，与曹代父子确实一起开创建安文学盛况。尽管如此，钟嵘对建安诗人王言诗的整体创作态度如何，我们还应具体分析。在钟嵘之评述的122位诗人中，建安诗人只有11位。列上品人数11人，其中建安诗人3位，可见他对某些建安诗人的青睐。但被列入中品的3位，下品的5位，这些诗人及品级是：上品曹植、刘桢、王粲、中品曹丕、何晏、应玚，下品曹操、曹叡、曹彪、徐干、阮瑀，钟嵘品评建安诗人不多，且下品占了一半，并且钟嵘对孔融、陈琳、蔡文姬等等重要的作家不选，可见钟嵘虽钟爱于曹植、刘桢、王粲，但对总体建安诗人五言诗创作的评价也不能被过分高估。钟嵘是大力赞美“建安风力”，但他所说的“建安风力”可能大多数指鲜明爽朗、刚建有力而又词采斐然的怨刺之风，而建安诗人全部达标的在他心中应是不多的。
   钟嵘受《汉书》九品论以及魏九品官人的影响，对建安诗人定品弟，示优劣，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是带有开创性的尝试。他对建安诗人不论地位高低，一律直率的褒贬，无疑也是值得肯定的，尽管难免有看从偏颇，但却体现了钟嵘及当时的审美批评态度，在诗体上；钟嵘认为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思维能力的加强，语言逐渐丰富，五言诗表现力越来越优越。建安文学的奠基者曹操，一生戎马倥偬仍不废吟咏，他的诗再现了汉末动乱造成的浩劫，感情慷慨悲凉，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其诗史也”；但这些作品，大多是四言诗，如《度关山》、《观仓海》等，曹操的五言诗很少，且古直平铺，故列下品，在形式上：钟嵘虽反对“永明体”浮靡矫揉的文风，追求自然华美的趣味，但他同样反对古直无雕饰的诗歌，钟嵘是很看重词藻修饰的，这是时代风气无可避免的影响。钟嵘把曹丕的诗歌评为中品、就是认为曹丕诗“百余篇率皆鄙直如偶语”，这也是很符合事实，曹丕的五言诗不像七言、四言那样便绢婉约，而多通俗自然，如口语一般，与汉乐府民歌相似，且气同也不如刘桢，故列中品。在内容上钟嵘特别提倡以怨抒情，并主张这种怨要以“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语言艺术的表示。而全部创作达到这一点的只有曹植一人，曹植五言诗哀怨深沉，无限凄美，但哀而不怨，温柔敦厚，列为上品，也 是众望所归，刘桢和曹植作为建安诗人同是“文尊之圣”，但因为其语言艺术创作确实不如曹植，列上品曹植之后也算合理。
   钟嵘在论及建安之诗时，将其渊源归于《诗经》、《楚辞》这两条线索，这是符合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实际情况的，但钟嵘对每个人都要寻出其诗歌创作的渊源，难免亦有牵强附会的缺点，况且每个诗人也不单单只会受一种流派的影响吧！钟嵘认为曹丕、王粲的诗源于李陵，李陵诗源于《楚辞》，所以他们的诗源于《楚辞》。王粲是贵公出身，遭遇流离，使他格外感物兴怀，忧世悲已，其诗也多深沉悲凉，这与楚辞的格调相似。曹丕虽逢乱世，并有出征经历，但其独特的身份及政治优势使他毕竟不同于王粲，于是曹丕的诗中便少了悲壮之情，有的只是文士般清丽的哀怨，曹丕的五言诗并同时显示出通俗的乐府气息，这些都与《楚辞》慷慨悲凉而又有一种奇谲之类大相径庭，因而说曹丕诗源于《楚辞》是有失偏颇。钟嵘认为曹植的诗出于《国风》刘桢诗出于《古诗》，古诗源于《国风》，因此曹植、刘桢之诗源于《国风。《国风》最主要的特点是以《赋比兴》的艺术手法表达凄怨。曹丕、刘桢之诗亦是如此，如曹植《七哀诗》用《清路尘》《洒水泥》喻夫妻遭遇，《美女篇》用美女喻怀才不遇，其他的如《浮萍篇》、《野间黄雀篇》，尤其是游仙诗也都用比兴手法寓托自己有志不得的凄怨之情。又如刘桢的《赠尣仰尣仰你弟》、《赠徐于》亦如此，可见曹刘受《国风》影响属实。但曹植之诗又不仅只受《国风》影响，他的诗还蕴含《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又有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并浮现《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五言诗是受多方面影响而最终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是五言诗集大成者。
   钟嵘另一贡献是揭示了建安诗人不同的风格特征。他评建诗人各家长短得失，多有可取之处，他唯一的历史局限性是只论五言诗，不步及他言，这使得概括建安诗人风格时存在以偏概全的缺点。
钟嵘评论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因为曹植之诗“骨”、“采”、“情”、“体”四者兼备，很好体现了钟嵘的美学主张。故为第一等完美的好诗。曹植诗歌创作深受乃父影响，加上他“生乎乱”、“长乎写”，对纷乱社会现实感情很深并发诸诗中，如《送应氏》真实再现汉末人民离的社会背景，后期“植常自愤怒，抱利器而无所施”，其诗大多是他转徒生涯的产物，更多表现兄弟失守，报国无门的哀怨，如《赠白马王彪》，其骨气，怨情，怨刺都得到很好体现，而他的语言又精炼，词藻华美，对仗工整，描写如画，文情并茂，风力和丹彩得到了完美统一。总之，曹植继承诗歌伤优秀成果，创造了情景交融的诗歌艺术境界，钟嵘对曹植的评论是很中肯的。
   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刘桢之诗无论抒情还是咏物，都显示了其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慨，确实以气势取胜，真骨凌傲霜，动则气跨俗，如最著名的《赠从弟》三首，写的豪迈凌厉，颇得“挺立自指”的气慨，钟嵘指出刘桢诗“气过其文，雕润悔少”也是正确的，刘桢诗歌意象的选择确实清壮而不秀密，语言自然而不华美。如“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但这也形成了刘桢雄壮俊美的风格，是一种清美，壮美。钟嵘虽恨其“雕润少”，但也看到了其中透露出的美，所以认为“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
王粲“发慨炝之词，文秀而质赢，在曹刘间，另构一体”。
王粲是贵公子出身，前期遭乱离，使他格外“自伤”严重，多写流落荆州的羁旅之苦，代表作《七哀诗》，因此常发“不秋炝之词”便成为他诗的特点，这些诗气韵雄泻，并不文秀。但王粲却有一些华美流丽，文秀的诗，悲壮与华丽其实是建安诗人大多数具有的文风，正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说，建安七子的诗歌“不外是‘慷慨’、‘华丽’罢”。王粲诗歌后期由于生活经历发生变化，也显示出歌功颂德的气息，我们也应该注意，在这不多论。
   曹丕“所计百许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钟嵘说曹丕五言一诗，鄙直如偶语”，这是事实，如《钓竿》行， 《上留田行》、《川言高台》，等等，诗句通俗自然，如口语一般，与乐府民歌语言相似。但也可看作曹丕的优点，钟嵘同时代原因并没有认识到。而钟嵘说其《西北有浮云》七余首“反本美赡可玩”，也是正确的，曹丕毕竟有文士气，他提倡“诗赋欲丽”能够移人情入诗歌。他的“朵诗”就选用清词丽句，通过细腻的感性性格，表达自己超乎同时代人的切夫之痛。
   对于其他诗人，钟嵘评论较简单，在此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