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钟书及孙楷第先生文章杂俎（转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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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

　　
　　钱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虽不感意外，却不免为之怆神。我没有资格写正式的追悼文字，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缘，两度接席，畅聆先生语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陈石遗有“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之句。我写此短文只能表达第一句之意。
　　
　　　　1978年10月下旬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汉代研究考察团”到中国大陆去作为期一个月的访古，我也参加了。在北京时我提议去拜访俞平伯、钱钟书两位先生，同团的傅汉思教授又提出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安排，我们便在一天上午到三里河俞先生寓所去拜访这三位先生。开门的是默存先生。那时他已六十八岁，但望之如四、五十许人。如果不是他自报姓名，我是无论如何猜不出的。
　　
　　　　交谈在俞先生的客厅中进行，大致分成两组：傅汉思主要是和余冠英谈汉魏诗的问题，我和俞、钱两位则以《红楼梦》为开场白。但客厅不大，隔座语声清晰可闻，因此两组之间也偶有交流。事隔二十年，我已记不清和默存先生谈话的内容了，但大致不出文学、哲学的范围。当时大陆的思想空气虽已略有松动的迹象，但层冰尚未融解，主客之间都得拿捏着说话的分寸。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这是间接的“叙旧”——中国人过去在初见面时常用的一种社交方式。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幽默，说他可能还是宾四师的“小长辈”。后来我在台北以此询之宾四师，宾四师说完全不确，他和钱基博、钟书父子通谱而不同支，无辈分可计。但默存先生并不接着“叙旧”，我也知趣地转变了话题。接着我好像便把话题移到《谈艺录》。他连说那是“少作”、“不足观”。
　　
　　　　这时隔座的余冠英先生忽然插话，提到默存先生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中。默存先生又谦逊了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管锥编》的书名。他告诉我这部新书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这样可以养活毒素的传播”，他半真半假地说（原话我已记不住了，但意思确是如此）。我向他请教一个小问题：《谈艺录》提到灵源和尚与程伊川二简，可与韩愈与天颠三书相映成趣。但书中没有举出二简的出处，究竟见于何处？他又作滑稽状，好像我在故意测验他的记忆力似的。不过他想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大概可以在元代《佛祖通载》上找得到。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默存先生的博闻强记实在惊人。他大概事先已看到关于我的资料，所以特别提及当时耶鲁大学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他确实看过这些作品，评论得头头是道。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就像《谈艺录》中说Authlr Waley，“宜入群盲评古图”那样。但他始终出之于一种温文儒雅的风度，谑而不谑。
　　
　　　　第二次再晤是在美国。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其时正值中美建交之后，双方都在热络期间。代表团的一部分人访问耶鲁，其中便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等。领队的则是赵复三先生，因为在校方正式的招待会上，赵先生特别推让默存先生在英文致答辞，好像这本来应该是赵先生的任务。
　　
　　　　我和傅汉思先生等人当然到火车站去迎接代表团。其中我唯一认识的只有默存先生。我正要向他行握手礼时，他忽然很热情地和我行“熊抱”礼。这大概是当时大陆行之已久的官式礼数。我一时不免有点张皇失措，答礼一定不合标准。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黩存先生确是很诚挚的，这次用不着“叙旧”，我们真像是“旧交” 了。
　　
　　　　当天晚上，我和陈淑平同受校方的委托招待代表团全体在家中晚餐。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这个自助餐是陈淑平费了三天功夫准备出来的。我们平时极少应酬，这样的热闹在我们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现在试说有关默存先生的事。
　　
　　　　默存先生是坐我开的车回家的，所以一路上我们有机会聊天。仅仅隔了四、五个月，我觉得已能无所拘束，即兴而谈。大陆上学术界的冰层似乎已开始融化。外面流传了很久的一个说法是他担任了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我为此向他求证。他告诉我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的编委会，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我也问他《宋诗选注》为什么也会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大概因为时间不够，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于提到当时的批判者。他仅仅说了两点：第一，他引《讲话》中的一段其实只是常识；第二，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是他很用心写出来的。我告诉他胡适生前也说他的小传和注释写得很精彩。
　　
　　　　我当时隐约地意识到他关于引用《讲话》的解释也许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态度。1957年是“反右”的一年，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层是我在二十年前便已看准了的，现在读到他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我更深信不疑了。这两句诗是：
　　
　　　　筋力新来楼懒上，
　　
　　　　漫言高处不胜寒。
　　
　　　　这是他的“咏怀诗”。
　　
　　　　那天晚上吃自助餐，因为人多，分成了好几处，我们这一桌上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几位，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就我记忆所及，客人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彼此怎样“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 （见《林纾的翻译》）。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刹那间，大家都不开口了，没有人愿意再继续追问下去。
　　
　　　　在这次聚会中，我发现了默存先生嫉恶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面。像陶渊明一样，他在写《归园田居》、《饮酒》之外，也写《咏荆轲》、《读山海经》一类的诗。试读他一九八九年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寰。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牍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不敢笺释他的诗，以免“矜诩创获，凿空索隐”（《槐聚诗存.序》）之讥。读者可自得之。
　　
　　　　1979年别后，我便没有再见过他了。不过还有一点余波，前后延续了一年多的光景。默存先生依然严守着前一时代中国诗礼传家的风范，十分讲究礼数。他回北京不久便用他那一手遒美的行书写来一封客气的谢函。我虽经年难得一亲笔砚，也只好勉强追随。这样一来一往，大约不下七、八次。他的墨迹我都保存着，但因迁居之故，一时索检不得。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在《管锥编》第一、二册出版后，他以航邮寄赐，扉页上还有亲笔题识。不久我又收到他的《旧文四篇》和季康夫人所题赠的《春泥集》。受宠若惊之余，我恭恭敬敬地写了一首谢诗如下：
　　
　　　　艺苑词林第一缘，春泥长护管锥编。渊通世竟尊嘉定，慧解人争说照圆。冷眼不饶名下士，深心曾托枕中天。鋗轩过后经秋雨，怅望齐州九点烟。
　　
　　　　诗固不足道，但语语出自肺腑，决非世俗酬应之作。《管锥编》第三、第四册面世，他又以同样办法寄赠，以成完璧。我复报之以《读〈管锥编〉三首》：
　　
　　　　卧隐林岩梦久寒，麻姑桥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全汉文》卷二十）
　　
　　　　“避席畏闻文字狱”，龚生此语古今哀。如何光武夸柔道，也为言辞灭族来。（《全后汉文》卷十四） 桀纣王何一例看，误将祸乱罪儒冠。从来缘饰因多欲，巫蛊冤平国已残。（《全晋文》卷三七）
　　
　　　　默存先生冷眼热肠，生前所储何止汤卿谋三副痛泪。《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以上三节不过示例而已。先生寄赠《管锥编》四巨册，都经亲笔校正，尤足珍贵。寒斋插架虽遍，但善本唯此一套。噩耗传来，重摩兹编，人琴之感，宁有极耶！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最后，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

简评：余先生材料综合能力也强，但最后的一段话似乎有些怪。
另：宾四先生钱穆，也是无锡人，是余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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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谈钱锺书
　　
　　傅杰
　　　　　　
　　　　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驾鹤西去之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的余英时先生发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回忆了他与钱先生的交往，文末写道：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
　　　　　　
　　　　时隔十年，余先生的希望还未兑现。2007年圣诞节前夕，在普林斯顿绿树掩映的余府，我们有机会听余先生继续谈论钱锺书先生。这里刊布的是余先生谈话的一部分。
　　　　　　
　　　　在钱先生的后半生，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再有好的生存环境了，但钱先生既基本上不被政治运动灼伤，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余：我想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他是中年一代的知识人———我不叫知识分子，我叫知识人。老一辈中比较出名的学者，或者政治上活跃的很容易被注意，或者被批判，而他没有这样的问题。第二他与政治毫无牵涉，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帮中央图书馆编过英文杂志以外，找不出他有政治联系来。所以他也不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第三他到了北京以后，先是在清华，后来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避风港。因为研究所可以没有学生，可以避免许多困扰。后来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委员会，在政治上比较安全，没有什么东西会骚扰到他。当然他会感受到各种风浪，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他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跟思想，也可以说思想系统都已经确定了，不会因为政治局面改变、新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要求，他就要去适应。他基本上不大适应的。他也不是说完全不适应，就是说适应得不大看得见。比如说他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当然要适应当时的情况。他很聪明，他就引用一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他后来在这里亲自和我说，他引的话，几乎都是常识，所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也能保护自己，也能够知道怎样明哲保身。这几种原因加起来，他可以继续做他自己早年开始的工作。他晚年写的《管锥编》四大本，上百万言，都是他读书笔记整理出来的，跟早年写《谈艺录》基本上是一个路数。所以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原有的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这就是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学问，继续做学问。只要你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他写《谈艺录》的时候还很年轻，也就三十出头，在那个时候他差不多就已经确立了他一生的学术风格？
　　　　余：他早年就以聪明著称，他小时候，我的老师钱穆看见他父亲叫他背书，他很小就在他的父亲督促之下念了很多书，而且他真正念通了。所以他真的是有他自己的看法，不会说一个新的学说出现他就震动，他不容易动。这个东西能保持到最后也是因为早年有这个深厚的根基，他到清华的时候，各种文集他看得相当多，英文也看得相当多。他也通拉丁文，也通法文，也通德文。他有许多管道吸收思想，所以不会为一种学说所俘虏。因为我们普通人常常会被一种思想所俘虏，也并不是那个思想力量大，而是那个思想背后有更大的现实的力量支持。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就靠他早年念书的结果。
　　　　　　
　　　　一直有人在说，他的《管锥编》也好，《谈艺录》也好，写的都是片段，他没有建立自己很完整的体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我知道这是通常对他的批评，我最近看到有个人引过叶公超一个评论，说钱锺书的问题，是他满地都是散钱没有串起来。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另外我要给他做个解释，他不大相信抽象系统，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曾说黑格尔造一个大系统，他自己也不能住进去，旁边还要造个小房子自己住。这个大系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认为他基本上就不是讲求系统性的人。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观点，以撒亚•伯林———也是牛津大学的———讲了有两种人，一种是狐狸，样样都知道，这就是钱锺书；一种刺猬，刺猬一定要造一个大东西，这个大东西在哲学上讲就是系统，文学上也可能称它是文学系统文学理论，这个东西钱锺书都没有兴趣。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就是这样说他是有许多散钱，没有整个串成一串，可是他有很多小小的串子，串起来的，那些还是有用的，而且是永远有用的。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就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所以《管锥编》还是继续有它的价值。
　　　　同时他的治学方向，可以说早年接受晚清遗老的影响太深，就是专门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较胜负，要超过别人。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知人所不知不能在大系统上发挥，只能在小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典故，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个诗人人都知道是某某人的，出在哪一篇，这是中国考证学派的影响，因为他父亲钱基博先生还是受老派的影响，所以他很早就跟像陈石遗那样的老一辈谈诗论艺，二十岁左右就已经迷上遗老那一套训诂啊、找出处在什么地方啊这些别人不大注意的东西，他要在这个上面求胜。求胜只能在这些小的点上求胜负，大的地方讲不清楚的。你一套我一套，也没有人能够评判的。他后来走的路子是中国传统的、清朝人发展的一种笔记为主的著作，如《日知录》，或者更早一点的像南宋末年王应麟的《困学记闻》。他们这些笔记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陈援庵先生就说清朝人的笔记就等于一瓢奶粉，你要拿热水一冲，就是一杯很好的牛奶了。现代人都从《日知录》这里面找一两条，然后再去发展再去发挥，再加水分，那就变成一杯牛奶。现在的论文或者专书，往往也不过是古人笔记的一条两条。所以从这个上面看，钱锺书的遗产学术价值永远是有用的，但是他确实没有一个大系统。他是注重小的结果，较少注重大判断，大判断他不是很在意的。他偶尔也有一些大判断，比如论中国诗与中国画有两种相反的途径，不过这样的东西不多。他主要的贡献都是笔记式的。笔记式有一个好处，就像《管锥编》你可以说是读书笔记，而且是以书为本体为本位，他不需要有个架构。现代在西方学术或者在中国学术，多半要求你有一个结构，你自己要提供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往往是创造性的。这个结构好，就可以把许多不同的东西放进来。但是他自己不要结构，他以书为结构，他讲《周易》就以《周易》为结构，讲《左传》就以《左传》为结构，在这里面找我可以用的地方，可以发挥的地方。不但是把它原原本本的，原来的意思精益求精，讲得非常精到，同时还要牵扯到西方，他跟西方的比较沟通，这是他从《谈艺录》里面，已经开始的工作，就是所谓二西之书：一个是佛教的西方印度，所以他里面用佛教的、禅宗的东西也很多；另一方面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文学，各种各样的东西，跟中国拉在一起的时候，他把它抓在一处，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不光是中国有，外国也有这样的想法，也有某种表现。也可以说，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他很少讲相异之处，相异之处，就是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架构。所以他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也可以少给人家攻击的余地，你没法攻击他，他根本不讲那一套。他讲同不讲异，至少异讲得很少，我几乎找不到他讲中西相异的地方。因为相异的地方很难讲。某一个典故中国人用，西方人也用，是吧?月亮象征什么东西，这个都可能找到共同之处的。所以就是把中西贯穿起来，这个贯穿起来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就是说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你不能把它看成是绝然不同的。这本身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现代人往往要强调，我们中国文化有什么特殊性。如果真要追究这个特殊性在哪里，你又说不出来。但是钱锺书至少用实际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光说这一句话很容易，但是怎么样相同，钱锺书是千百万的例子去找了。
　　　　　　
　　　　有学者批评钱锺书先生缺乏问题意识，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余：问题意识是西方的观念，实际上是这个观念十九世纪早就有了。钱锺书不是没有问题意识，他把一个问题意识往往打散掉了，打散掉后往往变成许多小的问题。一般的读者接不上，因为他没有这个知识背景，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很坦白地说，有些可能是读者的程度问题，而不是钱锺书本人的问题。我认为他有问题意识，不过是他的问题表现方式，不是一个，做大块文章。因为他要讲的，一般人常识知道的问题他都不提的。那最后只能追到几个很尖端的点上去谈问题。一般人哪能个个都有他的背景，就一下子跳到尖端？所以就根本不知道他谈的是什么东西。我不认为这样的批评是能够把钱锺书的价值减低，他有他的问题意识。不过你自己没有这个程度，到不了他的问题上面去，他的问题层面比你高。换句话说，在他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问题。
　　　　　　
　　　　现在不少人在研究钱锺书，形成所谓钱学。
　　　　余：我认为钱学很难研究，因为他是没有一定形状的，你怎么去研究他？现在我看有些研究的人只是说他看不起人，骂别人，用各种方式骂。那对钱锺书并不是很合适的一种研究方式，可能使人将来对钱锺书发生很大的误解，甚至于产生很大的反感，以为钱先生就是专挑别人的毛病。有人讲读书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你在书里面看别人的好处，这样你就得到益处。另外一个方式你看别人的书，尽挑毛病，百孔千疮。如果两个不同的人念书，一个是在里面找他的好处，再坏的书也有好处，也有所得；反过来说再好的书也有毛病。一个人专门找毛病，一个人专门看长处，结果下来，找长处的人得到的是正面的东西，找坏处的人得到的是负面的东西，不过说这个人错了，这个也没有看见，那个也没有看见，那样反而显得小气。清朝初年，像阎若璩知识渊博，样样都知道的，可是后来全祖望骂他，他因为自负渊博，反而显得自己很陋，那就变成陋儒了。所以这位大学问家虽然样样都知道，什么典故都知道，清人反而认为他是陋儒。我想钱锺书不是陋儒，他超过了这个境界，他忍不住要讽刺别人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拼命宣扬出来，那最终无非证明他博闻强记，比别人更高一筹，不能证明他实践中一定高。这样的研究方式是对钱锺书的恭维还是伤害，那就很难说了。

这一段没有上篇好，缺乏感情呀。另，关于“求同”的观念，他都没有引用钱先生自己的看法，不知道他看管锥否？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32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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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文学所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

徐公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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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的古代组是全所人数最多的一个研究组，有二十余人。大概可分“老中青”三按年龄排序，老一辈专家有王伯祥、孙楷第、俞平伯、余冠英、吴世昌、钱钟书、吴晓铃、范宁；中
年一辈人有乔象钟、胡念贻、曹道衡、蒋和森、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梁共民、吴庚舜、王水照；年轻一辈人有许德政、张锡厚、陆永品、徐以恃、董乃斌。当时全所公认，古代组力量最强，全所(外文所分出以后)三位“一级研究员”，组内占其二(俞、钱)，另一位便是何其芳。全所六位“二级研究员”，组内占其四(王、余、孙、吴世昌)，另二位是蔡仪、唐弢。总之，老专家云集，连中年人也多已崭露头角，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知名度，如胡、曹等，在各种报刊上经常能看到他们的文章。

　　　钱钟书

　　古代组老一辈专家中年龄最长者为王伯祥先生，1964年我初到所，他是75岁，也是全所寿星。王老银发稀疏，蓄着长髯，拄着手杖，慈祥谦和，一看便知是位懿德长者。他对年轻人很关心，记得我刚到所不久，参加古代组第一次会议，他便主动过来问我情况，得知我是江阴人时，非常高兴，并且鼓励我说：“努力啊!”王老一口苏州话，发音语调基本未变，北方人恐怕很难听懂他的，我老家本属吴语方言区，且从小喜欢“听书”(苏州评弹)，习惯了苏白，所以觉得非常亲切。王老以《左传》、《史记》研究闻名，我在大学时代即拜读过他的著作，现在得到他的亲自关怀，非常感激。王老发言，一般都很平和，鲜作过激之论，显出长者宽仁风度。他有一习惯，每说到得意处，便要捋捋胡须。那时每年春节，组内邓绍基(副组长，主管日常事务)总要到老先生家拜年，问候起居，我也曾得以在1966年的春节，随之到各位家中一走，聆听诸老先生指教。王老住在南小街大雅宝胡同，平房院子。其儿孙虽多已成年，而聚居一处，住房显得不很宽畅。“文革”中他因年迈体弱，所里一般活动也不去叫他，倒也颇得清闲。1969年9月，学部要全体下干校，工军宣队开始也打算要王老下去，曾通知其子(在美术出版社工作)准备。其子说王老身体不好，军宣队遂命我领路去到他家看视，当时王老正卧病在床，自述“有时头晕颇厉害，自觉床铺似乎要直立起来，紧张得双手紧紧抓住床沿，避免摔到地下”等。军宣队见他确实年老体衰多病，便改变主意，不再强使他下干校。1972年夏，学部全体人员自干校返回北京，不久，刘世德先生对我说，他最近去了王老家一次，王老提起了我，希望我去看他，我即于次日前去王老家，他的身体似乎比上次我见他时好些，见面后他很高兴，问长问短，主要是问干校情况。最后他长吁一声说：“总算回来啦!这就好，这就好!”他还问我今后打算，我禀告他今后拟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他当即给予鼓励，并向我强调要研究文学，不可忽略史学的道理。他又说“你可以多向余冠英先生请教，也欢迎常来我这里谈谈”，我表示一定会常来讨教的。临走时他送我一本他编的《史记选》。

　　按年齿排，王老而下应该是孙楷第先生。不过他自文学所成立时即住北大校园内，距位于建国门的学部很远，他又身体欠佳，所以一般组里开会都不通知他，当然他也不来，所以直到1968年“文革”中，工军宣队勒令他必须到单位参加运动，他才在所里露面，我也得以初次认识他。孙先生由于长期蛰居在家，埋头学问，极少到单位，也极少接触社会，所以初到学部时，有若干奇特表现。记得他第一次奉工军宣队之召来所里，见了工军宣队负责人，就要下跪。工军宣队显然没料到他会这样，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拉起来。接着就教育了他一阵，要他“抓紧思想改造，批判封、资、修”云云，然后要他表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他当即说：“我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是圣人，是几千年来的大圣人哪!”引得在场的人忍俊不禁，连工军宣队也都乐起来。工军宣队看他书呆子气十足，没什么好说的了，随即让他回家去。不想孙先生离开后约十余分钟，又回来了。问他还有什么事?他却反问说：“出去的大门在哪儿啊?”原来他在学部院内(院子并不大)晕了方向，不得其门而出，工宣队随即派我将他送出学部大门，送上1路车。孙先生不久即被北大的“红卫兵”赶出校园，在海淀的两间破平房内栖身。他原本藏书颇丰，此时无处堆放，无奈只得“处理”，损失很大；事后所里知道了，想挽救也已来不及。此事后来还通过各级领导与中国书店交涉，终于没有结果，孙先生为此很是伤感。孙先生老夫妇俩也跟着大家下了干校。记得在集合出发场合，所里行政科的“张大姐”逐一点名，当点到“温芳云”时，众人愕然，因为印象中所里并无此人；接着下面有人答应了，大家才知道原来是孙楷第夫人。孙先生夫妇随大家辗转于河南省罗山、息县和明港，路途劳顿，住房简陋，生活艰苦，那是免不了的；不过毕竟他年事已高，并未派去干沉重的农活，被这排在包信集小镇上住着(搓过麻绳等)，体会了两年乡村生活，后来也就安然返京。回京后，他被安排在永安里学部宿舍居住，与我正好同一楼房。当时住房十分紧张，他与历史所一位老先生合住一套四间的房子，各住二间，厨卫合用；其间也不免发生一些不愉快。我曾几次去看望他，孙先生十分愿意跟我说话，而孙夫人在经历“文革”以后，似乎很担心孙先生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所以总是拦着孙先生说话，那场面是有些滑稽。记得当时他房间内基本上没有书，家徒四壁而已；他每次都要诉说没有书的苦恼。有一次孙夫人来我家送一字条，是孙先生写的，意思很简单，托我到所里替他代借几本书而已；字条之末又附一小节文字，却使我吃了一惊，因为它与我以前印象中的孙先生的风致不太一样，颇有调侃之词：“闻说贤夫人肩负国家重任，远使西域，巾帼英豪，为国增光，他日功成归来，欢迎到舍下一叙。”这是他不知听谁说了我妻子当时被派往埃及工作(只是当翻译，哪里是“重任”)，遂顺手写此一节文字。它让我感到孙先生虽古心古貌，为人忠厚，骨子里实在颇有幽默感，这一点恐怕很少有人了解。

　　俞平伯先生住在南小街老君堂胡同，也是老式平房院子，前后三进，显得陈旧；不过比王伯祥先生的院子要大，我1966年春节随邓绍基先生拜年时也曾去过，记得寒暄过后，俞先生拿出他新写的二篇短文给我们看，邓先生看后，只是含含糊糊说了两声“好的，好的”，没发表什么评论。当时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已经发表，政治形势十分紧张，他自己已被卷入，或许他对俞先生这样的“敏感人物”更不好说什么。俞先生家离学部也不算远，所以60年代的组内政治学习会(每星期三下午)他也常出席。俞先生耳朵重听，会上经常一手遮耳作喇叭状，听别人讲话。他自己则很少发言，偶尔插一两句而已，而每次插完话，他都要“呵呵”一乐，很天真的样子。俞先生是著名“红学家”，诗词修养也很深湛，此人所共知。鲜为人知的一点是，他的英语也很好，有一次会上，钱钟书先生发言之余，说了一段英文成语，说毕看俞先生似乎没听清，便对他大声重复了一遍，俞先生听后连连点头，并且与钱先生会心地一起哈哈笑起来。俞平伯先生的大名赫然载于“最高指示”，所以“文革”期间，一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自然是跑不掉的。红卫兵“大串联”时，他是一大目标，许多来学部的红卫兵都要面见一下俞先生才肯走，同时不免要对他“批斗”一番。而俞先生心胸开阔，不卑不亢，应付自如，“批斗”往往以申斥开始，而以哄笑结束。后来到1968年底，学部进驻工军宣队，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普查历史问题，查出俞先生在抗战时期滞留在北平，与周作人有交往，就说他也有“汉奸问题”。当时我也参与了对他的批判，曾发过言，给他“上纲上线”，想起来追悔莫及。不过俞先生性格很豁达，对于这些批判，他都不很在意，批过了照样情绪良好，像没事人一样。当时另一些老先生就不同，如陈翔鹤先生，开完“批判会”后，情绪会很低落，很难过。那时正要开“九大”，大家都唱“迎九大歌”，俞先生也与大家一道引吭高歌；这在老先生中是很突出的。有人起哄叫他独唱，他也真的一人唱起来，边唱边用手指打节拍。不过他的歌声无论怎样听，也都有浓厚的昆曲味道。事实上他就是一位昆曲专家，在家时常与夫人度曲作词，互为唱和，这是圈内人都知道的。“文革”后，我曾致信就批判他一事向他道歉，他回函说“没关系”，并且送我一张他的手书墨迹。在干校里，俞先生与夫人住包信集，有不少“趣事”发生，有一些文章写及。在包信集，他们的生活条件自然与在北京不能相比，下干校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吃了苦的。

俞平伯　　　　　

　　不过平心而论，在干校真正受苦的还是中青年“五七战士”。“脱坯打墙，活见阎王”，大田里锄地，收割，我们哪一样没干过?连当地农民都说：“这批劳改犯(他们误以为我们是犯人)干活真厉害!”那包信集位于302“国道”上，交通比较方便，有汽车直通驻马店、信阳等处。而我们这些“五七战士”所在的地方“东岳”，却是息县最偏僻的一个“公社”，只有土路通向外界，一旦下雨，道路泥泞得根本无法走动。记得有一次黄梅天(1970年春夏之交)连下了一星期雨，干校粮食断档，要到包信集去运。汽车不通，板车也无法拉，只能去人抬。于是选了一批“年轻”(当时学部最年轻的人也已30岁以上)本壮的“五七战士”，冒雨走到包信集，又冒雨将粮食抬到干校，来回30里地，肩上抬着一百几十斤重的粮食，光着脚在深可及尺的泥路上走，每一步都很艰难，中间是不能停下的，否则粮袋就会掉进泥水里。下午四点钟从包信出发，走到东岳时，天已黑，从东岳到干校还有四五里地，雨夜漆黑一团，星光亦无，道路都无法辨认，记得我还滑了一跤，差点跌进小河沟里，浑身都是泥水……我平生干过不少重体力活，这是最劳累的一次，我在当时算体力较强的一个，这次真是筋疲力尽了。与我同抬粮食的是张锡厚。

　　60年代古代组开会时，发言最积极的是吴世昌先生，大概是性格使然吧，几乎每会必发言，而且要抢先发言。他1962年刚从英国牛津大学回国，尚未尽脱那种海外华人对新中国的理想主义认识，对国内情况尤其是“阶级斗争形势”颇为隔膜，所以发言时不免会有些“出轨”，好在组内其他人都理解他的特殊身份，听到他发表一些不合当时“精神”的话，大家一笑了之，没有来“纠正”他。有一次学习中央关于中国科学院要重视基础研究的文件，吴先生又发言了，他抨击学部各所不重视“基础研究”的倾向，说：“我们也是中国科学院嘛!为什么我们这里尽号召大写批判文章呢?”这样的话别人是断不敢说的。吴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在那边爱提意见，也是出了名的。记得有一次会上周扬来了，一时没人发言，周扬就指指吴世昌先生说：“你是爱提意见的，你先发言嘛!”大家哄堂大笑。而吴先生也毫不谦让，真的讲起来了。吴世昌先生也是下了干校的，但他一则年龄略小，二则他夫人在北师大工作，并未随同前往河南，他是属于未带家属的老专家，所以不住包信集，而是与我们这些“五七战士”住在一起。当然，他与何其芳、蔡仪先生等一样，分配的劳动较轻，在菜园子或养猪场干活。后来回北京了，我因专业方向关系，与吴先生联系不多。但也有几次交往。那是我80年代初当了《文史知识》编委之后，杨牧之紧紧抓住我，要我在文学所拉老专家的稿子。我就领着《文史知识》的一位年轻编辑，来到干面胡同叩开了吴先生家的大门。来意是早就在电话里说好了的，吴先生招呼我们坐下，那位编辑初次见吴先生，编辑说了对吴先生的“红学”研究非常敬仰的话，我当即补充说一般人都知道吴先生是“红学”专家，其实吴先生的诗词学问更加深厚。对于我的补充，吴先生似乎很高兴，接着我的话题就给我们讲了一阵关于“豪放派”与“婉约派”的意见，还始还语调平和，后来愈讲愈激动了，我们只是边听边点头称“是”而已。说了大约半小时，他就把准备好的稿子(关于怎样读词的)交给我们，又领我们参观了他的藏书，只见一个套间的里间全是书，而且书架是与一般图书馆一样在中间排列，不是靠墙排的，那是充分利用空间了。吴先生身体一向很好，也不发胖，属于比较精干的那种。他的去世是误诊耽误了病情所致，非常可惜。

　　另一位爱发言的是范宁先生。范先生是老先生中的小弟弟，“文革”前也就是四十五六岁，他爱说话，同时消息比较多。他的消息并无特殊来源，基本上都是从他人那里听来，再“整合”而成。这得益于他的性格，他性格非常随和，又喜欢说话，所以谁都跟他谈得来。他有时发言发得得意起来，会自己呵呵地乐，但因他的江西口音也很重，别人往往没怎么听清，所以不知他笑什么；但看着他自得其乐的样子，大家也会跟着乐起来，这大概是“情绪感染”。范先生是络腮胡子，有一次不知为何好像有几天没刮胡子了，胡茬甚茂；他正在发言，钱钟书先生忽然捅我一下，轻声问：“你看老范像谁?”还没等我回答，他就说：“张飞!”范先生脾气好、人缘好是出了名的，年轻人也敢跟他开玩笑，他全不在意。我1972年以后住建外永安里宿舍，同他是近邻，上下班到所里经常一起走，平时在院子里也常见面，所以彼此说话较多。有一次他给我讲1947年初他跟随朱自清先生参观雍和宫的故事，听得我兴味盎然。他说：“当时清华从昆明复员返回北京不久，我是朱先生的助教，有一天，朱先生忽然提议说，我们去雍和宫看看。于是二人从清华出发，坐车来到城里，进了雍和宫，里面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人参观。我们在一名喇嘛陪同下往里走，参观到最后一座殿，那殿门是锁着的，朱先生要喇嘛开门，喇嘛却不肯开。朱先生就往喇嘛手里塞了一个银元，那喇嘛一声不响，立即打开了殿门。进殿一看，里面光线很暗。朱先生视力不甚好，看了半天才出来。出来后朱先生问我：“你看见什么了?”我回答说：“什么也没看见。”朱先生哈哈大笑。——范先生讲到此，也哈哈大笑，笑毕对我解释说：“其实我是知道的，那殿里就是‘欢喜佛’。”我当即追问了一句：“你当时究竟看清了没有?”范先生的回答有些含糊：“不很清……”

　　钱钟书先生是最有“绅士”风度的一位，头发梳理得很顺，西装笔挺。说实话，他的相貌在老先生中也最“神气”，我脑子里常想用《世说新语》里的“俊朗”二字来形容他。60年代他在会上不大发言，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听别人说话，有时他听着听着会低头微笑，笑什么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会侃侃而谈，那就是当爱发言的某位先生谈及西方文学中的一些问题，偶尔出现失误之际，他会立即予以驳正。他说话语调铿锵，旁征博引，就如《谈艺录》的风格，令人佩服；他又爱说些俏皮话，如《围城》的笔调，常引得大家捧腹。有一次我正坐在他旁边，当时某先生在发言，讲得很激动，音调也比较高；他忽然用无锡话轻轻对我说：“雌鸡声!”我懂得这话的意思，笑得直不起腰。这时我觉得他就像个顽皮的小孩儿。钱先生博学、机智，人所难及，事例甚多，此举其一：“文革”中工军宣队进驻学部后，集中搞运动，古代组人无分老少，也济济一堂，整日开会“学习”，某日，有陈毓罴(号“老罴”)、梁共民(号“老狼”)二君，性本好辩，不知为何事又争论不休，大家听得有此烦。钱先生当即插话谓：“你二位本是一家人，不要争啦!”众人不明缘故，问他如何是“一家人”?钱先生说：“李商隐有句云：‘封狼生（豸区）生罴’，说来二位不但是一家，‘老狼’还是‘老罴’的祖父呢!”众人粲然，无不心悦诚服。过后我问他此句出于何篇?他答道：“《韩碑》。”总之凡与钱先生有过交往、听过他谈话的人，没有不产生敬仰之情的。关于钱先生，我始终有一个问题搞不清楚，那就是我到文学所之初，就听人说在1949年，清华在学曾发生一桩“间谍案”，有人就怀疑，哪些人受了案件的牵连；虽然举不出什么证据但受到怀疑本身似乎也就成了一个“问题”。我立即借到一本李克、李又安的回忆录来仔细读，努力从字里行间去“发现”相关的蛛丝马迹，但什么也没发现。我心里想，那种“怀疑”只是某些人“高度”“革命警惕性”的表现而已；另外是否也是“树大招风”所致?钱先生在干校里没有享受住包信集的优待，他是与我们这些中青年“五七战士”在一起的。当时文学所与外文所有四对“跨所夫妻”，而且巧得很，都是男方在文学所，女方在外文所(即钱钟书与杨绛，吴晓铃与石素真，杨汉池与李孝风，我与程静芬)，平时因劳动紧张，且二所驻地相距甚远，难得见面，只有到星期日才有“探亲”的时间，我有好几次与钱先生或与吴先生同路去外文所“探亲”。1971年外文所开“元旦联欢会”，还特邀了我们“四位女婿”参加。钱先生年龄当时也已经有60岁左右，比我们大出许多，所以农田的活基本没干过，他与吴晓铃先生一起，先是烧茶炉，后是充当收发员，这在一些人的回忆文章中已经说过，兹不赘述。我要补充一点是，当地夏天奇热，他们两位在暑天是赤膊的，上身一丝不挂，吴先生白皙，钱先生黝黑，相映成趣，当时看那形象，一般人很难想像这是两位著名专家。

　　1972年回北京后，有一段时间钱先生夫妇搬出自己的房子，到所内来住，在七号楼一层西头的一间阴冷的房间内暂居。我因专业方向关系，另外也知道钱先生爱清静，不喜欢别人打扰，所以与他接触并不多。1978年钱先生搬到木樨地南沙沟高级公寓去住了，我一次也未去过，我的主要想法还是：如无非常重要的事，不要去扰他。一次我骑车到北图去，途经钓鱼台，正好遇见他们夫妇在散步，我停下问候了几句，说明去向，便匆匆告别了。不过偶然有事，打电话、通信还是有的，一次是向他请教一个英文语词的含意，他误以为我在深入钻研英文，回信把我表扬了一顿，使我非常惭愧；还有一次也是为《文史知识》约稿的事情，钱先生开始拒绝，经再三请求，还用了一点“激将法”，后来总算肯给面子了，寄给我一篇关于“折柳”的文章。我将文章转交杨牧之，杨将我好一顿夸奖，说“真不容易!真有办法!”他此前曾通过多种“渠道”设法求得钱先生的文章，皆未能如愿，故云。

　　吴晓铃先生很会讲故事，发言时又配上丰富的表情，所以感染力很强。他的眉毛很生动，有时会抬得很高，以严肃真诚的眼神望着你，让你不能不信任他；有时则双眉紧蹙，使你感到他正在说一件很严重的事，你不能不认真听他说。他也很爱讲笑话。在大家一片笑声中，他会以手掩口，转过身子向旁边去乐。这也可以说是他的习惯姿势。有一次钱钟书先生对我说：“晓铃嘛，就是爱来一点幽默!”说到吴晓铃先生的幽默，我还记得若干。一次在明港干校里，中午在大食堂排队买饭；文学所食堂旁边是民族所食堂，那边也排了长队。吴先生忽然指指那边队里的一位上年纪的人轻声对我说：“你看你看，那个穿灰色衣服的!”我说：“看见了，怎么啦?”他接着就说：“齐人有一妻一妾章!”我知道“齐人……”是《孟子》里的一章，不过我不明白吴先生所指的是什么意思。事后我问了民族所的一位熟人，得知那是民族所一位研究员，他因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特殊经历，有两室妻子，而且两方都有子女；当然后来只同一方生活，吴先生即兴引述《孟子》，可谓神来之笔。还有一件事，当时明港住的是军营，宿舍与厕所距离较远，夜里有些人小解嫌远不愿到厕所，就在附近的水房里方便，搞得大家清早在水房盥洗时闻得一股臊臭气味。吴先生就自告奋勇写了一张布告，贴在水房门口，批评此事。大家看了第一个反应就是哈哈大笑，原来那布告是以旧时代官员口气写的，开头便是：“照得近有不逞之徒，夤夜如厕，靡所弗届，随处乱撒，殃及水房……”“照得”二字精彩，可谓“曹子建工于起句”；最后几句又是“如有再犯，定当来惩‘斩首’，勿谓言之不预也!”(“斩首”引号原有，非愚所加)这大概是他搞的最著名的一次“幽默”，所内传诵一时，而吴先生亦颇为得意，只要一提起此事，他就会再来一次“习惯姿势”。

　　最后要说到余冠英先生。我在上大一古典文学课时，即知道了他的大名，因为他的《诗经选注》和《选译》是重要参考书。来所后，因为他是研究组组长，又因专业方向关系，他是我接触最多的老先生。余先生性格宽厚平和，处事周到慎重，所以在组内很有威信，大家都拥戴他这个组长。我刚到所，曾将学生时代写的两篇习作请他批评。他很耐心地看了，并且约我去他家里谈谈。他在我稿纸上打了记号，对一些具体问题一一指正，使我得益不浅。记得最后他像总结似地说：“你的文章，看得出是受了闻一多《诗经》研究的影响，闻先生的研究很有成就，也很有特色；但你要注意，学他是不容易的，他的知识面非常广；另外，他的有些研究包含了不少想像的成分，如果处理不好，学他也可能会走到歧路上去。所以学他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小心谨慎。”他又补充说：“何其芳自己是个诗人，但他对闻一多的有些研究不太欣赏。”余先生住在东四头条宿舍，共五间平房，外加厨房；院子不小，自成一统。不过房子不高，而余先生身材高大，看上去房间显得太矮。“文革”中，由于他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在所内受到的冲击不大，虽然也戴了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但大家批判他时都是敷衍了事，装装样子。只有一次他被外面来“串联”的“红卫兵”整得颇为狼狈。他们操起剪刀，几下就给他弄成了个“牛鬼蛇神头”，他怕回家夫人看见了会伤心，下班后就直奔王府井的理发店，要求将头发剪短，理个平顶头。可是那理发员一看，立即凶狠地指斥他说：“这个黑帮是哪儿来的?老实交代你的罪行!”不但头发没理成，还当场被批斗了一顿，最后一声“滚蛋!”被逐出理发店。余先生事后说起此事，还显得心有余悸。下干校时，夫人与他同住，因身体不好，老两口也被安排住在包信集，由儿媳吴家茵(余绳武先生夫人)照顾生活，倒也无事。

　　　余冠英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古代组逐渐恢复业务，余先生从中做了不少工作。最主要的是抓了《唐诗选》，此书“文革”前即已有了初稿，此时又组织人马，重加修订，包括增补和改写，终于完成一部质量较优的选本。另外，他又与周振甫(中华书局)、陈友琴、乔象钟合作，完成了《乐府诗集》的校点。扬州是他故乡，他与朱自清先生一样，始终不忘“我是扬州人”。1995年，余先生就辞世了。余先生长眠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与夫人同穴。落葬那天，我曾随余先生家属及所内外友好，前往致祭，在墓前深深鞠躬，向师长表示我衷心的感激和敬意。

　　(摘自《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5.00元。社址：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看孙楷第先生的事情，这个还是比较详细的。孙先生学问功夫一流，绝非什么呆子，奈何去过日本，又和胡适说不清，所以评了个2级，其实他的水平绝对是一级，当然这种二桃杀三士的玩意也无特别意思。特别要关注他那篇在解放前写得，关于魏晋文人依附权势的文章。另，他表演书呆形象以求自保，跟默存的道理是一样的。想想，钱钟书先生在美国的那段关于吴晗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