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竹林七贤”前后期“贤”之变化
【摘要】“竹林七贤”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十分圣洁的名字，他们的“竹林之游”对后世文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道永恒的风景。七人游仙思悟，开创了有情与无情交融的“魏晋风流”的时代，因而成就了他们前期圣贤的美誉。而后，随着政治形势的突变，“七贤”或早或晚都踏出了竹林，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其“贤”亦随之发生了变化。因之，这就有如何认识和评价“七贤”前后期变化的问题。通过对“七贤”前后期“贤”的各自内涵、特征及其生存特点的分析，综合来看，这归根结底，涉及的是如何认识个体人格的完善和社会人格统一的问题，而这也正是几千年来文士所面临和思考的共同命题。
【关键词】竹林七贤 贤 整体 分化 思悟
“竹林七贤”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其生平活动和思想倾向被很多人所关注。本文粗略的分析了一下“竹林七贤”前后期“贤”之变化，以正始九年“竹林之游”结束为分界点，前期，“竹林七贤”代表了一个风流超迈的时代,他们不被外物所累,来去逍遥,任我而生。后期“七贤”则走出山林，大部分人踏上了仕途的道路，并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竹林精神。因此千百年来，“七贤”同样遭遇人们的批评。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批评，如何认识“竹林七贤”之“贤”呢？其实，“贤”本身的内涵就具有多样性，又由于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生命历程、思想性格的不同，其“贤”又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阶段性、阶梯性。也就是说，“贤”本身就处于一个动态变化之中。本文希望借助于“贤”的上述特点以及生命多样性这一角度，去探讨一下“竹林七贤”前后期“贤”之变化。
关于“竹林七贤”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人孙盛《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1]此说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后又经袁宏、刘义庆的流传记载，“竹林七贤”遂作为一个固定的概念流传于世。“竹林七贤”关键是这个“贤”字，对于 “竹林七贤”前后期之贤，我们可以有以下解读。
一、“竹林七贤”精彩的前期瞬间
一般认为，“竹林七贤”前期的时间跨度就是“竹林之游”的时间，约在正始九年（公元248年）前后，并且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在这瞬间消逝的前期阶段，七位名士共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他们或啸歌于林岚之白中，或辩论于清流之翠下，或挥琴于列嶂之青里。就这样，竹林清雅之游的风景被历史的相机永远定格，并流传下来。关于此期（前期）“竹林七贤”，我们可有以下方面认识。
（一）“竹林七贤” 前期生存特点
了解“竹林七贤”生存的方式、状态、活动内容等等特点，对于我们整体把握和阐释七人前期之贤有重大意义。“竹林七贤”前期是以“竹林之游”的形式而存在的。此时七人可以说是以整体的圆形生存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嵇康处于圆心位置，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名士所需的各种要素，是竹林名士的灵魂。阮籍、山涛等其余六星围绕着嵇康形成拱月之势，他们共同蔑视礼教，追求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他们不与当权者合作，以逍遥甚至怪诞的行为向社会发出抵抗，由此构成了一个思想一致并相对完美的整体。而这个整体的存在不是以文学创作为主要宗旨。山涛、阮咸、王戎不是以文士出名，亦没有流传的作品。向秀、刘伶流传的作品也是凤毛麟角。袁宏曾作《名士传》，把他们列为“竹林名士”，可见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七贤”主要从事以老庄思想为根基的玄谈、野游、田园生活。“竹林七贤”的结合和形成除了客观政治黑暗的因素外，还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倾向。《晋书》本传说山涛“性好老庄，每隐身自晦” [2]；而《晋书》标注的嵇康“美词玄”、阮籍“发言玄远”、王戎“善谈发端”等等，也都是针对他们清谈中的表现而言。如此，“竹林七贤”前期的活动内容，其实是七人整体的剥落世俗功利的外衣后，天然流露出的自然本色。并且竹林之游时，七人的年龄从43-15岁依次排开，所以竹林之游的时间不可以提前，再早则王戎尚未成年，也不能推后，因为公元249年司马氏与曹魏集团正式摊牌决战后，局势完全改变，七贤各奔前程，不可能再携手入山林。总之，这些特点决定了前期七人之贤是在“竹林之游”的瞬间产生，并且具有统一性。
（二）“竹林七贤” 前期贤之内涵
从上面“竹林七贤”生存的方式、状态、活动内容等等特点，我们知道 “竹林七贤”前期之贤是在“竹林之游”的瞬间产生，并且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但是“竹林之游”在当时社会却掀起了层层波澜，“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 [4] “七贤”也是在此瞬间，化为一束令人称道的整体完美的影像，映在后人心里，而这主要也是因为其“贤”有以下两方面整体美的内涵。
外游仙与内思悟的双向美
“竹林七贤”标榜老庄的返朴归真，在绿林漪漪的竹林，演绎了一幕幕游仙式的生活画面。向秀、嵇康曾在洛阳街头纵情打铁，而全然不顾权贵钟会，他们还和吕安长时间住在山阳，并过着浇水种菜的田园生活。《晋书》本传又说，刘伶一向沉默寡言，不交朋友，但遇阮籍、嵇康后便与之携手入山林。七人或者灌园，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或者野游，随兴而至，尽兴而归。当然他们最重要的活动方式是谈玄和饮酒。在谈论老庄思想方面，阮籍、嵇康都撰有专门的文章讨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阮籍注《通易论》、《达庄论》阐发对道家一般理论的理解，嵇康则尤其关注养生问题。而向秀则为《庄子》作注，名动当时。至于“饮酒”则是联系“七贤”的纽带，是当时风气的象征。阮籍、刘伶、王戎都嗜酒如命，阮籍尝为酒而求步兵校尉，刘伶曾专做颂酒文。山涛较有节制，饮酒至八斗方醉。嵇康酒量微弱，醉容亦给人留有深刻印象，时人评价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将崩”。[5]可以说“饮酒” 是竹林清谈迷人场景最不可或缺的东西，甚至成为了竹林精神的象征。
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游仙式的生活只是外在的部分，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其休闲性，尽管这种生活方式引起世人发自内心的羡慕。这其实也包含了“竹林七贤”聚在一起的真正精神内涵，他们的“贤”名不是游玩出来的，而是向内思悟出来的。他们逍遥无拘，游于物外的行为背后，深埋着对魏晋时代的解读，那就是张扬个人价值，反对礼教对人的束缚，这是他们对社会思索的结果。他们不仅仅是欣赏湖光山色，更重要的是借此表达他们对污浊世事的不满和对道德操守的珍重。这从他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阮籍写有《大人先生传》，主人公大人先生虽“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却愤怒的痛斥礼法之士是裤裆里的虱子。刘伶《酒德颂》主人公也是大人先生，面对咬牙切齿的缙绅处士，恣意酣饮，不屑一顾。这些都是 “七贤”借隐居对抗现实的写照。“七贤”就是在这种外在游仙和内心思悟的双向变动中产生了一种人格的觉醒之美。
2. 向无情与执真情的交错美
由于“七贤” 所处的社会动荡黑暗，为了远祸保身，“七贤”便醉心于清谈，沉溺于醉饮，淡漠仕途，无意于藏否时事。好像“七贤”真的是不被任何外物所累，来去逍遥，任我而生，追求超脱一切世俗的“忘情”境界。其实在远离尘俗的“无情”之下，“七贤”却处处把阶梯通向“有情”的彼岸。“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正在我辈” [6]，在现实空间里要做到如佛一样无累于物，毕竟只是一种理想。而真正的美恰好是有情之美，是执着于人间至真纯洁的美。阮籍为母居丧期间，反而不哭丧，当别人来吊唁时又是披散着头发，又是喝酒，没有任何表示，但是当别人走后却放声痛哭，吐血数升，可见他追求的是超越礼法的真悲真哀。他为兵家女哭丧，醉酒后卧于邻家妇之侧，这些古怪的行为在世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阮籍流露的是一种“外坦荡而内淳至” [7]的君子之情，这比当时道貌岸然的君子不知纯真坦荡多少倍了。阮咸母丧期间，曾骑着小毛驴去追他喜欢的婢女，并最终向他的姑母要回这个鲜卑族仕女，一起骑驴回来，这种冒天下大不韪而执着真爱的勇气令人羡慕。又如阮籍与王戎“俗物已复来败人意” [8]的对话，在调侃中流露的是超乎世俗的融融友谊。就算是淡泊宦情，冥于自然最甚的嵇康也不例外，他的《五言赠秀才诗》说：“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险恶。” [9]《答二郭诗二首》其二说：“坎凛趣世教，常恐婴网罗……” [10]如果不是他执著于现实，又何来如此切身的感受。“七贤” 鄙视礼法，不与世合污，追求超脱一切的忘我之境，但在他们矛盾的内心中仍充满了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怀。“竹林七贤”正是在这种向无情而又执真情的交错中，昭示了独特的无情与有情相融的“魏晋风流”。
二、“竹林七贤”分化后的多样人生
我们可以说“竹林之游”的结束就是“竹林七贤”后期的开始。从嘉平元年即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诛杀曹爽后，局势完全改变，司马氏残酷的屠杀异己并威逼拉拢知识分子。政治高压直击“竹林七贤”，在这种情形下，“七贤”开始分化，当他们共同美好的语言破碎已尽，“竹林之游”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说“七贤”前期，游仙思悟，开创了有情与无情交融的“魏晋风流”时代，那么后期“七贤”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择，则代表了各自不同的生存意识和精神境界。
（一）“竹林七贤”后期生存特点
我们可以从时代、个人抉择、存在状态等方面分析“七贤”后期的生存特点。时代是最重要的宏观条件，当司马懿与曹魏的斗争正式决战后，也就意味着魏晋易代的大战争拉开维幕，社会上的哲学斗争也与政治阴谋，政治谋杀相挂钩。七人隐藏的矛盾也开始爆发。如果说前期“竹林七贤”是以整体的较完美状态呈现的话，那么后期他们则呈现出更大的差异。七人此时不在以整体状态存在，而呈离散状态，像以北斗七星的形状闪耀在历史的夜空。在险峻的形势下，七人也作出了不同的出处选择。嵇康的精神仍然处于顶峰，他是北斗勺柄最上的一颗星，以其高洁的品质、凛然的气节和不屈的精神牢牢把握着自己的理想；阮籍采取依违避就的方法，身处朝廷却不与世事；山涛则通向了儒家旷达的一面，成就了其政德之贤；而阮咸、刘伶、王戎三人则处于北斗勺碗弯曲的位置，他们以极端怪诞羞丑的行为去故意弯曲灵魂，以与名教相抗衡；向秀文弱，依波起伏，随顺自然。总之，这些特点说明了“七贤”的分化是历史的必然，但它却还原了更加真实的“七贤”的面目，代表了丰富的生命色彩，也为后人提供了异彩纷呈的人生样式。这也正是“竹林七贤”后期贤之价值所在。
（二）“竹林七贤”分化后的各自贤之内涵
建立在“竹林七贤”后期的生存特点上，我们应该对后期七人之贤分而述之
1. 嵇康：艺术之美
首先嵇康的相貌就具有非凡的魅力，人们对他的评价极高。“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11]嵇康有奇才，远近不群，人自谓之龙章凤姿，可谓一代风流名士。面如其人，嵇康的精神同样具有超越一般美的范畴，尤其是他后期的人格魅力更是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境界。司马氏掌控政权后，众多名士因惧祸而趋炎附势，投靠司马氏，并公然为司马集团篡逆营造舆论基础，其他阿谀谄媚之辈更是如麻如粟。而嵇康则站到了与司马氏完全对立的坐标上，精神与政治上均不为统治者所折腰。嵇康在思想为人上与司马氏格格不入，他极端厌恶司马氏以礼法自居行篡逆之实，他作《太师箴》，尖锐的批判统治者虚伪不仁；他对权贵旁若无人，不交一言，对权势蔑视到极点；他做言辞犀利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绝交的是司马氏，无亦于向其公开宣战。嵇康的清峻，淋漓尽致的得到了展现。他在生活上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希望把庄子思想的人格从哲学境界变为诗的境界。因此他临刑前顾视日影，从容弹奏广陵散，与其说是淡漠生死，不如说是在用艺术的手段维护自己的信仰。广陵散尽，一位高洁人格的代表消逝在宇宙间。虽然嵇康的风流余韵影响千百年，但世人只能品味其艺术美，却远达不到其人境界。故嵇康代表的艺术化的人生遂成为美学上不可复得的断章。
2. 阮籍：大隐之美
当司马氏大权在握后，士人们在其淫威下必须作出抗争还是屈服的抉择，嵇康选择了抗争而死的壮烈，阮籍则选择了大隐而生的诡巧。阮籍的大隐集中表现在他身处朝廷，却对对政治模棱两可。政治上阮籍行谨慎之步，凡政治上的荣辱是非、风云变幻，他绝不会妄加臆测。司马昭曾论及阮籍说：“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否人物，其王谓至慎乎。” [12]阮籍既不充当政争的先锋，也没有视官场如仇敌，他既入仕，而又大隐隐于朝。他做了郎中，散骑常侍，又远离京师纷争，自清东平；他厌恶司马氏集团，但对司马昭的为子求婚也不贸然拒绝，而是以醉酒60日拖之；他骂名教礼俗之士是藏在裆辱中的虱子，但钟会来访，他还是要招待。阮籍巧妙的利用了只要政治上与统治阶级步调一致，生活上则无关紧要的策略，又通过纵情、背理、叛俗的方式对现实进行批判。可以说阮籍始终徘徊于出世入世之间，虽然他在痛苦矛盾中顺世游世，但也为后人在险恶的政局中自全而又自我保持气节提供了一条大隐处世之道。
3. 山涛：济世之美
山涛是“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一生经历了几朝变故，他比其他人经历了更多的人生磨难，因此不像“竹林七贤”其他人那样“任诞”“简傲”，而是含蓄持重，正直沉稳。《世说新语·贤媛》评价：“涛雅量恢达，度量宏远，心存事外而与时俯仰。” [13]正是这种进退自如的见识和风度使他既能参加竹林之游，又能审时夺度在现实中开拓天地。他头脑清醒，极为富有远见，对政治有着高度的敏感，能够恰如其分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少年孤独，与母相依为命，但贫而有志，以老庄作为立身处世的依据，隐身自晦。他潜心学习，曾戏语其妻子说：“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14]可见其志之大。后来他见曹爽与司马懿争权，政治形势极为险恶，遂巧妙隐退，长时间不交世务。山涛此时凭借其超然脱俗的气骨与嵇康阮籍契若金兰，游于竹林之间。但是，山涛隐逸没过多久，曹爽与司马氏争权就明朗了，在司马氏的拉拢下，山涛终于走上仕途。司马师对山涛非常看重，把他比作辅佐周武王的姜太公，先为郎中，后转骠骑将军。司马昭又拜山涛为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并把魏帝赏赐的春服转赐给山涛，司马昭还念山涛老母，特赐犁杖一枚。正是司马氏对山涛礼遇深厚，山涛也一改初衷，积极辅佐司马氏而走向儒家济世通达的一面。因而他后来长期为官，却能作到实事求是，正直廉明。他曾劝阻司马昭不要立司马攸为世子，司马昭采纳了建议；做礼部尚书时，每当皇上选吏，他都亲作评价，以供皇上参考。《晋书》曰：“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问，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故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时称山公启事”。[15]可以说山涛为晋朝输送了大量贤才。山涛七十九岁离开人世，统治者赐钱百万，为他办理葬礼，其风光时莫能比。可见山涛为人为官，都具有使朝野为之倾倒的魅力。嵇康和山涛反应的是儒家政德的两个方面。嵇康赴死，勇气可嘉；山涛现实以济世，亦难得珍贵，因为一个人不管身处何时何地，只要能恪守尽职，作了应尽之事，就是功德圆满，他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一面。山涛为世人也提供了一条在险恶政局中如何尽职尽责的法则。
4. 阮咸、刘伶、王戎、向秀：扭曲之美和文弱之美
阮咸、刘伶、王戎、行为相似，他们产生了扭曲心灵的另类之美。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常以酣饮、裸裎、吝啬等等羞丑行为，有意与世俗礼法相对抗，以丑为美。阮咸本是有才之人，但他眼看忠德的丧失与是非的混淆，于是在行为上放达任诞，山涛曾向晋武帝举荐阮咸为吏部郎，然而武帝认为阮咸耽酒浮虚，遂不任用。刘伶本是作风严谨之人，而此时他却终日醉酒，行为乖张，“常乘鹿车，携一壶酒应使人荷插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17]他甚至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他却说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裙衣，其行为荒诞到了极点。王戎也本是从小就聪明颖慧，骁勇善战。而后期入仕后一方面克勤克俭，不能自奉养，一方面又嗜财如命，广治产业，被人扣上吝啬鬼的帽子。其实他也是想从两种反差极大的生活方式中去寻找某种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吧。至于向秀，是离我们最近的人，他的文弱代表了几千年来百无一用的书生，因而在封建社会他就像大海中的叶片，免不了随波逐流。他的文弱之美其实也恰似开在政治高墙上的一朵蔷薇花，散发着学者的芬芳，亦是人类历史场合中不可或缺的美景。
总之，后期“七贤”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人生选择的空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修养境界，人生经历找到与“七贤”相符的座位，嵇康虽令人敬佩，但后世作到的又有几人，只不过是理想的寄托罢了，还是现实点，多看看“七贤”中其他人，也许更适合我们。“竹林七贤”也就是在成为后世参照物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也正是“竹林七贤”后期贤之价值所在。
三、从“个体人格”与“社会人格”方面看“七贤”之变化
如何认识和评论“竹林七贤”前期之“贤”和后期变化呢，我们可以从“个体人格”与“社会人格”这两个方面来分析。个体人格重点强调个人修养，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社会人格重点强调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
在中国，尤其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便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从此之后，文人被赋予了太多的历史重任。文人生命的意义只能通过经世济民来展现。他们具有了强烈的入仕欲望，通过读书立言，通过入世立功，成为文人终生难以忘怀的情结。而个体人格作为个人最重要的精神风貌便石沉大海。
但是到了汉末，政局纷乱，整个社会矛盾激化，汉代大一统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分裂割据的碎片嵌满整个华夏大地。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为政治的多元化出现创造了条件，也为思想领域的多元化提供了平台。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经典地位发生了动摇，而长期被压抑的，束缚在儒家思想之下的庄、老、易等诸家思想，再次重新破土崛起。众多名士用庄、老、易等思想来充实自己的个体人格，用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态度，宣扬叛逆的思想。“竹林七贤”前期集团性的掀起反传统的个性解放运动，就是他们卸下了儒家的枷锁，去追求庄老人格的表现。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18]于是才有了在林木扶疏、百花竞放的翠竹下，“七贤”或清谈玄理，或弹琴啸歌，或思悟人生，或追求真情。这种令人羡慕的生活场景打破了汉代儒家冰冻士人的局面，是新的个体人格苏醒的标志。“七贤”将个体人格表现得五彩斑斓，既游仙又思悟，既无情又有情。难怪晋人发出“若遇七贤，必把臂入山林”的渴望。
但是后期随着曹魏集团的败北，司马氏集团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控制了政权，同时又没有忘记给自己戴上遵守儒家伦理规范的面具。他们重拾东汉末年动荡环境中被遗弃的纲常名教，接过了“名教”的旗帜，并用名教旗帜拉拢约束自己的党徒，排除异己。归根结底，司马氏是想凭借“名教”以巩固自己的势利。因此司马氏集团积极剪除那些或固守愚忠，或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各种势力，以便重塑有利于司马氏集团统治的儒家社会人格。而“竹林七贤”组建的张扬个体人格的竹林团体，自然而然成为统治者最难以忍受的眼中刺。司马氏集团用各种手腕去瓦解竹林团体。而“七贤”也在“个体人格”与“社会人格”的各自不同理解中走上了不同之路。
嵇康和阮籍是“竹林七贤”中的双子星座。他们的品格和精神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个体人格的修养是完善的，二人均用自己的品行和信念作了恰如其分的证明。面对社会人格这个问题，二人也英雄所见略同。自古文人多壮志，文人往往都有傲骨，往往将自己定位为国家栋梁，都希望为国家作出贡献，实现自己的社会人格。嵇阮也不例外，《晋书》阮籍传曰：“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古文，名士少有往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19]而嵇康的《述志诗》中“潜龙者神躯，淮鳞戏兰池，延颈慕大庭，寝足俟皇羲……” [20]也透露出嵇康以潜龙自许，其壮志可谓凌云。只不过二人都自认为生不逢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打破了他们济世的志向。嵇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 [21]当他的理想被世俗一次次玷污时，嵇康的抗争亦达到了极点，最后舍生取义。嵇康的境界是明月之境界，可望而不可及。可以说嵇康的舍生取义是其完善的个体人格不能与现实社会统一所做出的最后抉择。而阮籍略微不同，当他面对个体人格、理想和现实社会的矛盾时，他采取了中庸之道，始终徘徊于个体人格与现实社会之间。他微闭着双眼，而又清醒的注视着世间的一切，像是一片云，似真似幻，清晰而又飘渺。
对于山涛而言，他进入了大地的境界。大地是儒家学说的根基，代表的是现实。山涛本身就具有大地一样的幽远明达。如裴楷所赞：“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22]山涛将个体人格与现实社会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他既具有道家热爱自然，珍爱人生的态度，因而能入竹林之游；同时又具有儒家含而不露，积极入世的精神，因而后来长期为官，却能正直廉明，实现了自己济世的社会人格。嵇康在临刑前将嵇绍托于山涛，也足见他对山涛为人为官的肯定。山涛出仕是儒家通达的政德观，是建立在个体人格与现实社会统一基础上的。而阮咸、刘伶、王戎面对现实与理想的选则时，既不赞同山涛出仕，也不愿学嵇康取义。在这种艰难的抉择中，他们的个体人格便开始了有意为之的畸形，从而在世人面前开出一朵朵丑怪的花。
总之，“竹林七贤”思悟个体人格与社会人格得出了不同结论。而他们前后期的变化，正是基于他们各自思悟的结果。他们的思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几千年来文士所面临的共同命题。其实，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世界上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人的生命形式是多样的，但我们在个体生命多样追求的前提下，也最好多为社会为民族做一些贡献，实现个体人格与社会人格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魏志 》
[2][7][14][15][22]房玄岭.《晋书山涛传》.
[3][13]房玄岭.《晋书向秀传》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10]陈寿.《三国志》[5][11]房玄岭.《晋书嵇康传》
[6]房玄岭.《晋书王戎传》
[8][12][19]房玄岭.《晋书阮籍传》
[9][10][20]嵇康.《嵇康集》[16]房玄岭.《晋书阮咸传》
[17]房玄岭.《晋书刘伶传》.[18]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21]戴明扬.《嵇康集校注》 |
|
发表于 2009-6-8 18:55:10
发表于 2009-6-10 08:59:25
发表于 2009-6-19 13:05: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