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改变的只是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枫叶人生

中共政治局5月22日开会，颁布了对领导干部和国企领导问责的一些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增强“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

　　这条新闻的背景是最近一段时间大量因犯错被问责下台的地方官员——如震惊中外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在静养了一段时间后悄悄地相继“复出”，有的还异地升官；而且在被网民曝光引起舆论哗然后，当局还坚持复出符合程序，触动了社会对公义缺失不满的敏感神经。

　　中国教育部网站5月17日发布消息说，按照今年启动的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校舍改造后若因选址不当或建筑质量问题遇灾垮塌致人伤亡，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要面对问责。

　　这显然也是对汶川大地震“豆腐渣”校舍责难的回应，可是采取的却是纯粹的亡羊补牢法，因为问责是针对即将进行改造的学校，而不涉及在川震中垮塌的校舍。

　　面对各种执政挑战，中共展现了惊人的学习能力，政治局至今已经举办了13次集体学习，一些政策上的改进，如在两岸策略上的改弦更张，从对立到绥靖，明显取得了实际效果，也获得国际社会的掌声。

　　但是在应对社会期待方面，中共的“学习曲线”却远不及社会意识进步的速度。无论是官员问责开始有沦为“作秀”的危险；司法公正在杭州“70码”车祸、湖北巴东邓玉娇杀官案等处理上面临舆论强大的质疑；执政透明的承诺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行一周年被近八成民众评为“很不够”……都呈现了令人担忧的趋势。

　　官方宣传与实际现状的落差，不但因普遍期待的不断落空而产生公信力危机以及社会心理焦虑，官僚系统面对施政失误几近“零成本”的待遇，也造成对中央号令“言之谆谆，听之藐藐”的印象。两者互为作用，后果是人们对渐进改革方针没有耐性甚至丧失信心，由此形成的社会浮躁氛围更为激进主义的壮大创造条件。

　　当年美国总统尼逊（尼克松）恭维毛泽东的文章“推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毛回应说：“我没那个本事去改变世界。我能改变的只是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后人解读说连毛泽东的雄才伟略，也意识到中国之大，改变不易；更有人认为正因为他不满中国改变的速度太慢，“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才发动了惨烈的文革，不但延误了中国的发展，更因为用激进取代渐进，而导致一整代人的倒退。

　　毛泽东当年遭遇“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幽灵，似乎正以让人不安的形式浮现。当然，中国今日发展的局面不但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让大多数中国人获益，社会上下普遍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成就，自然就不愿意再丢失这百年不遇的发展时机。

　　可是与此同时，类似“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不但拖慢了政府渐进式改革的步伐，在社会长足进步的衬托下更可能进一步加深社会心理危机。

　　此外，当局以国情论反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并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执政应对，实在有必要在实践上证明自我管控也可以产生“良政管理”（good governance），如果任由“下有对策”的情况一再蔓延，对于凝聚社会的政治共识只能是反效果，对增强民众认同和支持渐进改革也毫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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