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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朴初书法中见宋人风神 （刊于《安徽佛教》创刊号时题为《赵朴初书法中的宋人风神》）
宋代是文人地位最高,文人价值得到最大体现的一个朝代。在客观上，由于宋太祖以武权夺得江山，故其深畏武将擅权，而以文官行将帅之职，重文偃武的风气伴随了南北两宋三百余年时间，这些措施在巩固了宋代君主的绝对权力以外，也使宋代文人参与国政军事的热情高涨，即便积贫积弱的宋王朝国土狭小受迫，宋代士人的“内宇宙”依然精神昂扬、自在安然。
从宋代文人的时代心理和审美情趣来看，他们有着独特的追求，可以说，宋人的精神旨趣就是我们现在所确认和肯定的传统文化精神的雏形。第一，宋代文人接受了主动吸取儒道两家思想的禅宗文化，使得三教思想在文化的意义上得到合流，并成为宋人文艺创作的主导性精神；第二，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呈现出承担社会责任和追求个人自由两者统一的状态，这种进退自如的心态也在极大的程度上贯注于宋人的作品中；第三，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成为宋代文人生命的最高目标，他们向内心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去追求经过道德自律后的自由，他们逐渐形成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淡泊和追求“余韵”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就决定了宋人的艺术追求，于是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的审美旨谛形成了。
中国词学研究会学术咨委孙维城先生在其《宋韵－宋词人文精神与审美形态探论》一书中，通过考察“韵”的内涵，接触到了钱锺书先生从《永乐大典》中钩索出的宋代范温谈“韵”的长文（文见钱锺书《管维编》第四册，全齐文卷二五），该文将宋人对“韵”的看法阐尽其赅。钱锺书先生也说，“吾国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文者，北宋范温其人也。”在这篇文字中，范温先是否定了“不俗之谓韵”和“潇洒之谓韵”的观点，继而提出了“有余意谓之韵”的论断：
自三代秦汉，非声不言韵；舍声言韵，自晋人始；唐人言韵者，亦不多见，惟论书画者颇及之，至近代先达，始推尊之以为极致；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且以文章言之，有巧丽，有雄伟，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稳，有清，有古。有此一者，则可以立于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备焉，不足以为韵，众善皆备而露才用长，亦不足以为韵。必也备众善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谈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其是之谓矣。
唯陶彭泽体兼众妙，不露锋芒，故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初若散缓不收，反覆观之，乃得其奇处；夫绮而腴，与其奇处，韵之所从生，行乎质与癯而又若散缓不收者，韵于是乎成。（钱锺书：《管维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62－1363页）
其后又论及书法范畴中的“韵”云：
至于书之韵，二王独尊。……夫唯曲尽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其韵自远。近时学高韵胜者，唯老坡；诸公尊前辈，故推蔡君谟为本朝第一，其实山谷以谓不及坡也。……山谷书气骨法度皆有可议，惟偏得《兰亭》之韵。（同上，第1363页）
从以上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人——至少是苏门的文士对于“韵”的看法就是平淡、自然和有余意。这种对“韵”的理解也颇为能代表宋人的美学观。
很长时间以来，许多书家都把赵朴初的书法与北宋苏轼的书法作过严格的比较，认为赵字是对苏字的直接继承。启功先生也曾言其“于古人好李泰和、苏子瞻书”。但是，我们若大量观读赵朴初的书法作品，则会很自然地发现，赵书并非谨守苏字的模范。著名书法家林岫女士在《诗书双灿 禅慧独清——追忆诗人书家赵朴初先生》一文中也曾写道：
书画界一些评者以朴老书法结体形貌宽博和墨色清润类同“苏（轼）体”，即指称“苏体”，未免有些臆断，也有拂朴老心意。每当听到有人评论其书为“苏体”时，朴老或是淡淡一笑，或者温和地申诉：“看到蚕吐的丝，没必要去问食的是哪棵桑树的叶子吧？其实，我在四十岁前没有见过什么苏轼的墨迹，年青时多习‘二王’和唐楷。之外，平素比较喜欢孙过庭、董其昌、赵孟頫\、米芾的行草。
关于“苏体”的评价，朴老后来在纪念弘一大师圆寂五十周年时还说过：“弘一书法是大师自己的造化，那是大师熔铸各家後以心血书就的精神瑰宝。有人一定要找出弘一书法的师祖，就像去书史长河中寻觅相同的石头，何苦呢？”（林岫：《诗书双灿 禅慧独清——追忆诗人书家赵朴初先生》，《澳门佛教》，2007年11月15日第六十三期）
可见赵朴初的书法不仅仅呈现出苏字之韵，而是兼有整个有宋一代的书风，即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平淡”、“自然”、“有余意”。正是由于苏门文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它们，故而在人们看来，苏字便是这些特点的代言。下面我们就赵书中所见宋人书法风神，逐一加以分析。
一 平淡
赵朴初书法显现出宋人的意味，首先就是因为具有平淡的特点，而平淡又主要体现在书法的结体上。江时发、江健生在《赵朴初与苏轼书法之比较》一文中也谈到，赵朴初的字和苏轼的字在结体上都有“平中见奇”的特点，并认为“平淡”也是宋诗的风格特点。正因为苏轼的字代表了整个北宋甚至宋代的审美倾向，所以赵字的平淡实际上体现的正是宋人心意。
我们看赵朴初创作于1997年底的《项南同志哀辞》。这幅哀挽之作，通篇共计二百二十七个字，每个字各成其姿，无任何两字沟联，不论从整体还是单字来看，均显得极为简素平淡。哀辞作于赵朴初九十一岁之时，此时赵字已臻“老”境，体势多见“退笔”，且故人突然辞世，自有言之难尽的悲痛之感，行笔更见艰涩，所以此幅手迹中的枯笔不下数十处。由于多处出现“丝白”的笔迹，故也在直观上使得此幅书法显得非常之“淡”，但正是这种笔法上的淡，得以彰示出书家内心的情绪，是以一种力控的手段将悲慨化为平淡之姿的个个独立之字。这幅《项南同志哀辞》字数虽多，但变化极少，就用墨而言，深浅相宜而以浅为主，并没有极深极浅极厚极薄的强烈变化；就笔势而言，没有欹姿异态，整体上均以平为主，极少向右上略倾，二百余字几乎一致地含胸平首，神态庄穆；就每个字的行笔而言，可谓“笔笔还其本原”，丝毫不见狂怪难辨之形。可以说，这幅书法代表了赵朴初晚年书法的主要风格，也昭显出赵书平淡浑穆的精神追求。
二 自然
如果我们进一步把握“平淡”的实质的话，应当存在于“自然”之中。中国的艺术精神崇尚自然的观念，而宋人书法所追求的“意”，也实际上就是一种感情的想象的自然，将这种自然通过一种适当的方式传达和显现出来，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平淡了。
宋人的自然观念，在苏轼的书学思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文说》云：
吾文如万解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显然，苏轼只将“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这种自然性精神作为他进行创作的唯一准绳。在《答谢民师书》中，苏轼又再次强调了这一理念：
大略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种自然来自于感情的真切，倘若没有真感情而谈自然，当然只是空中楼阁。文人书法作为一种表情性极强的艺术形式，在这种情感、行笔、字体各方面的自然性要求本来就很强，一笔下去形成的迹画，不容涂抹修改，宋人选择了这种行墨的痕迹来作为他们追求自然心迹的对象，所以对于书法的要求形成了独特的时代特色，他们要求摆脱约束创作的种种程式的束缚，追求“与物俱化”的自然流露和自由发挥，使得书法的文人化程度更获增重。
我们看宋四家的传世书法手迹：苏轼很少抄录他人之作，黄庭坚仅草书作品常抄录前人诗文或佛禅语录，米芾基本不抄录，蔡襄则完全没有这类抄录的作品。而检视赵朴初的书法作品，大多均为自作的诗、词、曲、赋、文，且时常应人之邀，即兴口占随赋，落笔而成随即赠人。这种创作状态就决定了其书法的文人化特质，而且在骨子里透露出宋人特别是宋代文人书法的潜在的理想性精神。在赵朴初留下来的手迹中，最能体现这种自然的情致的首推那些与人交往酬答的信函，这些最个人的本来面貌体现得正是那一股不俗的文气。
在赵朴初众多的诗稿中，有一幅“未定稿”颇值得注意，即创作于1971年的一首七律，在诗前赵朴初还详记了此诗的创作因由，全文曰：
一九七一年一月廿四日凌晨，梦周建人同志赠花一束，云是中南海荷叶所变。视其状不类荷花而颇似芍药，明艳如霞。时有数人在座，余即席赋诗，欲为七律，甫得首四句即醒，因续成之。
其后录诗：
蓬莱水浅手重携，醇朴渊渊是我师。
明月旧归留海阁，奇花今日出天池。
倘能变化丹青笔，畅写江山壮丽诗？
梦觉何分周与蝶，大风回荡起予思。
此幅书法一气呵成，笔意连贯、文气淋漓，许多自然的连笔显得整张书法作品劲丽飞动。结合诗文的内容来看，似乎又更多了一层梦境的迷幻，令人不觉想到苏轼《永遇乐》中的词句：“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但与苏轼追忆往时佳人不同的是，赵朴初梦见的日夜思念的民进同人周建人，这是朋友和战友间的情谊。
从整体上来看，这幅书法中的字“促其中宫，展其大画”，中宫紧收，四周呈辐射之状，上下字间多连笔，方圆并见，草意极强，速而不滑，自在随意之态尽然流露。此作与赵朴初其它作品相比较，在点画顿留和圆转连勾的关系上更见自然之态，加强了牵连而减弱了顿挫之感，特别是前序中的文字，个体性多化为一体性，依照自上而下的主轴形成左右各见流姿的不可拆分的整体，每个字的伸展性被放到最大，于是便导致了整幅书法呈现出天马行空的自然不羁的气象。
三 有余意
我们在此前已经多次谈到，文人书法最关键的特性就是“意”的连续生发性，也即我们所说的“有余意”，特别是宋代文人，其精神世界的复杂程度超越了前代所有文人群体，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在宋代文人的气质中得到融冶，表现在他们笔下的墨迹中，就寄寓了一个连绵不断的文化情趣，这种余意是文人书法追求书外造诣的结果，也是宋代文人追求内宇宙境界的提升的表现。
熟悉赵朴初书法的人们一定不会否认，赵书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人书法，得出这个结论的判断过程极其简单，那就是赵书极具“余意”——这也是赵书体现出宋人书法风神的关键旨要。很多人认为赵朴初书法学苏轼，一生谨守苏体而不知其变。我们认为，持这种说法的人实际上也看到了赵书的文人气和学者心，同时也感受到了赵书中溢透出的宋代文人书法的风神，但却由于视角的狭隘而无法述其本质。
赵朴初一生所作诗、词、曲、赋难计其数，他是典型的文人，其书法作为其诗文的第一表现途径，长期以来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符号意象。只要我们从任意一个符号意象扎下眼去，立刻就会随着其文字的衍展、书法线条的律动而续承其意，就如王岳川先生所说：“情思具有朦胧深远的表现性，线条运动具有抽象的造型的规定性，意象则使书法线条运动具有意味。”赵朴初原创的诗文无疑是包裹着他极为宏富的情感精神的，其书法在行游的过程中蕴含着的情思自不殆言，正是这种流动性极强的形式，结合以诗性极强的内容，使得赵朴初的书法成为一种余意袅袅、不绝如缕的抒意性的文人艺术。再者，由于书法具有符号的性质，所以就有纳融万象的可能。赵朴初的书法是一种“阅尽人间春色”的体验性表达，其观感人生、体悟宇宙的精神所得无一不通过手下所产生的笔墨表现出来，正是由于这些观感和体悟的丰富性，才使得赵朴初书法具有余意不绝的气象。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文人书法由于在各个方面拓展了书法的形式感受，使得“文”与“书”更生成了一种极为密切的内在关系，即刘骁纯先生所说的“既是发之于体内的升沉冲和之气，又是发之于文章的起伏跌宕之气，最终外显为点画的纵横运行之气。”（刘骁纯：《书写•书法•书象》，《书法研究》，1993年第1期）这种内在联系的不断作用，使得宋人“意”的风神得以成为标举一时代书法精神的意韵，也使得宋代文人能够成功地从一条蹊径走向与前人与晋唐比肩的领地。这种内在的精神品格直接为赵朴初所继承，首先表现在气质上，赵朴初那种三教合一的思想理论体系就已经无比接近宋代士人的心理；其次在书法字体的形质上，赵书的轻灵绝尘、温润含蓄的风貌也符合宋代文人书法的审美情趣与判评标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赵朴初书法自然的创作方法、平淡的外貌形态和具有丰富的书外余意的精神风旨，恰恰是宋人所追求或云力倡的，通过笔画的行进跃动来含载和表达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情感信息，“升华出人的精神生命和意向风神，使线条成为艺术家灵魂中伸出的神经元。”（王岳川语）所以，赵朴初书法中所蕴含的不仅具有一般的“文人气”，而且在极大程度上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与最具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宋人心性相承接，并将这种风神以自己的经验和体验方式表达出来，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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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14 18: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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