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不务正业”的大学生活

iascema

中国人是为了别人眼中的自己而活,而很多外国人是为了自己,为了兴趣而活,这也是中国和外国的学术差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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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2日是达尔文200岁诞辰，今年也是他的《物种原始论》出版150周年。在西方，这本书不但是现代演化生物学的开山之作，还因为涉及认识“人性”的基本观点，而产生了巨大的人文冲击：果真人的始祖是一种猩猩，我们对“人性”还能有什么期望呢？难怪达尔文大概是西方科学史家研究得最透彻的一个人物。


　　不过，我们听熟了“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即使对达尔文的科学成就与影响不感兴趣，翻阅他的传记也会感到耳目一新。原来达尔文在27岁之前，并无志向。他家境好，父亲虽是医师，真正的赚钱本领却是投资与放贷。达尔文遵父命入爱丁堡大学习医，却因为知道自己会继承丰厚的遗产，无意在学业上下苦功。混了两年后，父亲怕他没出息，送他到剑桥大学念神学，好将来当英国国教的牧师。三年后，他通过考试毕业，但成绩并不出众。那时他已22岁了。


　　达尔文晚年，在为子女写的自传中，回顾自己接受的学校教育，完全没有好话：剑桥那三年，我在课业上花的时间完全浪费了，与在爱丁堡大学、中学的情况完全一样。


　　其实，这不只是达尔文一个人的看法；到了现在，这句话仍能引起不少人共鸣。然而，达尔文对大学里的正式课业失望，并不表示他上大学的那五年全白费了。例如达尔文在大学里参加了学术性社团；他第一篇生物研究报告，就是在爱丁堡大学的学生社团中宣读的。他还在爱丁堡花钱学会了剥制鸟类标本的技术。到了剑桥，达尔文结识了植物学教授韩斯洛。韩斯洛学识广博，地质学、田野生物学都有造诣；每星期五晚上邀请教师与学生到家里分享见闻，达尔文是常客。而植物学与他的学位考试毫无关系。


　　达尔文毕业后，通过韩斯洛的推荐，随着英国海军小猎犬号到南美洲测量海岸，历时近5年(1831-1836)，绕地球一周。他一路搜集的生物标本，以及地质学观察，由韩斯洛安排发表，为他赢得了英伦科学界的尊敬。达尔文因而确定了一生的志向：研究“自然史”的核心问题，即生物演化。父亲这才放心，不再担心他没出息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大学是对人生的重大投资。统计数据也显示：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可惜这条思路往往引导我们把焦点放在大学的少数学程上，以及那些学程与某些职业的直接关联，如科学家、工程师、律师、教师等。这是小看了大学。


　　事实上，只有少数人毕业后依赖上课时笔记下来的知识谋生；大部分人的谋生本领必须到职场现学现卖。大学提供的是机会，有各种课程让人磨练学习能力、建立信心；有各色人等，磨练社交能力、建立人脉。


　　达尔文充分利用了“上大学”得到的机会。他对在剑桥的日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那股搜集甲虫的狂热。他挑出34只甲虫与1只蛾寄给伦敦一位昆虫学家。那位专家将其中几种登在《不列颠昆虫图录》中，注明“由达尔文君采集”。他终于承认：我在剑桥那三年，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日子。那时我身体好，总是生气蓬勃。


　　愿人人都有那么美好的大学回忆。


　　王道还（台湾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