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奥巴马开始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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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之争是否已经过时呢？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文章。
http://news.163.com/09/0427/09/57T65G6200011SM9.html

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奥巴马的政纲在美国引发了一场有关意识形态的大讨论，让人联想起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姓社”“姓资”之争

本刊特约撰稿/荣筱箐(发自纽约)

曼哈顿下城拉菲逸街339号是一座灰色的三层小楼，和附近很多建筑一样,它看上去古老破旧其貌不扬。楼上没有任何明显的标牌，狭窄的入口被一道不透明的铁门隔开。虽然门旁装着一部对讲机，但显然大部分时间只是个摆设。

这座楼其实名叫幕斯特楼(Muste Building)，是以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和非暴力和平主义活动家A.J. 幕斯特命名。对于很多行色匆匆的纽约客，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意义。无论是1967年辞世的幕斯特，还是继承他的遗志仍然在这座楼中奋斗的11家左派组织，似乎早被沉浸在华尔街创造的繁荣景象中的人们遗忘了。

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USA)的总部就设在这座楼顶层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的陈设简陋，除了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就是高高堆起的各种文件资料，将不足10平米的狭窄空间挤得满满当当，但挂在墙上的一张被标了很多红色小圆点的美国地图却显得非常抢眼。

纽约州社会党主席沃顿(Billy Wharton)情绪高昂地站在地图前指点江山。“这些红点都是我们的支部，你看他们大部分都集中在东海岸地区，不过我们最近刚刚在中部地区开了三个新支部。”

沃顿有足够的理由感到自豪。这三个支部不仅让社会党打入了堪萨斯和南达卡特(South Dakota)这两个保守派势力强大的州，这更是全国只有1000多名党员的社会党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增添新支部。

不仅如此，在过去几个月中，社会党总部的工作人员迅速从3名发展到15名，沃顿本人接受了他有生以来最密集的记者采访，他的名字出现在从自由派的《纽约时报》到保守派的《华尔街日报》、福克斯电视台甚至英国BBC和瑞典国家广播电台等各大国内外媒体。“以前我们组织那么多的活动从来没有媒体关注，而这几个月，却一下子都来了。这是我们最好的时间。”沃顿说。他把功劳归功于曾经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麦凯恩，“我们打算圣诞节时给他寄一张卡表示感谢。”

“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

寄贺卡是一句玩笑话，但社会主义这个曾经被冰封多年的字眼重新成为美国人茶余饭后的话题，倒真的与麦凯恩和他的支持者们分不开。

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麦凯恩在接受电台采访时抛出了一个令大多数美国人都闻之色变的字眼“社会主义”。针对奥巴马提出的“财富均沾”的政纲，麦凯恩说：“你看，我的对手着眼于财富重新分配而不是创造更多的财富，所有像水管工乔伊这样的美国人都知道这是在鼓吹社会主义思想。”

从福克斯电视台保守派的媒体评论员到共和党党魁对此论都不遗余力地推广，奥巴马的政纲被称做“社会主义宣言”，“奥巴马是社会主义者”的论调传遍大街小巷。

用这个以S开头的字眼(socialism)作为重磅炸弹原本应该是有效的。即使是没有经历过冷战的年轻人，对麦卡锡时代的白色恐怖也有耳闻。

不过，这个词语最终没能阻止奥巴马入主白宫，而且还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有关意识形态的大讨论。主流媒体上，专栏作家们的焦点从奥巴马是不是社会主义者转向对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的直接辩论。

美国《新闻周刊》直接在2月中旬一期封面上宣称“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左派杂志《The Nation》甚至在3月连续几期邀请社会主义者写文章参加讨论，有人号召美国来一次彻底的革命，有人干脆说“资本主义已经死了” 。

对于旁观者，美国人对“主义”的讨论显得有些滑稽。在纽约大学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李泓说，这场讨论让他想起上世纪中国的七八十年代，人们对“姓社”还是“姓资”看得很重要，没想到在21世纪的美国还能听到人们为此争辩。

但对于局内人，这场讨论实际是再“务实”不过了。“美国人在乎的其实并不是意识形态，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命运。”智库机构哈德逊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丝(Diana Furchtgott-Roth)说。

经济危机动摇自由市场信念

自里根政府大力缩减政府职能，将很多原来由国家控制的工业放手推向市场以来， 美国人一直陶醉在自由经济耀眼迷离的光环之中。60年代总共只占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的金融业和保险业在放开监管的宽松环境里追逐利益迅速膨胀，到2006年已经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8%。这个庞大体系内的游戏参与者以超过自身资金储备几十甚至几百倍的杠杆率相互借贷套利并转嫁风险，在没有裁判的情况下攫取似乎没有穷尽的利润。

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让美国人从云端跌落下来。今年2月份29万处房产因房主无法还贷而收到强制拍卖通知，比去年同期再升30%。3月份全美失业人口达到1320万，失业率再创新高达到8.5%。摔得鼻青脸肿的人们，带着满身伤痛互相质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对于奥巴马政府，答案显然是“自由过了火”。

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救市计划迅速展开——先抛出7000亿美元注入面临全面塌方危险的金融业，监管政策紧随其后：政府将原本通过银行保险局(FDIC)行使的没收经营不善的大型银行的权力扩展到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及其他金融机构，接受政府救市金的公司从管理者的薪金花红到雇佣外国雇员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再加上政府介入健康保险业和向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的单身人士和25万以上的夫妇加税的计划，都使主张自由经济的保守派人士感到政府职能在无限膨胀，私人财产失去了保障，资本主义腹背受敌，奄奄一息。

“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财产应当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私营机构经营不善，应当由破产法庭去处理，而不是由政府插手。”保守派组织 Freedom21的创始人蓝博(Henry Lamb)说，“政府是问题而不是答案，这是恒久不变的真理。”

蓝博曾经是一家建筑承包公司的经理，并担任过全国建筑承包商协会主席。1988年，他创立了以保护私人土地不受国内和国际环保条约限制为目的的“环境保存组织”。2000年有感于受到威胁的私人财产已经远远超出地产范围，这个组织改名为Freedom21，开始致力于全面推行私有财产权益。但现在蓝博感到他的使命面临严峻挑战。

“在过去几十年里，左派学者在美国的高校中成了主导，这样的教授教出来的学生帮助奥巴马成为总统，而现在他们正在一起把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蓝博的说法并非无因，社会调查机构拉斯幕森报告(Rassmusen Reports)4月初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只有一半左右的美国人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有20%的人明确表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奥巴马是社会主义者吗？

左派的人士对这场经济危机的起因显然有完全不同的解释。“资本主义是被它自身携带的病毒害死的。”美国三合一大学南亚历史系主任普莱沙德(Vijay Prashad)说。他解释，自由经济的特点就是为追求利益不顾需求拼命生产。

即使联邦政府的救市政策已经让保守派觉得变了天﹐左派人士也并不认为奥巴马是自己阵营的一员。“我也希望总统是社会主义者，但很遗憾，他不是。”社会党的沃顿说。沃顿说，虽然奥巴马致力于加强政府监管﹐但对于银行国有化的问题却退避三舍﹐这意味着他并不想对现行体制做出根本性变革。

在健康保险方面﹐社会主义者认为应该全部由政府负责﹐而奥巴马提出的政府和私人合作，保证所有美国人都能有保险，其实仍然是让私人保险业主导大局。

沃顿的判断得到了奥巴马自己的亲口证实。在《纽约时报》记者直截了当地问总统是不是社会主义者时﹐奥巴马先是试图回避问题，之后又亲自致电该记者，声明自己是自由市场的忠实信奉者。

不过政治人物总是擅长声东击西，奥巴马对自己的定位并没能平息民间的争论。虽然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对各自的理念都有明确的底线，从量变到质变却是很难一眼看穿的复杂过程。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漫漫长路上，究竟哪一步是跨越中界的关键正像哪一根头发让人变成了秃顶一样没有明确答案。这使当前的这场辩论很多时候听上去像小孩子在吵架。

在3月初的一次节目中，保守派电视台福克斯(Fox) 的财经主持人魏立德(Cody Willard) 和美国社会党2008年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亚历山大(Stewart Alexander) 在讨论奥巴马的救市政策时有这样一段令人喷饭的对话。

“这是社会主义。”

“这是资本主义。”

“这不是资本主义，这明明是社会主义。”

“这是资本主义﹐这根本和社会主义没有半点关联。”

不堪一击的美国梦

尽管势不两立、争执不休，左右两派人士却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美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件好事。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研究表明，如果把美国人的收入从低到高划分为四个层次，从1979年到2004年，最低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只增加了2%，而最高收入阶层却增长了63%。1965年时，美国公司老板的平均工资是工人平均工资的24倍，到2005年老板挣的薪水成了工人的262倍。

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也表明从2001到2007年，美国贫困率上升了10.6%。

在经济上升期，收入的金字塔结构也许借着表面繁华还能显得风光无限，但巨大的贫富落差在塔基上留下的细小裂痕就像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旦经济下滑就会一触即发。从美国国际集团(AIG)的高层分红引来民众在他们的豪宅门前举行示威，到4月3日成千上万人高呼“救民众不要救银行”在华尔街上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游行，都已经表明来自底层长期积压的怨气已经开始爆发。

“我工作勤恳，热爱家庭，恪守美国价值观，为何我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境地？”4月3日游行队伍中的一员摩尔(Pat Moore)说。40岁的摩尔曾经拥有他想要的生活：自己供职一家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在新罕布什尔州风景宜人的Westfield小镇上拥有一套独立洋房，三个儿女正在读幼儿园和小学，妻子在家专职相夫教子。

半年前摩尔丢了工作后，一切都改变了。尽管已经发出了几百份求职简历，但都石沉大海。一个月前，因为拖欠房贷，房子被银行收走了，一家人只好暂时挤在亲戚家。在参加游行的前两天，摩尔平生第一次走进了一个为无家可归者安排庇护所的慈善机构寻求帮助。

摩尔的处境并非只是个案，大都会人寿(MetLife)最近发布的2009年“美国梦”调查报告显示，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一旦失业，一个月后他们就将付不起账单，即使在年薪超过10万美元的受访者中也有超过25%的人说如果失业，一个月后他们将不得不宣布破产。让美国人心醉的中产阶级的富足生活，在经济危机面前不过是不堪一击的幻影。

一名自称来自堪萨斯的笃信宗教的网友，在AIM网站上的留言可能代表了一些保守派人士的想法：“主耶稣主张所有信徒，不分阶级肤色或性别，一起分享物质和精神食粮，如果说奥巴马追求社会平等是在搞社会主义，那耶稣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乐观的信号

不过靠增加高收入者税收平衡贫富差距的办法，本身也蕴含着社会矛盾的新导火索，不仅大资本家将看到自己的财富缩水，普通的中产阶级也难免受连累，导致阶级分化更加严重。这正是华裔老侨民赵文笙所担心的。

赵文笙30年前从香港移民来纽约，先是和很多华裔新移民一样开餐馆为生，之后又涉足银行和地产业。丰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声望，让他历任纽约重要华侨社区组织联成公所的主席。他的一双儿女现在都已开了诊所，事业有成。但高收入带来的高税收，却成为赵家一个沉重的负担。

赵文笙说，高赋税造成的结果就是奖懒罚勤。他的儿子每周开业三天半，其余的时间都用来享受生活，而女儿每周开业六天，年底报税后两人剩余的收入几乎没有差别。而低收入或者没有工作的人不仅不用这么拼命，靠申请社会福利还能拿到免费吃住。

但纽约反饥饿联盟的博格对此却有另一种看法。博格说，很多商人认为他们能够赚到钱全靠自己的本事，其实并不尽然，比如酒店业者还要靠公共的机场、道路甚至交通工具将客人送上门，所以向他们多征税用来建设公共设施完全是公平的。

“我是一个坚定的资本主义者。我坚信，如果你是一个聪明而且工作努力的人，你有理由比别人过得富裕。但正像当年福特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主张给工人加工资，让他们可以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一样，他知道如果工人穷到买不起自己的产品，整个社会就是处于动荡之中。”博格说。

对于三合一大学的普莱沙德，资本主义者博格的想法绝对是一个让人乐观的信号。“很多东西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在资本主义中一点一点地加入进步的成分，就会产生一种新的体制。你尽管还可以叫它资本主义或任何名称，但你知道它已经不是以前的资本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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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
“很多东西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在社会主义中一点一点地加入资本主义的成分，就会产生一种新的体制。你尽管还可以叫它社会注意或任何名称，但你知道它已经不是以前的社会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