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苗子是否告密看追溯历史真相的难度

yin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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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记得上高中时，偶然读到有关曾任总书记的向忠发的记述，讲他虽然出身工人，但生活腐化，而且一被捕就当了叛徒等等。当时我稍感诧异的是，向忠发既然叛变，为什么被捕不久就给毙了呢？我也就是出于常识的这么一想，虽然算有点问题意识，但是从未深究。后来读到台湾的党史研究，也如是说。老一代人大多夹缠在国共对抗里，历史叙述往往不是截然不同、就是高度一致，各自黑白分明。对照着看，或映然成趣，或心里犯嘀咕。近年读杨奎松教授文章，指陈向忠发虽然被捕不久就招供，但有意含混不清，避免“造成太大破坏”，而“这也正是他很快就被枪毙的一个重要原因。”此论基于史实、合情合理；看似寻常，却是数十年来未有之见识。说向忠发是叛徒很简单，然而，理解对严刑和死亡的恐惧、所谓党人钢筋铁骨更多是神化，才能对向忠发一案做出新解、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



  日前，章诒和女士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指控黄苗子先生是把聂绀弩送进监狱的告密者，其根据是寓真先生“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的《聂绀弩刑事档案》，“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章诒和女士文章一发，反响巨大。国内如贺卫方教授、国外如黄河清先生等知名人士，都已发表感想文字，采用了章女士的说法。在媒体推波助澜下，一时间黄苗子是告密者一事几成定案。

  然而，多数人相信黄苗子告密，是由于相信章诒和女士。章女士屡经磨难、文笔感人，是近年国内良心知识分子重镇，享有很高声誉。她的几本大作，感动中国，作为个人回忆述往，有相当史料价值；而人物、细节栩栩如生，更近文学作品，或曰报告文学式的史笔。章女士本文学中人，如此写法自有其力量，但史家读时，就需小心些。仔细读来，这篇关于黄苗子先生短文是《聂档》的读后感，并无独立考证，只是将寓真先生以含蓄笔法表达的对王次青、黄苗子的怀疑挑明了。



  从四九年到七六年，批判、揭发、检举是很多人都做过的事，划清界限、上纲上线乃至编造攀陷也不罕见；但长期监视一个人、经常向“组织”上汇报的线民，相对来说要少得多，而且不管是怎样的时代，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不光彩的。所以，章女士的指控是很严重的，应该是以证据确凿为前提的。黄老先生只要神智清醒，也是应该对此正面回应的。不过，已经住院的黄老先生似乎是无法答复了。

  奋起为黄苗子打抱不平的，是王容芬女士。王女士虽然没有章女士那样的知名度，却是早在一九六六年就上书毛泽东批判文革，为此被判无期徒刑的独立思想者。她经历囚禁十四年后倖免一死，尔后学成研究韦伯的专家。她最初的文章，从《今天》论坛转载的章女士文章未刊稿找出一处硬伤，由此推论“章怡和信口开河”，“黄苗子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他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这样的回应，构成对章女士的反控，但文中缺少有分量的辩驳；而且言辞愈烈，有时愈乏说服力。不数日，原定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内容大致相同而语气远为缓和的《黄苗子告密辩析》，竟被临时撤稿。《开放》主编金钟先生更在退稿信中明言，他已托北京友人查证，确认黄苗子是线民。如此一来，黄苗子告密案更仿佛铁板钉钉了。然而，金钟先生并未说明“北京友人”是怎样查证的，更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证据。



  具有辩驳力的，是戴晴女士的《档案调用的权力》一文，跳过章女士文章，直接质问《聂档》的来路与可信性。的确，无论编撰《聂绀弩全集》的“湖北出版界诸公”，还是其他关注聂绀弩、二流堂、以及那一代追随党却历经整肃的文人命运的学者，都无缘看到完整的聂绀弩档案。寓真先生是因为曾任山西省高级法院院长，所以能先睹为快，“凑巧”地成为第一个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人。这种真正的研究者看不到档案的情形，富于中国特色，由于持久而普遍，以致人们往往已经不再觉得荒诞。
  幸好寓真先生不仅仅是一位政法官员，而且诗词造诣颇高、对聂绀弩先生极其推崇；否则即使能够看到档案，《聂档》也无缘面世。近几十年的很多珍贵史料，就这样荒凉地躺在尘埃里。从《聂档》可以看出，寓真先生付出巨大心血、研究相当深入。但另一方面，寓真先生身在官场，或言说有顾忌、或思想有窠臼、抑或兼而有之，对当代史的要害处如毛泽东的评价，多不逾越《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即便是对聂绀弩本人的描述，亦似有可商榷处，只能视为而对聂的一种解读。目前，寓真先生看到的原始档案并未公开，而《聂档》是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写就，我所看到的电子版，全无引用、注释等，究竟哪些出自档案、哪些源于推证，无从说起。这种写法，加上作者功底深厚、世事练达，使《聂档》读来十分好看，但不能称为历史著作。《聂档》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但其具体真实度，恐须通过第一手史料来予以印证。如此说绝无不敬之心，事实上，我对章女士洛阳纸贵的几本书，也不以为是历史著作，主张要分析地阅读。其中的文学想象、个人判断，从史家的角度，都需审慎辨别。
  关于黄苗子，寓真先生的确写得最模糊，反衬出他心中的怀疑。但是，他为什么不明说呢？是因为档案只令人起疑尚不足以坐实，还是顾忌黄老先生的高秩与大名？如果是前者，很可理解；如果是后者，似乎不必。然而，为什么寓真先生仅仅曲折暗示，章女士却明确无误地说出来呢？是因为看到了原始史料或另有所凭，还是仅仅出于对《聂档》的理解与确信？若看文章本身，似乎是后者；但章女士对《黄苗子告密辨析》的“表态”据王女士言，“其实，还有很多更冷酷的事实，笔下还是留有余地的，还是有些不忍”，则接近前者了。金钟先生走得更远：“寓真只是沒有直接點名指出黃苗子，他文章中引用的不少材料就是出自黃苗子之手。”他紧接着说，“寓真文章要在大陸發表，他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這也算是大陸的‘潛規則’之一種吧。”但中国的事，一归到“潜规则”就无异于混沌：寓真先生明明知道一切却有所保留，而这一保留岂不是要把档案里能够坐实黄苗子告密的材料都保留起来才算彻底呢？明明唯有请寓真先生帮忙把原始档案公开才能确知有无告密，但“潜规则”一旦发生作用，这些档案还能真的“解密”吗？

（二）

  由此可见，追溯当代历史真相的第一大难处，在于研究者不能自由接触到关键性的第一手史料。史料是史学根本，严格的历史研究，在于史料的考证与诠释。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常识，如今却未必常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上个世纪下半叶的惨痛经验需要铭记与反思，章女士和寓真先生的文字，也是基于这一认识的可贵努力。但是，与德国反思纳粹、俄国回顾前苏联不同，历史在中国一直延续至今，和当下的现实紧密交织。所以，历史被刻意屏蔽、史料被湮没甚至销毁，反而不足为奇。在如此现状中，指望档案公开、接触档案的机会与权利平等未免不切实际。应有的一点史识是：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史料不足处，有疑而无结论。是因为“潜规则”也好，还是由于体制化的巨大混沌也好，没有公开史料支持，章女士的指控，只能构成疑问、并不意味真相已明。

  另一方面，黄老先生的友人、那些敬重黄郁伉俪和二流堂诸公之人的大恸或大愤怒，在感情上足可理解，却恐怕无助于追溯真相。没有人否认，黄老先生晚年文章丹青成就斐然，更“挟着善行义举向天国行进”。但如果据此以为黄苗子告密绝不可能发生过，则只是出于对完美和完人的期待而已。这种期待虽是人之常情，却恰好忽视了人的多重性与丰富。昆德拉亦未免告密嫌疑，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是二十世纪经典；格拉斯毕生激进正义，虽然晚了些，终究承认自己曾经加入纳粹，而《铁皮鼓》也是深入人性的杰作。在极权肆虐时代，个人史的不完美，往往更接近真实。偶像的崩塌，虽然令人难以接受，但直面历史不得不放弃幻境，即使令人绝望悲凉。所以，即使黄苗子是告密者又如何？史学切忌以道德判断为目的。无论肯定否定、或是功过几分，背后都隐含着预设的价值取向，从方法论上不可取，结果难免选择性的夸大或忽略。打捞历史的第二大难处，正是因为我们急于辨明善恶、分清是非的内在冲动远大于对真相的追求，而当代史由于晚近乃至当事人还健在，更多了人际关系的复杂、先入为主的印象等等。发表议论本来比史料考证的枯燥、诠释的审慎要痛快得多。不过旬余，在确信先有黄苗子、后有冯亦代告密大白于天下的前提下，评论界风起云动，从主张宽恕到要求忏悔不一而足。更有文章题目为“面对真相春暖花开”，显然是刚写完海子说滑了嘴。

  一位网友在读罢有关这桩公案文章后感言“原来历史是最难的学科”，诚哉是言！按说我们历史悠久、史学也悠久，就连清代盛世的文字狱，也不但未湮没反而促成乾嘉之学，可是如今严谨的学术精神似乎越来越萎缩，这大约与我们对历史少些起码的尊重有关吧。且不说历朝历代都或多或少、于今愈演愈烈地篡改历史，我们的传统也从来不缺乏戏说故事的随意、人云亦云的轻信和不求甚解的糊涂。生活在市场经济里，人们在与切身利害相关处精明仔细，对某朝某代、某年某月的“那些事儿”则以写来赚钱为主，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妨马虎。“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语在被误解中空前流行，历史除了依然服务于现实政治、现在更大程度上还需要服务于消费。
  历史近年很热、史学依旧很冷的对照，是无孔不入的中国式市场化的一点小小结果。史学本该是冷板凳，好的史学家一辈子不见得写几本书，并不必“著作等身”。史学更该是冷眼旁观，政治热情高涨固自多余，利益考量太多也会走样。也许，追溯历史真相的第三大难处，在于追溯者自身，在于冷静的态度，在于“为历史而历史”。当年太史公，以刑余之身，弃绝他念，遂有《史记》的不朽；西方史学的延绵发展，源自于数百年独立于社会之外、坚守于象牙塔内。反观中国史学主流，从官修断代史起，一直具有工具性，例外在于乱世与野史；到意识形态支配登峰造极时，干脆一点杂音也不容。总算熬至今天，言说虽未自由、口号早已空洞；城堡依旧坚固，但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初期阶段的突变，形成相当大的灰色空间。民间治史由是方兴未艾，且常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浸透。在大量史料仍未解密的情况下，回忆录、日记、口述史乃至纪实均弥足珍贵，虽然作者出于一己感情见识的抑扬褒贬，几乎不可避免。与其苛求于作者，不如自己多几分警醒：个人史叙述，难免着力于披露秘辛、臧丕人物；读史者的着力处，却在于通过个人命运的路径去把握逝去的时空。
   “文史不分家”由来已久，古代史书里亦不乏文学笔墨。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九十年代以来，由文学入历史入思想者颇多著作，而学历史或哲学出身的反而相对少得多。于是文人治史的图景多少重现，于是不知何时起，历史著作是否好看，成为一条很重要的评判标准，虽然怎么才算“好看”谁也说不清，虽然不少文学批评倒是日趋晦涩、以引进带“后”字的西方理论为主。日前邂逅一位著名美国学者，直言文学批评理论一枝独秀式的兴旺是由于易出成果，文本分析太费功夫。历史著作追求好看，是否也有一重讨巧的意思呢？在我看来，“好看”实在是次要的品质，比如史景迁的著作被认为好看，但其价值岂在于此？而《三国演义》好看，又怎能和《三国志》并论？如果仅仅强调好看，难免不流于演义，而且只怕蔡东藩的水准还写不出。
  倘若文人笔下，不缺的是丰沛的感情、分明的爱憎，那么在史家眼里，这些恰恰是该尽量克服，以理性与考证代之的。这二者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无趣，但历史本来就不怎么有趣、真相更多半荒诞甚至残酷。不过，还有那么多往事隐藏着，每看到一点，已觉震撼，若能由小见大，令人省思我们仍在亲历的现代史，则更多惊喜。好在有时也能看到这样的著作，比如去年的《墓碑》，又如高华教授论红太阳升起、徐庆全先生记“丁陈反党集团”，读来也许感觉沉重，却提示着历史与人性的错综复杂。

附记：

  小文写到一半，又读到章女士的《卧底》，这一篇不少内容引自冯亦代先生的《悔余日录》、还标明页码，记述比前一篇要详尽得多。以冯先生原书为依托，自然就少许多争议。感谢章女士不为尊者讳、不介意人情的决然，更感动于冯先生不计荣辱，为历史公布个人见证。这些日记，如自曝其线人生涯，则冯先生晚年的勇气，鲜有其匹。

有些历史探究起来还是很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