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星图又“老了”300岁 为世界最早手绘版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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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星图：从右到左分别为１２月、１月、２月、３月、４月、５月、６月、７月、８月、９月、１０月、１１月。

星图末尾处的电神形象。

星图里的北斗星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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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世最古老手绘版星图 ●1907年流失海外，现存大英图书馆 ●最新研究表明该图绘制于初唐
　　敦煌星图又“老了”300岁
　　近日来，被欧洲各大网站转载报道的世界最古老的天文地图，就是1907年被英人斯坦因在敦煌从王道士手中弄走的藏经洞数万件卷子中的《全天星图》，又称《敦煌星图甲本》，斯坦因编号为S.3326号卷子。该卷子为绢本彩色手绘，长1.98米，上面标注了1339颗星星的位置。此卷子前为《气象杂占》，后为《解梦及电经一卷》，星图居中，极为珍贵。
　　敦煌星图的画法是现代星图的鼻祖
　　星图从12月开始，按照每月太阳所在的位置把赤道带附近的天区分成十二份，每一份投影到一张长方形的平面图上。每月星图下方的文字，说明了太阳在二十八宿的宿次，黄昏和傍晚出现在正南方的星宿；每月星图之间的文字说明了十二次起点和终点的度数。北极附近的紫微垣以北天极为中心投影到一张圆形的平面图上。简单地说，就是把北天极附近的星画在圆图上，把赤道上空的星画在横图上。这种画法是现代星图的鼻祖。敦煌星图上恒星的位置并不是按照测量数据点定，而是用眼睛估计星与星之间的相对距离而描绘的，但却极为精细。另外，绘制者还用不同的颜色区分了甘、石、巫三家星官。根据推测，这幅星图观测地点的地理纬度在北纬35度左右，即现在的西安洛阳一带。
　　李约瑟断代早已被中国学者否定
　　2004年春天，笔者在英国采访时，正巧碰到大英图书馆举办“丝绸之路”专题展览，这张古星图也在展览之列，因而有幸目睹其真容。据介绍，这张星图是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卷子中最为珍贵的藏品之一，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展出过多次，但是并没有引起西方学者们的足够注意，研究工作也不尽如人意。1959年，英国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推测这幅星图可能是抄绘于五代后晋时期约公元940年左右。此后西方学界一直采用了李氏的断代。
　　李约瑟对星图的制作年代虽然不能非常肯定，但对这张星图的价值却极为肯定。在他所著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一书中一再提到：“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切文明古国中流传下来的星图中最古老的一种。”在比较该图与欧洲各国星图后，他又指出：“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可以和中国天图制图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可以说很少，甚至简直就没有。”
　　我国的学者对这张星图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著名的古天文史专家席泽宗曾在1966年撰文指出，星图画法类似于墨卡托投影法，但要比墨卡托发明此法早600多年。在这篇国内首篇讨论星图的论文中席氏采用的是李约瑟的断代。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马世长教授通过对卷末电神服饰风格和卷子上文字的书写风格的研究，以及文字中多次出现避讳现象，如“民”字避讳缺末笔，认为星图抄绘于唐中宗时期，即公元701-710年间。这一结论得到国内学界的基本认同，从而否定了李氏的断代。此后，对星图的研究工作再一次沉寂下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没有北极星的星图
　　2004年，法国著名的天文物理学家Jean-Marc Bonnet-Bidandhe和天文学家Francosie-Praderie在观看到这张古星图之后，一致认为，该星图的制作年代早于李约瑟推测的940年，应该在公元8世纪初。此后的几年间，在英国图书馆专家苏珊·惠特菲尔德博士的配合下，三位西方学者对星图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于近日联合署名发表了论文。其中，最为瞩目的研究成果就是对星图制作年代和制作人的全新推断。
　　负责星图文本文献研究的苏珊在给笔者的邮件中，详细解释了他们断代的依据。她打趣地写道，为一件没有任何纪年的古代文本做断代，就如同侦破一件无头案，任何蜘蛛马迹都必须做出科学的分析。
　　服饰风格通常是断代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卷子末那个手拿弓和箭的电神，尤其是他头上戴着那顶帽子非常重要。苏珊指出，这种帽顶倒向一侧的风格应该是唐代早期的风尚。因为在唐中期大约公元800年以后的图像中，男人戴的帽子不再是松松垮垮地倒向一侧，而是完全挺立在头顶了，帽子顶部是硬的。另外，卷子上文字的书写风格应该是公元600-800年间的书写风格。当然，最为重要的断代依据，还是根据卷子上文字中多次出现的“避讳”现象。事实上，这种中国古代历史上独有的现象帮助学者们解破了很多断代问题。
　　在卷子上的文字说明里，多次出现了将“民”字避讳缺末笔，而“旦”字却正常书写。这就使得学者们想到唐代的两位皇帝太宗李世民(626-649)和睿宗李旦(684-690)，根据两位皇帝在位时间的上下限，苏珊将星图的制作年代锁定在公元649-684年间。
　　那么这张星图又是谁绘制的呢，是原本还是复制本呢？
　　苏珊在整理卷子上的文字中，多次发现“臣淳风言”的字样。“淳风”即为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李淳风，公元648-664年间，他作为天相学家一直在长安为皇室所御用。从时间上看，与星图的制作时间基本重叠。因此可以推断，星图就是李淳风所绘制并在图上撰写了说明。
　　尽管星图绘制在上等丝制纸上，但从制图的方法和书写风格来看，不免有粗糙拙劣之嫌，苏珊认为不应该是李淳风为皇家制作的原件，而是同时期或稍晚时的复制品。
　　与此同时，法国的两位学者则从天文学的角度对星图进行了精确的研究。经过用天文望远镜的对照，星图上标记最亮的200颗星星的位置相当准确。而更让科学家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张绘制相当准确的北半球星图中，竟然在北斗星组群里“遗漏”了北极星！
　　苏珊认为这样的做法也与中国古代的“避讳”传统有关。中国古代一直认为天和地是一个体系，在天空中位置固定不动、被众星拥戴的北极星通常被看成是帝王的象征。尽管在此以前的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避讳”北极星的记载，但在这张星图上，有可能出于对皇帝的尊重而将北极星排除在北斗星组之外，绝非是技术上的遗漏。
　　通过“避讳”来断代存在一定问题
　　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国内的学者又是如何评价的呢？为此，笔者电话采访了北京的马世长教授。
　　马教授认为星图的制作时间应当是在8世纪初或更早的时期，绝对不可能是李约瑟断定的五代后晋时期。“80年代我在敦煌参与研究工作时，看了无数的敦煌卷子，看得多了，就知道每一个时期的卷子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从纸张和书写风格上判断，星图一看就是唐代的东西。”不过，对于西方学者将星图制作年代限定在649-684年间，马教授略有质疑，因为完全根据“避讳”来断代有时也不准确。“尤其是复制本，后代在抄写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去遵守前代人的避讳做法。必须是同一时代的人才会遵守那个避讳。”
　　由于还没有看到西方学者们的论文，治学严谨的马教授更多地介绍了他本人对星图所做的工作。通过马教授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星图的断代依据和马教授当时的做法基本一致。“其实，这也暴露了国内外学术交流存在的问题。从1983年起，对于星图的年代，国内的学者基本接受了我的观点，即是抄绘于唐中宗(701-710)时期的复制本。但是国外学界一直采用的是李约瑟的断代，对我们国内的研究动态缺乏了解。但是这次他们能够联合天文学家一起去研究，自然会有更多的突破。”马教授不无羡慕地说。
　　虽然对星图最新断代还有所质疑，但马教授非常肯定地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西方学者的这次研究工作非常有意义，“使更多的西方人对敦煌遗书的价值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敦煌遗书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里面蕴藏着很多的世界第一，有待我们共同去探索和发现。”马教授最后如是说。
　　据悉，这张举世瞩目的古星图将于本月20日起在大英图书馆的“珍宝艺术馆”展出。
　　(感谢英国国家图书馆的苏珊·惠特菲尔德博士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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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的“地图”——星图
　　星图，是恒星观测的一种形象记录，它是天文学上用来认星和指示位置的一种重要工具。星图是不同于传统地理图集或者天体照片，也就是说，现在星图是把夜空中持久的特征精确描述或绘制，例如恒星、恒星组成的星座、银河系、星云、星团和其它河外星系的绘图集亦即是“星星的地图”。
　　14世纪以前的星图，只有中国保存下来。三国时代，吴国陈卓在公元270年左右将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所观测的恒星，用不同方式绘在同一图上，有星1，464颗。此星图虽已失传，但从绢制敦煌星图上可知其大概。苏州石刻天文图是根据北宋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的观测结果刻制的。《新仪象法要》中所载星图绘制于1088年，但所依据的观测结果与苏州石刻天文图相同。
　　西方古典星图起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时期，主要是具有美术性质的希腊天图，所表现的只是星座的形象示意图，而不是星辰本身。早期较著名的古典星图是由中世纪的僧侣Geruvigus于公元1000年前后绘制的，它由哈利父子收集，现存于大英博物馆。Geruvigus星图风格古朴，与后期的古典星图相比显得粗糙了一些，但它对于以后的星图画家的影响却很大，从很多图上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1569年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G. Mercator)创立墨卡托投影法，为地图投影方法中影响最大的，广泛用于编制航海图和航空图等。
　　望远镜发明以后，欧洲较早的星图是赫维留所编《天文图志》(1657～1690年)中的54幅星图。赫维留的星图经弗兰斯提德重新修订，于1725年再版，绘有2，866颗星。1863年出版的《波恩星图》是早期著名的星图。
　　本报记者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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