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迁中的中国与欧洲 ——《转变的中国》作者访谈录的启示

hong

泓按：

（感谢josephe 兄的支持，凡发言者需要本书的，赠送2008年清晰PDG版，发言且需要的请PM偶。）



《转变的中国》是著名美国华裔学者王国斌教授的名作，中文译本先后10年也出了好几版了，例如——
《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作者美)王国斌(R.Bin Wong)著 李伯重，连玲玲译 页数:292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简介:据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译出
(这里的19楼可以下载，但比较模糊，是快速版吧！http://bbs.gxsd.com.cn/viewthread.php?tid=227844)

《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作者:王国斌著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简介:本书将社会、经济与政治史融为一体，通过比较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的动力，再现特定历史时刻的多种发展可能，进而希望以中国这个主要的非西方文明为镜，改进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总体看法，并阐明比较史学如何有助于修正社会理论。

《转变的中国》  
作者:王国斌主编 页数:277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简介:同上

这本书可以视为“加州学派”的代表作，同时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我国著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就曾为此书的中译本撰写序言（收入《吴承明集》——序王国斌著《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 第329页 ）；李伯 重教授不仅对于翻译此书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写下如《相看两不厌”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研究方法评介》 等论文予以评介。近年来我国学界对“加州学派”的认识与此不无关系，而且在清华等校的研究生培养中，讨论研究此学派也成为重要内容。

当然，作为非专业学者，我们对这样专门的学派很少能够有更多的认知。但，正如上述介绍中所言，有关问题涉及社会、经济与政治史之交汇，并具有比较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动力、再现特定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以及比较史学如何有助于修正社会理论等功效，于是引起非专业学者的重视。

那么，为什么我特别将一个并非“新近”的问题，现在提出来呢？
去年11月得到上海学者将以前对王国斌教授进行的访谈发出，其中所涉许多方面的内容，而由他本人而不是别人甚至翻译之后的内容来进行分析和讨论，应当说是比较有价值的。这不仅有利于我们直接理解相关问题，而且能够透过访谈录来引导我们的阅读或知识补充与修正——这对于读书应当是很有意义的！

本坛以读书为主旨，而对于许多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而又有广泛阅读需求的书友而言，跨学科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园地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我希望的是专家或非专家给与我们更多的意见或启迪，即使是很一般的讨论也会有收获——这是对以增进知识和抱着学习的渴求来这里的人所言！

我选择这一题目作为“主题讨论”，除了上述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个命题涵盖较为广泛，似应引起诸多专业的书友的共同兴趣。恳切期望大家踊跃发言、赐教——春天来了，新的学期，总要有些收获吧？呵呵～～～

下面，附录访谈录全文，这也是很有价值值得收藏的一份学术资料。

P.S.
为响应老鹰集团倡导的关于“认真读书 努力治学”（静默——并非无所作为，而是要在“读书”上下功夫）的号召，本人希望在新的一年中多学习一下，所以发起这个讨论，很希望各位专家予以指教！更愿意作为引玉之砖，有更多书友共同努力！请大家支持！！

hong

历史变迁中的中国与欧洲
——王国斌教授访谈录

见附件（原文较长影响看贴，同时为了便于保存改用附件）。

josephe

嘻嘻，2008版，清晰版pdg。


正在拜读，看看说些啥。不过大部份内容对偶这个大老粗来说应该是看不懂的。

hong

啊，这个有啊，太感谢啦！还是清晰版pdg，呵呵～～～～～～～～厉害厉害的说！


十分感谢楼上书友对讨论的热情支持！经其同意，凡在此发言的书友，需要的话可以免费赠送2008清晰PDG版，请PM我——不发言的就抱歉了，呵呵～～

我上传一个封面这是经过处理的哦！

josephe

编者的话

  本书作者王国斌，系美籍华裔学者，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他本科毕业于密歇很大学经济学系，进入哈佛大学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先生和孔飞力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史(主要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是当今美国中国史学界享有盛誉的中年学者。本书英文版于1997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鉴于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在此中文版翻译过程中，对原文作了一些调整和改动(包括删除了原来的第八章，新写了第九、第十章)，因此这个中文版在若干地方与英文版有所不同。

  现中文版分为三篇十章，上篇“经济变化”，中篇“国家形成”，下篇“社会抗争”，分别对本书的三大主题进行讨论。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三个主题，乃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不仅是近代欧洲历史最重要的两大过程，而且由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扩张，使得这两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世界性的了。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欧洲社会史研究中，民众反抗研究处于中心的地位。 以集体行动为契机，分析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来说，上篇主要探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其中第一章指出了19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的主要相似点；第二章集中讨论农村手工业的作用；第三章则从经济史转到经济发展。作者强调：经济学的原则，尽管已证明不足以解释欧亚经济史与经济发展的多种道路，但却能够把不同国家的经验理出头绪。 中篇把欧洲武力威胁到中国统一之前和之后，对中国及欧洲政治变化的历史环境产生之影响进行对比研究。其中第四章为中国与欧洲国家形成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个分析的构架；第五章深入探讨国内统治的有关问题，以说明中国的统治方略产生了一个农业帝国，与欧洲经济很少有相似之处；第六章则从欧亚的观点，来对帝制时代以后中国的国家形成问题进行讨论。作者力求把中国和欧洲的国家形成情况，都放到一个平等的分析构架中来看待，既看到二者的共同之处，也看到它们的各自特点。下篇则以政治与民众反抗为主要讨论对象，第七、八、九三章分别对食物骚乱、抗税运动、叛乱和革命的内在逻辑与环境进行分析。在具有结论性的第十章“比较史学与社会理论”中，作者将其对中西比较史研究中的方法论与社会理论的看法作了一个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希望能对中国与欧洲历史变化的诸种动力，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同时也想借此表明比较史学能够有助于修正社会理论。

  由以上简介可见，本书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含了经济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中许多最为重要、也最有争议的问题。另外，由于本书打破了传统的学科藩离，把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融为一体进行分析讨论，从而使人们对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变化的总脉络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 因此可以说，本书是学界不多见的一部涵盖面宽广、但讨论问题又颇为专门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之作，它代表了西方新一代学者在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josephe

中文版序

  近30年来，中西比较史学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人们突破了长期支配这一研究领域的西欧中心主义，也突破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流行的“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模式。在中国，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颇受注意，但他提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的主张，并非认识中国特色的最佳途径。只有比较两者之异(differences)，又比较两者之同(similarities)，才能看出各自的特色。要做好比较研究，需要对西方的(至少是西欧的)和中国的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有同等深度的认识和学术根底，又需要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有深思熟虑的修养。本书作者王国斌教授具备这两方面的要求、并善于提出有争议的问题、这就使本书能启迪思考，引人入胜。
  本书是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方面来做中国和西欧的历史的比较研究，并希望从比较所得的更大范围的社会演变轨迹中，来改进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它是迄今我所见到的惟一的一部从整体上考察、在观点和方法上都具有新思维的中西比较史学著作。全书旁征博引，纵横论述，有如行云流水，目不暇接。这里，我只就若干历史观点和方法论等做些讨论。
  多元论是比较史学的出发点。多元论并非新论，尤其在人类学和文化史方面。A．J．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度在中国颇受青睐，也许是有某些偏见。但中国文明绝非源于《出埃及记》，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例如本书所着重讨论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个近代化的标志，它们是多元的吗?本书作者在“导论”中的回答是：“要超越欧洲小心论，首先应当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这是很有见地的。作为抽象的理论模式，它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就会出现非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回应”西方这样一种单元论。而作为实际的历史过程，与原来具有完整的文化和历史的社会的同类过程做比较研究，那就是另一回宇了。
  这里，作者显然不同意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美国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即从一般前提和初始条件推出预言性的结论的研究方法。作者在本书上篇(即“经济变化”)中批判了当代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变成了主题狭隘、远离尘世的数学讲演。而实际上，逻辑实证主义之引入人文和社会科学是从历史学开始的，并从历史学上开始证实和证伪的辩论。在历史学上，这种方法也常使主题狭隘，就事论事，“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并且，常常会导致目的论、决定论的历史观和预言式的结论。关于这种历史观以及历史不是预言，作者已在本书中反复中论，我不再置言。我只想说．就比较史学而言，不需要一位就事论事的裁判官。
  中西比较研究．是要找出双方在近代化经历中的“异”和“同”，并且对之作出评价。这就需要一个行为的价值标准或参照系。如果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可普遍运用的价值标准或客观参照系，那将是十分动人的，但也将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不是抽象的假设，有如逻辑实证主义的前提，就是按照先入为主的原则建立的，即最终是出于西方经验的大杂烩。木书作者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比较研究方法，即一万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我想，这也许是惟一可行的，至少是公平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很朴实，但应用起来并不简单。在我看来，当以本书中篇(即“国家形成”)中运用最为成功。这是因为：根源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西之间在国家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远较双方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异为大。政治比之经济有更大的选择性。例如，改变中世纪支离破碎局面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是欧洲的特有语汇，因为中国早已是，并贝．一直是具有民族认同感的统一国家了。因而，本书作者把国家组成追溯到秦汉和罗马帝国．并英明地把考察走向“近代”的起点定在1100年，进行“跨越长时段”的分析。这才能看清国家组成的道路、在基本不同的道路上也有诸如贵族独立和社会精英干政等相同或近似的问题，和不时会出现的两条道路的接触点。
  本书主要是从国家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这三个方面来进行中西对比研究的。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功能、行为规范及其效果，便是评价的标准。应当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国家在这些方面多半处于优势。到18世纪，欧洲已进入近代国家，这对中国情况如何呢?如何评价帝国晚期即明清中国，是近年来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本书作者早就参与了这项研究，并曾经以关于清代粮食储运制度的专著而闻名。在本书中、他结合历史传统，对帝国晚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和经济的关系作了全面的分析，并给予我以为是适当的评价。从本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世纪以来，欧洲国家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包括民主和公众领域等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完全陌生。而以个人为单位的、国家与经济分离、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国家组成模式，迄今未在中国生根；而中国源于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些国家组成原则，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种双轨制的研究方法，在本书下篇(即“社会抗争”)中，运用得也很成熟。本篇着重讨论的，如粮食骚乱、抗税活动等，都是较小范围内的集体行动。就这些事件本身的发动、经过以至结局而论．在中国和在欧洲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木书的研究，是把它们放在政治、让会的历史“大环境”中去考察，中西之间的差异性就明白显现出来了。据作者的考察，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已大力推行全国性的以至国际间的自由贸易制度，食物骚乱常是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作为地方力量维护旧体制的斗争而出现的，到19世纪下半叶基本上停止了。在中国，除了商人贩运粮食外，18世纪卓有成效的国家调剂粮食的漕运和仓储制度于19世纪遭到破坏．食物骚乱更多是由于供给方面的不稳定或不充足而来，到20世纪愈演愈烈。18世纪欧洲的抗税行动，主要是由于增设新税尤其是城市工商税引起的．当新兴的民族国家完成财政制度的改革后，集体抗税在20世纪逐渐消失。中国的抗税行动则始终与囚赋和农民以至士绅攸关。19世纪以来，中央政权虚弱．地方团练、秘密会社分子参与抗税活动；到20世纪，抗税活动具有了“向前看”或者说革命斗争的性质，这又是和西方迥异的。
  本书进一步分析了大规模的叛乱和革命问题。在这里，作者基本上不采取经典诠释学专力于动机、意图的研究方法，但在用物质利益或理性抉择解释群众运动时，他十分重视文化和思想的作用：“大规模的叛乱和革命，都包含着物质变化和新世界观的建立”。在其他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作者似乎常持二元的或调和的观点，也许，这正是作者的一种方法论的思考：他在本书的结论(即末章)中指出，比较研究在不同历史轨迹中发现相似的时段，在因果律预期的一致中发现不同的结局，比较史学给出更大范围的现象的积累．有助于使人们的认识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
  本书十分重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上篇(即“经济变化”)中，作者实际是把经济发展的动力作为比较研究的标准的。他认为：16至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适用亚当 斯密的增长理论，即贸易和市场的扩大．通过交换中的绝对优势，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而后者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乃是经济发展之源。在这种“斯密型动力”的推动下，欧洲和中国的农业经济，包括农村手工业，其发展道路大体上是相同的。但到19世纪．欧洲的农村手工业被城市的机械化工厂工业所代替，更适用于新古典主义的以储蓄和投资为动力的增长理论，遂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分道扬镳。19世纪西方的侵入，扩展了中国的贸易和市场，而其结果主要是扩大了斯密型动力运作的空间，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直到20世纪前叶还是这样。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也许与斯密型动力并不是那样截然不同。用新古典主义理论研究传统农业，例如T．w．舒尔茨的著作，不能说没有贡献。不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完全忽略了制度、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本书作者始终重视这些方面，以及国家的作用，这在中西比较研究中是十分重要的。古典主义增长模型给出一个人口与资源的悲观结论，成为史学家议论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本书作者对中国和欧洲的人口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精湛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直到19世纪，尽管家庭和生产组织迥异，但中国的人口危机并不比欧洲更大。作者认为：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摆脱了古典主义增长终极的限制，而中国则否。那么，20世纪的中国如何呢?对此，作者也有较详细的分析。这种分析，实际上也用了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和二元经济论的研究方法，而在最后的结论中，不免有苦干不确定的因素以至怀疑论的情绪。这并不奇怪。就历史学来说，恐怕经常是要到下一个世纪才能议论前一个世纪的事情c
  本书未曾提过，也许作者并不承认，有所谓历史哲学或元历史学(metahistory)。的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对历史的怀疑和忧虑在20世纪60-70年代消失后，在西方已没有人再谈论这种“超历史的”或“智慧的”思维方式了。据称历史学已变为科学：不过，本书中，至少在“经济变化”篇中，作者似乎是承认有普遍发展规律的。这里，我想以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看法来结束这篇序言。傅衣凌教授在晚年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他认为，在16世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己发生走向近代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这种变化起伏跌宕，以致中断、后退，但到最后，并未能摆脱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吴承明

josephe

导 论
  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政治扩张，以及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经济变革，是推动近200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在今天，如果离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大进程，就很难去想象欧洲的历史。西方之外的地区，由于原先不存在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所以只是到了欧洲影响所及之时，才进入世界历史洪流。因此，“本地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迥常被认为是这些地区近代历史的主轴。然而，对此观点的反弹．为以下考虑奠定了可以采纳的基础：各个非西方的社会，都具有其文化与历史的完整性；它们的文化与历史，都与欧洲影响无关。这种排开欧洲影响的重要做法，破除了上述以“本地—西方”为主轴的单元论的局限，主张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社会均具多元特性，从而创造了“差异”的多种含义(通常主要在文化方面)。为求补充这些发现，本书以一个主要的非西方文明——中国——为对象，探讨其政治与经济变化的轨迹。在本书中，我们也要确定中国与欧洲的差异，但这只是我们辨认中国与欧洲的相似之处及相互联系的研究计划的一个部分。只有相似与差异都得到承认，才可能为比较确立标准。仅只是差异，并不能创立可比性。而且，只将先比较相似与差异，才能从西方国家与各种非西方国家两个方面，更好地评判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系。从西方优越论出发看这种联系，太过容易，甚至也很自然。为了解这些问题，我将从欧洲研究入手。尽管学者们在关于非西方地区的研究中，大多力求摆脱欧洲，但是我认为：要超越欧洲中心论，目光应当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
  在历史学家们立志要使其研究“符合科学规律”时，他们常常力求“解释”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关系。一个诸如“某事如何发生”的问题，会引起一种回应，即详细讨论某事件发生的环境与理由。这种做法，在形式上与天文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地质生物学家采用的方法颇为相似。这些科学家致力于解释过去的事件。他们之所为，确实是历史的科学。他们对事件的解释，也大不同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在一定的已知条件下，从一组服从于特定性质的物质中，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能够预知某些结果。但是地质学家却不能预见大峡谷(The Grand canyon)的出现——他仅能够解释大峡谷是如何出现的而已。大峡谷的形成，并非依照逻辑，必然采取它形成时所采用的那些形式和方法。大峡谷的存在，也末表明人们能够有把握预见另一个大峡谷在何时何地出现(如果真有另一个大峡谷会出现这样的惊人“事件”可能出现的话)。在自然世界或人类世界，所有复杂的历史过程都充满了各种偶发事件或意外事件，这些事件使得以后的活动格局会以新的方式形成。当然，有些事情总是比其他事情看来更有可能发生。不论我们回顾已经发生之事．还是展望司能发生之事，情况皆然。换言之，已经发生之事不一定就是实际上最可能发生之事。但是历史学家都很容易将真正发生了的事，同“应当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这种必然性的意识，掩盖了在特定历史的时刻存在着的多种可能性。时间跨度越长，在某些时候尚有其他道路可走的可能性就越大。历史变化的长期序列，并非必然的，也非天生如此的。许多学者已将长期的因果关系作为目的论加以摒弃，但他们还须对历史的变化作出许多修正件解释。本书即应此挑战而作。
  本书所采取的策略是：选择近代欧洲史上的两大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来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变化进行比较，然后用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中西集体行动貌似相同，实则有异)，来深化上述比较。关于经济变化，我在木书上篇中指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动力颇为相似，直到19世纪，它们才变得截然不同。关于国家形成，我在本书中篇中，把欧洲武力威胁到中国统一之前和之后，中国及欧洲政治变化的历史环境加以对比。而后，在本书下篇中，我探讨食物骚乱、抗税运动、叛乱和革命的内在逻辑与环境。我希望木书的讨论，能对中国与欧洲历史变化的诸种动力，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同时我也想借此表明，比较史学如何能够有助于修正社会理论。
  19世纪的社会理论，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可信。在我们修正社会理论时，如何解释历史与文化．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是一个长期的姚战。这一挑战还将一直延续至2l世纪。本书希望为那些对各种重大可能性进行认真思考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我认为：不应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就断言以欧洲为标准来进行比饺不对；相反，我们应当扩大这种比较。为了进行更多层面的比较，我们特别应当以中国为标准来评价欧洲。这种策略使我们可以在必要时修改旧有见解而后用之，而不是将这些见解视为敝屣而抛弃之。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固然失之偏颇，但从其他的中心论出发来进行比较，情况亦然。如果我们在普通问题的研究上培养起多元化的观点，那么就能对历史上的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hong

josephe 兄，感谢啊：））


谢谢爱哭老板！
很可惜——和者概寡啊！
可能是偶这“引玉之砖”太沉重啦？惭愧啊！

josephe

嘻嘻，不要着急嘛，总得给一点时间让大家仔细阅读嘛。

好像上次那个兔子向你承诺过要来捧场发表演说的，嘿嘿。

hong

这要看大家自己的热情啦～～～～～～呵呵！
一般说来热闹固然好，但不可强求；
冷落也未必不好，嘻嘻～～

josephe

上篇 经济变化
前言： 比较经济史与发展问题

  经济学，作为—个学科来说，其出现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并且成
为用来解释市场、企业与单个经济行动运作的分析工具。经济学最初与
政治学密切联系，所以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所从事的都是政治经
济学的研究。但是自19世纪后期起，经济学的主题变得越来越狭隘；而
到最近30年中，更是日益变成一些用正规数学语言表述的专题。对于
一些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近来已达到了危机点；其远离尘世实际行为
的弊端，不能再容忍。但是目前常见的研究模式，依然是提出一个有待
证实的理论命题，然后再寻找合适的数据。当所得到的数据不符合一种
理论的参数时，研究者就舍之而去找另一组符合这些参数的数据。这就
是经济学家与在实验室中工作的实验科学家二者的相同之处，因为他们
为了控制己选定的现象，都和自然的真实情况保持一定距离。不论经济
学家在解释实际现象方面的局限性如何，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主要功力与
成就，都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上。在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
最奏效的是对于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settings)的研究，因为在这种研
究中，经济学的各种假设是明显可用的。但是，在时空方面离当代西方
越远，经济学的假设与社会状况之间的相符性就越勉强。本书对经济史
的分析认为：按照标淮的供求原则对明清时期中国的市场与物价进行考
察，可能会使一些人觉得是一种不寻常的做法。我将论证：诸如出供求
关系决定的贸易流动、因供求状况变动而引起的价格运动、劳动的地区
专业化(例如棉农售棉买粮之类)等经济学原则．都非常符合我们所知的
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状况。为了说明这些现象的意义，我进而论证：中
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在主要方面，与欧洲农民相类。在19世纪之前，欧
亚各地的农民，皆以保障生存和增加收入为目标。在一个资源有限、机
会不多的世界中，很少农民会梦想发财致富，但所有农民都会希望增加
安全感。这种“理性”的目标，显然未涉及欧亚各地在物质世界或精神世
界中的其他联系。不仅如此，这些基本的经济学原则总是运作于某种经
济之中，而对于这些经济本身，学者们的看法可能也会大相径庭。如果
要为比较研究确立一个合理的基础，我们就不应认为：与欧洲相同的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在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一种较鲜为人用的比较准
则认为：尽管小国和欧洲经济变化的轨迹到了后来分道扬镳，不复相同，
但是仍然应当容许人们将这两种轨迹进行比较。即使人们的同样努力
未得到类似成功，他们在物质的手段与结果的计算方面，仍可以是“理
性”的，因为差异可以出于多种原因(例如在不同社会中，人们用来组织
资本与劳动的方法不同，技术有异，运输条件有别，自然资源的分布亦不
均衡．等等)。
  但是，即使欧亚各地经济变化的轨迹并未遵循一条单一的发展之
路，在经济生产的顺利扩张方面它们仍有若干共同的特征。专业化、高
投资与技术变化，都导致人均产量的增加。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促
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后，他们认真地编制创造近代经济的发展战略，以期
获得欧洲人己达到的成就；而许多欧洲人达到这些成就时，往往未经过
自觉的决策过程。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多半由私有部门的变化组
成。政府起了支持作用，但积极性与驱动力都存在于企业家之中。而在
当代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人们创建近代经济的努力，却都包含着政
府对发展道路的考虑。这是因为在今天，创造经济变化的可能性更多，
远不限于18、19世纪经济所遵循的那些规律。但是，非洲、拉丁美洲和
南亚，在创造经济进步时遇到了长期的困难。这种情况表明：经济可能
性范围的扩大，并未使物质的进步更加接近于百万人民的生活。在创造
普遍有效的发展策略方面，尚未证明经济学是特别成功的。这里，我们
似乎远离了经济史上的解释变化的问题。事实上，以上所说的情况，在
经济史中尤其明显。这是因为经济史学家一般主要研究欧美史，而发展
经济学家则专力于第三世界现状。一批学者能够运用他们知道是有效
的那些原则，而另一批学者则在寻求如何使这些原则得以运作的办法。
这就是在通常情况下，隔在经济史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之间的经验主义
鸿沟。在使人们跨越这道鸿沟方面，中国的经历具有特别的价值：它能
够同时适合经济史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的说教。
  本篇包括头三章。第一章指出了19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
的主要相似点。第二章集中讨论农村手工业的作用。第三章则从经济
史转到经济发展。我希图论证，经济学的原则，尽管己证明不足以解释
欧亚经济史与经济发展的多种道路，但却完全能够把不同国家的经验理
出头结。

云之惑

终于看到了自己想要看的东西，原来园地一直有我需要的东西，只是自己没有发现！坐下来慢慢看！

hong

呵呵～～～～～～～云兄现在上任啦，还有功夫看书吗？

秋水小柯

这也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一本吧~觉得这样的书不好读，需要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http://book.ifeng.com/book.php?book_id=886，这里有连载，不过咱是看不懂得了

如果hong老师愿意送俺一本俺还是很感谢的，海外中国研究也收藏了几本。对了，问个提外话，爱莲心得 庄子内篇分析不知道有没有pdg的了

钱一文

这几天央视在放《汉字五千年》，几乎一集不拉看了，总在想，不同时代，要么拔高汉字地位（在维护统一和政治稳定方面），要么把它打入深渊（在近代华夏民族被列强侵扰欺侮时），到底汉字是国人之福还是国人的绊脚石，很多人研究，似乎意见莫衷一是，是不是也应该纳入文化讨论范畴，提高的一个民族的盛衰位置来探讨？
但就这本书介绍来看，似乎没有涉及
基于此，请泓赐书，如有空，想学习一下。

hong

哇哇哇，，，，你们怎么这会儿又都来了呀？我以为没人看了呀！
好吧，我找找书，然后开放呈送7 天，如何？
看着好，就去买纸本哈：）嘻嘻～～～
最好发言哦！

小柯兄，你的问题偶是没有办法回答的，那要看J兄啦：））

文文呀，你的问题可以另贴谈的呀，很好的议题，爱哭老板一定会支持的！


下面就是《转变的中国》2008清晰版，我已经制作成为PDF格式了，如果需要PDG之类的就没啦！
一定要感谢J兄，是他惠赐的！

此书从现在起7 天有效。记得发言啊～～～～～～～

hong

小柯兄，《庄子内篇分析》我送给你了，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