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层面之外的戏曲研究，是指除了用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戏曲外，广泛关注其他学科，如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等等，运用其理论方法，进行多层面的研究。当然我们并不能把文学的研究方法完全排除在外，一是因为各种方法的内部联系所决定，二是戏曲为一代文学，离开了文学的基础，可以说是不知从何谈起。但是过多的作家作品考证、作品思想分析、创作风格定位、艺术体式总结，总是让人感到太过枯燥单一，觉得如此下去，一是会把戏曲本身看得太单调，二是束缚了戏曲研究的发展。试想一下，如果一幢高楼有多个窗口，那我们又何必苦苦地守着一扇窗，多打开几扇，我们不是就能看到更绚丽的景色了吗？多角度的研究，其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广度和深度上去认识中国古典戏曲。毕竟戏曲的研究并不像一般人想象中的那么乏味的。因此，在这里提出“文学层面之外”，并不是要否定文学上的研究，只是为了强调“歧途”的重要性。
二、
廖奔、刘彦君的《中国戏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是我翻过的第四部 “戏曲史”性质的专著。先前看过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上海书店，2004年3月）、张庚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出版社，1980年10月），还有一本是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几种相比较看，廖著所描绘的中国戏曲图景的重点，有了明显地转移，虽然作品的考证与分析还是占了大部分，这也许是“史性”所决定吧，但是还是把很多的笔墨放在了剧场、戏曲文物方面的论述上。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描绘中国戏曲图景，其溯源必不可缺少，廖著把源头回溯到原始人类部落里的宗教仪式歌舞，这相对其他渊源说来说，如上古歌舞说、宗教礼俗说、俳优说、傀儡说、百戏说等等（据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总结概括），向前推进了很大的时间段，当然这种提法未必是正确的。关于戏曲的起源问题，众口重说，模棱两可，让人难解其纷。但廖著的观点也不是一无好处的，至少他让我们有机会看清了戏曲与戏曲成形前的各种相类活动之间一些蛛丝马迹的关系。为说明这一点，廖著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描绘这种源流演化，即第一卷上编第二章：原始戏剧形态。
三
戏曲，人所皆知，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除了文学剧本之外，还有剧场、演员，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戏曲的大厦。廖著之前的戏曲史著作，对剧场的描绘甚少，一者大概是因为剧场文物的重视不够，二者应是把剧场的历史硬是分裂到戏曲史论之外。剧场史方面的著作，我所知道的有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王遐举的《中国古代剧场》、廖奔的《中国古代剧场史》。但随着戏曲文物的陆续出土，人们对戏曲演出情形的理解越来越清晰，把剧场纳入戏曲史的研究中，势在必行。因为剧场的设置、格局对戏剧的演出、剧本的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只有了解了古代剧场的情形，才能解决隐藏在剧本中的一些问题。廖著为我们描述了中国剧场的深化流程，如场地演出、勾栏演出、堂会演出、戏园演出、神庙演出、宫廷演出等等，让我们对古代剧场的演化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廖著能取得如此成绩，应该是归功于其早期所做的工作，在《中国戏曲发展史》成书之前，廖奔已经写了两本关于中国戏曲文物的著作：《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年）与《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年2月），因此写作《中国戏曲发展史》，无疑是水到渠成。
四
戏文、杂剧、传奇以及后来的各种地方剧种是中国古典戏曲的重中之重，也是戏曲史的主角。但是还有其他特殊的戏剧样式呢？如傩戏、木偶戏、目连戏、皮影戏的发展如何？它们与“正”戏剧关系又如何？这是其他戏曲史很少关注、描绘到的，有的也只是一笔带过，着墨不多，而《中国戏曲发展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回答。据个人陋识，傩戏、目连戏的研究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论著有康保成的《傩戏艺术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6月）、凌翼云的《目连戏与佛教》（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6月），而木偶戏、皮影戏现在可看到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本来，这几种特殊的戏剧样式是最亲近于普通民众的，是最普罗大众化的，受演出场地、演员的限制又最少，最容易流行，因此也应该是最有生命力的，但是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和研究为什么还是那么不清晰。而《中国戏曲发展史》的突出特点也就在于此。专著分别设置了几个篇章来讨论、介绍这几种特殊的戏曲样式：第一卷上编第七章：特殊戏剧样式的缘起；第一卷下编第九章：特殊戏剧样式的进展；第三卷上编著第九章：特殊戏剧样式的变化；第四卷上编第十章：特殊戏剧样式的极盛。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了四种特殊戏剧样式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兴盛，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五
考古发现对戏曲研究有着开拓性的影响，例如《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剧本之间相互比较的基准。现代剧场观念的形成也是离不开考古文物发现的帮助的。戏剧人物塑像的发现让我们了解到了古代戏曲人物的扮相、衣饰、角色。随着考古戏曲文物的发现，我们对古代戏曲必然会有一个实在性的认识，而且在戏曲研究问题方面的突破，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戏曲文物资料的发现，例如在作家生平游历的考证、作品剧目具体内容的考释、剧本之间源流关系等等。考古学对戏曲研究的影响，车文明《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年）中已经作了很好的揭示与总结。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对南戏剧本的认识中原来只能依靠明嘉靖年间重写本的三个剧本：《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此三个剧本初收于明初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后佚）。后来先后在上海出土了成化刻本的《白兔记》和广东出土的宣德写本的《刘希必金钗记》，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为我们增加了两个宋元戏文的剧本，而且为我们了解宋元戏文剧本架构、情节演化提供了一个实在的依据，使我们对宋元戏文与南戏有可能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六
考古学的对象不仅仅是地下未出土的文物，广而言之，也可以是对现有文献资料换角度地重新整理与描述，以发现新的规律、新的现象。米歇尔•福轲在《知识考古学》中，所描述或者考察的对象就是现存的档案资料。而对于戏曲来说，现存的文献资料也是很值得我们换角度重新去审视地。从现有的剧本、文人笔记等等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新的研究点。例如，戏曲服饰、角色配设、演员活动等等，最明显的就是对《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中“穿关”的研究。宋俊华的《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就是在现有资料的细心考察中完成的成功之作。在这方面能否再出现新的成就，让人拭目以待。而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除了有一种专业的敏感度外，还要有一种恒力，即对现有相关的戏曲资料有一个近乎“穷尽式”的翻阅，而对我来说，不管在学识上还是在社会大背景中都是很难做到的，有时，真的只能望“洋”兴叹了。另外，田野调查，也是研究戏曲的重要方法之一，特别是能让我了解到戏曲的现在生存状态，这方面著作有傅瑾的《草根的力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但数量并不是很多，应该是值得我们努力的方面之一。
七
在古代士大夫眼里，诗词曲，每况日下，越来越走向了俗化，而因为“俗”历来被他们所否定地，而作为戏曲更是俗中之俗了。我们反而观之，也许正是这种“俗”成就了戏曲的繁荣。戏曲从产生开始就与普通平民百姓密切相随，而他们的审美爱好、生活迁变也都影响着戏曲的发展与繁荣。因此戏曲与当时当地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戏曲也就显得特别重要。“文化学”这个词似乎近来已经被人们所用滥了，因此一提起就有群起而攻之之感，它被人们看成一个能容纳的一切的大箩筐，任何东西都可以往里面塞。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戏曲是与戏曲的本质相吻合的，而且确实能让我们解决问题，也能让我们更全面的理解戏曲。例如在关汉卿研究中，文化学的引入就成了一个研究的新点和突破口，郭英德的《关剧文化意蕴发微》、贡淑芬的《处于文化交叉点上的关汉卿》、吴国钦《关汉卿杂剧中的民俗文化遗存》等等，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了关汉卿的杂剧。近来戏曲的研究中，文化学的方法越来越受人重视。前段时间看期刊就读到张筱梅的两篇文章：《〈燕青博鱼〉与宋元相扑风习》、《元杂剧中的游戏习俗》，而郑传寅的《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湖南出版社，2004年4月）今年重印，更能说明人们对从此角度研究的关注与重视。我想只要我们不要牵强附会，脚踏时地的研究，从文化学的角度去考察戏曲，我们还是能发现很多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问题的。
八
我读通史性著作，通常是以之为纲，在读的过程兼读相关的著作，而偶有所感就摘录了下来，因此上面所写的随记，有很多是超出了《中国戏曲发展史》的范围的，但这些想法确实是读此书所起。很多想法也是自己想起而随笔记下，其中必有很多思考不周到、显幼稚的地方，望方家能一笑置之。 |
发表于 2009-2-17 07:35:55
发表于 2009-2-17 21:2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