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政治命题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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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这是一篇公开发表过的习作中的一部分。

　　自人类文明发展以来，以创造性劳动为先导，人类实现了由自然界向社会领域的进化。然而，作为社会文明的主体，人类在走进资本主义社会时，始终无法摆脱被物化了的资本对劳动的奴役。直到马克思主义创立后，人类寻求解放的真正含义才以科学的形态表达出来。
　　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对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思想作了最初的论述。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中，马克思指出，法国大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解放的实现，作为追逐私利、奴役工人的力量，资产阶级已使自身发起的“政治解放”陷入不可解救的矛盾之中。这标志着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国家哲学——“伦理观念的现实”——的超越，从而把哲学主题从认识论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在被恩格斯誉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P21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鋘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P55）“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就在于走向“人类社会实践生活”，“使现存世界革命化”［2］（P75）。在此基础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便以崭新的面貌，把“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研究主题，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沿此思路，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全方位展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实践生活面临的基本矛盾，极大地推动了关于人类解放思想的深化。
　　在马克思的论域中，国家的终极目标是“在一切典型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1］（P172）。在资本的统摄下，“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3］（P345）“要使人民革命同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解放完全一致，要使一个等级被承认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真正［par excellence］成为解放者等级”［2］（P13），“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P16）这样，在后来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重要著作中，马克思形成了“人组成社会”→“社会决定国家”→“人民收回国家权力”的完整逻辑，进一步完善了人类解放学说的宏大体系，主要包括：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但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人类解放的基础和历史前提；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而这一解放的实现，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实现形式；人类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经历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也将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过程，它决不会永远停止在某一个水平上，等等，从而最终形成了“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这一重要命题。
　　这一重大命题内在地包含着“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3］（P435）。比照中世纪“丛林时代”的政治，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3］（P429）。封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3］（P411）由此，“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3］（P414）封建制度的这种属性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庸人的世界”，于是“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3］（P412）如此一来，封建专制制度天然地使社会依附于国家（王权），“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它们以这种形式确定了个人和国家整体的关系，就是说，确定了个人的政治地位，即孤立的、脱离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地位。”［3］（P411）“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3］（P284）这样，“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3］（P334）可见，摧毁这个失去了人性且只具有兽性的“政治动物的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带来了两大直接的后果：政治国家的最终形成和市民社会独立性的最终获得，不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颠倒过来了，而且市民社会的生活变成了人的自由的活动，政治主体关系的性质发生了空前“进步”。
　　然而，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亦在潜行之中，“历史的发展使政治等级变成社会等级”［3］（P344），在理论上设定“人民的统治”理念的“政治解放”，在实践中却暴露出形式理性与现实实存无法弥合的二律背反：一方面，资产阶级以政治革命方式否定了封建私有制，实现了公民在法律形式上的平等；但另一方面，在政治国家适应市民社会过程中，超越封建制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民主，又不得不以新形式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为依托，反而造成各阶级事实上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政治上得到自由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却不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3］（P443），这不能不决定政治解放“映射”出的“人”必然要“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生活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生活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3］（P428）这样，他们只能沦为“无教化的、非社会的人，偶然存在的人，本来面目的人，被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败坏的人，失掉自身的人，自我排斥的人，被非人的关系和势力控制的人，一句话，还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3］（P434）在根本的意义上，即使法国1791年《人权宣言》第二条宣示：“一切政治社会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1793年《人权宣言》第一条言明：“政府的设立是为了使人能够行使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也还没有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完全还给人自己，“可见，政治生活就在自己朝气蓬勃的时候，并且由于事件所迫而使这种朝气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它也宣布自己只是一种手段”［3］（P440）而已。
　　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源自市民社会与国家和资本产生、发展过程的联动，即资本演进过程所产生的三大逻辑：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推进了传统社会的工业化，二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化催生了政治权力体系的确立，缔造了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反过来又强化和规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合理性，三是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泛显出意识形态的功能，“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暴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也越来越发展起来。”［4］（P118-119）正是由于资本逻辑的历史性发展，导致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也正是由于意识形态、政治国家受到资本的规定，造成了观念范围内的批判和扬弃只具有“虚假”的性质，一句话，“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2］（P345）因此，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必须颠覆作为其基础的市民社会，超越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国家必须颠覆资本的逻辑，才能彻底超越政治解放，从而走向社会与人的解放胜境。
　　从此，追求“人类解放”构成了马克思全部理论的前提和主要哲学基础，阶级解放成为连接劳动文明主体的价值诉求与社会存在论基础的桥梁，“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P16）这为社会主义运动实现对政治解放的扬弃，超越无主体性的自发过程和单纯的道义担当，廓清了历史发展的规定性。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P9），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以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标志，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开创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新纪元。“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5］，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成就”［6］（P329）。在社会主义革命化运动中，人类第一次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确立了以民主与法治为本质特征，真正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的新型政治形式，在“国家制度的实质”上，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达到了内在统一，新型人民民主“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3］（P281），是“一种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的崭新的国家形式”［7］，从而实现了三大革命性变革：其一，人民群众通过和运用国家的组织、管理功能，维护自身的权益；其二，人民群众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管理权，具有了根本利益充实和扩张的基本前提；其三，人民群众作为政治文明实践主体，具有了对国家政治生活干预、变革的主动权。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没有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8］（P168-169）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9．
［6］［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6．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呵呵ok

学习学习，不错．

腌鱼

说的好听点：马恩是理想主义者
说的难听点：空想主义者

帖子的标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逻辑混乱，或者说错误

“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以史为鉴 ，几千年人类历史，恐怕应该改成“从人类解放走向政治解放”

至于马恩的追随者，或者说鼓吹者，还是不谈了

chaque

哈哈，本文妙就妙在结尾这段引文（［8］P168-169）。

回头您不妨谈谈，马克思恩格斯各位导师是怎么看待“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专政"在德语、英语里怎么讲？马恩著作中这个词出现过多少次？马恩谈到这个词的时候都是什么口吻？

另外提个意见："客观的［gegenst鋘dliche］"，这个翻错了。在德语里objektiv是客观性，gegenst鋘dlich是对象性。

lf7098

关于“客观的［gegenst鋘dliche］的翻译”，我是外行，不懂德语的！正在研读新版全集，勉为其难！
chaque的建议很好，谢谢提醒！
另外，腌鱼的“好听”和“难听”之说，理想主义=好听，空想主义=难听，不赞成！在“想”的描述上，其实质意义绝不取决于语词色彩的差别，在看待社会历史发展总体的理论光谱中，它们都具有首创性，它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病灶，提出了形态各异的解决方案，如果仅仅以别人的“定论”作为“好坏之分”，未免风马牛不相及！下笔太勇，才容易导致“伪命题”的出现！
至于不谈“马恩的追随者，或者说鼓吹者”，那只能停留于马恩的时代，历史发展从来都是鲜活的，我们无法回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拉错历史的抽屉，照老方抓药是不能决绝新问题的。“解放”从来都不能仅仅局限在政治形态上的，实现真正的彻底的人类解放，就要以社会革命取代政治革命，用社会解放取代政治解放，以共产主义取代市民社会。这里，首要的是摆脱人对人的从属关系，其次是要摆脱物对人的束缚关系，这是实现人类由“政治解放”向“经济与社会解放”跃迁的必然逻辑。毕竟“解放”不能仅仅停留在“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层面，建立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经济解放以及文化解放才是更加现实的历史要求。相反，如果是解放的逻辑混乱，那么，这样的“解放”就是“倒退”的同义语，“从人类解放走向政治解放”这个所谓的“真命题”也就没有“以史为鉴”的可能了，只能说是“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