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国学大师的命运想到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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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国学大师的命运想到文革
  台北东吴大学校园的西南角，背倚青山，面对阳明山脚下的外双溪，有一幽静的院落，院门挂着“素书楼”的木牌，院前卧石上镌刻着“钱穆故居”四字。

  钱穆夫妇是于1967年由香港迁居台北的。他们原备有建房款，选址在翠林幽谷的外双溪，夫人胡美琦女士亲自设计绘制了屋舍图样。后蒋经国闻知此事，遂要去图纸交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然后赠予钱穆。次年，钱穆夫妇搬入这里命名为“素书楼”，以怀念家乡母亲居住的“素书堂”，并在此居住了23年。

  从1968年起，至94岁止，钱穆一直在“素书楼”授课，客厅即讲堂。其门生有连续听课20年者，从学生听成教授，又带着学生来听课的。他常对学生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并因此而最终“彻悟”。看得出钱穆在“素书楼”居住、著述和教书的这23年，是舒心的，可以安居乐业形容之。

  钱穆字宾四，生于1895年，卒于1990年，江苏无锡人。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挑战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举成名。遂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先后在西南联大等多家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9年，钱穆只身去香港，创办现香港中文大学前身新亚书院。此时的钱穆独居无侣，生活维艰，1956年与在新亚书院就读的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1967年因大陆“文革”浪潮波及香港，钱穆移居台北，入住东吴大学“素书楼”。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穆著作等身，他是中国近现代著述最丰富的史学家之一，一生留下57部学术著作，在港澳台和海外华文界被视为“一代儒宗”，辑有《钱宾四先生全集》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

  在论及自己的治学经历时，钱穆曾说：“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1986年，钱穆92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授最后一课，他对学生们的最后赠言是：“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四年后，钱穆在台北乐天知命，终其天年。1991年１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让他魂归故乡母亲温暖的沃土中。

  关于钱穆的学术道路和成就，他的高足严耕望在《钱穆传》中曾有这样的评价：“综观穆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古文，后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偏向史学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其治学途径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会与经济，唯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当笔者每次前往“钱穆故居”参访时，除了对大师表达敬仰外，时常也会想起另一个与钱穆齐名，同为“国学大师”的人物，他就是陈寅恪。这不在于他们只相差5岁，都曾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同是人文领域的“一代宗师”。两人晚年都患有眼疾，只不过陈寅恪患得尤早尤甚。也不在于陈寅恪曾推崇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称赞是书“极精湛”，“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钱穆后来在《师友杂忆》中也曾述及他当年在昆明附近的宜良山中写《国史大纲》时与陈寅恪的交往，说寒假里汤锡予偕陈寅恪来访，并住了一宿。次日，陈寅恪在园中石桥上临池而坐时，还说了一句很有感慨的话：“如此寂寞之境，诚属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个在此，非得精神病不可。”意谓钱先生能置身离乱之外，而他自己却做不到。更不在于钱穆对陈寅恪为文的一些评价被认为有失偏颇。而在于思及他们两人晚年命运际遇的判若云泥，一个得以善终，一个含冤抱屈归去，而每每倍感唏嘘。进而究其原因，发现关键就在于一个遭逢“文革”，另一个却没有。由此笔者又想起了现在台商常说的一句话：“不回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

  陈寅恪生于1890年，卒于1969年，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子。夫人唐筲为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两人在清华园相识，1928年在上海结婚。

  光绪28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读日本巢鸭弘文学院。三年后因足疾辍学回国，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等名校就读。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江西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蓝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教授学习中亚古文字，跟黑尼士先生学习蒙古语。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深厚的国学基础，加上大量吸取西方文化，使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推崇。

  1925年，陈寅恪回国。适逢清华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当时的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极力向校方举荐。1926年，36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一起被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既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又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改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由于陈寅恪通晓多种语言文字，为他搜罗中外史料治史提供了很大方便，使他的成就超过了干嘉时期的学者，对发展中国的历史考据学作出了贡献。

  1937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其父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清华南迁，陈寅恪也于1938年随西南联大迁至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也是该校聘任的第一位中国语汉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方持日金四十万元委托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他又一次拒命前往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并离开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到伦敦治疗眼疾，但医疗无效反而双目失明。怀着失望的心情，陈寅恪辞去聘约，于1949年初返回祖国。解放前夕，他辗转到广州，拒绝了曾任北大校长,时任台大校长的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

  陈寅恪有两件事至今仍让国内外学术界折服。一是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国、奥地利知名学者求助，均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于是向他推荐陈寅恪，经向陈请教，才得到满意解答。一是前苏联考古学家曾发掘出一块突厥文碑石，结果无一专家能辨识，最后找到陈寅恪，得以准确破译。

  1949后至“文革”前，陈寅恪受到政府的器重和关怀，先后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和中山大学教授。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成《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完成了专著《柳如是传》，最后又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1966年“文革”开始，陈寅恪遭到残酷迫害和折磨，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笔者在这里详细介绍钱穆和陈寅恪，是想要说他们是两个典型，两个缩影。透过他们，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两位国学大师，而且还看到与他们同一年代的很多知识分子，经历和没有经历过“文革”者的终极命运的不同。

  大陆发生“文革”虽然不幸，代价巨大，但从另一面看却又是幸运的，这就是获得了深刻的教训。因此才有了后来的拨乱反正，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有了改革开放，有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了近30年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有了伟大的复兴。

  台湾没有发生“文革”是幸运的，也是很多台湾文化人由衷的庆幸的，记得笔者十余年前随团前往台湾参访时，当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秦孝仪先生在会见我们一行时就说过，台北故宫博物院要是碰上“文革”那样的祸事就惨了。但从另一面看却又是不幸的，这就是没有获得教训，所以才有了今日的“不回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

  说台湾现在在搞“文革”当然只是一种比喻。性质毕竟完全不一样。但“神”不似却否定不了“形”似。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是在作蘖。

  意识形态挂帅与当年的政治第一，“口水战”与当年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去中国化”与当年的“破四旧”；经济上的虚耗，行政上的空转与当年的“停产闹革命”；上街“拼选举”与当年的大游行，蓝绿的对立与当年的两派对峙；“硬拗”与当年的好坏、黑白不分，经济衰退与当年的经济滑落，何其相似乃尔。

  钱穆先生去世前不久，当时已主政台湾的李登辉接受台北市议员陈水扁、周伯伦的提议，以“非法占用公产”为由，将当年专门为钱穆修建的“素书楼”收回。其实真正的原因则是，老先生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钱穆先生虽说心有不甘，但两个多月后总算还是得以善终。而台湾的不祥之兆也就从那时开始了。

  作为一个热爱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一个对“文革”深恶痛绝的人，笔者既祈祷“文革”永离大陆，也祈祷“文革”永离台湾，成为史鉴。


文/ 陈翌（北京） 原载于《九鼎》第4期（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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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历史让我们深刻，我们都是路人。

alvinwoolf

当权者玩政治的时候，想过安静日子的百姓就遭殃了。

腌鱼

说了一大堆，快结束还是露出了吹捧的狐狸尾巴

中国现在能出大师么？在这样一个没有真正言论自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