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盖棺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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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网络上看到一篇题为《对历史人物不要轻易“盖棺论定”》的文章（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07/45865.html，原题是《谈谈“盖棺论定”》），作者认为对历史人物不能下最终的定论，对此我颇有同感。
　　　　
　　　　　　　　　　　1、关于“盖棺论定”这个词

《辞海》对它的解释是“后谓人死后，一生是非功过才能断定”，《辞源》的解释是“谓人死后，一生是非功过始有公平的结论”，这些释义看起来没什么不妥，但有些人用这个成语时往往含有“下一个不容更改的定论”的意思，对此我不敢苟同。据我推测“盖棺论定”最初可能不是用在评价人物的场合的。据《中华成语词典》，它出自《晋书•刘毅传》：丈夫盖棺事方定。《辞海》引用的韩愈的诗句也没有“论”字：盖棺事方了。后来“盖棺事方定”逐渐演变为“盖棺论定”（所以《辞海》用“后谓”），《辞源》提供了三个例子，分别是“盖棺公论定，不泯是人心”（宋•李曾伯）“盖棺定论未嫌迟”（明•张煌）“盖棺论定无翻案”（清•赵翼），也就是说至少从宋朝开始，“盖棺”就开始与评论人物联系在一起了。

“盖棺论定”（或盖棺定论）用在评价人物的场合并非不行。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应该在他生前就开始形成，那些看法并非一成不变，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或者说在修正我们对他的认识（先且不论我们自己的思想也在发展），比如单看汪精卫的前半生，大多数人会给他很高的评价，可是他的后半生让人大跌眼镜，也就是说只有在他死后我们才可能下一个不自相矛盾的结论，我想在这个意义上用“盖棺论定”才不至于被人诟病。
　　　　　　　　　　　　
　　　　　　　　　　　　　　2、盖棺难“定”

对一个逝去的人，不管他已作古千年还是刚刚过世，每个人都可以在心里给他下一个结论，可能一样也可能不同，但都是可以商讨的，即便是同一个人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对他的认识也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说不光别人可能不认同我的看法，我自己后来也可能会修改自己的结论。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历史学。《谈谈“盖棺论定”》一文已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此作了阐述。下面我们来看看其他历史哲学家的观点。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著名论断，它很容易引起歧义，不过克罗齐自己的话其实已经足够消除人们的迷惑了。当代“是在时间之外的（没有先后之分），是与其相联系的活动‘同时’形成的，它和那种活动的区别不是编年性质的而是观念性质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过去之对于我们，仅仅在于它作为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主观观念而存在。我们只能以我们今天的心灵去思想过去；在这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观念》）。历史的真实性“永远需要内在的理由”，“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回荡”，“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这决定了它的“当代性”。

深受克罗齐影响的柯林武德说得更直白：“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事件是“人们思想所表现出来的行动”（ 《历史的观念》译序），史家必须吃透“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凯恩斯曾说“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他“关心的只是思想而已”，他也只能关心“思想”，因为“不理解过去人们的思想，也就不能理解过去的历史”。解铃还须系铃人，思想有赖史家“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或重建”，但不是停留在古代水平上，“而是提高到今天水平上的重演”，这不也是说历史有“当代性”吗（“过去和现在乃是一连串内在相关的、重叠的时辰”）？史学家重演历史时“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尽相同，他们“所获得的知识中也就有他自己的思想成份在内”。

年鉴学派的宗师布洛赫曾提出“由今知古”的观点：“历史学家……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必须从已知的景象入手”，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一个注解。（《历史学家的技艺》）
“历史存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而人的思想千变万化、千差万别，我们怎能对死人“盖棺论定”？克罗齐说：“精神的作法是：规定自己和使自己个别化，并永远把原先的规定和个别化变成不定的和非个别化的，以便作出其他更为丰饶的创造”，这不正是对盖棺难“定”的最好诠释吗？

　　　　　　　　　　　3、历史能任人打扮吗

既然对历史难下最终的定论，那是不是可以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宏观看，历史给人的印象确实如同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但这句话中的“任”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看法当然可以有不同，甚至你自己也可以“朝令夕改”，前提是大家的讨论要遵守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借用章学诚的话就是要讲“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要正。重视史德是我国古代历史哲学家的一个优良传统，其实提出“史才、史学、史识”的刘知己就已经意识到“史德”的重要性了（“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史通•文史通义》）。上述克罗齐等人的讨论其实也是以具有史德为前提的。遗憾的是现实中“无德”的人太多，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歪曲、捏造事实，信口雌黄、见风使舵甚至指鹿为马者并不鲜见，这些人口中的历史连克罗齐、柯林武德眼中的“伪历史”的资格都够不上，用“盖棺论定”让他们住嘴或许不失为一个对策（尽管只是下下策）。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出自斯大林之口，也有人说胡适曾经说过这句话，不管是谁说的，他如果只是强调“每个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生活环境和角度，对历史作出不同的解读”（ http://art.people.com.cn/GB/14759/21867/4672808.html）就无可厚非。也有人说胡适的意思其实是：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http://203.208.35.101/search?q=cache:Us1IhA7FnigJypress.spaces.live.com/Blog/cns!1E70D6360F07C57A!233.entry+%E5%8E%86%E5%8F%B2%E6%98%AF%E4%BB%BB%E4%BA%BA%E6%89%93%E6%89%AE%E7%9A%84&hl=zh-CN&ct=clnk&cd=10&gl=cn&st_usg=ALhdy2_tOddGAXoKka0FQDWEQbi-uAYODw），上面说了，不讲史德当然不能任由其胡说，我们至少可以不必理会他。如果他的意思是历史已经“盖棺论定”不容后人分说，我断断不敢认同也。

上面过于强调人与人之间思想、见识的不同，其实人与人不光有“异”也有“同”，比如几乎没有人怀疑杜甫是唐朝屈指可数的大诗人，尽管他的诗好在哪里、他是不是比李白更伟大人们的看法可能不尽相同。伏尔泰说过，“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有差异不可怕也是正常的，关键是我们要有一颗包容之心，就历史研究而言，这也是一种史德吧。

　　　　　　附论：
　　　　　　　　　　1、历史何为

布洛赫的儿子曾问他：“历史有什么用？”历史学家也曾产生如此疑问。应该说小孩子问的跟历史学家想的不是一个问题，孩子的意思可能是：历史不能像数学一样让他学会计数。而历史学家的困惑在于：历史并不总是能增进人类福祈、不能总是让人类避免重蹈覆辙。中国历史学家可能不会轻易提出“历史无用论”（有这样感慨的人不是绝对没有），因为中国人重视历史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能与之比拟。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之类的话就是证明。西方人在文明面临危机之际并不都对历史持怀疑态度，严谨的学者都对历史抱有信心。布洛赫虽然开篇就发出“历史有什么用”的疑问，但他在书中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书的另一个名字就是《为历史学辩护》）。而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身就说明克罗齐、柯林武德对历史研究持肯定态度。克罗齐说：“一旦生活与思想在历史中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得到体现以后，对历史的确凿性和有用性的怀疑立刻就会烟消云散……解决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的知识怎么能没有用呢？”而“历史为当前服务”是柯林武德的重要论点之一，“他认为研究历史就是为了对人类目前的活动看得更清楚”，“有可能教导人们控制人类局势”。概括言之，历史有助人们改善生活、增进人类利益、指导现实行动，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除此之外，布洛赫还认为历史“有其独特的美感”（李政道、杨振宁也发现研究物理学能获得美的享受）。
            
　　　　　　　　　　　　　2、《极权主义的起源》

二战刚结束（1945年）阿伦特就开始本书的写作这本身就说明她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书名中的“起源”揭示它跟“历史”脱不了干系。布洛赫曾批判了“历史距今愈近愈有教育意义，愈远则价值愈低”的看法，但按照克罗齐的说法，只要把它置于自己思想的观照之下，哪怕是“不到一小时前的”事也是真历史，“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就会对现实产生意义。

阿伦特探讨的是西方文化背景下极权主义的起源，但极权主义不是西方国家所独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本书并非与我们毫不相干。“执政的极权主义无一例外地排斥第一流的天才，无论他们是否同情极权主义，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慧和创造力，这正是他们的忠诚的最好保障”（《极权主义的起源》译者序），这不正可以解释文革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吗？当阿伦特1966年给本书第三部《极权主义》写序言时，她已经意识到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不能“忽视在中国曾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的情况”，并称之为“严肃的问题”。尽管当时中国的文革刚刚开始，但她认为“它的极权主义迹象从一开始就有所表现”，说针对反对派的“思想整顿”是一种“恐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虽然现在极权主义已成昨日黄花，但它并未销声匿迹，所以在本书完成半个多世纪之后把它译介到中国虽属亡羊补牢，但还不太晚。


参考书目：
1、《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1997年第三次印刷。
2、《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1997年第三次印刷。
3、《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次印刷。
4、《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5、《史通•文史通义》，岳麓书社，1993年第一版，1995年第二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