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婚恋诗看周代女性的地位（原创,原发表在2008年《理论与现代化》综合版的

终南隐士

从《诗经》婚恋诗看周代女性的地位

提要：本文主要通过分析诗经中婚恋诗中所反映的有关女性的各个方面，来探讨周代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
关键词：婚恋诗 女性 悲剧 地位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几乎反映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就诗的分类而言，可以分为颂德诗、祭祀诗、宴饮诗、婚恋诗、送别诗、讽刺诗等等，其中婚恋诗占了很大一部分。
历来的诗经研究家们喜欢说那时的人们是多么的自由、浪漫，尤其是年轻人基本上可以自由自在的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婚姻，更提到说其中之女孩子性格之活泼与泼辣、追求爱情之主动，为后世所不及。但人们往往首先忽视了几点，就是，这些诗是诗人们在何种情况写的或吟唱的，女性在恋爱中到底占多大主动性，以及她们在恋爱、婚姻中的遭遇如何等几个环环相扣的问题。
    下面就接着从这几个方面去分析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等问题。
    一。从婚恋诗的作者信息及侧重表现的内容看女性的地位
我们把婚恋诗分为两类：爱恋诗与婚姻诗。据笔者粗略统计诗经中可称的上婚恋诗的有82首○1，其中爱恋诗32首，婚姻诗50首; 爱恋诗中女子所吟唱的约为13首，婚姻诗中女子所唱约34首。 也就是说，爱情诗中女子创作的几占一半，婚姻诗中更为三分之二。
    就侧重之内容来看，总体上以悲剧为主，其中女性吟唱的爱情诗中，悲剧性的约为6首，分别是《鄘风•柏舟》、《郑风•狡童》、《郑风•褰裳》、《郑风•山有扶苏》、《鄘风•蝃蝀》、《王风•将仲子》等。婚姻诗中，除几首描写婚姻或出嫁的诗（《周南•樛木》、《周南•桃夭》、《召南•鹊巢》、《王风•女曰鸡鸣》、《齐风•鸡鸣》《齐风•著》、《齐风•载驱》、《唐风•绸缪》、《小雅•鸳鸯》、《小雅•车辖》等）带些喜气外，其他的都具有一定的悲剧性，其中思妇诗16首，弃妇诗11首，还有受丈夫怀疑的（《齐风•东方未明》），以及因种种原因后悔没结婚的（《王风•丰》），等等，不一而足。
    可见，彼时妇女们虽有一定自由，个别情况下，可以吟唱自己的情与爱，表达对所爱的爱恋、思念，甚至可以采取一定的行动去实践这种想法。但大多情况下，她们的吟唱是一种压抑性的无奈，不得已而为之的，或是礼教压制无法追求爱情，或是无奈之下想私奔，而更多的是丈夫被征调去打仗而在家的苦苦思念与担忧，更为悲惨的是被丈夫无辜的遗弃，而只能悲悲切切地哀求或啼哭。
    二、从妇女们在婚姻爱情中占多大主动性看其地位。
    就一般而言，谁在某些活动中主动性、积极性高，谁在其中的地位就越高，这是常识。
   《诗经》中，妇女们的主动性如何呢？
    爱情诗中，女性悲剧诗6首，女性喜剧诗9首○2，也有写男子苦苦追求女子的（如《周南•关雎》、《秦风•蒹葭》），男女共同参与或吟唱的（如《郑风•东门之墠》）等，但细究一下就会发现，女性占主动性的并不多：悲剧诗都是女子迫于礼教或父母压制而呻吟的（如《将仲子》），喜剧诗中也有不少无奈地吟叹（如《召南•野有死麕》中女子的担忧——“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至于男子吟唱的诗中，其对象都是“窈窕淑女”或“颜如舜华”、 “清扬婉兮”，也就说必须是一个美人，否则甭想被追求——《郑风 •有女同车》有“德音不忘”之言，但如果此女子不是“彼美孟姜”，估计这个男子也没这么喜悦了。
    国君的野心勃勃的征战拆散了多少家庭、爱情，历史是没法被完全统计的，但我们从16首思妇诗中可看出些东西——征人的无奈与痛苦这里不提，思妇的那种“独守空房”的寂寞与痛苦，对丈夫安危、困苦的担忧，都使得她们令人同情。有一部分是远嫁异国而思归故国的妇女们的诗，她们也只好徒然悲叹一声而已，没办法改变自身的困境。
    至于弃妇诗就更表现出妇女们的地位低下了。11首弃妇诗中，或是共患难后被遗弃（如《卫风•氓》），或是在灾荒之年被抛弃（如《王风•中谷有蓷》），或是婚后丈夫狂暴轻薄无理又被遗弃（如《邶风• 终风》），或是丈夫喜新厌旧而被抛弃（如《召南•江有汜》、《邶风•柏舟》、《邶风•日月》等），等等，不一而足。
    作为受害者，这些妇女表现略微有所不同，《氓》中的妇女痛苦地回忆她与氓的相恋、结婚婚后自己夙兴夜寐的辛劳，乃至最终被抛弃的经过，最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表达了决绝的态度；《江有汜》、《邶风• 柏舟》等诗中，丈夫虽然停妻再娶，但女诗人们只能哭哭啼啼，希望丈夫能见容自己，能回心转意，《谷风》中的妇女竟然还在唠唠叨叨地顾念家务活，《终风》中还希望丈夫因自己思念他而打喷嚏；即使是远嫁的妇女也不例外，《小雅•我行其野》，远嫁异国而被遗弃，更是悲哀。  
    总之，不管是哪类型的诗，妇女的主动性往往被压抑，她们只能被动地发出哀叹，略微表达一点自己的心里痛苦与郁闷，而没别的办法来哪怕是稍微地改变一下自身的境遇。女性们之所以吟唱，《诗大序》正好做了回答：“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都是无奈之举动也。
    三、从恋爱、婚姻过程中的遭遇看女性的地位。
从人类的人性来说，爱情应该是最美好的情感，其一切应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不应该受到外界的阻挠与压制，而婚姻也应该是随着感情的一步步深化而逐步走向的神圣殿堂，这才应该是真正的人性。但是在《诗经》时代，人类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我们从女性在恋爱、婚姻中的遭遇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
    爱情诗中，表面好像是女子可以自由自在的追求爱情或被追求，但正如笔者在前面分析的一样，女子首先得有美貌，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没好的外貌就难说了。再一点就是，这种表面上的自由即使在当时也被认为是时权宜之计，《周礼• 春官• 媒氏》：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从这段可以看出，男女的婚育情况政府有关人员都记录在案，到规定年龄必须婚配，否则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所以在这时候，婚育也是政治任务，一时找不到情人的只好焦急的呐喊了，《召南•摽有梅》就是这种情况的证明。至于“奔者不禁”，郑玄认为是“重天时，权许之也，”孔颖达疏：“但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以当礼乃可得为配。言‘奔者不禁’者，郑云‘权许之’，其实非正礼也。”
    也正是因为如此，老百姓追求爱情有时也得偷偷摸摸地了，《野有死麕》中的女子的那种半推半就时的话语“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表明了她的担心，她担心狗的叫声会引来旁人，那他们的私情就败漏了。《将仲子》中，女子之所以拒绝男子，是因为他们幽会时男子总是“折树檀（桑、杞）”等，这样是很容易被人发现私情的。女子那“畏我父母”、“畏我诸兄”、“畏我邻人”的话语已经说明他们的言论是吃人的，那种礼教已经实实在在地压制他们了。
下层女子如此，上层的连这点自由都没有。《陈风• 衡门》中的陈国男子就感慨“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取妻，必宋之子？”当时的贵族女子基本上是不能谈爱情的，她们承担着“厚别附远”的政治任务。因为周民族作为一个逐步壮大的民族，她需要与其他民族联姻，得到他们的支持从而巩固其统治。自然那些女子就是最好的交易品了，而作为交易品或礼物，女性是很难有幸运儿的，《邶风•燕燕》那远嫁时的悲怆就是证明，即使如婚姻诗《齐风•载驱》，齐女迟迟不到所嫁国——鲁国，想争取一定权利，但其得到的也绝非是爱情。
    谈情，幽会，偷偷地暂时还勉强，但要长久下去总归不合适，虽然“奔者不禁”，“ 但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以当礼乃可得为配”，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些“礼“，很难长久地维持爱情，于是首先想到“私奔”（如《鄘风•蝃蝀》），就去同居（如《王风•大车》）。但实际上又有问题，《王风•遵大路》就是这样酿下的苦果，谁吞它呢，当然是女子了，于是她在大路上拽着男子的衣袖苦苦哀求，但结果是肯定被遗弃。
    爱情的最好结局就是结婚，于是就必须得到“父母之命”，通过“媒妁之言”，选择良辰节日（多为秋季——“秋以为期”），经过种种繁文缛节走进那神圣的殿堂。可是这时候恐怕得到的快乐也成暂时的了：婚礼上得到的赞颂多是“宜其家室”，是多生孩子；婚后里里外外辛苦操劳，没几年女子也人老珠黄了，男子也厌烦了，只好当弃妇，有的也许能暂时被留到家（如《秦风•晨风》），这是较幸运的，不少人就被遗弃了（如《卫风•氓》等）。遇到天灾人祸，也可能被休回家（如《王风•中谷有蓷》）。
    更有女子在追求爱情中被骗，当谈婚论嫁时，才发现男子只是想让她作妾，不同意时，受到了吃官司的威胁（《召南•行露》）。
    可见这时的社会完全是男子为中心的，夫权已经开始发挥其威力。当然爱情婚姻中的种种不良后果最终都会被推到女性身上了。
    有两首悼念丈夫的诗——《葛生》、《素冠》，两位妇女想追随死去的丈夫。虽然好像女子痴情，但又何尝不能说是因为自己在家里没了做女人的权利——《邶风• 凯风》中儿女劝母亲别改嫁，就说明了问题。既然没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只好悲切地思念丈夫了，这样还至少还算陪伴丈夫，自己也多少算个女人。另外，失去了依靠的丈夫，其衣食来源有的也存在问题了，从《大雅•大田》之“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就可推知其穷困无告、悲苦失养的情形了。
    要之，《诗经》时代的妇女其地位是极其低下的，虽然个别情况下她们也可以较自由地追求属于自己人性的情与爱，但还是被当时认为是一种权宜之计，只不过是为了“蕃育人民也。”○3。多数情况下，那种束缚人的礼教已经开始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而压制人们的婚姻与爱情，而女性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同时，那种夫权意识也已经很浓厚了，这更是对妇女的一种压迫。


注：
1.张西堂《诗经六论》中统计为72首：“（婚恋诗）在三百零五篇中明显的就有七十二首之多，真是丰富多彩。”
2.这是就明确为女子所唱而言的，如果再统计一下男女相唱和以及无法确定作者性别的诗中的一部分，女性作者应占的比例应更大。
3.《毛传》在说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时：“会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

参考书目：
1.《诗经注析》，程俊英、蒋见元著，，中华书局，1991年版。
2.《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
3.《诗经与周代社会》，孙作云，中华书局，1966年版。
4.《诗经之女性研究》，谢晋青，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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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什么重大发现，但也敝帚自珍，自己先支持一下，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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