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下的银行业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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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以国务院宣布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为标志，我国正式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型，再度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正确认识积极财政政策的科学内涵，促进我国内需扩张型经济增长，实现自身的科学发展，是银行业当前不得不认真审视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兴起和回归

  积极财政政策，亦称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抑制经济衰退。政策工具一般是增加国债发行、财政支出或减少税赋。其主要理论基础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及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认为，导致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政策，转而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赋来拉动社会投资，最终推动国民收入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周期是内生的，经济波动归因于总需求的变化和价格粘性；当总需求变动时，价格和工资不能迅速调整到使市场出清，即使价格调整可以使经济恢复瓦尔拉斯均衡，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政府对经济不加干预，乘数和加速数的交互作用将使经济运行大起大落。

  凯恩斯理论在战后被西方国家政府广泛接受，积极财政政策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首选，凯恩斯本人也被称为“战后繁荣之父”。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积极财政政策无法解决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中出现的“滞胀”，凯恩斯主义开始陷入危机，一度面临新兴的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诸多学派的挑战。其中最强有力的挑战者莫过于以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为代表人物的现代货币主义。该学派认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无效，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应首先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在现实中，现代货币主义被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发展成以控制货币发行量、减少国家干预为要义的“撒切尔主义”，并在80年代初期成功扭转了英国的经济衰退。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货币主义者奉行的货币政策对叠次出现的经济泡沫屡控难抑。政策上的无能为力与理论上的缺失，使其失去了传承动力，经济学界一度出现“真空”。此时，新凯恩斯主义的大整合代之而起。新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3年编写了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该书试图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从理论上呼唤凯恩斯主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回归。在实践中，由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彻底颠覆了曾经是凯恩斯主义的最大挑战者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各国为抗击这场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政府救助行为，正是新凯恩斯主义和积极财政政策在实质经济中的鲜活应用；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克鲁格曼这位新凯恩斯主义学者，也是凯恩斯主义回归的一个重要标志。由此引起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重新审视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纷纷重拾财政政策工具，以积极财政政策拯救面临全面衰退的本国经济。

  二、我国财政政策使用效应的实证分析

  我国第一次正式使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是1978年。当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对改革引致的需求快速增长和物资供应不足深感恐慌，于是立即施以从紧财政政策控制需求。当时的具体政策内容包括“分灶吃饭”、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消费需求等。同时还实施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和信贷计划。其调整结果是虽然抑制了过热，保持供需基本平衡，但经济增长却从1978年的11.7%走低至1981年的5.2%。

  第二次使用财政政策是1988年。为整治1984年以来“价格闯关”和放开价格预期所引起的严重通胀和市场混乱问题，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治理整顿”并实施从紧的财政政策，逐级缩减财政开支、调整支出结构、清理固定资产投资等。同时辅以从紧的货币政策，实行存贷挂钩、规模控制。此次从紧政策的实施，虽然使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但经济增长又一路下滑，从1988年的11.3%下降至1990年的3.80%。直至南巡刺激后始得逐渐复苏。

  第三次使用财政政策是1998年。当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受到严重挑战。为应对危机，我国政府首次使用积极财政政策，并配之以积极的货币政策。一是发行国债。至2004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国债资金主要投向江河治理、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等方面。截至2004年末，七年累计实际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同期银行发放国债项目配套贷款2万多亿元，直接拉动投资约4万亿元。二是减税。1998年提高出口退税率、降低关税税率；1999年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力度，两次提高出口退税率；2000年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功，不仅成功地使经济走出了市场低迷的阴影，保持了多年平稳增长的态势；而且将亚洲金融危机的威胁变成了机遇，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使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路网建设赶上了欧洲的水准。

  第四次使用财政政策就是现在（2008年第四季度）。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主要是抗击由美国次贷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其主旨是扩内需、保增长。一是加大投资力度和优化投资结构。今年四季度中央财政将新增投资1000亿元。到2010年底，中央财政投资共增加11800亿元，重点投入领域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重点工程；企业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领域；灾区恢复重建。二是推进税制改革，实行减税政策。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完善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降低住房交易税、免征利息所得税。总共减免税费3000多亿元。三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财政补助规模。四是促进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和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五是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其中重点是“三农”、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安居工程。

  从前三次财政政策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启示：一是从紧的财政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使用容易导致治热的刚性控制。在治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从紧的财政政策虽然能迅速见效，但是容易“矫枉过正”，往往会使经济迅速下滑，步入萧条。如果辅之以紧缩性货币政策，则经济容易走上下滑的“不归之路”，并最终迫使政府进行政策的反向操作。1978年和1988年从紧货币政策实践都充分证明了以上观点。1978年以后,GDP增长率从11.7%逐年急剧下滑，一直至1981年的5.2%。1988年以后,GDP增长率从11.3%逐年急剧下滑，一直至1990年的3.8%。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配以积极的货币政策虽能有效治冷，但也易积累通胀。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表明，在抑制经济衰退的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能迅速见效,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使经济借机进行结构调整。与此同时，配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则容易产生政策超调，使经济蕴藏过热的隐患，这也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教训。三是准确的时机和适宜的力度对于财政政策的效用发挥来说非常重要。1978、1988年这两次从紧的财政政策之所以造成经济增长率滑入谷底，就是因为没有把握好政策应用的恰当时机和力度，在经济已经呈现衰退迹象时没有能够及时实行政策转换。事实上，准确把握财政政策的进入及淡出时机，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四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乘数效应。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不仅仅是财政支出自身对实际GDP的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投资乘数效应。既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私人投资对实际GDP的拉动效应要远高于财政支出对实际GDP的直接带动效应。由于我国1998年以后财政支出的重点是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其目标是解决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发展形成的“瓶颈”，改善投资环境，因此，该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非常有限，反而成倍地带动了社会民间投资。而在此情形下，若不调整货币政策和信贷增速，任其乘数效应放大，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过热和通胀。所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如何保持信贷跟进的理性，对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至关重要。

  三、当前积极财政政策下的银行业发展策略

  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应用的目标是通过增加财政对民生工程和“三农”的投入，创造和拉动内需，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如果其政策效应得到有效把握和发挥，将对于我国破解二元经济结构，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这对于依托经济增长实现自我发展的银行业来说，既是一轮求之不得的商机，也是考量其科学发展水平的测试。因此，必须制定科学的经营策略，以扩大真实需求为着眼点，选择可循环、可持续的信贷投入方向和重点。

  (一)以创造需求为目标的项目投入。这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建设投入首选是增加对国家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投资，如铁路、公路、机场、电力等国家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这些项目的投资跟进和配套资金投入，应当成为银行信贷投放的首选。为此，各商业银行应积极筛选项目，参与项目评估，对凡经国家批准开工的项目均应以积极态度纳入信贷计划，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时投放配套贷款，并适时选择银团贷款、项目融资等方式提供资金供给，以此创造需求，助推投资乘数效应，实现项目贷款的良性循环。

  (二)以激活需求为目标的并购贷款。兼并重组、做大做强是企业成长的必由之路，也是银行培植目标客户、激活存量需求的明智选择。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我国一些实体经济企业出现了经营困局，使其生产潜能被迫搁置。这是实施产业整合尤其是同业并购，打造骨干企业的历史机遇。对此，银行应以其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发挥信贷杠杆作用，选准领军客户，增投并购过桥贷款。当前重点是对那些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如房地产、纺织、水泥、汽车、煤炭等企业推进合并重组，用较少的信贷投入撬动较大的资产整合，从而激活处于停效的生产需求，扩大规模效应和产能升级，增强其市场竞争能力，培育优化银行赖以发展的忠诚客户。

  (三)以拉动需求为目标的市场开拓。本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不仅通过减税让利增强企业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而且通过对民生工程、社会保障及“三农”的投资倾斜，增进了社会福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动力，为银行的外向型和农村金融市场的拓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为此，银行的经营导向应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应瞄准农村市场，通过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升级和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方向的信贷投入，进一步拉动农村市场需求。对中国这样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并存，且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改造和提升农业效率是当务之急。通过扩大财政投资和信贷支持，无疑将有效拉动和提升内需水平，新增内需总量，为金融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四)以提升需求为目标的产品创新。我国是一个储蓄率企高、潜在购买力坚实的国家。在扩大内需的政策引导下，银行应通过金融创新，开发适应投资者和消费者需求的新型产品，调动人民消费兴趣，提升消费档次。在城市要顺应消费升级的需要，开发居民投资产品和汽车、住房、旅游、教育等消费金融产品；在农村要充分利用土地流转、林权抵押等法规，开发农技投资、规模经营、土地流转、住宅改造等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培育拓展新的消费信贷增长点，以此进一步扩大真实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实现银行的稳健发展。

  (五)以优化需求为目标的管理升级。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引导下，银行业不仅要积极策应，通过信贷投入助推经济增长，而且要通过风险控制、项目优选和客户评审，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管理升级。防止大投入大浪费、大放贷大不良、大发展大重复的怪象再度滋生，不能以扩内需、保速度为由，降低放贷条件，放松风险管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越快越要注意质量，要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重管理、重效益、重风险，以此促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

  (六)以放活需求为目标的政策配套。银行业在响应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更应积极寻求相关配套政策支持。加强与财政、税务、国土部门的联系，争取国家项目评审和产业政策目录的指引，争取财政部门对“三农”金融和小企业贷款等高风险、低收益业务的税收优惠、呆账核销和风险补偿政策，争取对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贷款的政府贴息、信贷担保、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争取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配套支持，为放活市场需求、培植银行发展后劲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实现积极财政政策下的银行业健康.
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 ... /content_163335.htm
虽然现在银行的资产质量不错，但是还是得防备地方上冲动政策引起的资产质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