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2046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页码：223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7508612698/9787508612690
·条形码：978750861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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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怎么了——评保罗·克鲁格曼新著

若要评当今世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也许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但若要评当今世上最好的经济学家兼公共知识分子，则恐怕难有出保罗·克鲁格曼之右者。年纪尚轻的克鲁格曼虽尚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贸易理论上多有建树，他撰写的《国际经济学》，更是流行全球的经典教材。现代以来，经济学分科日趋繁密，各国精心培养的专业经济学人也数量空前，但如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加尔布雷斯等视域广阔、独树一帜的大师，则似乎在今日颇为难遇。克鲁格曼身兼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既精于学术，又格局开阔，引领公共舆论，似乎有一丝承袭前贤的气势。
在经济学界，克鲁格曼又以常唱反调闻名。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东南亚蒸蒸日上之时，便预言东亚经济仅靠资本与劳动投入，没有原创的新生产模式，势必难以持久，90年代末又近乎单枪匹马地挑战所谓美国的“新经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都证实他的先见之明。与纯粹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不同，克鲁格曼辩论公共政策与政治议题。2000年布什政府上台后，克鲁格曼对其内政外交予以严厉批评，也引来美国保守派颇多抨击，不过他始终高擎自由主义大旗，是美国自由派干将之一。
及至2004年大选，布什击败克里，当时舆论大多宣扬共和党将乾坤永固，许多朋友也劝克鲁格曼认清形势，勿在对布什过分苛责，但克鲁格曼仍坚持己见。果然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由于民众普遍厌恶伊拉克战争的情绪，民主党重夺国会两院，到2007年下半年，奥巴马、希拉里等民主党候选人也风头甚健，这更让克鲁格曼相信，一个民主党兼领白宫与国会的时代或许即将到来。于是在那个时候，他写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心》一书，检视一百多年来美国政治经济变迁史，并勉励民主党人继承罗斯福“新政”的精神，恢复美国自由派的勋业。
这个书名显然是对1990年戈德沃特所著《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良心》的回应，戈德沃特是196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选举中败给约翰逊，被克鲁格曼称为同里根同样凶险的人物。在此书中，克鲁格曼并不只是针对当前形势提出政纲方略，而是回溯美国百年历程，以求鉴古知今。而这百年政经史的框架，依克鲁格曼看来，可以两个“巨弧”来形容：一是经济上的极端不平等到相对平等，再回到严重不平等；二是激烈的党派倾轧到两党和谐，再回到两党极端对立。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及一点，普通国人对于美国的看法，常常陷于两个极端之间。革命年代曾称美国为腐朽堕落的帝国主义国家，外逞凶狂，内施暴政。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接近，尤其是后来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和开放政策以来，国人之中尤其是知识界提倡以美为师者，又往往对之不吝赞美，举为理想国的楷模。至于对美国历史的看法，前者断定美国长期贫富分化、种族歧视、工人无权，后者则认为美国一直社会和谐、种族融合、民生安乐。克鲁格曼这本书，似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历史视角审视美国，突破那种简单的印象化判断。
克鲁格曼生于二战后不久，他回忆自己生长所处的美国，是个平静祥和的中产阶级社会。而二战之前，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镀金年代”的美国，则与当今中国颇有相似之处：经济增长，国力飞升，但社会分化严重，劳资矛盾尖锐，道德沦落，纷扰动荡。当时政坛为财阀势力操控，工人绝无工会保护，罢工常以流血收场。及至20世纪20年代，始有一些变革，但贫富差距依然巨大。而对贫富分化的平抑、战后中产阶级社会的达成，在克鲁格曼看来，实是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之功。
言及此处，就须提及克鲁格曼观点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不同。自米尔顿·弗里德曼之后，凯恩斯主义逐渐式微，新古典主义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正统。而作为新凯恩斯主义者，克鲁格曼在本书中多次以“经济学101”这样的说法，讽刺经济学教科书宣传的俗见。新古典主义认为贫富差距缩小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是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之理，但克鲁格曼以严密的论证辩称，其实是罗斯福“新政”以建立福利制度、增税、支持工会、战时工资管制等政府手段，在短短数年之间让美国的收入分配大大平均化。他将这一过程总结为“大压缩”。
现今人们谈及美国的好处，常常以“稳固的中产阶级社会”来形容，这似乎已是约定俗成的看法。但克鲁格曼在书中说，他们年幼时认作理所应当、无足为怪的中产阶级社会，其实已大体消逝。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回到“镀金年代”的水平。据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估计，财富超过两万名普通美国工人年产总值的人，在1900年有22名，1968年只有13名，而现在竟然有160名。美联储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102家美国大公司主管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0倍，而在本世纪初年，CEO的年薪达到了工人的367倍。
这一贫富大分化德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这就涉及到了克鲁格曼认为的现今主宰美国政坛主要势力保守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先驱是一些对“新政”不满的知识分子，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社会学家欧文•克里斯托尔。后来在财团的资助下，保守派形成一套环环相扣、势力庞大的机构链条，包括新闻媒体、智库等等。这一保守主义运动夺得共和党的控制权，进而从里根开始主宰政府，推行倾向富人的经济政策，才使美国的贫富不均大为严重。克鲁格曼直言不讳地称，这本身就是保守派的一场大阴谋。不过与那种捕风捉影的“阴谋论”不同，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有大量事实、数字的支持与严格的论证。
现今对“无形市场之手”的崇奉，似乎已是通行的意识形态。笔者仍记得在弗里德曼和里根辞世之时，国内媒体一片赞誉之声，奉其为保卫自由资本主义与民主世界的英雄。而克鲁格曼则称弗里德曼有违背学术真诚之嫌，对于里根更是评价甚低。此中差别，值得深思。
除中产阶级社会神话外，克鲁格曼此书对于另一些有关美国的俗见也予以刺穿。如世人常对美国社会的“机会平等”津津乐道，而克鲁格曼以统计数字论证说，与学业的优劣相比，家境的贫富才是影响一个美国年轻人能否大学毕业的主要因素。而子女突破父辈社会阶层的可能性、即“代际流动性”最高的国家，其实是北欧国家，在这方面美国不仅落后于加拿大和法国，甚至可能连英国都不如。此外美国还是发达国家中惟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而也许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克鲁格曼断定，美国极端保守势力之所以能频频赢得选举，主要原因就是利用美国奴隶制残留下来的种族裂痕。不过他也阐述说，近年来美国的种族主义大大淡化，而这正有利于民主党人。
克鲁格曼还在此书中继续严厉抨击布什政府，不过这其实已是遍及全球的情绪，只不过克鲁格曼与许多左派相同，从最开始就一直坚持而已。归根到底，克鲁格曼此书的主要受众仍是美国公众。故此他在该书的后半部分中，希望美国自由派能利用当前的有利形势，实现一场类似当年罗斯福的新“新政”，恢复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并为此提出不少政策方略。
此书介绍完毕，自然要谈的是，中国读者阅读此书，可以得到什么收获？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进步须在一定程度上以西方为师，这已是共识。至于具体的做法，则似乎应是法乎其上，择善而从，而不应精芜不辨，囫囵吞枣，至于以丑为美，承其弊病，更是下下之策。美国无疑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大参照国，本书对于中国人从历史的角度，更全面地从美国的发展历程中汲取教训与收益，定然大有好处。
克鲁格曼刚开始读经济学时，主要兴趣便在历史方面，后来更是涉猎广泛，故而行文格局开阔，旁征博引，对经济、政治、历史、社会学有兴趣的读者，相比均可从中有所收益。全书逻辑严整，流畅犀利，几乎绝无烦言赘语，从不横生枝蔓，而且克鲁格曼的学术著作精深邃密，为普通读者写书却全然不设门槛，就算毫无经济学基础的读者，也可洞悉全文，了无滞碍。纯粹从阅读的角度而言，本书也不失为政论文的经典之作，堪称一本有史以来最精致的美国政经简史。
可以预料，本书在中国读者之中，也势必会像在美国一样引起广泛争论，但笔者可以断言，你可以对克鲁格曼的观点表达不同意见，但推翻他近乎天衣无缝的严密论证，实属一项艰巨的学术与智力挑战。若谓不信，请先读本书，再下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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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贫富差距重新扩大的教训
——读克鲁格曼《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王则柯

保罗·克鲁格曼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事务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在美国经济学界，克鲁格曼是一位很有特立独行色彩的人物，拥有许多读者。十年前，他的小册子《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给人振聋发聩的震撼，今天，他的新著《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又引起广泛关注。

绝大多数居民不满现状

按照克鲁格曼在《良知》中的描述，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十年的时间，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包括两党的关系在内，整个社会比较和谐。可惜在又一个三十年以后，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很大，绝大多数居民对于现状表示不满，两党的对立也比较严重。
在克鲁格曼看来，战后美国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政府的政策的结果。回忆罗斯福时代，人们马上想到“罗斯福新政”，有时候并且把罗斯福新政狭义地理解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加上那些帮助走出萧条的大工程。其实，加强工会的力量，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这样来“压缩”贫富差距，构建比较和谐的美国社会，让大家都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才是罗斯福新政最有价值的遗产。
但是自从里根以来，共和党明显右转，为富人减税，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项目，打击和瓦解工会，结果使得美国贫富差距的程度急遽上升。这其中，共和党以金钱和忠诚维系的院外活动的成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克鲁格曼尖锐地指出，共和党这种“保守主义”，源自骨子里面的白人种族主义！

“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

“总体而言，你对美国当前的情况满意不满意？”盖洛普机构在2007年6月这样问道。结果，表达不满意者达到74％。引用这个数据，克鲁格曼认为美国人对国家目前的走向深感不悦。毕竟，说明现状还是让数据说话最好。
但是另外一些数据，比如GDP的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却给人不同的印象，似乎现在大部分美国人的境遇应该一直在改善。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关键在于，不仅GDP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而且平均收入也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为此，克鲁格曼提出“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设想几十个人在一家酒吧消遣，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是两万美元。现在，比尔·盖茨走进了这家酒吧，于是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可靠的新的数据：消遣在这个酒吧的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已经提高到过亿美元。问题是该酒吧顾客的“平均财富”的这种剧增，并不表明他们变得更有钱了。
所以，即使我们难以像《正义论》的作者约翰·罗尔斯那样把关注点放在最底层的居民身上，至少也要把关注点放在“中间居民”身上。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如果打算描述一个群体的普通成员而非少数极佳者或极差者的境况，与其谈论“平均收入”，不如谈论“中值收入”，就是盯着从穷到富排在最当中的那个人的收入。回到克鲁格曼的模型，比尔·盖茨走进酒吧以后，平均收入固然大幅度提高，可是酒吧顾客的中值收入却没有多少变化。这才是事情的本质方面。

“无形之手”并非万能

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曾经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饱受政治派系攻讦倾轧之苦”的国家。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工资水平大幅上涨，数千万美国人摆脱了穷困，并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着空前舒适的生活。由于他们的加入，中产阶级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富人的数量变得很少，而且相对于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也不再富裕得那么厉害了。以中坚的中产阶级为参照，那么我们可以把中产阶级以外的两端分别叫做富人和穷人。虽然那个时候穷人的数量仍多于富人的数量，但是穷人已经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平等感和社会认同感，因为大部分美国人都过着相似的、体面的物质生活。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来中产阶级主导的在国内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国却开始出现方向性的变化，使得随后的经济进步只惠及极少数人，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以至于收入不均变得与大萧条以前的20世纪20年代同样严重，贫富差距重新成为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
人们把大思想家亚当·斯密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说起亚当·斯密，大家多半首先会想到他曾经在《国富论》中用“无形的手”来比喻市场机制：在理想的状态下，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的有效分配。大半个世纪以来，各种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都以亚当·斯密关于“无形之手”的论述开始。经济学家们受“无形之手”如何重要如何了得的说法熏陶已久，他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倾向于怀疑。因此，面对上述收入分配的巨大变化，多数经济学家首先会从市场力量方面找原因。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而现在只是走到比较不公平的一个时段。根据这种理论，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贫富差距拉大；但随后资本变得比较充裕，劳工变得稀缺，工资开始上升，从而贫富差距缩小，出现普遍的繁荣，社会实现中产阶级化。
问题在于，即使上面的论述貌似有理，也无法得到周期变化的结论，何况现实情况与理想假设相距甚远，这首先表现为竞争不是完全自由的，以及消费者无法得到全部需要的信息。
经济学家曾经认为，新科技的发展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另外两个因素是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移民。但是这种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其他所有发达国家，贫富差距都没有在美国那么大。

制度与规范不可或缺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整个美国经济中普通全职工人平均工资的40倍，而进入21世纪，这个数字变成367倍。克鲁格曼认为，决定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应该是社会力量，而不是“无形之手”。当初，是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制度和规范，造就了富裕和比较和谐的美国，今天，是制度与规范的逆转而非晦涩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
美国为什么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为一个居民满意程度很高的中产阶级社会呢？首先是为了从20世纪30年代灾难性的大萧条中解脱出来，人们普遍认可强调要让社会底层活得下去的运用政府力量干预市场的罗斯福新政。当美国因为罗斯福新政缓过气来的时候，遇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强有力的经济管制也有助于压缩过大的贫富差距。
大萧条的教训和二战的胜利，使得工会强大的制度现实和“老板收入大大超过普通员工将不利于士气”的道义规范深入人心。所以，尽管罗斯福新政和二战的胜利都发生在民主党执政的时期，但是随后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尼克松总统并没有怎么偏离这个制度和规范，从而人民能够继续分享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这种情况在里根时代发生逆转。制度方面，首先，以镇压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的罢工为代表，工会力量受到政府打击，再则，立法方面一再为富人减税，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下降了一大半，遗产税也在下降甚至酝酿干脆取消，还有就是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社会规范方面，上层已经把“利润丰厚却不涨薪资的公司，会将劳资关系带入险境”的信念弃在一旁。
体现市场力量的“无形之手”，本身并不懂得什么社会公平。半个世纪以前，大公司不觉得拥有一位著名的、有魅力的领导人有多么重要，CEO很少登上商业杂志的封面，公司也喜欢从内部拔擢人才，并强调注重团队合作的品质。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CEO变成了“摇滚明星”，在公司之间跳来跳去，每跳一次薪酬就飙升一次。支持这种现象的理论，是说公司的盈利状况取决于其CEO的素质，而且公司越大，影响就越大，于是对管理者素质认定的微小差异，也会转化为薪酬的巨大区别，因为拥有排名第10位的管理者与第11位的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就是每年数千万美元的利润。
这么说，固然公平不见了，似乎还有一点论功行赏的意思，但是发展下去，却出现成为讽刺的情况：股价停滞不前，按照论功行赏本来不应奖赏CEO，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变成股价停滞不前，所以更要另找一些理由来奖赏CEO。

保守主义运动的政治手段

按照克鲁格曼的说法，往日的好时光得益于罗斯福新政代表的政治干预，现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也是里根时代开始的政治右转的结果。罗斯福新政何以成功，前面已经简单概括，保守主义运动何以得逞，值得专门分析。
首先，保守主义运动的一些口号颇为迷惑。例如里根的一个手法，就是大谈小政府的好处。看起来是不用养一个很大的政府，于是穷人也容易接受，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削减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另外一个手法，就是案例示政，而不诉诸条文，例如虽然一再镇压工会运动，却从来不正面攻击。
在克鲁格曼看来，保守主义运动的根源，说到底是白人种族主义，但是里根“有本事不发出任何公然的种族主义言论便展示他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同情”。嘴上不必说，所做的事情都对富人有利。这就够了。
保守主义运动能够把罗斯福新政和二战以来的制度和规范扭转过来，还有赖于以金钱和忠诚维系的院外活动。代表富人利益的保守主义运动自然容易获得大量资助，但是这还不够，他们还特别讲究奖励对保守主义的忠诚，保证每个死心塌地为保守主义运动摇旗呐喊的政客，哪怕失败了，也有非常风光的前景。
按照克鲁格曼，成就往日的好时光的，是罗斯福新政，后来政治的右转，造成美国社会今天的两极分化。为了重塑中产阶级主导的美国，需要相应的可以称之为“新新政”的政治过程。

对于饱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熏陶的中国读者，克鲁格曼给我们展示了政治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的“美国案例”。究竟是经济影响政治，还是政治影响经济？至少在社会分配这个问题上，克鲁格曼认为“因果关系”应该是相反的。如果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利益冲突应该“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那么我们诚挚地希望，我们的政治能够引导中国走上共同富裕的和谐文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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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想起了“无缘无故的爱”

王则柯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现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教授。1991年，年轻的克鲁格曼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一时名声大噪。至少我们知道，美国经济学家获得克拉克奖的机会，要比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小。随后，他在刘遵义教授等学者关于东亚奇迹没有包含多少技术进步的经济计量研究的基础上，准确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曾经惹得马哈蒂尔十分恼火，却实在是功力的体现。克鲁格曼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把地理因素融合到经济学研究中去，还有历史因素。地域经济方面，他对日本特别关心。大约十年前，他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也很是风行一时。
近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新著《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除了著作的主题以外，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一些片段回忆和思考，也悠然浮上心头。

往日的好时光

在克鲁格曼看来，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十年的时间，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包括两党的关系在内，整个社会比较和谐。可惜在又一个三十年以后，美国的贫富差距又变得很大，绝大多数居民对于现状表示不满，两党的对立也比较严重。
按照克鲁格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的结果。这其中除了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以外，还包括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包括工会的力量得到加强，这样从两头来“压缩”贫富差距。但是自从里根时代以来，共和党明显右转，为富人减税，例如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就下降了一大半，遗产税也在下降甚至叫嚷干脆取消，还有就是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打击和瓦解工会。右转的结果，使得随后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只让极少数人受惠，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结果贫富差距急遽扩大升。在这个过程里面，共和党以金钱和“黑手党那样的忠诚”维系的院外活动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克鲁格曼还尖锐地指出，以当今的共和党为代表的这种“保守主义”，源自骨子里面的白人种族主义，虽然他们有本事从来不那么说。

政治经济孰因孰果

面对贫富差距急遽扩大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经济学家必须给出说明。可是克鲁格曼指出，美国经济学家饱受“无形之手”如何重要如何了得的说法之熏陶，总是从技术和经济方面寻找原因。例如说电脑技术的发展，使得蓝领工作的重要性下降，使薪酬对于学历变得非常敏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而现在只是走到比较不公平的一个时段。根据这种理论，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贫富差距拉大；但随后资本变得比较充裕，劳工变得稀缺，工资开始上升，从而贫富差距缩小，出现普遍的繁荣，社会实现中产阶级化。
上述周期论用于描述从初级阶段到中产阶级化的过程，如果还算差强人意，那么拿来说明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反而扩大，却实在没有说服力。至少，包括技术进步论和周期论在内，都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在其他所有发达国家，贫富差距都没有在美国那么大。
克鲁格曼强调，当初是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制度和规范，造就了富裕的和比较和谐的美国。制度方面，包括比较高的税率和讲究覆盖的社会福利，还有工会的适当地位。规范方面，例如“老板与员工的收入差距太大将不利于士气”的社会共识。其他发达国家恰恰都在这些方面做得比美国好。说到底，现在是制度与规范的逆转而非晦涩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整个美国经济中普通全职工人平均工资的40倍，而进入21世纪，这个数字变成367倍，扩大了将近九倍。
贫富不均和政治两极化之间，孰因孰果？经济学家一般认为是经济决定政治，但是克鲁格曼说，他“已经愈来愈确信，因果关系是相反的：体现为两极分化加剧的政治变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认为决定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应该是制度和规范这些社会力量，而不是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

“无缘无故的爱”

克鲁格曼批评美国经济学家饱受“无形之手”理念之熏陶，这个容易理解。但是具体到政治经济孰因孰果的问题，我国学人更加需要觉悟的是，我们曾经长期受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信条的熏陶。我也是经历了一些思想碰撞，才慢慢有这个感悟。
记得1994年春天在白宫办公厅回访时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他的一句仿佛题外的话，曾经给我带来不小的冲击。他说，“你们的经济学认为经济状况决定意识形态，我们却不是这样看”。也许他比较了解过去我们这里的政治经济学，但是我心里有点不服气的是，他应该知道，面向世界的中国学者，已经很少会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教条束缚了。
可是在2002年，我读到杨小凯教授的文章《我的见证》，讲他信主的过程。也许因为我和杨小凯教授一样，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他的这篇文章我读起来感觉非常亲切，并且从中得到许多很有意义的启发。
文章的一个细节是，杨小凯教授说起教友对他们的那种“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的关爱，让他“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读到这里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小凯把教友的关爱说成是“无缘无故的爱”。在我看来，这是有缘有故的呀，出自他们的爱心啊。后来，我才悟到，我国学者头脑里多半已经不自觉的经济决定意识的理念，更多地不是因为修过宣讲“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课或者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源自毛泽东主席的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
我想，小凯的意思，是说世界上有纯粹出于爱心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但是按照《讲话》的语用，这种纯粹出于爱心的爱，却是“无缘无故的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不清楚斯蒂格利茨教授是否知道“无缘无故的爱”的说法，但是他比较正面提出的，是经济状况决定意识形态的理念。对此倒应该承认，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断言，我们多半都可以随口而出，虽然我们未必就相信它。所以，对于克鲁格曼的《良知》，我们也算是饱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熏陶的读者。
按照夏征农主编的1999年版的《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4次印刷），“经济基础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但上层建筑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考研辅导材料上，则会更进一步明确：“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第二性的”。
我猜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断言，来自苏俄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说法，反映毛泽东主席的浪漫主义发挥。是不是这样，盼读者和专家指教。这不等于说他反对经济决定论。除了“无缘无故的爱”，他还写过“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好像还容忍左右发挥出“富则修”的命题。

“无形之手”与社会分配

对于饱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熏陶的中国读者，克鲁格曼给我们展示了政治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的“美国案例”。究竟是经济影响政治，还是政治影响经济？至少在社会分配这个问题上，克鲁格曼认为“因果关系”应该是相反的。
我并不完全认同克鲁格曼的所有看法。首先是这些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只惠及“极少数人”。我的一些在美国工作的学生，就觉得最近十几年收入提高得很快，但是他们似乎不属于哪“极少数人”。还有就是欧洲那些福利国家的情况是否就那么好。事实上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例如《良知》几处把法国作为和美国的对比，可是法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去年还出现了负增长。不过，至少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这两点并不那么直接，因为不管怎么说，那是人家的事情。我倒是觉得，社会分配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应该成为大家的共识。
当前，我国面临贫富差距扩大的严重问题。所以克鲁格曼的分析，应该能够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相当时间以来，“小政府”都是非常吸引人的说法，但是究竟应该“小”在哪里，必须有一个清醒的科学的认识。“市场是个近视眼，趋利避害见能耐。”为了建设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政府不能不管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不能不管教育平等和社会保障。致力教育平等方面，最近开始有一些动作，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服务方面，看来却还是举步维艰。至于社会再分配方面，还没有看到什么具体措施。
对于市场能够做好的事情，政府越“小”越好，不要建关设卡，扭曲资源的社会配置。市场无能为力的地方，政府却责无旁贷。所谓市场难以做好的事情，除了国防和外交，我看主要就是教育公平和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社会保障。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另外，安居问题也应该给予高度关注。现在在我国，不但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了，而且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已经提高了许多。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出这样的转变，以期实现期许的共同富裕。
所以，我们要注意克鲁格曼写作《良知》的社会环境。就干预市场机制的运作而言，美国政府已经很“小”，我们的政府却还是很“大”。就社会福利的覆盖而言，美国政府已经比我们“大”很多。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克鲁格曼批评过“小政府”理念，就浪漫到还要我们的政府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大”。

如果按照克鲁格曼，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利益冲突应该“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那么我们由衷地希望，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政策，在尊重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能够引导中国走上共同富裕的和谐文明的道路。从现在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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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不平等政治
要讨论为何是小布什与切尼最终执掌美国，还要追溯到半世纪之前的一段岁月，当时由年轻的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编辑的《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还在为美国南部有权阻止黑人投票进行辩护--“白人有这样的权利，因为就目前而言，白人是高等种族”，并把以教会与所有权的名义推翻民选政府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赞誉为“真正的民族英雄”。当时艾森豪威尔等共和党领袖决定不挑战罗斯福的遗业，这是引发这场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小规模运动的主要原因。
多年之后，这场小规模运动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者与反对者皆称之为“保守主义运动”。该运动由各种人员与机构组成，其网络覆盖面远远超越了通常观念里的政治生活：除共和党与共和党政治家外，保守主义运动还包括传媒机构、智库、出版社等。人们可以在这个网络里度过整个职业生涯，而且有人的确是这么做的。他们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保持政治忠诚，便能得到回报。倘若一名自由主义者办砸了一场战争，然后又违反道德准则奖赏自己的情人，他也许会担忧自己的就业前景；但共和党人沃尔福威茨却没有这种忧虑，因为美国企业研究所早已放了一把交椅，等着他来坐。
曾有不少共和党政治家游离于保守主义运动之外，但现已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若有人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日子就会相当难过。林肯·查菲（IAncoln Chafee）就是个例子。他是罗德岛州前参议员、一位温和派，在2006年的初选中遭遇了来自右翼的肮脏挑战，从而在普选中失利。虽说为了保持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明显也很需要查菲，但为惩罚异己，他们在所不惜。
金钱是保守主义运动的黏合剂，而资金主要是由一小群超级富豪和一些大公司提供的。所有这些人都注定会从贫富不均的加剧、累进税制的废除与福利国家的倒退中获益，简言之，从“新政”的逆转中获益。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工作不外乎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反税活动分子、保守主义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格鲁夫·诺奎斯特（GroverNorquist）曾透露说，他想把美国带回到“社会主义者夺权，即泰迪·罗斯福（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昵称。--译者注）上台前的美国。所得税、遗产税、管制，这一切统统取消”。
保守主义运动说到底是要逆转损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从根本上讲，它是反民主的。但不论当年这一运动的创始人对佛朗哥的行事方式有多么崇拜，在美国，毕竟要通过选举才能取得政治权力。如果潜在的捐款人依然认为，鼓吹可能拉大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是自寻死路--在巴利·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于1964年大选中惨败后，他们有绝对的理由这么想--就绝不会有人投入这么多的钱。保守主义运动之所以能从美国政界的一个小配角变成主角，就是因为它已证明自己有能力赢得选举。
罗纳德·里根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他在1964年开始政治生涯的演讲“抉择的时机”（A 1'ime for Choosing），以及在1966年成功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过程中发表的一系列演讲，都预示了一些政治策略，在其后的四十年间，这些策略将为他以及其他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员服务。后世为里根歌功颂德的人将他描绘成秉持保守主义高尚准则的模范，但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里根早期政治成功的要诀是迎合人们在族群与性别上的焦虑感，拿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做文章，而且最重要的是，以隐秘的方式利用白人对民权运动及其影响的逆反情绪，从中渔利。
本书要传达的主要信息之一是，在我生长于斯的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本质上都与种族有关--也许很多读者会对此感到不适。美国为何是唯一不向全体公民提供医疗保障的发达国家？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原罪，即奴隶制的遗留影响。在发达国家中，为何只有美国存在一个想要逆转福利国家的主要政党？原因就在于白人对民权运动的不满。里根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镇以一篇主张州权的演讲开始了他在1980年的竞选之路，而这里正是三位民权活动者遇害的地方；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之所以能完全掌控国会，就是因为发生了“南方大倒戈”，即南方白人从压倒性地支持民主党转向压倒性地支持共和党。
新“新政”
在2004年大选后的几个月里，我承受着一些来自新闻界同行的压力。他们说，我不应再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批评小布什政府以及普通的保守派。“选举说明了一些事，”他们告诉我。但现在回头来看，2004年大选越来越像是保守主义运动的最后一场狂欢。
共和党在2002年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靠的是竭尽所能地拿恐怖主义做文章。现在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小布什把我们拖入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想让战争心理一直笼罩在人们心头，同时他还希望，犹如探囊取物般地打一场胜仗，将有利于他的竞选连任。或许伊拉克战争的确为小布什赢得了2004年的大选，虽说当时的战局已有恶化之势。
此后，战局就真的恶化了，这并非意外。当小布什入主白宫时，保守主义运动最终发现自己掌握了一切权柄，同时也很快地证明了自己治国无能。这股运动将所有东西都政治化，又将政治忠诚置于其他所有考虑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任人唯亲、腐化堕落的风气，并弥漫到小布什政府的一举一动中--从伊拉克重建的一败涂地到应对卡特里娜飓风的糟糕表现。小布什政府的种种错误与失败很好理解，因为保守主义运动已控制了政府，这股运动一心要实施违背多数美国人利益的政策，而政府又必须竭力以欺骗、转移视线、向支持者滥发赏赐等方式来弥补这一内在缺陷。美国人日益鄙视小布什及其执政班子，这一情绪帮助民主党人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
一次选举也许并不代表潮流，但有一些更深层的力量在动摇自里根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以来保守主义运动便一直在使用的那些政治策略。说得直白点，关键在于美国选民的“白”度在日渐降低。共和党的策士想把在选举中分量越来越重的西班牙裔与亚洲裔选民同非洲裔美国人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