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传：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学者+书籍共享+品味评论+豆子！！

jh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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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在回忆顾准对他的影响时说：\"顾准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影响，

甚至可以说导致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我后来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治学态度以及为人处世，

无不浸润着他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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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顾准（1915—1974）思想家、经济学家。1915年生于民国初年从苏州移居上海的一个中医家庭，在

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

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会计学，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

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20世纪30年代，

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是上海知名的会计学家。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

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


　　顾准于1930年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

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4年后，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

长。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

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

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194

0年后，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

海区财经处副处长。后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

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

厅长。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

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

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

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

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

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成为探索市场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运行的第一人。并写成《试

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57年担任中国科

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

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再次被

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4月，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自杀。他遭受迫害期

间，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

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74年12

月3日因患肺癌病逝。

　　顾准对经济学、会计学研究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银行会计》、《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

《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

府会计制度》、《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翻译作品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论文集》（琼•罗宾逊）。文集有《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

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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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年读顾准

周其仁

一本旧杂志，二十几年来搬家多少次，从来舍不得处理。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创刊的第1期。不

过，这不是于1980年1月10日正式出版的那本第1期，而是内里注明“1979年10月6日付印”、封面左

上角印有“样本”字样的第1期。当时听说此“样本”只印了200份，送各方审查和听取意见。当年的

一位朋友为我搞到了一本，阅读的时候，应该是1979年年底。

“样本”共刊发十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注明“顾准遗作”——“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

展”。编者按语这样介绍作者：“……曾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组组长等职。1974年12月死于

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又介绍该文：“此文是1973年6月作者在被当作‘专政对象’，失去自

由的情况下写的一篇读书笔记，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条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是的，这是顾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重读《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笔记。全

文分为四节。起笔陈述作者选取的角度和思考的中心问题。随后第二节、第三节，集中阐述马克思研

究的“现代资产阶级”，是欧洲文明的独特产物。第四节“余论”，联系“我们的问题”展开进一步

的讨论。全篇文字朴实无华，但思想上的感染力却无与伦比。这是我第一次读到顾准的作品，离他写

作的时间不过六年多一点，说“爱不释手”，仅可以勉强形容当时的感受。

“样本”刊发的顾准遗作，到了正式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就被抽掉了。当然没有人公开交

代不准发表顾文的理由。不过因此一来，我手头得到的这篇顾准遗作，更令人觉得弥足珍贵。这篇在

顾准生命最后几年里写的笔记，要到1992年才被收入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当时顾准的女儿远在夏威夷，专门给在UCLA读书的我邮寄了一本）；再过2年，才被收入由贵州人

民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集》。回头看，如果不是得到了这份创刊的“样本”，我读顾准作品的时间

起码要推迟十几年！

顾准就有这样的力量，你读了他的文字，就想知道他的情况——究竟什么样的生命经历，才可以产生

这样的思想？于是，“样本”关于作者语焉不详的介绍就令人感到不满足。不过，还是要等十几年，

在《顾准文集》收录的“顾准传记”公开出版之后，我才比较完整地了解到顾准先生的生平：

——顾准生于民国初年从苏州移居上海的一个中医家庭，在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

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

——在上海立信事务所和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顾准工读并举，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

士，早在1934年就出版了银行会计方面的专著；

——在日本侵华的大背景里，顾准于20世纪30年代先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后加入中国共

产党。40年代，他在苏南、苏北抗日根据地和延安工作。抗战胜利后，顾准回华东工作，先后担任中

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

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

——在领导上海财税工作时期，顾准从上海大型工商企业一般已采用比较健全的现代会计制度的实际

出发，提出“查账征税”的办法。不料，因为与当时有关部门“民主评议征税”的办法不同，竟然在1

952年被定为“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随后又接二连三受到处分、撤职；

——1956年顾准调入经济研究所，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

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成为探索市场关系在社会主义

经济中的运行的第一人；

——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

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

遭受迫害，最后病逝于1974年12月3日。

“顾准传记”是他的亲哥哥陈敏之先生写的，读来情真意切，非常感人。不奇怪的，因为作者是一位

在顾准生命的最后历程里，始终对他关爱和关心的兄长。作为当时绝无仅有的对话者和倾听者，陈敏

之也比任何人更知道顾准的价值。他精心抄录并仔细保存了顾准的笔记手稿，直到后来不遗余力地为

公开出版顾准遗作而四处奔走。没有陈敏之，我们是不可能读到顾准的文章的。

很让我感动的是如下记载：“他把自己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事件作了比较之后，心

情变得冷静而充满理智，对自己反复多次长期身处逆境，并不怨天尤人，处之泰然。”他身体力行居

里夫人的一句话——即使在人类知识宝库里投进一粒沙子也是伟大的——“在常人不能设想的那种孤

寂和清贫的环境下”，探索历史和未来。“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在他和我的通信中，写下了现在汇

集在这里的这些笔记形式的论文。”

是的，顾准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还不是他思想的勇敢和执著，而在于他在任何情况下也绝不放弃的

科学精神。回头看那篇我在1979年读到的笔记，他把马克思的著述当作科学，而不是当作教条或打人

的棍子来对待。那可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年代，根本无须读什么马克思，就可以“大批资本主

义”。但顾准偏偏不是那类对人类知识连半点沙子的贡献也没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顾准把马克思

放到有过希腊罗马“自由市民社会”传统的西欧历史中加以理解，而他的出发点和立脚点，永远是历

史上从来没有自发产生过资本主义的当代中国，特别是他以生命体验过的种种“我们的问题”。


在“样本”的顾文中，编者按说顾准“生于1916年”。这是错了的。根据陈敏之的传记，顾准生于19

15年农历5月19日。算起来，今年是顾准的90岁诞辰。时近先生的忌日，睡不着，写下以上的文字纪

念他。

2005年11月10日

秋水小柯

好书

秋水小柯

转两个帖子

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

作者：邢小群


邢：您与顾准是生前好友，想请您谈谈您和顾准交往的前前后后。

吴：其实顾准也是两次进我们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了。

第一次是1956年孙冶方调到我们所的时候，顾准想退出实际工作，考虑些问题，就从建工部调到经济所，任财政组组长。但他什么事都不管，从早到晚都钻在书库里。他留下的经济学文章就是那时写的。他觉得解放以后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提出了市场调节。他的“市场调节”文章是很理论化的。但是到粉碎四人帮以前，还没有人能达到他的那种境界。像戴园晨、许毅提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交换或内部交换，是商品，也就只到这个程度；孙冶方提出第二价值规律可以起调节作用，但是他提出的价值规律并不是市场规律。顾准讲的价值规律可是市场规律，是用价格的自由波动来调节生产。在这期间也有人提出市场经济，但那是很抽象的概念，连共产主义也称之为市场经济。唯一从实质上讲市场经济的，就是顾准。

就在这期间，所里爆发了一场青年人和党支部的争论。争论后，当时的代所长在审干中出了点什么问题，上面就想让顾准当代所长。但是他不愿意当。因为原党支部宣传委员是林里夫。林里夫是顾准入党时的区委书记。他说，他不愿意扮演取代上一届领导的角色，于是就要求调走。而后，他被调到了科学院的综合考察委员会。在综考会就办了一件事，便惹出了麻烦。他到黑龙江考察，与苏联几个专家没办法相处。在黑龙江搞水利，所有的好处都是苏联的，害处都是我们的。他就与他们据理力争。当时考委会有个人，老说老大哥怎样怎样，他就骂那人是洋奴。那人就把他的言论记了下来，往北京报，正赶上反右，为这事，他就被打成右派批斗了。我那时也挨了批，不知道怎么批的他，只知道对他的问题在科学院范围发了很多材料。他自己后来说，那次是误会。

第二次到经济所，是摘了右派帽子之后，从河北赞皇劳动回来，到我们所政治经济学组。赞皇在河北省太行山边，在那儿劳改的也不完全是劳改犯，有的没戴帽子的也在那儿劳改，像李泽厚。他和李泽厚俩人，一边抬筐，还一边讨论问题。

他当了右派以后，由于劳改，接触了农民，才有了反思。他说解放初那一次在上海被免职，对他的触动并不大，

邢：也就是说当了右派以后，才开始深入地反思。原先他的思想还是正统的。

吴：他的认识是一步步深化的。第二次来经济所，看法就很深刻了。那时我们属于革命派，不理解他的想法。他那时主要做翻译。

邢：他当了右派就不能搞研究，只能搞资料了吗？

吴：不是，他还是在政治经济学组搞研究。我观察，孙冶方是非常尊重他的，是把他当老师的。他们是好朋友，生死之交。所以孙当所长，还能保护他。他自己干自己的，很少和我们交往。批孙冶方时，是先拿孙的好朋友开刀，一个是骆耕漠，一个就是顾准。想说明孙的朋友都是叛徒、修正主义分子。这段时间顾准翻译了好些书，比如熊彼特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本书就是那时翻的，做了些理论准备。那时中宣部工作组，就是从他们打起。先是把骆耕漠打成叛徒，给顾准第二次戴右派帽子。他第二次戴帽子，是因为他的外甥在清华，被打成反动小集团，说出了顾准平时和他讲的事。然后说那些学生是受了顾准的影响。孙冶方的罪证里还有一条，是他曾对在中国的苏联专家、苏联统副计局长索伯里讲过大跃进是头脑发昏。用俄语说的。他的随从中懂俄语的人就记了下来，揭发了他。所以说他里通外国。我们这些人都批判过孙冶方，但他后来说，不要再提了。但对有些人他至死是不原谅的。

这一段，我是政治经济学组的学术秘书，是小组长，代表官方组织学习会。学习会就是斗争会。当时我还不理解顾准。后来，我比较理解他了。那是1968年，学部分成三派，一派叫联队，一派叫总队，一派叫大批部。总队是最先当文革筹委会。联队是造反派，夺了权，把总队打成保守派。先是总队斗我们这些学术秘书，后来联队上来了更厉害。联队里有一批温和派，出来反联队，成立大批部。我们也算是大批部了。

邢：当时顾准干什么呢？

吴：顾准就是在旁边看。后来他对我们说，你们革命呀，造反呀，不过是人家手里的棋子。

后来总队和大批部联合起来把联队彻底打垮。清查“5.16”时，联队全成了“5.16”。不久，总队的朋友翻脸了，又开始整大批部。首先从陈吉元身上突破。陈的妻子是煤炭部的。他本来要随妻子孩子去煤炭部干校。军宣队、工宣队的人说，让你爱人先走，你把专案组工作结束一下，随后就去。他爱人走了以后，军宣队找他谈话：说我们打“516”一打一个准，你是知道的。现在有人揭发你，你自己考虑。专案组非常黑，说：你只要承认了，马上放你走。他就承认了。一承认就坏了，让他揭发交待。他就把大批部的人都交待出来。周叔莲、张卓元、黄焕章、乌家培都被他揭发了出来。最后说我也是“516”。他知道我不会承认，就当场指认。有一件事倒是真的，我们曾议论反周的背后是康生。

邢：把您打成“516”了吗？

吴：说我的案完全可以定，不过帽子先拿在人民手中。那时斗我们，是在学部的农场，一个点一个点地斗。孙尚清说，别再斗吴敬琏了，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于是我就被弄到劳改队。到了劳改队，在劳改队我什么都干过，就起圈这件事我干不了。稀糊糊的，一铲子下去，怎么也铲不起来。别人都忙于斗争，就让老劳改犯带我。顾准说，你哪能干得了这个活，我来。以后，我就一直和他在一起劳动。当时我38岁，他已经50多岁了，他那个时候已经吐血了。

邢：干校之前，你们的关系如何？

吴：在干校之前，我们关系很一般。过去批孙冶方时，我是学习组长，他是反革命。但是这一段，他对我非常照顾。不过，也没有太深谈。后来是到了明港（干校的另一个点），才谈得多起来。明港在铁路边上，是部队的空房子。到那里，就不劳动了，天天搞运动。人家搞运动，我们就是听候传斗。要斗你了，就去。这时候我与顾准就比较熟了，讨论也就多了。

开始的时候谈的还比较学术。他说，中国的事不容易看清楚。要看清楚，就得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漫游。各个文化领域你都要知道，从而对整个人类历史重新作一番整理。漫游，要有工具。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学英语。那时有个叫张纯音的同志也学习英语，被发现了。她是革命群众。在全院大会上，军宣队说：尼克松要来访问了，有人就学英语，她要干什么？但是因为原来军宣队干预顾准看《圣经》，他把军宣队批了一顿，军宣队对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就沾他的光，一块儿学英语。

庐山会议以后，军宣队慌了神。他们批陈伯达，我们不能参加。顾准说，他们是“左派反革命”，我们是“右派反革命”，我们不和他们一块，我们看我们的书。我们就从希腊史入手，开始搜集资料，看一点有限的书，如缪灵珠译的《古希腊史》等等。一天到晚没事，看了就讨论。

顾准是要探索民主制的源头。他认为，过去从苏联那里来的关于原始公社民主制的假说，是站不住的。因为中间经过王政时代，经过寡头专制。从原始公社到希腊城邦民主，这中间不是一种直接演化关系。而以前，我们读的社会发展史，共产主义似乎被说成是原始民主制的复归，公有制度一定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不管它实际上是什么。这种历史叙述，就是灌输一种理念，公有制情况下的政治一定是民主制，这和历史事实不符。四人帮的时代，就是专制，根本谈不上民主。为这个事，我们讨论了很久。他后来和别人说与我聊天是一种享受，大概就是指这一段。

我们从各种各样的假定来讨论。后来我考虑到，民主制度的建立，比较顺利的是美国。它与小亚细亚移民建立的国家很类似。当初希腊人，不管因为逃债，还是其它原因，逃到了小亚细亚殖民地，或是被放逐到这个地方，他们和原来的等级关系已经切断了，面对着强大的异族势力，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了民主制度。然后，母邦再把殖民地的制度移过去。顾准认为，这个假说比较切合实际。我当时没有考虑到，其实市场经济是民主制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需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保护。所有权的多元化和政治上的多元化是一致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发育我们的市民社会。那时资料占有比较少，但路子大体是这样。思想渐渐形成，用这种思想评论当时的事件。比如批林批孔，到底要干什么？我们俩的交流，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可能当时，在他所有的朋友里，与我的交谈是最深的。

邢：他后来给陈敏之的信也是说的这些。

吴：是的。后来我们回北京，顾准不能回家，只能在学部大院住。本来也不让我回家，我不理那些，就回去了，也没再抓我。顾准和周叔莲也很好，他们都住在大院里。但最要好的，一个是张纯音，一个是我。张纯音是上海人，父亲是老一代心理学家张耀翔。她不关心政治，只是对当时那一套看不惯。她和顾准说上海话。我也听不懂。她在生活上很照顾他。她的女儿咪咪视他为导师，他们一家人都和他好。

他去住院那天，是我陪他去的，他说他感觉不好了，痰中带血，越来越多。去了以后，大夫说有问题，就把他放在急诊室。但住不了院。因为顾准还戴着右派帽子。我就找到骆耕漠，骆就找到协和医院党委书记杨纯。顾准、骆耕漠在新四军当首长时，杨是红小鬼。骆耕漠当时带着叛徒帽子，眼睛瞎了，自己去求杨纯。杨纯派了一个秘书，收顾准住了院。

大夫查房时，用英语说，痰里有癌细胞。顾准当然就知道了。于是，他叫我去，说要同我长谈，并说“我过不了多久就会说不出话了，就谈不了。你呢，以后也不用来了。”他说，我认为中国 “神武景气”还是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就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能拿得出东西。

邢：他所说的研究是指原来你们的希腊问题还是经济学？

吴：都不是。我曾对他说，你的著作不应该叫希腊城邦研究，而应该叫东西文化比较。因为他的目的是要从比较中得出很大的结论来，包括政治、经济制度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说，你不怕人家发现你的意图？他笑了笑，说，可惜啊，像你这么聪明的不多。他认为中国的振兴是会到来的。他说的“神武景气”要到来，不是指经济，而是指政治。他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是不对的。

据我的观察，孙冶方与他分开的时间很久，孙冶方从监狱出来，顾准已经去世，但孙的想法与顾准是很接近的。孙冶方的学问不如顾准大，他的体系基本上就是《资本论》那些东西。因为他过去在苏联读书，是从批布哈林中学的经济学。但孙冶方的家庭背景和年青时在江南的经历，使他很容易同顾准相通。

本来陪他的都是经济所的年轻人，那些都是他的专案组的人。他说和他们在一起难受。有一天，顾准让人带话给我，希望我去陪他。我那天下午去，当天晚上他就死了。他也是有预感的。我去时他妹妹先来了，守在门外，但他活着时，他们就没见上面。因为他妹夫施义之当时是公安部代部长。

邢：前些时，我听说，其实顾准和他的妹夫是谈得来的。施在西安当军政委时，还专门开车到河南干校去看他。后来当公安部代部长时，就没法与他接触了。施还找过总理，要求换一个部，他不想在公安部。

吴：顾准对他妹夫完全理解。他说在苏联干保卫局的没一个有好下场。他们全家都坐在火山上。

总之，在当代，像顾准这样深刻观察中国问题的思想家很少很少。

转自：邢小群的博客

秋水小柯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


　　　　　　　　　　　　　　　　　　　　　　顾准

（一）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么把社会主义设定为民主的目的又怎样？

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

那么，我反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我们现在的民主，在其下作政治活动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可以，而且大体必定会在这个共同前提下，各自提出自己的政纲和主张。这叫做社会主义两党制。

（二）你不赞成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在东方某些国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你不觉得恶心吗？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列宁说什么直接民主。不错，我们见到过初期的工厂苏维埃。可是，这个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搞政治终究不免是一种专门的行业，直接民主，不久就会被假民主所代替。没有两党制，散在于不以政治为专业的群众中的各种意见，会被“拥护”的高声呼喊所淹没。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５６年苏联的历史，２４年中国的历史，难道还没有充分证明这一点？

除以上两条外，其他几条你对我的批评，全都同意。至于所谓哲学上的多元主义，无非就是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的意思。关于终极目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展开，我倒很乐意和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１７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１７８９年和１８７０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上辛勤努力地证明这种趋向可以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１９１７年它真的成为现实了。成为现实了，并不是没有问题。对此，我们谈过，下面还要谈到。

上面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想指出，这两次革命都是注定不能成功的。罗伯斯比尔为了保卫革命，打退侵略，不能不破坏资本主义秩序。按照他的逻辑，革命的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拿破仑主义——用拿破仑法典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用彻底的独裁和对外的军事光荣，既压住资产阶级又压住无产阶级，使两者都为帝国效劳，而不使两者发生激烈的冲突。逻辑上唯一可能的结论是拿破仑主义，他只能为拿破仑清道。但是，《９３年》（雨果著）却是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

１８７０年，成功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姑且假定，公社打败了梯也尔，俾斯麦能听任法国成为公社的法国，像《法兰西内战》所描绘的那样吗？而且，公社内部并没有产出出坚强的领导中心（你对这一点是看透了的），这种领导中心，唯有在１８７０年以后又过了４０年，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工会的领导权，并且为一大批最有毅力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所真正掌握了的时候，才能形成。

此外，公社对镇压反革命和进攻凡尔赛的软弱，是和１７９３年遗留下来的影响有关的。１７９３年在欧洲留下来的影响，最深刻的是它们的恐怖主义。要知道，马迪厄的称颂罗伯斯比尔的《大革命史》，是２０世纪的产物。直到西方文明传到中国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是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的反应，是巴黎公社较弱的原因。

正是巴黎公社的失改，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现在，１９１７年有了充分的条件了：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１９１７年的革命胜利了，而以上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

１９１７—１９６７年，整整５０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５０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

１、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２、１７８９年、１８７０年、１９１７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３、１７８９年、１８７０年、１９１７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说过很多了，暂时不补充了，待你批驳后再说。

关于第二个问题，晚近的材料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准备多说几句。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这股潮流，没有限于英、美，它把法国、北欧、西欧、日本等等都包括进去了。它有过极其残暴的表现：殖民主义、分割世界、帝国主义，它曾经想扑灭１９１７年的革命，它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等。在英国，１８７０年以后直到第二次大战为止，确实有过盛大的海外投资，把国内的经济发展都耽误了等等。

可是，它也有另外一种经常在活跃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因此，在帝国主义时期，在过霍布森（Ｊｏｈｎ　Ａｉｌｅｉｎｓｏｎ　Ｈｏｂｓｏｎ）（他写的《帝国主义论》，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原本）、维布伦（Ｖｅｂｌｅｎ）等等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大英帝国的伦敦，庇护了马克思和他的“国际”。它还在它的内部发展起来了职工运动。这种职工运动固然把工党，甚至本来是马克思的社会民主党吸收到它的体系里面去，成为它的机体的一部分，然而也发展了一种“民主福利国家”。我最近涉猎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文献，有几件事很可注意。美国的利息、股利、地租等不劳而获的收入，１９１４年是１９４５年的两倍。工资在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战后的２０年中从６０％上升到８２％，他们的知识分子，现在正在强烈地鼓吹平等主义等等。至于另外一些事情，从西方新闻中可以获悉的，则有西方的军备支出，愈来愈受到国内福利支出的压力而不易扩张。相反，苏联的国民收入则有４０％用于军备；军备竞赛的主动权，现在竟已操在苏联手里。又在那里，像萨哈罗夫这样的人正在受到政治的威胁——这可以说是因为他的自由主义帮了帝国主义的忙吗？

这样看起来，１００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１９１７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

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像了。

这就可以谈谈终极目的了。１７８９年、１９１７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１０００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面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可是，这些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１９１７年革命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他们将及身而见共产主义。当时的青年，现在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叫共产主义，迄今的定义，与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愈来愈纷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也没有多少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则是：即使以现在的状况而论，苏联和中国的普通人比过去好得多了——假如真有共产主义的话，他们现在比几十年前离共产主义近得多了。也许，让１０００年前的人活过来看现在的世界，他们会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们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问题（按辩证法说叫做矛盾）。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

说过这一段话，民主这个问题似乎也好解决一些了。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１００％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我说过关于民主和进步、民主和科学的关系的许多话，上面也算是又一种解释吧。

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９日

秋水小柯

顾准日记也值得读

留个坑，改天写点读后感

萨拉丁001

顾准文集，我也有，还有电子版的，改天上传给大家分享！！！

jarodlau

报告楼主：网盘里的资料没有了。能重新共享下吗？我想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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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hkq

我们在上科学社会主义这门课的时候，老师说其实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列宁晚年对商品经济的认识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产品经济、产品交换和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进而，列宁提出了商品经济是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心环节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必须以市场，商业为基础来间接组织经济，即国家的任务在于“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同时，经济建设必须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其动力基础，因此，把列宁晚年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称为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当并不为过。